曆史學家高華論富田事變 （4）

中共工作重心向江西蘇區轉移，首當其衝的問題是如何協調中央與毛澤東的關係，及如何評價毛在江西的工作。從這一時期周恩來的言論中可以看出，中共中央對毛並不盡然滿意，但是周恩來卻常以自我批評的口吻談論這類問題。1930 年8 月22 日，周在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會議上發言說：「我們過去一方麵屢屢批評農民保守觀念的錯誤，另一方麵反對單純軍事遊擊式的策略，中央還特別提出割據的錯誤，對於根據地確實注意得比較少，這是工作中的缺點」。①

既然已經發現了問題的症結所在，下一步的措施就必然是加強中央對蘇區的領導和紅軍中黨的領導。在9 月29 日政治局會議上，周恩來要求中央派自己前往蘇區工作。次日，周恩來又在中共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強調在紅軍中黨的領導要有最高權威。

1930 年10 月3 日，六屆三中全會後的全黨最高核心——中共中央政治局三人常委會成立（由向忠發、周恩來、徐錫根組成，周恩來為實際負責人），初步決定由周恩來、項英、毛澤東、餘飛、袁炳輝、朱德和當地一人組成蘇區中央局，派項英先行前往江西。10 月17 日中央政治局最後確定組成以周恩來為書記的蘇區中央局，在周恩來未到達之前，由項英代理書記一職，以蘇區中央局為蘇區黨、軍、政最高領導機構。10 月29 日周恩來起草中共中央致紅一、紅三軍團前委的指示信，通知毛澤東：「蘇區中央局在項英未到前，可先行成立，暫以毛澤東代理書記，朱德為紅一、紅三軍團總司令。目前一切政治軍事領導統一集中到中央局。」②

① 《周恩來年譜》，頁185。

② 《周恩來年譜》，頁192。

至1930 年10 月，中共中央為貫徹斯大林和共產國際指示的具體措施已經落實就緒。為配合中共中央向蘇區的轉移，周恩來在9、10 月采取了更為細致的部署：

在上海舉辦從蘇聯返國準備前往蘇區的軍事訓練班，一批軍政幹部如張愛萍、黃火青等參加學習後被派往江西蘇區。安排從蘇聯學習返國的劉伯承、葉劍英、傅鍾、李卓然等把蘇聯紅軍步兵戰鬥條令和政治工作條例譯成中文，並送往蘇區。

主持打通了比較固定和安全的由上海前往江西蘇區的秘密交通線，成立了以吳德峰為局長的中共中央交通局。

積極籌備建立自莫斯科共產國際總部至上海共產國際遠東局的大功率秘密電台和上海中共中央機關至江西蘇區的無線電聯係，莫斯科—上海—江西蘇區的通訊渠道即將全部打通。

項英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以中共江西蘇區最高負責人的身分，肩負加強中共中央對江西紅軍領導的重大使命，沿地下秘密交通線於1930 年底抵達江西蘇區。

項英是中共黨內少數出身產業工人的高級領導人之一，他於1921 年在武漢加入中共後，長期從事工人運動，曾在1928 年赴莫斯科參加中共六大，是1925 年中共四大後的曆屆中央委員會委員，在中共六屆一中全會上又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項英對從蘇聯學來的馬列理論有著堅定的信仰，對斯大林和蘇聯「感情」較深，個人性格和作風則比較拘謹和嚴肅。

1930 年11 月下旬，項英從上海出發，當他剛一抵達江西蘇區就聞知不久前在贛西南紅軍內部爆發了一場矛頭直指紅四軍總前委書記毛澤東的富田事變。

項英領導的蘇區中央局成立後的第一項工作就是處理富田事變。1931年1 月16 日，發出《蘇區中央局通告第二號——對富田事變的決議》，一方麵表示「完全同意總前委對富田事變所采取的鬥爭路線」;另一方麵，又在相當程度上衝淡了毛澤東等對富田事變性質的看法，主張采取較為緩和的、有區別的政策，以緩和蘇區內部的緊張關係，避免紅軍的分裂。

《決議》的矛盾性和含混性集中體現在對富田事變性質的看法上。項英認為「江西省行委中之段良弼、李白芳及二十軍政治部主任謝漢昌等均係AB 團要犯」，彼等發動「富田事變」是「分裂革命勢力」「分裂紅軍」的「反黨行為」並決定「將富田事變的首領段良弼、李白芳、謝漢昌、劉敵、金萬邦等開除黨籍」; 但與此同時，項英又聲稱富田事變不是AB 團領導的反革命暴動，而是「無原則的派別鬥爭」。並責令贛西南特委和紅二十軍黨委，停止黨內互相攻擊，聽候中央局調查處理。

如果說，項英在對富田事變性質的認識上采取了折衷主義的立場，那麽，項英針對「肅AB 團」擴大化的尖銳批評，幾乎就是直接指向毛澤東的了。《決議》重點批評了「過去反AB 團取消派鬥爭中的缺點和錯誤」，並列舉其主要表現：「第一非群眾路線，許多地方由紅軍或上級機關代打」，「第二是盲動，沒有標準，一咬便打」。項英強調：今後「必須根據一定事實和情形，絕對不能隨便亂打亂殺」，「也不能隨便聽人亂供亂咬加以逮捕」；「黨在每個鬥爭中都應以教育方式來教育全黨黨員。這樣才能使黨走上布爾什維克的道路」。①

項英的上述態度與他對毛澤東的複雜的觀感密切相關。項英在大革命時期雖與毛澤東有過一些工作接觸，但他在未抵江西之前，對江西蘇區的認識全憑在上海中央機關所看到的來自蘇區的零散的報告和周恩來的介紹。項英在性格上較為直露和坦率，與毛澤東是完全不同的兩類人。因此，一經發現富田事變的原委，項英很快就掩飾不住對毛的不滿。但是，項英畢竟是一位老共產黨員，十分了解毛在1927 年後對黨與紅軍的貢獻及毛在江西蘇區所擁有的舉足輕重的地位，自己又甫抵蘇區，深知不能公開指責毛澤東，所以在對富田事變性質的判斷及處理方法上煞費苦心，既要考慮到維護毛澤東的威信，又要堅決地製止、糾正毛在「肅AB 團」問題上的錯誤。然而隨著項英逐漸熟悉江西蘇區的內情，他原先對富田事變性質的看法進一步發生變化，對毛澤東的批評也日趨尖銳。

1931 年2 月4 日，項英以蘇區中央局的名義發出《中央局給西路同誌信》:「飛函王懷、叢允中等同誌及各黨部派一人及有關係諸同誌（如陳正人，紅軍學校等）來中央局討論，將一切得到一個最後的解決。」項英在這封信中還明確表示那種認為「二全會」是「AB 團」會議的看法是錯誤的，② 顯示出與毛完全不同的態度。項英這封信表明他已看手準備富田事變的全部善後處理工作。1931 年2 月19 日，中共蘇區中央局發出第十一號通告，事實上修正了1 月16 日《決議》關於富田事變是段良弼等人領導的「反黨反革命」行動的看法：

① 〈蘇區中央局通告第二號——對富田事變的決議〉（ 1931 年1 月16 日），載《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14冊，頁 639－42。

② 毛澤東在〈總前委答辯的一封信〉中強調：「二全會議主要反對二七會議，開除劉士奇就是反對二七會議，反對毛澤東」。

中央局根據過去贛西南黨的鬥爭的曆史和黨組織基礎以及富田事變客觀行動事實，不能得出一個唯心的結論，肯定說富田事變即是AB 團取消派的暴動，更不能有事實證明領導富田事變的全部人純粹是AB 團取消派，或者說他們是自覺的與AB 團取消派即公開聯合戰線來反黨反革命，這種分析和決議正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唯物辯證論的運用，是鐵一般的正確。①

① 轉引自戴向青、餘伯流、夏道漢、陳衍森：《中央革命根據地史稿》（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年），頁311。

《通告》宣布開除李韶九、段良弼等五人的黨籍，對其它人，隻要「證明未加入反動組織（AB 團），承認參加富田事變的錯誤，絕對服從黨的決議的條件之下，應允許他們重新回到黨的領導下來」。

2 月19 日後，項英把主要精力放在動員紅二十軍返回河東，毛澤東盡管感到項英的壓力，卻因身係事件中心，一時明顯處於下風，難以有所作為，隻能暫取觀望之態，遂把全部身心投入指揮和國民黨「圍剿」部隊的作戰中。

項英首先責成富田事變時躲回家鄉的紅二十軍政委曾炳春回到河西紅二十軍中去作說服動員工作。並隨帶中央局指示，通知贛西特委負責人和參加事變的領導人回蘇區中央局開會，並委派幹部去永陽解散由謝漢昌等成立的江西省行動委員會。

是否去蘇區中央局開會，這是關係到領導事變負責人的人身安全的關鍵性問題，在這個節骨眼上，項英的個人威望起決定性的作用。據曾山回憶，謝漢昌等對項英抱很大希望，「估計項英同誌是支持他們的」，在這種預期心理的作用下，1931 年4 月間，富田事變的主要領導者謝漢昌、劉敵、李白芳等及西路行委書記王懷，遵照項英和蘇區中央局的指示，回到寧都黃陂蘇區中央局駐地參加會議，「向黨承認錯誤，請黨教育」，隻有段良弼一人因去上海中央匯報富田事變而未前往。紅二十軍的官兵也遵照蘇區中央局的指示，「努力向泰和、固江北路殲滅各地地主武裝，奪回被迫反水群眾」，但是等待他們的命運卻是他們和項英都未曾料到的：中共中央否決了項英對富田事變性質的評價及其處理方法，謝漢昌、劉敵、李白芳等及紅二十軍、贛西南大批黨員幹部的出路隻有一條：被槍斃！

三、「肅AB 團」烽火再起：中央代表團貶斥項英，支持毛澤東

根據迄今披露的資料顯示，1931 年2 月13 日中共中央第一次對富田事變作出反應。

1930 年11 月至1931 年1 月，是中共曆史上的一個特殊時期；上海中央內部圍繞「糾正立三路線錯誤」的問題發生了激烈的爭論。從莫斯科中山大學返回，原先在中共黨內地位較低的陳紹禹（王明）、秦邦憲（博古）、王稼祥等要求召開緊急會議，改組在和「立三路線」鬥爭中「犯了調和主義錯誤」的以周恩來、瞿秋白為核心的中共中央；而以何孟雄和羅章龍分別為首的「江蘇省委派」和「全總派」，在一度與陳紹禹等聯絡反中央後，又轉而反對陳紹禹新提出的召開中共六屆四中全會的主張。黨內各派別的爭論使中共瀕於分裂，最後，在1930 年12 月中旬秘密抵達上海的共產國際代表米夫的親自主持下，中共中央於1931 年1 月7 日召開了擴大的六屆四中全會，強行統一了全黨的認識。會議改選了中央政治局，陳紹禹在米夫的支持下進入了中央政治局，由周恩來、向忠發、張國燾組成中央常委會，仍由向忠發擔任總書記一職，但從此中共中央實際由陳紹禹、周恩來掌握。1 月27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舉行會議，一致通過開除繼續反對中央的羅章龍的中央委員及黨籍，至此，開始了中共黨史上被稱之為「王明左傾路線統治時期」。在這次會議後，原有的黨內紛爭基本結束，中央政治局的工作走上軌道。

一經解決了黨內的分裂危機，新成立的中央政治局所處理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討論富田事變問題。1931 年2 月13 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會議的中心議題是討論富田事變。在這裏，有若幹問題仍存有疑點：中共中央是如何知道富田事變發生消息的？1931 年l—2 月上海中央與江西蘇區的電訊聯係還未建立，直到同年秋，才開通了上海中央經香港與江西蘇區的電訊聯絡。有資料顯示，富田事變後，中央政治局曾要求毛向中央報告富田事變真相，① 毛是否對此作過反應？毛澤東在富田事變後，曾寫有《總前委答辯的一封信》，這封信是否是給上海中央的？據八十年代後期披露的權威性資料反映，富田事變中被扣押的中央提款委員易爾士（劉作撫）在事變後即被段良弼開釋，攜在蘇區籌集的千兩黃金很快返回上海向中央匯報。另有資料透露，1931 年2 至3 月，段良弼及江西省團委共三人去上海匯報富田事變經過，

① 參見張國燾：《我的回憶》，第2 冊（北京：現代史料編刊社，1980 年），頁484；另參見何盛明：〈陳剛〉，載《中共黨史人物傳》，第34 卷（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7 年），頁486。

博古等會見了他們，並向中央常委會作過報告。博古判定，贛西南來人及其口頭敘述與中共中央所收到的贛西南控告毛的文件大體都是真實的。① 盡管周恩來沒有接待過贛西南來人，但有一個問題基本可以確定，這就是在1931 年2 月13 日前，周恩來等已得知富田事變的有關情況，此時的周恩來已意識到在贛西南所發生事件的嚴重性質，並決定采取相應的組織措施。周恩來在2 月13 日的政治局會議上作了兩項決定：第一、立即給江西發一中央訓令「停止爭論，一致向敵人作戰」；第二，重新調整中共蘇區中央局人選，決定項英、任弼時、毛澤東、王稼祥為常委。經過這次調整，毛澤東在蘇區中央局第二號人物的角色將由任弼時擔任，而剛剛在六屆四中全會擔任中央委員的留蘇派王稼祥則進人了蘇區中央局最高領導機構。②

2 月16 日，中央政治局又舉行會議，決定由周恩來、任弼時、王稼祥組成委員會，研究富田事變的性質及處理意見。2 月20 日，中央政治局專門開會討論三人委員會的意見，周恩來代表三人委員會發言：「贛西南的AB 團是反革命組織，但是尚有動搖的和紅軍中的不堅定分子，在客觀上也可為AB 團所利用」。③

① 參見張國燾：《我的回憶》，第2 冊（北京：現代史料編刊社，1980 年），頁484；另參見何盛明：〈陳剛〉，載《中共黨史人物傳》，第34 卷（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7 年），頁484。

② 《周恩來年譜》，頁203-204

③ 《周恩來年譜》，頁205。

會議決定：根據周恩來這一結論，由任弼時起草一信，要江西蘇區停止爭論，集中一切力量對付敵人，派遣中央代表團前往蘇區處理富田事變，中央代表團有全權解決的權限。

2 月23 日，中共中央發出由任弼時起草的致紅一方麵軍總前委、江西省委、各特委、各地方黨部的信，信中指出：

不幸的富田事變，恰恰發生於敵人加緊向我們進攻而紅軍與群眾正在與敵人艱苦作戰的當兒，無論如何，總是便利於敵人而削弱我們自己的。中央特決定立即派出代表團前往蘇區組織中央局，並委托代表團以全權調查與解決這一問題。在中央代表團沒有到達以前，從總前委起，江西省委、各特委、各紅軍黨部一直到各地黨的支部都要立即停止這一爭論，無條件地服從總前委的統一領導，一致的向敵人進行殘酷的戰爭。①

① 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31），第7 冊，頁141；另見《周恩來年譜》，頁205。

任弼時代表中共中央起草的這封信，在兩個關鍵性的問題上，推翻了1930 年1O 月中央政治局原先作出的決定，沉重地打擊了項英。

第一，否認了經中央政治局批準（中央六屆三中全會後的政治局）而剛剛成立的中共蘇區中央局的合法性，剝奪了項英在江西蘇區的最高領導權。

第二，明確規定，在中央代表團抵達之前，毛澤東在江西蘇區享有指揮一切的最高權威，重新恢複了被取消的紅一方麵軍總前委，否認了1 月中旬剛成立的項英領導的中共中央軍委的合法性（事實上，1931 年1 月30 日，六屆四中全會後的中央政治局已決定重新組成由周恩來為書記的新的七人中央軍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