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學家高華論富田事變 （3）

李韶九攜毛澤東指示信於12 月3 日前往富田，5 日毛又將第二封指示信派兩位紅軍戰士給已出發的李韶九和省行委送去。毛在信中指示彼等要從已被捉的人的線索中「找得更重要的人」，為了督促貫徹兩封指示信，毛又派出總前委秘書長古柏趕往富田「協助肅反」。

12 月7 日下午，時任紅一方麵軍總政治部秘書長兼肅反委員會主席的李韶九代表總前委，到達江西省蘇維埃政府所在地富田，指導江西省行委實施總前委關於肅反的部署。李韶九向曾山（江西省蘇維埃政府主席）和陳正人麵交了毛澤東的指示信，隨即將省行委和紅二十軍八個主要領導人段良弼、李白芳、金萬邦（省蘇維埃政府軍事部長）、周冕（省蘇維埃政府財政部長）、謝漢昌（紅二十軍政治部主任）、劉萬清、任心達、馬銘等人予以逮捕。李韶九對這批同誌施用了「打地雷公燒香火」等多種刑法，被打同誌「皆體無完膚」，「手指折斷，滿身燒爛行動不得」，有的人被當場折磨致死，而每一次用刑都有李韶九在現場指揮。據當時資料記載，被害同誌「哭聲震天，不絕於耳，殘酷嚴刑無所不用其極」。12 月8 日，李白芳、馬銘、周冕的妻子來看被拘押中的丈夫，也被當作「AB 團」抓起來，被施以嚴刑「用地雷公打手，香火燒身，燒陰戶，用小刀割乳」。① 在慘酷的刑訊下，段良弼供出李文林、金萬邦、劉敵、周冕、馬銘、任心達、叢允中、段起風等「是AB 團首頜，並供出紅軍學校有大批AB 團」。對於這次刑訊逼供，蕭克將軍在1982 年曾回憶道，「即便過了半個世紀，也不能不令人慘然一歎。我們這些『過來人』也覺不堪回首。」②

12 月7 日至12 日晚，在短短的五天時間裏，李韶九（於9 日離開富田）、省蘇維埃主席曾山和總前委秘書長古柏（於8 日到達）坐鎮富田，厲行肅反。曾山親自審訊段良弼，所得結果是抓出「AB 團」一百二十多名，要犯幾十名，先後處決四十餘人，27 ③其中李韶九在未動身前往東固前親自布置將二十五人處決。

① 〈省行委緊急通告第九號〉（1930 年12 月15 日），轉引自戴向青、羅惠蘭：《AB 團與富田事變始未，頁105。

② 〈蕭克談中央蘇區初期的肅反運動〉，載中國革命博物館編：《黨史研究資料》，1982 年第5 期。

③ 曾山：〈為「富田事變」宣言〉（1931 年1 月14 日），轉引自戴向青、羅惠蘭：《AB 團與富田事變始未》，頁105－106。

在這之前的12 月9 日，當總前委派來「協助肅反」的古柏趕到富田後，李韶九帶一個排警衛，押著被捕的紅二十軍政治部主任謝漢昌離開富田，於10 日到達紅二十軍軍部所在地東固，立即與軍長劉鐵超、政委曾炳春研究如何貫徹毛澤東兩封指示信，「找得線索來一個大的破獲」。李韶九、劉鐵超、曾炳春根據段良弼、謝漢昌被刑訊後的口供，認定紅二十軍174 團政委劉敵是AB 團分子。但因李韶九與劉敵是同鄉，李韶九雖然在談話中已點出劉是AB 團分子，但是並沒有立即將劉敵逮捕，隻是「采用軟硬兼施的方法」，迫使劉敵自己供認。劉敵在富田事變後，寫給中央的信中承認他在同李韶九談話後，即有了發動事變的念頭。劉敵並在信中陳述說，他一向知道「李韶九是素來觀念不正確，無產階級意識很少的一個慣用卑鄙手腕，製造糾紛」的人。為了躲過馬上就要降臨的刑訊逼供，劉敵改用長沙口音對李韶九說，「我是你老人家的部下，……現在幸喜你老人家來了，我隻有盡量接受政治教育，承認錯誤，我相信毛澤東同誌總不是AB 團，軍長總不是AB 團，我總為你三位是追是隨，我個人還有什麽呢。」李韶九見劉敵這番表態，就放劉敵回去了。①

12 月12 日，富田事變爆發。這天上午早飯後，劉敵同獨立營長張興、政委梁學貽秘密開會商量應對李韶九的措施。三人一致認為，紅一方麵軍總前委來抓AB 團是打擊贛西南黨的幹部「陰謀計劃的組成部分」，為了防止陰謀得逞，決定立即逮捕李韶九和紅二十軍軍長劉鐵超等人。會後，劉敵即至獨立營對戰士進行鼓動，率領全營紅軍戰士包圍了軍部，逮捕了軍長劉鐵超，釋放了謝漢昌等人，李韶九被捉後逃走，軍政委曾炳春也跑回家鄉躲避。傍晚，謝漢昌、劉敵率紅二十軍軍部直屬獨立營衝到富田，包圍了省行委和省蘇維埃政府，釋放了在押的段良弼、李白芳等「AB 團分子」七十餘人。中央提款委員易爾士（劉作撫）也被捉了起來（次日即被釋放，並被邀請在群眾大會上發表演講）。省蘇維埃政府主席曾山趁亂逃出富田，跑回家鄉。古柏也從「肅反機關跑了出來」。②古柏之妻曾碧漪、陳正人之妻彭儒均趁黑夜逃走。這就是震驚江西蘇區的富田事變。

富田事變發生後，謝漢昌、劉敵等把所率領的紅二十軍帶到贛江以西湘贛蘇區永新、蓮花、安福一帶，繼續展開土地革命，並在吉安縣永陽成立了「江西省行動委員會」和「江西省蘇維埃政府」，謝漢昌、劉敵采取了四項緊急措施：

一、派遣段良弼攜二百斤黃金緊急趕往上海（實際帶到上海中央的隻有「幾十兩」），③向中共中央匯報贛西南「肅AB 團」及富田事變經過，請中共中央裁決。

二、通緝曾山、陳正人、古柏、李韶九。省行委認為，曾山等配合李韶九濫抓「AB 團」，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應緝拿歸案。

① 劉敵：〈給中共中央的信〉（1931 年1 月11 日），轉引自戴向青、羅惠蘭：《AB 團與富田事變始末》，頁107-108。

②曾山：〈贛西南蘇維埃時期革命鬥爭曆史的回憶〉（1959 年6 月12 日），載陳毅、蕭華等：《回憶中央蘇區》（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 年），頁21－23。

③ 參見張國燾：《我的回憶》，第2 冊（北京：現代史料編刊社，1980 年），頁484；另參見何盛明：〈陳剛〉，載《中共黨史人物傳》，第34 卷（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7 年），頁211。

三、爭取贛西南特委下屬的湘贛蘇區西路行動委員會書記王懷的同情與支持（1930 年12 月9 日，毛澤東的老部下，原省行委常委、宣傳部長陳正人率一個排兵力去西路行委，貫徹總前委兩封信的精神，準備逮捕行委書記王懷，但未果）。在王懷領導下的河西蘇區、紅二十軍的反毛行動受到普遍同情，王懷的觀點——紅二十軍行動不是反革命行為，而是「工人階級路線與農民路線兩條路線鬥爭」，被迅速傳播開來。富田事變當事人之一的曾山，在幾十年後對此還記憶猶新。他說，當時「河西蘇區黨員和群眾的思想極端混亂，甚至還影響到河東蘇區部分人民和部分黨員的認識也逐漸模糊起來」。①由此可見，當年毛澤東的極端行為造成的影響是何等廣泛。

① 曾山：〈贛西南蘇維埃時期革命鬥爭曆史的回憶〉（1959 年6 月12 日），載陳毅、蕭華等：《回憶中央蘇區》（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 年），頁21－23。

39 《周恩來年譜》，頁192。

四、公開打出反毛澤東旗幟，並試圖爭取朱德、彭德懷、黃公略、滕代遠的支持。謝漢昌、劉敵在向贛江西邊轉移途中，張貼大量標語和《告同誌和民眾書》，指責毛澤東有「黨皇帝思想」，宣稱「黨內大難到了」並提出「打倒毛澤東，擁護未、彭、黃」的口號。12 月20 日，謝漢昌、李白芳、叢允中等在永陽鎮寫了《致朱德、彭德懷、黃公略、滕代遠信》，這封信一方麵譴責李韶九大抓AB 團，對同誌濫捕濫殺，同時又抨擊總前委偏護李韶九，還附上了偽造的《毛澤東給古柏的信》，離間毛與朱、彭、黃的關係。

《毛澤東給古柏的信》普遍被認為是一封偽造信，當事人彭德懷的證據可能最有說服力。數十年後，彭德懷在獄中寫交待材料回憶此事時說：「這封信是富田事變的頭子叢允中寫的，他平日學毛體字，學得比較像，但是露出了馬腳——毛澤東同誌寫信，年、月、日也是用漢字，不用羅馬字和阿拉伯字。」

這封偽造的毛澤東致古柏的信，自1930 年代後，一直未予公開，直到1985 年江西出版的一本有關中央蘇區的曆史著作中才首次予以全文披露：

古柏同誌：

據目前各方形勢的轉變，及某方來信，我們的計劃更要趕快的實現，我們決定捕殺軍隊CP 與地方CP，同時並進，並於捕殺後，即以我們的布置出去，僅限三日內將贛西及省行委任務完成，於拷問段（指段良弼——引者注，下同）、李（指李白芳）、王（指王懷）等中堅幹部時，須特別注意勒令招出朱、彭、黃、滕係紅軍中AB 團主犯，並與某方白軍接洽等罪狀，送來我處，以便早日捕殺，迅速完成我們的計劃，此信要十分秘密，除曾（指曾山）、李（指李韶九）、陳（指陳正人）三人，任何人不準告之10/12 毛澤東。①

 

朱德、彭德懷、黃公略聞知此信有不同的反應。朱德隨紅一方麵軍總前委駐在黃陂，沒有直接領軍，因此「離間」能否成功，關鍵在於手上握有一萬兵力的紅三軍團司令員彭德懷及其副手黃公略。

1930 年12 月中旬，彭德懷接到謝漢昌等人的信並《毛澤東給古柏的信》，當即作出判斷，認定此是「分裂黨、分裂紅軍的險惡陰謀」，彭德懷迅速草擬一份「不到二百宇的簡單宣言」，宣稱「富田事變是反革命性質的」，表示三軍團「擁護毛澤東同誌，擁護總前委領導」。

至於黃公略的態度則較為曖昧，據彭德懷回憶：“我講這段話時（指彭分析《毛澤東給古柏的信》是偽造的假信）黃公略來了，大概聽了十來分鍾就走了。會後我問鄧萍同誌，公略來幹嗎？鄧說，他沒說別的。隻說：‘老彭還是站在毛這邊的。’他就走了。”②

① 見戴向青：《中央革命根據地研究》（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 年），頁252。

② 《彭德懷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年），頁166。

 

在彭德懷的解釋和說服下，紅三軍團的「情緒轉變過來了，把憤恨轉到對富田事變」，彭又把部隊開到距黃陂總前委所在地十五裏的小布，親自請毛澤東來三軍團幹部會上講話，以表示對毛澤東的堅決支持。

在富田事變後的緊張形勢下，彭德懷及三軍團對毛澤東的支持具有極重要意義，此舉鞏固了毛澤東已遭動搖的地位。但是事變領導人到處散布的反毛的輿論畢竟已嚴重損害了毛的聲望，毛澤東為了反駁贛西南方麵的抨擊，親自出馬，毫無愧作，於1930 年12 月20 日草寫了《總前委答辯的一封信》。

在這封答辯信中，毛澤東堅持認為「肅AB 團」均是有根有據的。他說：紅軍中「AB 團」要犯的口供「多方證明省行委內安了江西AB 團省總團部，段良弼、李白芳、謝漢昌為其首要，總前委為挽救贛西南的革命危機，派李韶九同誌前往富田捕捉」。毛認定段良弼等為「AB 團」首犯乃是證據確鑿，他說：「如果段、李、金、謝等是忠實革命的同誌，縱令其一時受屈；總有洗冤的一天，為什麽要亂供陷害其它同誌呢？別人還可以亂供，段、李、金、謝這樣負省行委及軍政治部主任責任的為什麽可以呢？」 ①毛明知將段等定為「AB 團」全靠刑訊逼供，卻對刑訊逼供無隻字批評，反而指責段等不能為革命一時受屈，而不能為革命受屈，就一定是心中有鬼，照毛的邏輯，隻要段良弼等自己承認是「AB 團」頭子，即可證明彼等係貨真價實的「AB 團」——毛的這種邏輯和思維方式，成為日後極左的審幹肅反的常規思路，是造成冤假錯案連綿不斷的最重要的思想根源。在這樣的思路下，毛堅持「肅AB 團」不僅無錯，反而是對革命的巨大貢獻。他說，「AB團已在紅軍中設置了AB 團的總指揮、總司令、軍師團長，五次定期暴動，製好了暴動旗，設不嚴厲撲滅，恐紅軍早已不存在了。」毛聲稱富田事變將「叛逆的原形完全現出來了」，號召對事變進行堅決鎮壓。 ②

① 毛澤東：〈總前委答辯的一封信〉（1930 年12 月20 日），載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北京：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印行，1985 年）；第14 冊，頁634。

②毛澤東：〈總前委答辯的一封信〉（1930 年12 月20 日），載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北京：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印行，1985 年）；第14 冊，頁634。

1930 年12 月中下旬，毛澤東以中國工農革命委員會的名義起草了一份六言體的討伐富田事變的布告：

段謝劉李等逆，叛變起於富田。

帶了紅軍反水，不顧大敵當前。

分裂革命勢力，真正罪惡滔天。

破壞階級決戰，還要亂造謠言。

進攻省蘇政府，推翻工農政權。

趕走曾山主席，捉起中央委員。

實行擁蔣反共，反對徹底分田。

妄想陰謀暴動，破壞紅軍萬千。

要把紅色區域，變成黑暗牢監。

AB 取消兩派，烏龜王八相聯。

口裏喊得革命，骨子是個內奸。

扯起紅旗造反，教人不易看穿。

這是蔣逆毒計，大家要做宣傳。

這是鬥爭緊迫，階級反叛必然。

不要恐慌奇怪，隻有團結更堅。

打倒反革命派，勝利就在明天。 ①

 

毛澤東理直氣壯乃是他認定自己就是紅軍和黨的象征。毛就是根據地的中央，就是共產國際在中國的代表，反毛即是「AB 團」，所殺的皆是反革命，何愧之有！在毛的眼裏，隻要目標崇高——撲滅「AB 團」就是保衛革命，即使手段嚴厲一些，也無關緊要。在大恐怖中，總前委和毛的個人權威得到完全確立，毛就在大恐怖中成了江西蘇區的列寧！

二、曆時四個月的項英對毛澤東的糾偏

1931 年1 月15 日，中共蘇維埃區域中央局在寧都小布宣布成立，項英正式走馬上任，根據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決定，由項英擔任代理書記，取消總前委和由毛澤東擔任的總前委書記的職務，毛澤東、朱德等參加中央局。在蘇區中央局宣布成立的同時，還建立了歸蘇區中央局領導的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統領江西和全國紅軍，項英兼任主席，朱德、毛澤東任副主席。至此，從黨的法理上，項英已取代了毛澤東的地位，成為江西蘇區中共黨、軍隊的最高領導人。

項英前來蘇區及蘇區中央局的建立，是處於轉折年頭的中共實現其將工作重心向蘇區轉移的重大戰略步驟，是落實斯大林及共產國際有關指示的具體行動。1930 年7 月下旬，斯大林在莫斯科接見前來匯報工作的周恩來，指示中共應把紅軍問題放在中國革命的第一位。7 月23 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政治秘書處發出《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案》，指出，組織蘇維埃中央政府和建立完全有戰鬥力和政治堅定的紅軍，「在現時中國的特殊條件之下，是第一等任務」。 ②

① 《黃克誠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年），頁85。

② 《周恩來年譜》，頁1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