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學家高華論富田事變 （2）

將一個黨內鬥爭的概念轉變成一個對敵鬥爭的概念，這中間需要過渡和轉換，毛澤東輕而易舉就找到了這個中介環節。他宣布，黨內機會主義領導本身就是地富反革命份子，從而將對敵鬥爭的口號——打倒國民黨、消滅地富反革命，與黨內鬥爭的概念「打倒機會主義領導」順利地銜接起來，一舉獲得了鎮壓的正當性，所謂鎮壓有據，消滅有理。1930 年春，在蘇區內已流傳國民黨AB 團進行滲透破壞、其組織已被陸續破獲的消息，根據地的對敵警惕氣氛空前高漲，在這樣的形勢下，毛完全可以用「鎮壓反革命」來要求紅軍和根據地的黨組織、蘇維埃政權全力支持和服從鎮壓「AB團」的政策。

「二七」會議後，革命恐怖的氣氛在江西蘇區已逐漸形成，贛西南特委在書記劉士奇的領導下，遵照紅四軍前委關於「各級領導機關已充塞地主富農」、「打倒機會主義的政治領導」的（第一號通告）的精神，率先發動「肅AB 團」的宣傳攻勢，6 月25 日，中共贛西南特委西路行委印發了《反改組派AB 團宣傳大綱》，命令各級組織：

如發現群眾中有動搖表現不好的分子，應捉拿交蘇（維埃）政府究辦，凡出來生疏的經過赤色區域必須嚴格檢查，如有嫌疑應即拘捕交蘇維埃政府，赤色區域內的民眾流通應持所屬蘇維埃通行條子。……工農群眾隻有階級之分，不要顧至親戚朋友關係，凡是來到自己家裏或發現其它地方有行動不對的人不論親戚朋友，應報告蘇維埃拿辦。

 

《大綱》同時號召「實行赤色清鄉」和「赤色恐怖」以「肅清紅旗下的奸細」：

現在各級蘇維埃應加緊肅清反革命的工作，捕殺豪紳地主反動富農分子以示警戒，但是殺人要有反動事實可證，嚴禁誤殺。①

① 《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下冊，頁634－35。

 

這份《大綱》雖然提到殺人要有證據，嚴禁誤殺，但是恐怖大門一經打開，事態很快就失去了控製。

1930 年7、8 月間，「肅AB 團」迅速從基層清洗轉移到上級機關。8月，李文林出任根據李立三攻打大城市命令而新成立的江西省行動委員會的書記，在「打AB 團」的積極性方麵李文林並不輸於前任特委書記劉士奇，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

贛西南特委首先選擇「工作消極，言論行動表現不好」的團特委發行科工作人員朱家浩作突破口，據贛西南特委1930 年9 月24 日印發的《緊急通告第20 號——動員黨員群眾徹底肅清AB 團》文件透露，朱家浩被拘押後，「特委即把他拿起審訊」，起初他堅決不肯承認，後「采用軟硬兼施的辦法嚴審他，才供出來，紅旗社列寧青年社，贛西南政府，都有AB團的小組……所有混入在黨團特委的贛西南政府的AB 團分子全部破獲，並將各縣區的組織通通供報出來了」。

這份《緊急通告》還詳細規定了「肅AB 團」的審訊方法和處決人犯的基本原則，這就是鼓動采用肉刑逼供和對「AB 團分子」實行「殺無赦」。《緊急通告》說：

AB 團非常陰險狡猾奸詐強硬，非用最殘酷拷打，決不肯招供出來，必須要用軟硬兼施的辦法，去繼續不斷的嚴形（刑）審問忖度其說話的來源，找出線索，跟跡追問，主要的要使供出AB 團組織以期根本消滅。

一經發現「AB 團」分子，下一步就是槍斃。《緊急通告》要求：

對於首領當然采取非常手段處決，但須注意，在群眾大會中由群眾斬殺。……富農小資產階級以上和流氓地痞的AB 團殺無赦。……工農分子加入AB 團有曆史地位，而能力較活動的殺無赦。①

 

贛西南特委厲行「肅AB 團」，到了10 月，在贛西南三萬多共產黨員中已「開除的地主富農有一千多人」（「二七」會議要求把「黨內代表富農分子不論其階級如何及過去工作如何，無情的堅決的開除出黨」），消滅了一千多「AB 團」。 ②贛西南蘇維埃政府工作人員的四分之一被打成「AB 團」也大多被殺。③

在贛西南特委大張旗鼓「肅AB 團」時，毛澤東因忙於主持軍中事務，並沒有直接插手地方的「打AB 團」，進入10 月後，毛的態度發生轉變。1930 年10 月14 日，毛澤東在江西吉安縣城給中共中央寫了一封信，通報他對贛西南黨的狀況的看法及準備采取的措施。毛在這封信中繼續發展了他在「二七」會議期間對贛西南黨團機構的基本觀點，指出：「近來贛西南黨全般的呈非常嚴重的危機，全黨完全是富農路線領導，……黨團兩特委機關、贛西南蘇維埃政府、紅軍學校發現大批AB 團分子，各級指導機關，無論內外多數為AB 團富農所充塞領導機關」。毛申明，為「挽救這一危機」，決定進行一場以「打AB 團」為號召的肅反運動，以對贛西南的黨團機構「來一番根本改造」。④

① 《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下冊，頁646、648－49。

② 《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冊，頁626、631。

③ 《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下冊，頁110。

④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 一1919）》，上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年）；頁319。以下稱《毛澤東年譜》。另參見戴向青、羅惠蘭：《AB 團與富田事變始末》（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頁90。

毛澤東真的相信有如此眾多的「AB 團」嗎？答案是似信非信。1927年後，為生存而奮鬥的中共，長期處在被封鎖和剿殺的極端殘酷的環境下，作為一種自衛反應，毛習慣將國民黨的反共行為給予嚴重的估計，在激烈的國共鬥爭中，毛已形成一種思維定式：即對於國民黨在共產黨區域的活動，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若從「警惕性」方麵而言，中共高級領導人當中未有超過毛澤東者。在另一方麵，連李文林等人也大打「AB 團」，毛就更沒有理由不相信有大批「AB 團」了。

然而毛澤東又絕對是一個現實主義者，他十分清楚，蘇區不可能有這麽多的「AB 團」，既然恐怖閘門已開，正可順勢引導，將所有公開和潛在的反對派一並鎮壓下去。毛作出了一個驚人之舉：在鎮壓李文林等贛西南領導人之前，率先在自己指揮的紅一方麵軍（紅一、三軍團）進行大清洗，開展「AB 團」運動。

就在贛西南肅「AB 團」的大背景下，1930 年11 月，紅一方麵軍總前委在毛澤東的主持下，也在紅一方麵軍（紅一、三軍團）大開殺戒，開展了「打AB 團」運動。

1930 年10 月，毛澤東率紅一方麵軍攻占吉安，旋又退出，毛並動員彭德懷在打下長沙後退出。毛的這些舉措在部分紅軍指戰員中引起不滿，軍中一時思想混亂。為了消除軍中的不穩定情緒，毛在率軍退出吉安後，於11 月下旬至12 月中旬在一方麵軍迅速發動「快速整軍」——其主要內容就是在師、團、營、連、排成立肅反組織，捕殺軍中地富出身的黨員和牢騷不滿分子。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在四萬多紅軍中肅出四千四百餘名「AB 團」分子，① 其中有「幾十個總團長」（指AB 團總團長），這些人都遭處決。

紅一方麵軍內部的「打AB 團」極為慘烈，地富或知識分子出身的黨員，過去曾與毛澤東意見相左的同誌，人人自危，朝不保夕。

① 毛澤東：〈總前委答辯的一封信〉（1930 年12 月20 日），載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北京：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印行，1985 年）；第14 冊，頁634。

黃克誠當時任紅三軍團第三師政委，該師組織科長、政務科長都被當作AB 團被肅掉，宣傳科長何篤才在大革命時期加入共產黨，參加過南昌暴動，隨朱德上井岡山後，曾在危急形勢下將被上司叛變拉走的隊伍重新拉了回來。隻因何篤才在古田會議前的朱、毛爭論中，站在朱德一邊，從此便不被毛重用，不久即將其調出紅一軍團，在黃克誠手下當個宣傳科長。何篤才與黃克誠有友誼，「兩人在一起無所不談」。何篤才認為，毛澤東這個人了不起，請本事，還沒有一個人能超過毛澤東，他的政治主張毫無疑問是最正確的。但毛的組織路線不對頭，「毛澤東過於信用順從自己的人，對持不同意見的人不能一視同仁，不及朱老總寬厚坦誠。」何篤才並舉例說，一些品質很壞的人就是因為會順從，受到毛的重用，被賦予很大的權力，幹壞了事情也不被追究。①果其不然，這位聰穎過人、毫無過錯的何篤才不久就被扣之以「AB 團」的惡名遭到殺害。

據蕭克回憶，在「肅AB 團」達到高潮的1930 年11 月底至12 月初，他所在的師「沒幹什麽別的事，主要精力就是打AB 團」，殺了六十人。十幾天後，該師又決定再殺六十多人，後經軍政委羅榮桓的援救，蕭克迅速趕往刑場，予以製止，才救出了二十幾人，「但還是殺了二十多人」。②

① 《黃克誠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年），頁 100-101

②〈蕭克談中央蘇區初期的肅反運動〉，載中國革命博物館編：《黨史研究資料》，1982 年第5 期。

毛澤東既然對自己直接率領的紅一方麵軍也大開殺戒，那麽對一貫與自己唱反調的贛西南地方紅軍就更不會有絲毫顧惜了。如前所述，李文林在「肅AB 團」問題上態度十分堅決，但是到了1930 年10 月，隨著「肅AB 團」中暴露出的亂打亂殺現象日益嚴重，李文林的態度開始轉趨冷靜，10 月初和10 月底，省行委已著手部署糾偏措施，但令人回味的是，當李文林的肅反狂熱降溫時，毛澤東卻開始升溫了。1930 年11月，毛澤東「根本改造」的利刃終於刺向中共江西省行動委員會及其所轄的贛西南地方紅軍。此次行動更因李文林等堅持執行李立三中央的路線，反對棄攻南昌的主張而更加慘烈。

1930 年5 月，贛西南代表李文林赴上海參加了由李立三主持的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會議，此次會議要求集中攻打大城市，爭取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李文林返回後，於8 月上旬主持召開了贛西南特委第二次全體委員會議，部署貫徹李立三的指示。「二全會」不指名地指責了毛澤東的一係列觀點和做法，撤銷了擁護毛的主張、被毛派至贛西南特委任書記的劉士奇的職務，並建議上海中央開除其黨籍。這一切引致毛的極大不滿，毛早已習慣以中央在江西蘇區最高代表行事，豈能容忍有人在自己眼皮下以擁護中央為名反對自己？此時毛尚不知「立三路線」這個詞語，於是認定「二全會」是「AB 團取消派」的會議，並將參加「二全會」的人一律視為「AB團」分於，列入應予「撲滅」的範圍。1930 年10 月，紅一方麵軍攻下吉安，在國民黨地方當局的文件中發現了一張據稱是李文林的地主父親用真名簽字的便條，①這張字條究竟是何

內容不得而知，然而將李文林與「AB 團」聯係在一起已經有了所謂證據。10 月中旬和月底，李文林又在峽江會議和羅坊會議上公開反對毛澤東提出的「誘敵深人」的軍事作戰方針，主張執行李立三有關攻打大城市的指示，與毛的衝突全麵激化，由此毛認定李文林就是「AB 團」首領。1930 年11月底，李文林在寧都縣黃陂被拘押，緊接著一批與李文林有工作聯係的人相繼被捕。紅一方麵軍總前委根據犯人被刑訊後的口供，於1930 年12 月3 日寫信給改組後的江西省行委（李文林被捕後，由毛的老部下曾山領導）——（此信其實是毛澤東所寫，大陸學者為避毛諱，有意隱去毛的名字），認定段良弼（省行委常委，贛西南團特委書記）、李白芳（省行委秘書長）等為AB 團分子，命令」捕捉李白芳等並嚴搜贛西南的反革命線索，給以全部撲滅」。毛在這封信中要求省行委接到此信後「務必會同李同誌（即李韶九）立即執行撲滅反革命的任務，不可有絲毫的猶豫」，對「各縣各區須大捉富農流氓動搖分子，並大批把他們殺戮。凡那些不捉不殺的區域，那個區域的黨與政府必是AB 團，就可以把那地方的負責人捉了訊辦」。②

① 參見《龔楚將軍回憶錄》，頁 353；但據 1987 年中共吉水縣黨史辦的調查報告稱，李文林的父親隻是富裕中農，且早在1927 年5 月就病故。參閱〈關於李文林被錯殺情況的調查〉，載中共江西省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中共江西省黨史研究室編：《江西黨史資料》，第1 輯，頁326。

② 轉引自戴向青、羅惠蘭：《AB 團與富田事變始末》，頁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