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學家高華論富田事變 （1）

百度百科對高華的評價：

高華（1954.05～2011.12.26），男，江蘇南京人，1978年考入南京大學曆史學係，師從著名曆史學家茅家琦，獲曆史學學士，碩士，博士學位。

高華生前為南京大學曆史學係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華東師範大學曆史係講座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兼職教授，台灣政治大學曆史係客座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曆史係客座教授等職。

高華為中國著名曆史學家，中國當代著名的中共黨史、毛澤東專家，被業界譽為“當代中國曆史研究領域最傑出的學者”。著有《站在曆史的風陵渡口》、《革命年代》等著作。其中代表作品《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揭示了中國式思想改造的緣起與模式，尤為學界所重。

2011年12月26日22時15分，高華在南京病逝，年僅57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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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麵是高華根據眾多公開發表的文獻和史料，對中共早期富田事變和反AB團的敘述。轉引自高華名作《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

 

2 毛澤東在「肅AB 團」問題上的極端行為與中共中央的反應

在中共中央與毛澤東的諸多矛盾中，有關肅反問題引起的對毛的反感和猜疑占有突出的地位，但是這個問題又十分敏感，無論是毛，抑或是中共中央，都未將各自在肅反問題上的責任言深說透。相反，毛和中共中央出自不同的原因，在這個問題上還說了許多言不及義的話，造成了大量假說的流行。事實上，毛澤東是中共曆史上厲行肅反的始作俑者，毛出於極左的肅反觀和複雜的個人目的，直接參與領導了1930—1931 年鎮壓「AB團」的行動。在極困難的形勢下，蘇區中央局書記項英作了許多努力，試圖糾正毛的錯誤，但是中共中央卻從左的理念出發，否定了項英的意見，全力支持毛澤東，從而形成了毛與六屆四中全會後中共中央的合作。以後隨看肅反事態的進一步惡化，中共中央才著手調整政策，而與毛的合作也走到了尾聲。

江西蘇區的「肅反」運動淵源久遠，它最早萌發於1928 年9 月毛澤東領導的湘贛邊界的「洗黨」。以清除「投機分子」為目標的「洗黨」是中國共產黨曆史上最早的一次整黨運動，它創造了將整黨與肅反相結合、以黨內出身地富家庭的知識分子為清洗對象的整黨肅反模式的最初形態。

「洗黨」將打擊矛頭集中在黨內出身地富家庭的知識分子身上，根據若於資料記載，清洗對象除了叛變、投降國民黨者外，主要為知識分子黨員：「凡是農民黨員都發了黨員證，知識分子入黨不發（須上級批準）。」①

 ①劉克猶：〈回憶寧岡縣的黨組織〉，載餘怕流、夏道漢編：《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研究》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78 年），頁308。

「凡是有親戚在國民黨反動派辦事的、當兵的、不服從指揮的、不願幹革命的、社會關係不好的，就盡量洗刷。洗刷的黨員不宣布也不通知，開會不叫他參加，重新立過黨員花名冊。對犯錯誤的黨員有幾種處分：警告、留黨察看、開除黨籍。」 ①

如果說1928 年9 月在井岡山地區開展的「洗黨」規模較小，為時較短，那麽1930 年2 月以後席卷贛西南的「肅AB 團」則是一場大規模的殘酷的黨內清洗運動，它直接導致了1930 年12 月震驚蘇區的富田事變的爆發。

① 朱開卷：〈寧岡區鄉政權和黨的建設情況〉，載《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研究》，頁307。

 

一、毛澤東的「肅AB 團」與富田事變

1929 年古田會議後，毛澤東在江西蘇區的權威已經初步形成。促成毛領導權威形成的兩個最重要條件都已具備：一、中共中央對毛的明確支持為毛的權威提供了法理基礎；二、毛的事功突出，在他的領導下，根據地地盤擴大，人口增加，一度與毛意見相左的朱德，因軍事失利、威望有所損失，毛的軍事成功為毛的權威提供了事實基礎。作為毛領導權威的具體體現，1930 年，毛擔任了紅一方麵軍總政委和總前委書記，在統一的蘇區黨領導機構尚未建立的形勢下，毛所領導的紅一方麵軍總前委成為江西蘇區最高領導機構。然而毛畢竟不是中共中央，在蘇區內部仍有部分紅軍和黨組織援引中共中央來消極對抗毛的新權威。

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是中共武裝革命的草創年代，一時豪雄四起，在反抗國民黨的大目標下，革命陣營內部的矛盾被暫時掩蓋。但根據地內，外來幹部與本地幹部的矛盾、留蘇幹部與國內幹部的矛盾、知識份子幹部與農民出身的幹部的矛盾仍然存在，使之可以凝聚的唯一力量來自於中共中央的權威，包括中央提供的意識形態義理係統的理論權威。隻是此時的中共中央遠離鄉村，城市中央對根據地的領導必須通過毛澤東來體現，因此，毛個人的識見、智能、人格因素和作風態度就顯得特別重要了。

毛澤東在江西蘇區所有武裝同誌中最具政治眼光，意誌最為剛強，且最善用兵打仗，但其人作風專斷。1929 年7 月陳毅赴上海匯報請示中央對朱、毛紛爭的意見，中共中央明確表態支持毛，陳毅返贛後，親自請毛出山，朱德、陳毅為忠誠的共產黨員，一切服從中央，重新理順了與毛的關係，使紅四軍內部的分歧和矛盾得以化解。但是，毛與贛西南地方紅軍和黨組織的分歧卻因各種原因而尖銳化了。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才發生了毛澤東「打AB 團」的大清洗。這場事變的直接原因是，毛在江西蘇區的權威剛剛建立，卻遭到以李文林為首的贛西南地方紅軍和黨組織的挑戰，毛不能容忍在他鼻子底下有任何違抗自已權威與意誌的有組織的反對力量，而不管這種反對力量來自紅軍內部或是地方黨組織。為了維護自己在根據地的權威，毛一舉掙脫黨道德和黨倫理的約束，不惜采用極端手段鎮壓被他懷疑為異己力量的黨內同誌。

毛澤東用流血的超常規手段解決黨內紛爭，究竟要達到什麽目標？一言以蔽之，毛要做江西蘇區的列寧，由於此時毛尚未成為中國黨的列寧，不具號令全黨的法理權威，他才不惜采用極端手段鎮壓黨內的反對派。

將大規模的恐怖施之於黨內和軍內，與黨道德和黨倫理存在巨大衝突，如何解決這個矛盾？毛澤東自有辦法。他聲稱：以李文林為首的贛西南黨和紅軍已被機會主義和富農路線所控製，為了挽救革命，必須對之進行徹底改造，這樣，毛的鎮壓就有了思想的旗幟。

李文林是知識分子出身的贛西南黨與紅軍的創始人之一，1929 年2 月，毛、朱根據湘贛國民黨軍隊正看對井岡山進行第三次「會剿」的緊急形勢，決定撤離井岡山向贛南發展，在被譽為「東井崗」的東固與李文林部會合。

毛、朱與李文林部會合之初，雙方關係親密。但是自1929 年下半年到1930 年2 月初，贛西南出現了複雜的局麵。隨著1929 年毛澤東率紅四軍兩度進出贛西南和彭德懷所率的紅五軍於1930 年初分兵在贛西南遊擊，經曆多次組合的江西地方紅軍和贛西南黨團機構，在若幹問題上與毛澤東產生了意見分歧，和毛澤東的關係也日趨緊張。

贛西南方麵與毛澤東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兩個問題上：

一、土改政策問題。贛西南方麵主張執行中共六大關於「沒收豪紳地主土地」的決定，反對毛澤東提出的「沒收一切土地」的主張。

二、軍隊及地方黨機構的歸屬及人員配置問題。1929 年11 月底，毛澤東提出合並贛西、湘贛邊界兩特委，成立新的贛西特委。毛並決定將李文林領導的紅二、四團合並到彭德懷部，另成立紅六軍。贛西南方麵則認為此決定須經中共中央及中共江西省委的批準才能生效。1930 年1 月，毛澤東任命紅四軍幹部劉士奇、曾山組成贛西特委，作為領導贛西南等地的最高機構，但是卻受到贛西南方麵的抵製。

為了解決與贛西南地方紅軍、黨團機構的矛盾，毛澤東於1930 年2月6 至9 日，在贛西特委所在地吉安縣陂頭村主持召開了由紅四軍前委、紅五、六軍軍委，及其下屬各行委、中心區委、蘇維埃黨團負責人參加的聯席會議，江漢波也以中共江西省委巡視員身分參加會議，劉士奇、曾山作為助手配合毛澤東組織了這次會議。

在「二七」會議上，兩個月前經中共中央批準恢複了對紅四軍領導權的毛澤東，在劉士奇、曾山的幫助下，發動了一場對贛西南地方紅軍和黨團機構負責人的嚴厲鬥爭，這場鬥爭為日後掀起「肅AB 團」運動埋下了火種。

毛澤東等列舉的贛西南地方紅軍和黨團機構負責人的「嚴重政治錯誤」主要有兩項：

一、毛等批評贛西南負責人江漢波、李文林提出的僅「沒收豪紳地主的土地」的主張，是「完全走向農村資產階級（富農）的路線」，指出「由此發展下去勢必根本取消工人階級爭取農民的策略，走上托拉茨基陳獨秀的道路，根本取消土地革命全部」。

二、毛等指責江漢波等「用非政治的瑣碎話，煽動同誌反對正確路線的黨的領袖」 ① ——這裏所提到的「黨的領袖」是指由毛澤東派任贛西特委書記的劉士奇。

①〈前委開除江漢波黨籍決議〉（1930 年4 月4 日），載江西省檔案館、《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褊》，上冊（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 年），頁576－77。

由毛澤東主持的「二七」會議將贛西南方麵的負責人扣上「富農分子」的帽子，宣布開除江漢波的黨籍，李文林被調出主力部隊，轉任贛西南特委常委兼軍委書記及贛西南蘇維埃政府黨團書記。2 月16 日，由毛任書記的紅四軍總前委發出前委通告第一號），正式宣布開展「肅清地主富農」的鬥爭，通告指出：

贛西南黨內有一嚴重的危機，即地主富農充塞黨的各級地方指導機關，黨的政策完全是機會主義的政策，若不徹底肅清，不但不能執行黨的偉大的政治任務，而且革命根本要遭失敗。聯席會議號召黨內革命同誌起來，打倒機會主義的政治領導，開除地主富農出黨，使黨迅速的布爾塞維克化。①

① 〈前委通告第一號〉（1930 年2 月16 日），載《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中冊，頁173。

 

以此通告發布為標誌，江西蘇區開始了持續兩年的「肅AB 團」的鬥爭，很快「肅AB 團」的野火就迅速在贛西南蔓延開來。

江西蘇區的「肅AB 團」運動前後曆經兩個階段。第一階段：1930 年春至1931 年1 月；第二階段：1931 年5 月至1932 年初，「富田事變」則發生在第一個階段的後期。

「打倒機會主義領導」在此前還是一個黨內鬥爭的概念，這個1927年「八七會議」前後始出現的概念，也隻是宣布改變陳獨秀的路線並中止其在中央的領導職務。在這之後，中央雖已愈益強調思想統一，但黨內還保留了若幹大革命時期民主傳統的痕跡。依那時的黨道德和黨倫理，不同意見仍可在黨內爭論，中共中央或莫斯科共產國際總部則擁有最終裁判權，未聞有將持不同意見的黨內同誌予以肉體消滅的事例，但是到了1930 年，毛卻將「打倒機會主義領導」與肉體消滅結合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