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延安整風， 彭真與中央黨校的徹底毛化

引自 《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第十章  第4部分

4、 彭真與中央黨校的徹底毛化

毛澤東為甚麽挑選彭真作中央黨校的總管，讓這個既非中央委員，又未參加過長征，長期在白區從事地下工作的「城市職業革命家」來主持審查包括參加過長征的老幹部這樣一個涉及要害的工作？答案隻有一個：彭真是中共黨內劉少奇係統的第一號大將，毛意欲借助劉少奇的支持，利用彭真在中央黨校整肅異己，以鞏固自己在黨內的至高無上的地位。彭真又為什麽在中央黨校為貫徹毛的整風部署日夜辛勞？答案也隻有一個：劉少奇、彭真要借助毛澤東的力量，利用主持中央黨校整風運動的難得機會，整肅其在黨內的政敵，為劉少奇作為「白區正確路線代表」奠定基礎，這就是彭真之被毛澤東責成領導中央黨校，和彭真在中央黨校大樹毛澤東權威的全部底蘊。

 

彭真調入中央黨校後，立即將校長鄧發撇在一邊，當仁不讓地將黨校的所有重要權力抓在手中，並采取一係列措施全麵落實毛澤東的整風意圖，使中央黨校的裏貌和風格都發生了根本性變化。

 

為適應中央黨校作為大規模幹部「再教育中心」的需要，彭真將延安的等級差序製全麵引人中央黨校，實現了中央黨校的機關化和官僚化。中央黨校原先就有按入學幹部的原有級別分班的慣例，但是在1942年前，由於學製較短，高級班與中、初級班學員的政治待遇差別並不十分明顯，學校的管理機構也較為精幹。但是隨著來延安準備參加中共七大的代表和延安各機關、學校的高中級幹部陸續進入中央黨校，原有的管理機構已不能適應新的局麵。在黨校學習的高級幹部，他們的身分兼具兩重性質，一方麵是接受教育和審查的學員；另一方麵又是曾掌管一方或一個部門的負責幹部；如何使這批幹部既能接受審查，又不致過份影響他們的情緒，這就成了一項急待解決的問題。為了解決這兩者之間的矛盾，彭真製訂了兩項製度：第一、將依照幹部級別分班的原則固定化和製度化，在中央黨校分別成立代表班（七大代表）、旅級地委及旅級以上幹部班、團級及縣級幹部班等不同班次，使即將展開的幹部間的「批評與自我批評」局限於同級幹部範圍內。第二、在中央黨校確立優待高幹的政策，明文規定凡中央委員、旅級及地委書記以上幹部，其妻子願意隨丈夫入中央黨校學習者。一律可照顧人校，而免除其家屬的資格審查程序。① 同時，原配有勤務員的高幹，準許其將勤務員帶人學校歸自己使用。②

 

與上述兩項製度相配套，中央黨校還增設了新的管理機構，從學校總部機關、各部及附屬的組織教育科、秘書科直至各支部，建立起垂直的組織係統，並配備了專職政工幹部（部組織教育科在各支部都派有負責聯絡的組織教育幹事），形成了一個嚴密的組織網絡。經過這番改造，黨校的機構迅速擴大，在1944年初至1945年夏黨校的鼎盛時期，全校人數共約六千多人，其中一半為教職員工。③伴隨著機構擴增，官僚化趨向急劇增長，原中央黨校曾經存在著的學員與學員之間、學員與學校管理幹部之間的那種相對平等的關係基本就被扭轉了過來。

 

彭真領導中央黨校後黨校發生的第二個重大變化，就是徹底廢除了黨校係統講授馬列基礎知識的傳統，而代之以學習毛澤東、劉少奇、康生等的論著，以及經過選擇的斯大林著作和《聯共黨史》，並將「學習」與展開黨內鬥爭緊密地結合起來。按照1941年底中共中央製定的〈關於中央黨校計劃〉，第一次改組後的中央黨校，仍然必須講授經過重新編排的馬列基礎知識，以及中國和世界近代革命史。此計劃還對中央黨校學員的學習時間作了明確規定，將原先半年至一年的學習時間延長為兩年。④  然而到了1942年2月

28日中央政治局作出〈關於黨校組織及教育方針的新決定〉時，毛澤東幹脆宣布自即日起，中央黨校停止過去所定課程，對學員的學習期限也不再作出硬性規定。顯然黨校學製長短必須服務於毛的政治目標，當毛澤東要打擊張聞天等人時，他一再抨擊延安的幹部教育製度既繁瑣又費時；而當毛澤東要利用黨校達到自己功利主義的目的時，他又執意將大批幹部長期集中在黨校，不把他們的頭腦「洗幹淨」絕不善罷甘休。彭真對毛澤東的意圖心領神會，他巧妙地將中央黨校的「學習」引向對王明、博古等國際派的懷疑和攻擊，又使這種「矛頭向上」的批判和對幹部本人的清算掛起鉤來，結果無休無止的學習、批判、審查將學員拴在黨校長達三至四年。在毛澤東的總策劃下，彭真使中央黨校完全變成了政治鬥爭的大舞台。

①〈中共中央關於中央黨校學生人學與調動問題的規定〉（1942年3月11日），載王仲清主編：《黨校教育曆史概述（1921 一 1947）》，頁 260。

②彭真：〈中央黨校計劃〉（1941 年），載王仲清主編：《黨校教育曆史概述（1921—1947）》，頁 124。

③王仲清主編：《黨校教育曆史概述（1921—1947）》，頁 165、127。

④王仲清主編：《黨校教育曆史概述（1921—1947）》，頁 165、127

 

中央黨校由彭真擔任領導後所發生的第三個變化，也可以說是最重大的變化，是彭真和中央社會部、中央組織部密切合作，使中央黨校在長達二、三年的時間內，成為中共最大的幹部審查中心。把黨創辦的軍政學校權「有問題」幹部的審查收容所在1942年前即曾有過先例。1937年3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關於張國燾同誌錯誤的決定〉，在這前後，一批紅四方麵軍高級幹部被送入抗大「學習」，抗大校為紅四方麵軍高級幹部專門編了三個班。①  許世友、王建安等著名將領都曾被安置在該校「揭發、清算國燾主義」。因不堪忍受株連，許世友、王建安等曾議論率在抗大「學習」的紅四方麵軍幹部返回鄂豫皖或川陝打遊擊，但被人打了「小報告」，為此許世友等曾受到以董必武為主席的審判委員會的審判，並被處以徒刑。毛澤東權衡利弊後采取懷柔政策，最終陸續開釋了被拘押的許世友和在抗大「學習」的紅四方麵軍高級將領，這樣抗大作為「有問題幹部」的審查和收容中心的曆史才告一段落。中央社會部滲入中央黨校作政治情報工作，也不是自1942年始，然而在整風運動前，中央社會部在黨校的活動處於極其秘密的「地下」狀態。抗戰爆發後，中央黨校對外的代名一度稱作「中山圖書館」，康生領導下的中央社會部主辦的「敵工訓練班」，將畢業的學員，作為中央社會部的耳目，秘密打入「中山圖書館」。這些潛伏在黨校各個部門的耳目必須定期回社會部全麵匯報在中央黨校的地下偵察活動。② 

①《李先念傳》編寫組編，朱玉主編：《李先念傳（1909 一 1949）》（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 年），頁 310-11；另參見《成仿吾傳》編寫組編：《成仿吾傳》，頁 112。

②司馬璐：《鬥爭十八年》（節本），頁 77。

 

中央黨校與中央組織部存在密切關係則完全是公開的。中共中央規定凡進入中央黨校的幹部，除來自軍隊係統和邊區係統先由軍委總政治部和西北局審查其政治條件、再報中央組織部統一審查外，中央直屬係統及外地來延安的黨政軍幹部一律得由中央組織部審查其政治條件，才可人黨校，而幹部在中央黨校「結業」後，也統由中央組織部分配工作。①

1942年，康生領導的中央社會部公開進入中央黨校，與彭真須導的中央黨校，陳雲、李富春領導的中央組織部密切配合，結成了一個完全效忠於毛澤東的「鐵三角」：

中央黨校作為高幹的「思想改造」中心，入校條件十分嚴格，須由中央組織部逐個審查認可後方能入學；

中央黨校又是審查中心，經中央組織部審查批準入校的學員，還得再次接受中央黨校的政治審查，學員在校期間非有特殊情況一概不得調出；

中央社會部配合黨校的政治工作，凡經審查認為「有問題」的人，「情節嚴重」者移送中央社會部，「一般問題」者留校隔離審查。

因此，除了一部分與毛澤東關係密切的高幹和一般中下級幹部外，進入中央黨校的幹部還包含下裏兩類人：

一類是雖無重大政治曆史問題，但曾在不同時期，程度不同地與國際派或「經驗主義者」有較多關係的幹部；

另一類是政治曆史有「嫌疑」的幹部。

例如1943年8月16日，中央書記處在致鄧小平轉太行分局各同誌的電報中就要求送「有造就前途的高級上級幹部四百至五百人」和「犯錯誤難處理的幹部」來延安學習。②

由於進入中央黨校的幹部情況各異，中央黨校在學員編班問題上采取了特別的安排：在黨校內，既有按幹部級別分類組成的班；也有依「政治可靠性」的類別組成的班。1943年後，送入中央黨校的幹部人數大增，其中大量是所謂「有問題」的幹部，在彭真的主持下，分別將這類幹部集中在下列單位：

中央黨校三部：其成員多為被解散合並至中央黨校的前中央研究院的知識分子幹部。

中央黨校第六部：其成員多為來自國統區的幹部和青年知識分子。

①〈中共中央關於中央黨校學生入學與調動問題的規定〉（1942年3月11日），載王仲清主編：《黨校教育曆史概述（1921 一 1947）》，頁 256-57。

②王仲清主編：《黨校教育曆史概述（1921—1947）》，頁 158。

 

上述兩個部是中央社會部在黨校深入活動的重點單位，也是「挖」出「特務」、「叛徒」最多的單位。中央黨校三部和六部學員的最重要工作就是「交待問題」。

在彭真的主持下，中央黨校整風領導班子借助保安和組織兩股勢力在校內「大破大立」，破對國際派「經驗主義者」的迷信，立對毛澤東、劉少奇的讚頌和服從。從1942年春始，中央黨校就充斥著捧毛、捧劉的濃厚空氣，到1945年，校名也曾一度改為「中共中央毛澤東黨校」。①

1942年5月14日和5月16日，《解放日報》分別發表彭真撰寫的社論：〈領會二十二個文件的精神與實質〉和〈怎樣學習二十二個文件〉，文章對毛澤東的整風意圖詳加闡述，強調每一個共產黨員都要解決立場、觀點、方法問題，並用來「反省自己的工作，反省自己的思想，反省自己的全部曆史」。彭真尤其要求黨校學員要反複精讀《二十二個文件》中所收載的劉少奇的文章，以加強學員對劉少奇的認識。

彭真在中央黨校擔任主要領導期間，和毛澤東保持著極其密切的聯係。1942年7月，中央黨校學風學習階段結束，中央黨校擬定的幹部考試的四個題目，是報請毛澤東親自修改後才確定下來的。彭真對黨校運動中所發生的爭論，事無巨細，都向毛澤東及時匯報，甚至一些雞毛蒜皮事，諸如某個軍隊學員對結了婚的幹部每周六過夫妻生活表示不滿這類的事，毛都知道。② 毛澤東也經常到黨校彭真處了解情況，會見黨校幹部。③

彭真的忠誠和高效率的工作能力贏得了毛澤東的稱許，相比之下，張鼎丞、江華等毛的嫡係幹部雖然也在中央黨校，但是張鼎丞隻擔任了黨校的二部主任，而江華僅為一部的普通學員。毛澤東的信任使彭真信心倍增，幹勁十足。1943年10月黨校在肅奸、搶救高潮中轉入路線問題「學習」，彭真重翻曆史老帳，率先批判1928年的順直省委和1935年的中共北方局，明批柯慶施、高文華，實際上將矛頭暗指1928年底代表中央政治局處理順直省委問題的周恩來，堂而皇之地將劉少奇樹為白區正確路線的代表。勿庸置疑，樹立劉少奇就是樹立彭真自己，劉少奇既然是「正確路線」的化身，彭真作為當時劉少奇的副手自然也身居正確路線之列，這樣彭真就為自己進入中共最高核心層準備了充分的法理依據。

①參見盧弘：《李伯釗傳》（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9 年），頁 417。

②王仲清主編：黨校教育曆史概述（1921—1947）》，頁 77－78；另參見《延安中央黨校的整風學習》，第 1 集（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8 年），頁 92。

③ 1943 年冬，毛澤東在井岡山時期的老部下江華返回延安，遵劉少奇命進入中央黨校學習，毛澤東在彭真的住處接見了他，參見江華：《追憶與思考——江華回憶錄》（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 年）頁 204。

 

中央黨校的整風運動為彭真加強自己在中共黨內的地位提供了最佳的機會，1943年7月，劉少奇、彭真在北方局時期的老部下安子文被調入黨校，擔任二部副主任，作張鼎丞的副手，但安子文實際上是彭真最得力的助手。彭真和安子文在黨校細心觀察，仔細物色「忠於正確路線」的幹部。1944年，陳雲卸去了擔任七年之久的中央組織部部長的職務，彭真立即填補空缺，晉升為中組部部長。在毛澤東的支持和默許下，彭真和安子文利用籌備召開中共七大的時機，將一批劉少奇擔任北方局書記時的部下，或者安排擔任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或者委以黨政軍關鍵部門的領導職務，於是，劉少奇係統羽翼漸豐，成了中共黨內最大的「山頭」之一。

延安整風運動期間，由中央黨校開創的學校官僚化、機關化的管理體製，貶低理論知識的反智主義傾向，和動用政治保安力量開展思想鬥爭和組織整肅的方式，構成了正在形成的毛氏新傳統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央黨校的整風經驗不僅逐漸在各根據地的黨校得到推廣，成為開展黨內鬥爭的一種基本形式，1949年以後，它的基本精神還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和完善，在經過若幹修正和補充後，成為中共在機關、文宣部門和高等院校進行持續不絕的政治運動的傳統方法，其影響一直延續到七十年代未。而延安時期中央黨校創立的官僚化、機關化的學校管理體製在一定程度上仍是今天中國高等院校管理體製的基礎。

1942—1945年，是中共曆史上大動蕩、大改組的關鍵時期，毛澤東、劉少奇、彭真互相支持，攜手合作，將中央黨校攪得天翻地覆。毛澤東、彭真利用中央黨校整肅異己的方法，其實和1929—1930年間斯大林利用莫斯科紅色教授學院，整肅布哈林等所謂「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方法並無多大的差別。所不同的是，斯大林在莫斯科紅色教授學院搞清洗的時間不到兩年，而毛在中央黨校搞整風竟長達三年半，中央黨校成了名副其實的整風的「風暴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