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 (34)
2017 (48)
2018 (45)
2019 (37)
2020 (62)
2021 (74)
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有大約55萬人被打成右派。說一下我的看法，感覺，和猜測。我的水平有限，拋磚引玉，歡迎各位發表高見。
反右運動的真實意圖不明
到1957年，中國超額完成了第一個五年計劃，大陸的工業有了長足的進步，政局極為穩固。57年初，黨中央號召黨外群眾向黨提意見，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1957年4月10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繼續放手，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的社論。4月27日中央發出了《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4月30日毛主席邀請黨外人士談話，號召大家幫助黨整風，說整風中的目的是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反對三個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改進黨的作風。我相信主席當時的目的之一確實是如他所說，要放手發動群眾，幫助黨整風。但另一方麵，毛主席的哲學是鬥爭哲學，他自己就說過“與人鬥，其樂無窮”，在整風運動的背後，恐怕還有別的目的。毛是政治鬥爭的天才，經常指東打西，順手牽羊。就如1941年開始，延續數年的延安整風，除了公開反複宣傳的整頓作風，同時要敲打不喜歡的人，象周恩來，和彭德懷等人，並作出相應的人事更替，如劉少奇上升為黨的第二號人物，彭真等人的崛起，等等。絕對不是整頓作風這麽簡單。其中是非曲折，眾說紛紜。《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是公認的很有參考價值的書，不妨一看。
之前於1954年發生了高崗饒漱石反黨同盟事件。多年來網上眾多文章的共識是，高崗的發難對象主要是劉少奇，其次是周恩來。高崗城府不深，嘴巴大，調子高，到處找人談話。八字沒個一撇，就已經在高級幹部中搞得滿城風雨，結果失敗。高崗反劉、周的背後是否有主席的支持？沒有定論，但我相信是主席的意圖。早就有人認為是毛主席49年進城之後就對劉，周不滿，暗中指使慫恿高崗出頭。我認為陳雲，鄧小平找毛主席談高崗的事情，反映了眾多高級幹部不讚同反對劉少奇和周恩來，這一政治運作沒有多少人支持。主席從高崗的好朋友轉向反對高崗，同時莫名其妙地捎上了饒漱石。高崗不服氣，憤而自殺。毛主席的變幻莫測，靈活多變的政治手段可見一斑。
劉少奇在1957年時是政府副主席，周是總理。共產黨是執政黨，整頓黨的作風，就是整頓各級領導的作風。群眾大鳴大放，揭出的各級領導機構的各種弊病，當然不是發起整風運動的領導者毛主席的問題，而是其他領導人應該承擔責任的問題。整風的主題是反對三個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這樣發展下去會落實到反對具體的官僚，反對具體的人。劉少奇和周恩來等人很可能就會遭遇變動，未必會被完全打倒，可能會象粟裕那樣，讓位，但有個虛銜。但有一些黨外人士，尤其是自視甚高的知識分子，發表的一些言論觸動了黨對一切事物都有絕對領導大權的底線。別的事情不說了，記得很久以前看過一篇回憶，說是有個單位的黨外人士，是名義上的什麽院長（醫院或學院，記不清了），抱怨沒有實際權力，尤其是沒有人事任免權和財務權，是做做樣子的擺設。毛主席聽到有人反映這件事後，對旁邊的人說，我們共產黨奮鬥了幾十年，死了這麽多人，不就是要這兩個權嗎？大概是政治家的緣故，毛主席對領導權的問題特別敏感，領導權的問題是壓倒一切的頭號問題。在5月中，從公開號召整風僅僅過了一個月，毛主席就不再提反對三個主義了，而是轉為提出有右派分子向黨進攻，要反擊右派。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大鳴大放，幫助黨整風就此轉為反右運動。什麽反對三個主義，很快就變成了幌子。黨中央領導人也支持反右，比如彭德懷，鄧小平。不知道他們是出於什麽考慮。富有黨內鬥爭經驗，剛剛經曆過高崗事件的劉少奇和周恩來不知內心作何感想。其實絕大多數的黨外人士是相信共產黨的，提的意見和建議沒有惡意，根本沒有反對共產黨的想法。主席對反右極為重視，五月中親自撰寫《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劃比例打右派的問題，他怎麽會不知道。對打擊對象定出一個比例，是他的老傳統，比如土改，鎮反。毛主席後來自稱反右是引蛇出洞，是陽謀，自比秦始皇。看來一是不認錯，二是掩蓋自己的誤判，在眾人麵前說自己手段高，讓別人害怕。
戚本禹說毛主席實事求是，發現錯了就糾正。實在是自打嘴巴。正是毛主席對忠心熱愛他的戚本禹用過就扔，在1968年初把戚送進了秦城監獄。而且誰也搞不清楚到底是什麽罪名。戚本禹直到76年主席逝世還在監獄裏蹲著。難道毛主席真不知道戚本禹是忠實於他的？用過之後，就象扔掉一塊破抹布。倒是在毛澤東死後，鄧小平治下，戚本禹得以出獄，過正常人的生活，後來還可以寫回憶錄，發表文章。這在毛澤東時代是難以想象的事情。其實毛澤東知道戚本禹的原委，還是留有情義的。戚在秦城並沒有受什麽罪，不象一些其他犯人，受很多折磨，想必與毛主席的關照有關。
反右運動打擊了約55萬右派，連帶家屬子女有幾百萬人，受了不少苦。這不是毛主席一個人能幹得了的，不能全怪毛主席和少數領導人。眾多的共產黨幹部，上上下下，有的如鄧小平，堅決執行毛的意圖；有的趁機鏟除異己，報私仇；有的明知不對，為保官位而順從上級的指示；有的心裏反對，在不損害自己基本利益的前提下保護了一些人。就是沒有聽到公開反對的。廣大人民群眾，明知冤假錯案就發生在自己周圍，絕大部分明哲保身，漠然處之。如果有相當數量的幹部能向上級反映自己的疑問，提出不同意見，甚或消極怠工，虛與應付；普通群眾能當著幹部的麵公開議論，質疑反右的正當性，形成一定的壓力，那麽反右運動多半不會有這麽嚴重的結果。反右的後果是阻塞言路，拍馬獻媚的得好處。但隨之而來的是大躍進，全民大饑餓，數千萬人餓死，幾乎所有的人都跟著受磨難。我們國人應該好好反省曆史，反省自己，多一些公義，多一些愛心，我們國家的災難會少一些，人民的幸福會多一些。我自己不能算是個好人，與各位網友共勉。
行文至此，花了不少時間，不務正業，後悔，不回貼了。
後記，2017-02-19
下麵是發帖後一個網友的評論，言簡意駭，說得比我清楚多了。我是第一次聽到趙紫陽有這樣的看法，謝謝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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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Z對“引蛇出洞”的看法與趙紫陽的看法一致，即在眾人麵前說自己手段高，讓別人害怕。寧可讓人罵我壞，不可讓人看我蠢。
來源: 黨戴飆 於 2017-02-18
本老漢以前也還認為毛當初是誠心希望改善共產黨的領導，後來發現運動失控而變臉。LZ的分析有道理， 整風，改善共產黨的領導是目標之一，是明的目標，是旗號，而改變（而非改善）黨的領導則是另一個不能言說的目標。讓劉周彭陳雲鄧子恢等人挪挪位置，讓更合胃口，更會攢摸附和自己心意，貫徹自己意誌，資曆又較淺更難和自己對抗的柯慶施、鄧小平、林彪等人取而代之，
1.鄧 拓 人民日報總編輯，雜文家 1966.5.17 服毒致死。 2.吳 晗 北京市副市長，曆史學家 1968.10.11 獄中自殺，死前頭發被拔光。 3.範長江 名記者，曾任人民日報社長 1970.10.23 在河南確山跳井身亡。 4.翦伯讚 曆史學家 1968.12.18 與妻子戴淑婉服安眠藥致死。 5.上官雲珠 著名電影演員 1968.11.22 病中跳樓身亡。 6.容國團 世界乒乓球男單冠軍 1968.6.20 北京龍潭湖畔槐樹上吊自殺。 7.薑永寧 乒乓球國手 1968.5.16 在拘留室上吊自殺。 8.傅其芳 國家乒乓球隊教練 1968.4.16. 在北京體育館自縊而死。 9.熊十力 國學大師 1968.5.24 絕食身亡。 10.顧聖嬰 著名女鋼琴家 1969.1.31 與母親弟弟開煤氣全家自殺。 11.嚴鳳英 著名黃梅戲演員 1968.4.8 服安眠藥死於醫院，傳死後被解剖，在體內找發報機。 12.老 舍 著名作家 1966.8.24 跳北京太平湖溺死。 13.儲安平 前光明日報總編，大右派 1966.6.7 傳跳海自殺或被紅衛兵打死。 14.李翠貞 上海音樂學院鋼琴係主任 1966 開煤氣自殺。 15.沈知白 音樂理論家 1968 自殺。 16.傅 雷 著名翻譯家 1966.9.3 與妻子朱梅馥上吊自殺。 17.金仲華 老報人，上海市副市長 1968.4.3 在書房上吊自殺。 18.陳夢家 新月派詩人，考古學家 1966.9.3 自殺。 19.葉以群 文藝理論家，上海文聯副主席，上海作協副主席等 1966.8.2 跳樓身亡。 20.李立三 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 1967.6.21 服毒身亡。 21.蕭光琰 化學家 1968.12.10 被拷打後服安眠藥身亡，其妻女隨即同日服藥自殺。 22.楊嘉仁 上海音樂學院指揮係主任 1966.9.6 與妻子程卓如開煤氣自殺。 23.劉盼遂 北師大教授 時間不明 被打死後，屍體浸水缸誣為自殺。 24.聞 捷 著名詩人 1971.1.13 用煤氣自殺。 25.言慧珠 著名京昆劇表演藝術家，言菊朋之女，梅蘭芳之徒，俞振飛之妻，上海市戲曲學校副校長 1966.9.11 在浴室上吊自殺。 26.田保生 國際法學家 時間不明 不堪淩辱與妻子雙雙自殺。 27.高仰雲 天津南開大學黨委書記 1966 被紅衛兵毒打後跳河自殺。 28.俞大因 北大生物係教授，丈夫曾昭倫 時間不明 不堪淩辱自殺而死。 29.周瘦鵑 鴛鴦蝴蝶派作家 1968.8.12 在蘇州周家花園跳進身亡。 30.張宗燧 物理學家，中科院學部委員，張東蓀二子 1969 清隊時因對毛的物質無限可分有異議被迫害，北京中關村中科院宿舍中上吊身亡。31.顧而已 著名電影導演 1970.6.18 了解藍蘋曆史而備受迫害，上海天馬電影廠工具棚上吊死。 32.劉綬鬆 武漢大學教授 1969.3.16 批鬥後與妻子楊嘉仁自殺身亡。 33.羅廣斌 小說《紅岩》作者 1967.2 跳樓自殺，另一說是他殺。 34.馮大海 作家 時間不明 跳樓身亡。 35.許政揚 文史學者，南開大學教師 1966 不堪淩辱自沉住處旁小溪。 36.田家英 毛澤東秘書 1966.5.23 在毛澤東書房走廊上吊死亡。 37.饒毓泰 南開大學教授，中科院院士 1968 上吊身亡。 38.李廣田 雲南大學校長，著名作家。 1968 跳河身亡。 39.李 達 哲學家，中共一大代表 1966.8.24 自殺。 40.謝家榮 地質學家，中科院學部委員 時間不明 自殺而死。 41.趙宗複 太原工業大學教師 時間不明 跳樓身亡。 42.姚 溱 中宣部筆杆子 1966.8 康生秘書李鑫恐嚇後上吊死。 43.陳笑雨 文藝評論家，筆名馬鐵丁 1966.8.24 遊街後跳北京龍潭湖自殺，另一說為投永定河。 44.王重民 史學家，胡適弟子，北大圖書館學係主任 1975.4.16 自殺。 45.海 默 電影劇作家 1967 在地下室陳屍7天被指自殺。 46.周予同 文史學者，複旦大學教授 時間不明 自殺。 47.陳又新 上海音樂學院管弦係主任 1968 跳樓自殺。 48.小白玉霜 著名平劇演員 時間不明 毒打後吞食安眠藥自殺。 49.李平心 曆史學家 1966.6.15 自殺。 50.周小舟 前湖南省委書記 1966.12.25 在廣州被批鬥後服安眠藥自殺。 51.雷春國 雲南德宏州副州長 1967.1.12 殺死妻子和一兒一女後自戕。 52.楊 朔 著名散文作家 1968.8.3 服安眠藥而死。 53.郭世英 郭沫若之子，北農大學生 1968.4.22 說毛澤東思想也應該一分為二、八個樣板戲未必沒有值得改進的地方等等。一個直接的導因是他跟女朋友打電話時用了英語，當時是為了練習英語口語，結果被同學聽見，說他裏通外國，把他抓了起來關押在學校裏，遭批鬥後從關押處跳樓身亡。 54.郭民英 郭沫若之子，音樂學院學生 1968 郭世英死後不久自殺。 55.遠千裏 詩人，河北省宣傳部副部長 1968.6.22 關押時用刀片割頸動脈而死。 56.劉克林 《大公報》名記者 1966.8.6 在中宣部墮樓死另說是他殺。 57.孟秋江 作家，前《大公報》記者 1966 在上海跳樓自殺。 58.姚啟鈞 華東師大教授 1966.8.4 跳樓身亡。 59.舒繡文 女影星 1968 在監獄中自殺身亡。 60.黃紹閎 著名民主人士 1966.8 自殺。61.徐 冰 中共中央統戰部長 1968 自殺。 62.張琴秋 中國紡織工業部副部長 1968.4.22 被誣蔑為叛徒跳樓自殺。 63.郭興福 南京軍區步校教員，“郭興福教學法”創立者 1969.1.30 殺死三個孩子後，與妻子雙雙自殺，獲救後被判死刑。 64.閻紅彥 雲南省委第一書記 1969.1.7 服安眠藥自殺。 65.趙九章 物理學家 1967 批鬥反動權威後自殺。 66.孔 厥《新兒女英雄傳》作者 1966 勞改回京跳陶然亭湖自殺。 67.趙慧深 著名表演藝術家，在《雷雨》中成功飾演繁漪聞名 1967.12.4 含恨自殺。 68.馬連良 京劇表演大師 1966.12.16 在天津全副劇裝服毒死。 69.應雲衛 電影藝術家 1967.1.26 自殺（另一說是猝死於遊鬥的車上）。 70.陳 璉 陳布雷女，林業部教育司副司長，全國婦聯執委， 1967.11.19 從十—層樓上跳樓自殺。 71.黃國璋 陝師大地理係主任，教授 1966.8 與妻子範雪茵雙雙上吊自殺。 72.陳昌浩 原中央政治局委員，紅四方麵軍總政委，紅軍西路軍軍政委員會主席，馬列學院副教育長，中央編譯局副局長 1967．7．30 服大量安眠藥自殺。 73.張紹昌 著名藥理學家，曾執教哈佛，演員陳衝的外祖父 時間不明 自殺。 74.張宗穎 天津社會學家，張東蓀的三兒子 1966 妻子呂乃樸遭到“鬥爭”後一起自殺。 75.陳同度 北京大學生物學家 1968.8.28 “清隊”中被折磨，服毒自殺了。
毛澤時代教授的地位比現在高幾十倍，包括右派教授。那時教授的工資最低的相當於市委書記的工資，在200元左右，最高的月薪350元左右高於各大軍區司令或省委書記的工資，帶學部委員等頭銜的教授加上100元的職務津貼超過毛澤東404元的月薪。
上大學時，學校有一排二層小紅樓，稱“教授樓”，一樓兩戶。每戶上下兩層，使用麵積接近200平米，如果按現在的計算方式是300平米，全部免費分給教授住。
現在教授的收入不如賣茶葉蛋的，一年的收入隻能買一平米的房。
文革中三位非正常死亡的“兩彈一星”功勳科學家
作者：王丹紅
三位“兩彈一星”功勳科學家：趙九章、郭永懷、姚桐斌
轉發者按：
民族和個人的悲劇不是用來寫詩的。
1968年6月-12月，半年之內，為中國現代科學技術事業做出卓越貢獻的三位功勳科學家，相繼非正常死亡，帶給家人無盡的災難和傷痛！
這是十年“文革”悲劇中，令人扼腕歎息的一幕，他們和他們的家人所遭受的，我們以及我們的後輩，都不應該忘記！
以此文紀念“文革”50周年。
邪惡太了解善良，而善良的人，毫不了解邪惡。
Evil knows of the good, but good does not know of evil.
—— 弗朗茨·卡夫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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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最近我在寫“兩彈一星”功勳科學家郭永懷夫人李佩百年人生係列文章，查閱相關資料時，發現不少公開的報道中對郭永懷先生的介紹有一個事實錯誤。比如，2012年4月14日，中央電視台“大家”欄目《“兩彈一星”功勳科學家——力學大師郭永懷》，有一句解說詞：
“（他）1999年被授予“兩彈一星榮譽勳章，是該群體中唯一一位獲得‘烈士’稱號的科學家”。
另外，由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原創的音樂劇《愛在天際》，也說：
“兩彈一星功勳、空氣動力學大師、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化學物理係首任係主任、唯一授予烈士稱號的科學家郭永懷……”
郭永懷是最早被追認為烈士的。1968年10月，郭永懷（1909年4月14日—1968年12月5日）赴西北參與我國第一顆熱核導彈試驗準備，試驗準備完成後於12月5日晨乘飛機返回北京，因飛機失事犧牲；12月2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務部授予郭永懷烈士稱號。
但是，郭永懷“犧牲”的悲劇究竟是怎麽發生的，我曾經在《知識分子》上發表的一篇文章（《獨家解密 | 48年前“兩彈一星元勳”飛機失事前後》），作了盡可能的考察。
在這裏需要強調的是，在“兩彈一星”功勳科學家中，郭永懷並不是唯一的烈士。另外一位“烈士”很少被人提及，而且他的“烈士”稱號來之不易。
1999年9月18日，北京人民大會堂，朱鎔基總理宣讀了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關於表彰為研製“兩彈一星”做出突出貢獻的科技專家並授予“兩彈一星功勳章”的決定。在23位受勳科學家中，有七位科學家是追授，其中兩位烈士，除了郭永懷，還有一位是姚桐斌。
姚桐斌（1922年9月3日-1968年6月8日）是我國導彈和航天材料與工藝技術事業的專家、創建者和領導人，1968年6月8日在北京家中被暴徒打死。1983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為姚桐斌頒發《革命烈士證書》，在證書旁一欄詳細寫道：“1968年6月8日無辜遭壞人毒打，不幸犧牲。”
“兩彈一星”勳章。
在追授的兩彈一星功勳科學家中，還有一位非正常死亡的科學家趙九章（1907年10月15日—1968年10月26日）。趙九章是大氣科學家、地球物理學家和究竟物理學家，中國動力學氣象創始人、東方紅1號衛星總設計師，1968年10月26日深夜，在中關村的家中服安眠藥自盡。
三位功勳科學家猶如昨日星辰，他們是犧牲者，我們應該銘記，同時不要忘了追問一句，發生這些悲劇的根源到底是什麽？他們也是受難者，這是我們不應該遺忘的。
2 姚桐斌的《革命烈士證書》
2003年3月20日，一個星期四的傍晚，在清華大學蒙民偉樓演講廳，我聆聽了“兩彈一星功勳獎章”獲得者姚桐斌夫人彭潔清的演講：“航天情——我永遠眷戀的桐斌”。
故事從那個從天而降的災難時刻開始。1968年6月8日，如平常每個星期六的下午，彭潔清從北京西郊外國語學院乘坐公共汽車回到了位於南郊的家，翹首期待著每周一次的家庭團聚：已經下午5點過了，丈夫應該回家了吧、女兒們正圍著爸爸嘰嘰喳喳……
姚桐斌一家合影
當她興衝衝上登上三樓家門口時，門忽地打開了，保姆哭泣著說：“姚所長……被人打死了。”
三個驚恐的女兒跑出來抱著媽媽哭成一團，她看見了直挺挺躺在客廳沙發上的丈夫：白襯衫上血跡斑斑、灰色褲子上是汙血和泥土、臉上青一塊、紫一塊……
保姆講述了事情發生的經過。6月8日，第七機械工業部兩個對立的派性組織發生萬人大武鬥，姚桐斌仍然照樣去上班，中午回家午飯，剛拿起碗筷，“無產階段革命派”的暴徒就踢開門衝進家中，當著三個孩子的麵，架起他就往樓下推，一麵推一麵拳打腳踢，到了大門口，幾個頭戴鋼盔佩戴紅袖章的同夥上來，打他的耳光、踩著他的眼鏡罵道“打死你這個反動學術權威！” 一個家夥歇斯底裏地嗥叫著狠狠踢他的下身，兩個暴徒舉起手中的鋼棍向他的頭部猛擊……鄰居將昏迷不省的他抬上樓，放到客廳沙發上，下午3時左右，他慘死家中！
姚桐斌1922年出生在江蘇省無錫黃土塘鎮，童年時靠父兄小本生意的收入支持上完小學，由於小學畢業成績優異，校長說服其父同意他上中學，1933年，他成為黃土塘第一名中學生。1941年，他考入當時遷入貴州的交通大學唐山工學院，1945年8月，他以總評成績全校第一大學畢業，任國民政府經濟部礦冶研究所助理研究員。1946年10月，他考取了抗戰勝利後第一次政府組織的公費留學考試，1947年10月入英國伯明翰大學工業冶金係攻讀研究生，1951年獲工學博士學位，之後在倫敦帝國學院礦校冶金係深造並兼任實習指導員，獲帝國學院文憑。
在英國留學期間，他組織並參加了左傾的“中國科學者協會英國分會”和“中國留英學生總會”，擔任過留英學生總會主席等職務。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他到英國和歐洲其他國家宣傳新中國的蒸蒸日上。
姚桐斌的妹妹姚素珠在紀念文章《兩彈一星功臣我的二哥——姚桐斌》中寫道：
我至今仍珍藏著一封他1951年底在瑞士一個山城旅店寫給家裏的信。二哥在信中流露了對家裏情況的掛牽：“母親的贍養，湧弟的休養，珠妹的升學，都是我戚戚於心的，我常因不能分擔家庭的責任，不能安慰老年的母親及幫助弟妹而夢魂不安…… 在國外，也正需要適當的人去做很多重要的工作，我決定接受此項使命。以後我的工作也許同我的本行稍為脫離，但隻要我對祖國一樣有貢獻，或甚至能完成更為迫促的任務，我想我的心裏是會永遠感到快樂的。”多年之後我們才知道，他當時的使命是多麽重要。
姚桐斌的行為引起了英國政府的注意，指控他“破壞皇家法律”、“進行顛覆”，吊銷他的護照，宣布他為不受歡迎的人並限期離開英國。1953年，在我國駐外使館的指示下，他轉移到西德亞亨工業大學，在鑄造學教授依·皮沃斯基領導的研究所工作，同時繼續為黨工作，1956年9月，他在瑞士伯爾尼中國駐瑞士使館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彭潔清1947年在南京一所教會學校高中畢業後，赴美國上大學，大學畢業後曾在信托投資銀行和“美國之音”工作。兩人相識於一次留學生歡慶春節晚會。“那個晚上，桐斌再也沒有請別的女生跳舞，我們一直共舞到曲終人散……人生的結合真是奇幻！我們萍水相逢一見鍾情，互吐衷腸，很快結為連理。我以為我們會白頭偕老，卻沒想到他正值成年卻被撒旦奪走了生命！” 往事曆曆在目，彭潔清已無力悲痛。
1957年9月，夫婦兩人回國。1958年春節，聶榮臻元帥指名要姚桐斌到剛成立的導彈研究院工作，負責籌建我國第一個航天材料工藝技術研究所。研究所在南郊成立後，改名為第七機械工業部七O三所，姚桐斌被任命為所長，他們的家也安置在南郊。
“我們家有一間客廳、一間書房、三間臥室，再加浴室和廚房。我們的家具都是公家提供的，客廳裏的沙發、地毯、茶幾、電話…..衛生間還有浴缸，令我十分滿意。” 彭潔清回憶道。
1958年秋天，彭潔清被分配到新成立的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外文係教授英文。不久後，他們的大女兒在協和醫院出生，因產後身體不好，她申請留職停薪在家休養。1963年，她調到位於西郊的外交學院分院工作，兩個小女兒相繼出生。
1968年丈夫猝然離世，彭潔清痛不欲生！但為了三個年幼的孩子，她發誓要頑強活下去：“殺夫之仇，不共戴天！蒼天作證，我一定為我的丈夫昭雪！我一定要為他報仇！”
她曆盡千難萬險千辛萬苦，撫育三個女兒，並教她們英文；同時，百折不撓地為丈夫調查申訴！
周恩來總理在姚桐斌被害之時就命令某“無產階級革命派”頭頭必須交出凶手：“姚桐斌是我從海外要回來的專家，國家需要這樣的專家，現在被打死了，連凶手都找不到，我限期你們把凶手找出來，否則唯你們是問！”盡管如此，直至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後的1979年4月，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才以行凶致死人命罪，分別將兩名持鋼棒打死姚桐斌的暴徒判刑15年和12年！
經中央批準，姚桐斌追悼會1978年3月18日在北京八寶山舉行，這一天也是全國科學技術大會召開的日子；1983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為姚桐斌頒發了《革命烈士》。
拿到《革命烈士》證書的彭潔清立刻複印了幾份，給每個孩子一張，她說要“立此存照！”
姚桐斌的革命烈士證明書
從1983年春開始，在美國大學時代同學的幫助下，彭潔清先後將三位女兒送到美國留學。如今，三個女兒均在海外成家立業，她卻一直定居北京，朋友問：為什麽古稀之年不享清福，每年都往返奔波？
她說：“我從未感到孤寂，桐斌的愛一直充滿我的心，令我享受一生。隻要我在世一天，就要宣傳桐斌：一位優秀的共產黨員，一位熾熱的愛國者，一位為我國航天事業獻出一生的科學家，我為他驕傲！桐斌魂係中華，我是如此地愛他戀他想他，我怎麽離開他！我願追隨他，直到永遠！”
3 趙九章：不知遺體在哪裏火化
1956年，中國科學院在中關村科源小區為高級科學家們新建了三幢特級住宅樓，郭永懷家住13樓，趙九章家住15樓，兩家毗鄰而居。
1968年10月26日深夜，趙九章在中關村家中服安眠藥自殺！
蔡恒勝在《我樓上的趙九章伯伯》一文中寫道：
“我家住在（北京中關村）15樓211號，樓上是王淦昌伯伯，他家對麵312號住的是趙九章家。1968年10月的一個夜晚，趙九章伯伯在飽嚐了自‘文化大革命’開始以來無休止的批鬥、折磨和屈辱後，蒙冤含恨地在自己家裏默默地憤然離世。他沒有任何囑托、任何遺書，甚至連隻言片語也沒有留下。麵對現實，他的希望破滅了！或許肉體的折磨與精神上的侮辱還都可以忍受，但如果無法再從事他所熱愛的事業時，生命就毫無意義了，他被迫走向絕路，隻能用死來維護自己的人格和尊嚴！”
1907年10月15日，趙九章出生於河南開封一個中醫世家，幼年就讀於私塾，預備從事文學，在1919年“五四運動”影響下，他立誌學科學救國。1922年9月，他以第一名成績考入河南留學歐美預備學校，後因家境日下，遠赴杭州投奔姑媽家繼續學業，1925年考進浙江工業專門學校電機係，他在學校參加了共產主義青年團，因參加學生運動被捕入獄，當時，在國民黨政府中位高權重的姨夫戴季陶將他保釋出來，之後，他曾做過戴季陶的機要秘書，這段經曆成為了他“文革”中的罪證。
1929年，22歲的趙九章考入清華大學物理係，他在浙江參加學生運動時認識的女友吳岫霞也離開了上海青年會，到北京師範大學女中讀書。
“爸媽結婚前幾年，是他們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光。”女兒趙燕曾在回憶文章中寫道，“在清華，爸爸同學們的聚會郊遊、媽媽是當然的來賓，胸前別著一個小條：‘趙來賓’，媽媽每次說到這裏，就咯咯地笑……媽媽年輕時性格活潑調皮，又愛玩，她說爸爸常管她念書，有時把她關在屋裏，要她複習功課，媽說，有一次爸爸幫她在兩個鍾頭裏複習完了全部三角。”
1933年，趙九章大學畢業，留在清華當助教，吳岫霞也高中畢業，兩人結婚，一年後女兒出生，“媽說，那時爸爸一個月90塊錢，養家足足有餘，還能請一位保姆幫助家務。”
1935年，通過庚款考試後，趙九章將妻女送回浙江老家，自己和蔣介石之養子蔣緯國（生父戴季陶）同赴德國柏林大學專攻氣象專業，這後來也成為他“文革”中的罪名之一。
1938年獲得博士學位後，趙九章回西南聯大任教；1944年春天，經竺可楨教授推薦，他帶著家人從昆明來到重慶，主持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工作，繼竺可楨後承擔起我國現代氣象學奠基工作，趙燕曾在回憶文章中說，“從此，父親就把他的生命獻給了這個所”；1946年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遷往南京北極閣，解放戰爭時，氣象所奉命遷往台灣，趙九章和所內科學家們選擇留下迎接新中國的誕生。
新中國成立之初，趙九章促進組建中國科學院地球物理研究所，他於1955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1957年10月4日，蘇聯科學家成功發射第一枚人造地球衛星——“旅行伴侶號”，這是人類邁向外層空間的新紀元；11月2日，蘇聯又發射了第二顆人造地球衛星，正在蘇聯訪問的毛澤東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回國之後不久就發動“超英趕美”的大躍進；1958年1月，美國成功發射了第一顆人造衛星。中國科學界深受鼓舞，錢學森、趙九章、陸元九等科學家也積極倡導中國也要研製人造衛星。1958年5月17日，毛澤東發表講話：“我們也要搞一點人造衛星。”
1958年10月，作為中國科學院地球物理研究所二部主要技術負責人，趙九章提出“中國發展人造衛星要走自力更生的道路，要由小到大，由低級到高級”的建議。1964年，我國地對地導彈、原子彈先後炸響；1965年初，趙九章向周恩來總理遞交了一份關於盡快規劃中國人造衛星問題的建議書，與此同時，錢學森也寫了一份重新上馬人造衛星的建議書。
1965年趙九章、吳岫霞夫婦在頤和園觀賞玉蘭
1965年9月，趙九章出任中國科學院衛星設計院院長，全麵組織實施中國衛星研製工作、製訂我國第一顆人造衛星的總體方案！但他永遠望不到天空中的那顆中國星！一年後，“文化大革命”爆發，他被造反派趕出了辦公室，之後是無休止的批判、批鬥、遊街、勞動！
“在媽媽的世界裏，爸爸是棟梁，我們的家是她溫暖的窩。”趙燕曾寫道，“爸爸離去，棟梁折，大廈傾，媽媽的世界破碎了。我們那個溫暖的家，破碎了……笑容從她臉上消失，她一下子老了十歲，看了令人心碎……爸爸去世，我們連哭的權利都沒有！”
“經過漫長痛苦的十年，受盡煎熬的媽媽，看見報上一個個人平反昭雪，爸爸的事還杳無音信，她受不了這焦急的等待，連續幾晝夜不能入睡，情緒急躁，不住說話，眼睛發直，我們帶她去看病，醫生診斷為反應性精神病……”
至今，趙九章的女兒不知父親的遺體在哪裏火化、灰燼不知飄向何方……
4 郭永懷女兒：“寫寫我爸爸吧！”
1996年夏，45歲的郭芹在北京病重，好友邊東子最後一次前去看望她——他在後來的文章中記錄下當時的情景：“她用一雙誠懇的眼光望著我說：‘寫寫我爸爸吧！’”
1968年10月，郭永懷從北京啟程去西北基地。就在此前的9月20日，他年僅17歲的獨生女郭芹，和她的同學們乘坐知青專列，到內蒙古農區當知識青年了；而且，他也知道，妻子李佩已進了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的“牛棚”。
談慶明1956年從北京大學畢業，分配到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工作，直至退休。他和郭永懷、李佩一家相識相知六十年。
他回憶說：“1968年10月，郭先生到基地後，打長途電話給他在力學所的秘書，詢問李佩先生的處境，秘書回答不知道。所以，郭先生在試驗完成後，等不及和其他幾位副院長一起乘坐大飛機回北京，而是急急忙忙坐了小飛機回北京的家，他心急如焚地要早點見到李先生！”
當年12月4日，李佩在單位接到電話，“（老郭）告訴我第二天就回北京，要我不著急。第二天，我就一直在家裏等，可不見他回來，我想他可能是臨時改變計劃了吧，來不及告訴我。兩天後，家裏突然來了20多個人，我就知道出事了！”
多年後，李佩仍然不相信這是一次意外的飛機事故：“那天清晨，北京天氣很好，怎麽會出事故呢？”我曾經問她：“您怎麽知道當天的天氣很好？”她說：“因為老郭前一天在電話裏告訴電我第二天早晨飛機到北京，所以，我特別注意當天的天氣。”
出事當天，郭芹還在內蒙古農村，她對此有不同的記憶。
錢學森傳記——《蠶絲》（Thread of the Silkworm）1995年在美國由Basic Books出版社出版，華裔作者張純如在寫作過程中曾在美國采訪郭芹，郭芹回憶父親遇難的情形時說：“那是一個雨天，缺乏經驗的駕駛員錯誤理解了導航員的指令，飛機撞到跑道上失火燃燒……”
郭芹的記憶與她媽媽的不同。所以這至今仍是一筆糊塗賬！1968年12月5日是農曆十月十六，滿月，天氣記錄顯示北京為晴天。飛機失事應該不是天氣的原因。
去機場接郭永懷的司機邵春貴是事發當日在現場辨認出郭永懷的人，也是他後來到北京電報大樓發電報通知郭芹。但是當天李佩問他郭先生回來沒有，他無法告知實情。在鳳凰衛視2010年12月15日播放專題節目《我的中國心》中，邵春貴在接受采訪時說：
“郭先生去世時她（李佩）還是挺激動的，挺難過的，一直是我拉著給跑（民航局詢問失事原因），那時跑了好長時間，李佩當然也挺難過，哭過多少次，很難過的。”
但是，李佩至今不知道丈夫飛機失事的細節。2010年12月，92歲的她在接受鳳凰衛視采訪時說：“但是對於這個飛機失事的事情，到底是為什麽失事，現在誰也鬧不清楚，因為我就問了這民航局的局長，他也說不出來到底是為什麽，是因為飛機故障，還是因為這個飛機駕駛員的問題。可是這次事情之後，周總理就給了他們民航局一個指示，讓他們一定要培訓駕駛員。”
郭永懷被追認為烈士，按規定烈士家屬可享受優待。當有關方麵問李佩和郭芹是否需要照顧，與彭潔清不一樣，李佩當時拒絕任何照顧。結果是：她仍然回到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的牛棚，並在1970年，隨科大南遷到了合肥，一直到1976年才回到北京。郭芹也回到了她插隊的農村。
多年後我問李佩為什麽不將17歲的郭芹留在北京，她說；“我們不需要同情。”然而，如此堅強和自尊的李佩幾年後在合肥被審查期間還曾服安眠藥自殺，幸好被搶救了過來。
1971年，郭芹從農村病退回北京，李佩卻遠在合肥繼續接受審查，孤苦伶仃的她想到了父母的摯友錢學森和夫人蔣英，並拜訪了錢家。然而，這次拜訪令她深受打擊。張純如書中描述了當時的情形：當郭芹走進錢學森家時，穿著藍色軍隊製服的蔣英，用一種藐視、甚至是憤憤不平的表情看著她，錢學森也批評了她的家庭，“從你母親的口中獲得信息就像擠牙膏一樣，擠一點說一點。”如果在郭芹在爸爸犧牲的時候得到應有的照顧，她也許不會如此敏感和因未能得到自己期望的幫助而感到失望。
李佩後來告訴我：“1996年春，蔣英來到我家，想問郭芹為什麽要在張純如的書中那樣描述那次會見，但因為看見郭芹已經病很重了，就沒有問了。”
郭永懷飛機失事犧牲後，周恩來總理下令徹查這一事故，並責成《人民日報》盡快向國內外發布郭永懷飛機失事的消息，以免外界又認為他是被迫害身亡的。《人民日報》當即在12月13日發布了這一不幸消息。12月25日，在郭永懷追悼會上中央人民政府追認為他為“革命烈士”。
盡管周總理考慮得如此周到，沒人會料到的是，當時在力學所懷柔試驗基地接受審查的力學家林鴻蓀（1925年10月25日——1968年12月15日），從同事那裏知道報紙上郭永懷去世的消息，他當即感到——“最了解他的人走了，他唯一的精神支柱也不存在了，他再沒有希望了”。就在第二天早晨，人們發現林鴻蓀漂浮在懷柔基地的小湖湖麵上。他年僅43歲。
林鴻蓀是化學流體力學家，1960年代在研究液氫液氧火箭發動機總體方案、燃燒、傳熱、低溫技術和地麵試車技術，以及在組織領導研製低空導彈技術等方麵，取得重要進展。“文革”中，林鴻蓀、楊友鸞夫婦曾搬到李佩家住。林鴻蓀逝世後，李佩還盡力安慰幫助住在家中的楊友鸞。
2002年，在清華大學辦公室，86歲的林家翹先生回憶起他當時在《人民日報海外版》上看到郭永懷去世消息的悲傷時刻：“當時我好震驚，好心痛啊！”林家翹、梁守瀛夫婦1972年回北京時首先要求見到李佩，這樣一直在接受審查的李佩，才第一次被允許從合肥回到北京。
5 結束語
1999年9月18日，彭潔清、李佩等應邀到人民大會堂參加表彰大會，江澤民主席親自為“兩彈一星”獲得者佩帶獎章。
三位非正常死亡的科學家獲得“正名”，他們的名字從此被鐫刻進這個國家的曆史。
今天我寫文章來紀念他們，不僅是為了讓後人了解他們的功勳，而是為了讓後人不遺忘他們的死因。紀念，不一定歌頌，沒有比事實真相更能讓人們銘記與反思。
弗朗茨·卡夫卡有一句話可以時時讓人們警醒：邪惡太了解善良，而善良的人，毫不了解邪惡（Evil knows of the good, but good does not know of evil）。
（參考文獻略）
轉自：知識分子
上大學時，學校有一排二層小紅樓，稱“教授樓”，一樓兩戶，上下層，每戶使用麵積接近200平米，如果按現在的計算方式是300平米，全部免費分給教授住。
現在教授的收入不如賣茶葉蛋的，一年的收入隻能買一平米的房。
—— 寫在反右運動60周年之三
作者：曾伯炎
當年反右，災難禍及右派妻兒，造成妻離子散、家破人亡、少幼失怙、親情撕裂的亊，罄竹難書，60年了，積我心上的血淚，難被歲月磨滅。筆之於書，可成長卷。壓縮此文，留存於世。
右派被開除，攆出體製了，或勞教、勞改，受勞役之苦，也就日圖三餐、夜圖一宿，成了死虎，冷藏窮山僻野，相對單純。任階級鬥爭如火如荼，也與死虎少關涉了。
但是，右派的妻兒們，仍在社會中，體製內，不受敵視，卻受歧視，不入五類，仍屬另類，不受監視，也受內控，尤其在政治統帥一切的社會，政治生命苐一，妻兒們被政治歧視所受壓力，是生活加精神的雙重重圧，曆朝皆無，亙古鮮有：那講親不親，階級分的年月，逼親人的親情，要變敵情，不反目成仇，認親為敵，便成反黨同流。這種慘酷地親情撕裂，便是人性扭曲的熬煎。超越人情冷暖、世態炎涼之磨難了。由此而夫妻齟齬、父子成仇，千古畸態，幾成常態。柔弱女子，能不身體與精神皆傷痕累累嗎？
因此，打擊一個右派，受此打擊株連者，還有右派的妻兒，以及父母兄弟姊妹，被奴役的精神創傷，至少是大於右派4倍5倍的打擊麵了。能遺忘右派妻兒與親屬的苦難嗎。
我在牢裏21年所見，出牢這30多年所聞，心靈上，掛滿右派妻兒們的血滴，與親屬的淚痕，翻撿出故亊，應是反右運動災難的一部份，屆此反右運動60周年之際，傾述於此，留作識家作信史，簡明概述如下：
1，糜文偉，他是重慶巿檢察院打的右派，出身北平朝陽學院抗戰時遷北碚的正陽學院，因學法，被巿公安局長劉明輝選作秘書。劉調任雲南省長，他留檢察院，在那眾多由軍隊轉業公檢法來掌刀把子的，當然瞧不上眼糜文偉這臭知識分子，不僅他出身渠縣士紳家庭，受歧視，還有大學文化，也遭妒忌，加上他背過民國的六法全書，講依法辦案，與別人按上級指示辦事，自然矛盾，反右運動一來，那右派帽子，自然落在他頭上。他被勞教，他妻子承受不住這晴天霹靂的壓力，懷抱嬰兒，跳嘉陵江自殺了。她這種被政治運動浪潮卷去生命的悲劇，在反右之前的那土改、鎮反與三反、五反運動，早就是常見現象了。幾十年後的2007年，我到彭山去訪退休的老糜，80歲了，孑然一身，唯在電腦上寄托日子。
2，張先癡，湖北黃崗人，少年從軍，參加涼山勦匪，實是鎮圧彝族土改稱民主改革引起反抗。結朿後，他有文才，轉業南充巿文聯，與軍隊醫院護士結婚，婚後不久。張先癡劃右派勞教，其妻喪失工作。領著孩子依附成都婆母度日，艱困中，遇新疆農墾局招工，需文憑，她用張先癡之妹的文憑，工作去了新疆。當年，8000湘女赴新疆，即為王震的新疆建設兵團調的配偶，招張先癡年輕妻子到新疆，也是安排軍人婚姻的設計，她被介紹給農墾軍人，推辭再三，巳婚那難言之隱若說出，一定失去工作。無奈隻得屈從。婚後，又為軍墾的軍人生了兒女。但是，文化革命中，終於暴露她曾是右派妻子，挨的鬥受的罪，不言而喻。
20年後，張先癡改正右派平反反革命出獄，回到南充巿文聯，與當地楊女結婚生子，前妻在疆已居孀，卻成了創業成功人士，張先癡再婚生的兒子無法就業，仍到新疆在其前妻企業獲得工作。這麽曲折的右派悲喜劇，比魯彥周寫的《天雲山傳奇》更傳奇了。張先癡寫在他《格拉古軼亊》紀實的首章，讀來催人淚下。
3，作家劉盛亞之妻魏德芳，作家楊禾之妻胡大姐，文學評論家遊藜之妻曾參明，她們皆知識女性，丈夫打成右派，在峨邊沙坪勞教營與長壽湖農場勞改，他們隻身承擔著稚嫩兒女們的生活與教養，還承受著單位裏的白眼、冷眼與毒眼。那種水深火熱的煎熬，王寶釧18年寒窰那點苦，哪能相比。
文革中，曾參明還要承受紅衛兵揪丈夫綁去遊街受辱的圧力，她既像母雞護兩個女崽，還效公雞鬥出賣自已丈夫的內賊。而胡大姐在那年月，還承受過作家楊禾3次自殺的驚恐。魏德芳孀居撫3個子女，在階級鬥爭烈焰中是多麽艱難。四川省作協這三家右派的妻子，曾參明是以剛烈、魏德芳以溫婉，胡大姐以冷靜等不同生活方式，抗衡著對他們反動分子親屬的圧力，熬煎到右派改正，兒女成人且成才。在恢複高考後，清一色地考入大學，在翻譯、文學、記者、編輯等職場供職。我在峨邊與西南聯大出身的作家楊禾勞教受苦，改正歸來，又與他兒子牛泊在報社同社。魏德芳的兒子在一省級機關做外文翻譯。曾參明兩個女都任了編輯。這些右派的妻子，在政治與生活重圧下，教養出兒女普遍優秀於那些左派家的子女，是多麽大的艱辛與付出嗬！尤其剛烈如火，疾惡如仇的曾參明，見我複出歸來，待我如本家兄弟。她在《星星詩刋》任編輯，從來稿中發現廖亦武的詩才，關愛地薦入編輯部來做客串編輯，受到老編輯北航、流沙河、陳犀等的輔導。出入她家，愛如已子，小廖從詩歌到曆史記實的寫作，有曾參明這種母愛與師愛，能不在此一記嗎？但我要注明：曾參明是民國的川大中文係畢業，師從的是林山腴、向楚這些傳統文化學者，非校園階級鬥爭風氣培養。
4，右派張正修妻子韓淑德，是音樂學院民樂係助教，她背著琵琶到勞教營去率要丈夫的勇氣，應屬古今鮮見的絕唱。
我被勞教後，發現右派們的婚姻，年輕右派，多數離了。正戀愛的，如流沙河與巿裏女幹，黃一龍與清華女生，當他們一入右網，即斷了情緣。韓淑德才20歲，助教四川音樂學院，丈夫抓去勞教，她卻不變婚約，不嫌丈夫右派，還不怕受同亊的冷眼白眼，等到張正修解除勞教，還留隊就業，在灌縣修路，她像中國四大名劇《琵琶記》中身背琵琶尋丈夫的趙五娘，去尋蔡伯喈，韓淑德也身背琵琶到勞教營去率要丈夫。
因我與韓的丈夫同勞教，韓與我弟曾經同校供職，相交超越半世記，熟悉她這一段可歌可泣身世，值得開今之青年眼界：
那是1961年，全民的大饑餓還在高峰期，韓淑德尋到415勞教支隊的工地，見到管勞教的幹警，便問：張正修解除勞教了嗎？答：解除了！問：為何不放回去與家人團聚？她不繞圈子，單刀直入地與專製機器的爪牙爭辨，毫無膽怯與畏葸，聽得工棚外那些右派心中暗暗喝采！
與勞教幹警爭執，沒有獲得放丈夫回家，韓淑德便住下來，不離開這勞教工地，那些勞教幹警，還未遇見過這麽理直氣壯有膽有識的家屬，如此咄咄逼人地來要人，隻見到來哀求的、討好的，甚至與他們配合，幫助專政機器來做勞教勸降工作的，對韓淑德這異類，感到棘手。
韓淑德住下後。右派汪崗是右派中資最深年又輕頗孚眾望的頭兒，他是中共地下黨，還隨大別山二野打入重慶，做過西南局宣傳部長張子意秘書，在西南工人日報負責中支持工人民主意願被右派，他勞教是保留公職，也等待返單位。便來打探韓淑德索夫結果，並極力讚揚韓淑德的膽量。汪見韓帶的琵琶，靈機一動說：我們這些右派，吃豬狗之食，更久不聞絲竹之音，你何不給我們開一個獨奏會，難解肚腹之餓，也可解精神之饑嗬！
韓淑德慨然答允。於是，在勞教支隊破爛的工棚裏，開起俄羅斯古拉格與納粹集中營絕不可想像的音樂獨奏會，這種在專製刀斧林立的囚者營裏，為被侮辱與被損害的賤民彈奏琵琶，顯出的人性之美，壓倒專製之惡。我傳播出這一古今鮮見的絕奏，傳到南京作家吳非耳裏，10多年後相見，他還在訴說此亊對他的感動。
終於，勞教幹警鬆口，但放她丈夫，必須在鄉村公社落戶，韓淑德費盡心機，在音院農場所在的新都馬家公社，找到辦法，安置丈夫，脫離了苦海。丈夫是掛戶口於公社，分不到公社口糧，她便節約家中口糧再買黑巿糧應付。1962年，我從勞教營借探親出來，尋找這獲自由的門路，在音院農場見到韓淑德夫婦，她還鼓勵我掙紮出虎口：出來養一群鵝，也可度日。那時農民用兩隻鵝，便可換一部自行車或縫紉機。我發現她是既懂自由可貴，也識愛情價更高的女子。
我很驚異韓淑德的人性不被專製圧扁變質。我弟告我：她在音院的綽號叫韓莽子呀！
5，蕭青本姓劉，是作家蕭紅的粉絲，改的此名。她與她丈夫蘇定生在反右前，與我在同一幢樓上班，都很熟。她們結婚、生子從日報同調另一家晚報，丈夫在那裏打成右派，在機關被監督勞動，我聽晚報排字工講蘇定生在排字房攺造打雜，像個皮球被踢來踢去，再加妻子與他雖未離婚，卻劃清界線，這蘇定生當年調查黃香芹亊件與眉山地委作過鬥爭的記者，未熬到右派改正，便夭亡了。
1979年，我改正後，騎車上班，被蕭青在街上叫住，問及我回來情況，口裏不停地說：好！好！好！每個好字，充滿了感情，我想：這感歎聲，未必不是在驅除她心中多年的苦！苦！苦！和丈夫去世的憾！憾！憾麽？若蘇定生沒被專政致死，不也同我一樣騎車上班了嗎？
後來，發現她的女兒劉繼紅與兒子劉繼安，改姓劉，逃避姓蘇，是去銜接劉氏革命血緣，用她伯父劉願庵為共黨犧牲，且任過中共地下省委書記的曆史，做保護傘來逃避右派狗崽之災，用心良苦。但是，打不出這大紅傘來庇護的右派子女，多少人在那階級歧視與壓廹中，不是體賤便成腦賤了。
右派蘇定生早死，機智的妻子蕭青支撐兒女挺過艱困年月，她退休沒幾年，也離世，她一腔心中苦水未吐在文字，我在此記下，隻算一索引了。
列舉以上幾右派妻子們在右禍中的艱難生存，其稚嫩兒女的悲苦，則更令人疾首了：
1963年，我探親從勞教營出來尋找能掛戶口獲自由的門路，常在已獲自由的右派陳達維家谘訊磋商。這天，他領自已與友人孩子約我同去動物園，在車上，他指著名蓉蓉的小妞告我：她是你們山上居乃正的女，我說複旦出身的老居我很熟，便問蓉蓉：知道我認識你爸爸嗎？她盯我一眼，還縐著眉頭說：我們不興爸爸！
沒想到這階級鬥爭的敵我界線，這麽早，在一年級兒童就樹起了。我被擊了一悶棍一般，啞口無言。難接受這階級感情取代人情人性的殘酷，苐二天，我跑到商業場小學去看兒子，兒子眨巴著眼睛望著我，我說：是爸爸呀！他臉一紅，逼出一句：垂子爸爸，哭著便飛快地跑了。
那時，我正與兒子的媽協議離婚，友人陳達維說，把我家糖票全給你，明日去談離婚見到兒子，給他買一包點心，就可改變你這爸是洪水猛獸的印象。可是無效，兒子獃獃地望糖果一眼，便埋頭不吭聲，然後，又一溜煙跑了。
待我右派改正，兒子結婚，他又養了兒子，也做了父親，才向我這老父親說出這父子之間那險阻的來曆。
那是他在幼兒園與同學爭玩具，別人罵他反革命的狗崽，同學們一齊圍過來，指指嘬嘬，他霏紅著一張臉，感到揪心的委屈。父親在他兩歲離家，模樣也記不清了。忍不住摒出一句：我爸有槍！才嚇住囲攻他的作鳥獸散。
這是兒子恐懼爸爸的來源。還說他在中學早改了母姓，在班上成績苐一，卻不讓升高中，也是受父親之牽累。
現在，父子之間的隔閡已除，精神創傷未可盡愈。
這些人與人關係，包括親屬親情的撕裂，影恂社會人性與人情扭曲變形變態，與那毛澤東的30年階級鬥爭無關嗎？他那階級鬥爭再移置於巿場鬥爭，鬧到今天社會無誠信，政治無倫理，也使巿場無倫理，擠入世界WTO已15年，恢複巿場已30多年，仍不被世界承認是巿場經濟社會，人，仍不被統治者當成人，隻認作工具，在這由製造轉智造進入人工智能的轉型中，這種人性與人倫的沉淪，能順利地進入現代嗎？
反右運動60年了，右派已將死盡，反右之災禍，株連妻子兒女，仍造成右二代、三代精神奴役的創傷未愈合，造成整個民族畸形人性與精神世界，亟待思想解放來複蘇。當局還想以強化專製來鞏固非法的政治經濟特權，任他們妄圖建網上長城進行精神封鎖，再用反右的以言治罪去封閉思想，恐己無60年那愚民條件，既是自閉也是自殺矣！
作者：蔣祖權
（一）反右之前的前蘇聯
1953年3月1日，前蘇聯部長會議主席，前蘇聯大元帥，蘇共總書記斯大林因腦溢血躺倒在臥室的地板上一整天，因按製度規定未經斯大林傳喚，誰也不能進入房間，延誤發現和治療而死亡。斯大林的死亡時間為1953年3月5日21點50分，當時除斯大林家屬之外，在場的人都鬆了一口氣。
1956年2月，在蘇共二十大閉幕以後的一次會議上，蘇共第一書記赫魯曉夫突然作了題為《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秘密報告，這份報告以大量驚人的事實揭露了斯大林生前的種種罪惡，包括對體製內成員的大量抓捕和殘殺，揭露了斯大林搞個人崇拜所帶來的嚴重後果和危害。幾天後，這份報告逐級傳達，不久又在蘇共所有基層組織會議上傳達，這份“秘密報告”的內容很快在前蘇聯家喻戶曉。
首先受赫魯曉夫“秘密報告”衝擊最大的是東歐國家，因為這些國家的領導人也搞過像斯大林那樣的內部清洗。隨著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傳播，東歐國家的民眾開始要求其領導人對那些清洗運動中的受害者給出一個交代；同時，東歐國家出現了要求擺脫斯大林模式，擺脫前蘇聯控製的社會情緒，這讓那些東歐國家的領導人不知所措。
當時在莫斯科率領波蘭代表團參加蘇共二十大的總書記貝魯特說：“我們懷著悲傷心情獲悉斯大林做壞事的消息，波蘭人民那麽感謝斯大林，感謝他的智慧和援助……” 貝魯特顯然受不了這種負能量的打擊，1956年3月突然死在了莫斯科；隨後，波蘭出現了動蕩，人們的不滿終於爆發。1956年 6月，波玆南市民眾與政府發生了發生了武裝衝突，民眾占領了武器庫，雙方交火死傷慘重。最後，調集軍隊才控製了局勢。
波玆南事件之後，波蘭政府采取了撫恤措施，貝魯特的繼任者奧哈布在1956年10月舉行的波蘇會議上，在蘇軍壓境的困局中堅持波蘭獨立解決內部矛盾，宣布政治局集體辭職，推舉在大清洗中被開除的前總書記哥穆卡爾上台，哥穆卡爾認為“波玆南事件”中民眾抗議的是社會製度普遍存在的弊病……哥穆卡爾表示：“把波茲南的悲劇說成是帝國主義特務和挑釁分子鬧出來的，這種笨拙的企圖在政治上是非常幼稚的。”
1956年6月發生的茲南事件和10月舉行的波蘇會議之後，匈牙利也發生了要求為本國大清洗中殺死的20多萬人討還公道，和反對蘇聯模式和要求擺脫蘇聯控製的大規模流血衝突，這一次蘇軍直接參與了鎮壓。
前蘇聯的赫魯曉夫意識到了個人崇拜帶來的災害，但是並沒有意識到災害的根源，赫魯曉夫相信蘇聯的體製具有自我糾錯能力，可以解決斯大林模式帶來的危害。赫魯曉夫是個天真的農夫專政家，他天真地認為航空母艦是水上的靶子，他天真地認為蘇聯的發展不久也能超過美國；他的天真無法察覺蘇聯體製已經製造了千千萬萬跟斯大林基因相同的大小官僚，他揭露了一個斯大林，卻奈何不了成千上萬的那些蘇聯官僚，他揭露了一個斯大林，等於背叛了整個官僚體係，在這個體係裏，他後來能活著下台，已經很幸運了。赫魯曉夫之後的蘇聯和東歐，雖然還要經曆一段痛苦的歲月，但是曆史的天窗已經打開，體製的變化注定隨之而來。俄羅斯從彼得大帝時期就是一個接受過外來文明進步的國家，地理位置和文化結構也決定了這個國家的曆史要向歐洲看齊，晚幾步隻是時間問題。
1956年的北京，獲悉蘇聯對斯大林個人崇拜和內部清洗的揭露，以及東歐民眾對社會主義體製帶來災禍的不滿，毛澤東一方麵認為那些國家的問題是因為階級鬥爭沒有搞好，應該解決掉的反革命沒有被幹掉，才會出現反動勢力煽動民眾上街鬧事，被帝國主義利用來反對社會主義政府；一方麵也想借助國際局勢，整頓一下他越來越難以掌控的內部官僚體係。同時，他對揭露斯大林搞個人崇拜的赫魯曉夫深惡痛覺。
（二）反右之前的毛澤東
1956年的毛澤東還是非常自信的。中國剛剛經過土改殺掉了幾百萬地主，鎮反運動中又殺掉了幾百萬人，包括眾多抗日英雄（官方公布說鎮反隻殺了71萬人），外加朝鮮戰爭也解決了很多內戰中投降的國軍。毛澤東顯然覺得中國不可能會出現大批的反對者，此時，他正在籌劃推行他在1951年和1953年時分別提出的百花齊放和百家爭鳴；1956年5月，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七次會議上正式提出了文藝工作主張百花齊放，對科學工作主張百家爭鳴的雙百方針。1956年9月召開的八大確認了“雙百方針”，將其寫進了政治報告和決議之中，使“雙百方針”成為全國代表大會的決策。
1957年4 月27日，中央公布《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決定進行一次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的整風運動；並連續號召各界人士廣泛參與，但是當時大家對此反應冷淡，於是毛澤東親自召集各界人士，懇切希望他們提出批評意見。1957年4月30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召集民主黨派負責人座談，請他們積極參與提出意見，幫助共產黨整風。為消除黨外人士的思想顧慮，毛再次代表中央重申了“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原則立場。1957年5月4日中央發布了《關於請黨外人士幫助整風的指示》，繼續號召大家“鳴放”，給政府提意見，幫助當政者改正。這些舉措漸漸打消了大家的顧慮，各界人士（主要是參與政府工作的知識分子），開始提出一些批評與建議，各大報紙新聞也同時刊出各種聲音，這幾天被稱為“大鳴大放”。
當“無產階級的小知識分子領導資產階級的大知識分子”，“外行領導內行”等言論被大鳴大放出來之後，毛澤東受到了很大的刺激。毛澤東一麵讓《人民日報》繼續發表各種批評意見和言論，並指示不要做任何反駁，一麵在內部傳達他5月15日寫的《事情正在起變化》這篇文章，文中把這次應邀提意見的人稱為右派。
（三）幾個大右派
1957年5月21日，中央統戰部繼續邀請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人士舉行座談會，民盟副主席章伯鈞發言提出“政治設計院”的問題，章伯鈞的發言原文刊登在1957年5月22日《人民日報》上，他強調這是他個人的意見，不代表民盟。
5月22日，羅隆基發言。他提議成立一個平反委員會，這個委員會不但要檢查過去三反、五反、肅反運動中的成績，它還將公開聲明，鼓勵大家有什麽委屈都來申訴。他認為這樣作的好處可以鼓勵大家提意見,各地知識分子就不會顧慮有話無處說，而是條條大路通北京了。過去的“五反”、“三反”、“肅反”雖然有很大的成績，但是也發生了副作用，使人不敢講話。人有擔心在這次的“放”和“鳴”以後，還有“收”和“整”。在過去運動中受了委屈的，要給他們“平反”……他還主張地方人代會和政協也應該成立這樣性質的委員會，使它成為一個係統。羅隆基的發言原文刊登於1957年5月23日《人民日報》。
1957年5月23日至5月29日休會七天，因為中央書記處開會，研究布置反右派的任務。5月30日座談會又繼續舉行，大家繼續發言提出批評意見，在1957年6月1日最後一次座談會上，《光明日報》總編（儲安平）在左動員右動員之下才發言：《向毛主席和周總理提些意見》，捅了個天大的婁子。儲安平的發言原文刊登在1956年6月2日《光明日報》。
（四）為什麽要反右
1956年的毛澤東還很自信，當時他覺得中國不會出現波蘭和匈牙利那樣的局麵；1957年的鳴放，讓他的這種自信受到了打擊，保健醫生說他那一段時間精神抑鬱。1957年，突然麵對這些他本人和大量官方宣傳主動邀請下提出來的公開建議，他的自信心受到了極大挫折，雖然這些言論遠不及他當年在延安時的民主言論激進，但是得到天下之後再聽見這樣的民主言論就會感到十分可怕。他原打算發動各界人士為他所用，借助知識分子和各民主黨派人士的力量打擊一下他越來越失去控製，漸漸失去話語權的內部官僚係統，借助外力整治一下內部那些不聽話的官僚，讓外人來幫忙撓撓他的這個心頭之癢，沒想到人家根本不幫他撓這個癢癢，直接建議政府截肢，直接建議政府換血了。
很顯然，曆史上的毛澤東無法判斷眼前出現的狀況，他也無法解決這些問題，最後隻好想辦法解決人，解決提出問題的人，怎麽解決人呢？發明運動解決人是毒門絕技，於是就發動了反右運動。1957年6月8日，中央發出《 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 》；《人民日報》發表了《這是為什麽？》的社論，開始舉國展開反右。毛澤東任命鄧小平為反右小組領導者，把幾個人的公開提議擴大到了幾千人，幾萬人的反動問題，擴大到了幾百萬人的問題，牽連了幾千萬人。
官方數據顯示，從1957年的反右運動到1958年的反右補課中將55萬人都打成了右派。然後在1959年到1964年又先後給大約30多萬被錯劃為“右派分子”的人摘掉了帽子。1978年，中央決定給右派分子徹底平反，最後曾經被劃為右派的人幾乎全部平反，至今沒有平反的有中央認定的右派分子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陳仁炳，彭文應，區區5個人，以及由各地方認定的幾十名右派分子，全國加起來一共也不到100人。為了幾十個人的不同觀點和意見，更準確地說就是為了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陳仁炳，彭文應這五個人，就搞出了一個全國性的反右運動，發神經一樣舉國折騰。
那麽，最後落實隻有幾十個所謂右派的反右運動為什麽當年能鬧得那麽大？為什麽一下子牽連了那麽多人？全國一下子哪來的那麽多右派呢？
（五）反右為什麽擴大化
從幾個右派到舉國到處是右派，這些一方麵是當政者從自信跌落到心虛恐慌，開始害怕中國成為下一個匈牙利或波蘭，於是開始胡搞反右，胡搞擴大化，上級定指標，下級為了完成任務，隨意定性湊人數造成的；同時，大小官僚也樂得把原本反對官僚宗派的初衷轉移到其他方向上去，利用反右把水攪渾，因為不搞反右就要繼續整風反官僚了，所以大小官僚積極反右，盡量把反右擴大化。對於那些在反右運動中沒有發表什麽右派言論的人，就去翻他們延安時的舊賬。
另一方麵也是各民主黨派精英們自己造成的，反右過程中很多所謂的精英們跳出來互害。本來就沒有什麽右派，結果很多人為了表忠心保自己，劃清界限求進步，紛紛跳出來相互揭發，積極批判曾經的同事和朋友，家屬及親屬。
反右運動中，當魯迅生前好友馮雪峰被周揚等人批判時，馮雪峰對誣陷他“反魯迅”這項指控是不認帳的；這時，魯迅的夫人許廣平站出來怒斥馮雪峰：“看你把魯迅搞成什麽樣子了？你是一個大騙子！” 隨後，許廣平還在全國婦代會上揭露“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的活動”。在《人民日報》上刊登的發言裏，她指責魯迅的親密學生，也是她的好朋友丁玲“活像一個武則天，有軍師有文臣武將有打手，又有通訊員和聯絡員……這個集團的活動方式是十分卑鄙的……”。而丁玲在被打成右派之前，還跟艾青等人商量著如何去批判文藝界另外一些後來明顯比他們問題小很多的右派呢；當然這裏也少不了老舍，茅盾，曹禺，巴金等人對丁玲等右派分子痛打落水狗式的批判。反右運動中，吳晗，梁思成等人也積極加入了批判右派分子的隊伍。
反右運動中，因發表了《向毛主席和周總理提些意見》這篇文稿（即“黨天下”言論）而被打成五大右派的儲安平，他的家人和另外很多人都受到了牽連，子女被迫與他劃清界限，身邊的同事也紛紛檢舉揭發他，儲安平的第二任妻子“易吟先”也與他離了婚，嫁給了特赦後的國軍將領宋希濂（原華中副剿總兼第十四兵團司令），然後還住在儲家南屋；儲安平不僅天天能看見南屋，還能聽到‘如今在社會交往和生活享受方麵，比跟個大右派強多了’等等這樣的傳話。
反右運動中，儲安平在九三學社舉行的中央常務委員會第十六次擴大會議結束時“承認錯誤”，並表示要認真地挖掘自己的思想根源和主動交代同章伯鈞與羅隆基的關係；在1957年7月召開的第一屆全國人大第四次會議上，儲安平作了題為《向人民投降》的發言，《人民日報》全文刊登。但是最後，儲安平還是活不見人，死不見屍了。
反右運動中，有些所謂的民主人士比當政者還要積極反右，比如沈鈞儒，胡愈之，史良（七君之一），胡子嬰等在反右中高舉反右大旗，立場堅定愛憎分明，成為反右急先鋒。
反右運動中，首任最高法院院長的沈鈞儒在5月17日反右還沒有正式開始，就在《人民日報》上發話表示要批判章伯鈞和羅隆基等人的錯誤言論。後來，沈鈞儒在明知民盟內根本沒有所謂章羅聯盟的存在，以民盟主席的名義發表公告刊登在《人民日報》上，公告稱：“中國民主同盟在資產階級右派向黨、向人民、向社會主義的猖狂進攻中，起了特別惡劣的影響和作用。這是因為在一個時期內，由民盟兩個副主席章伯鈞、羅隆基所形成的‘章羅聯盟’的右派反動路線——從政治路線到組織路線，曾經在盟內占了上風。‘章羅聯盟’的骨幹分子在不同情況下和不同程度上控製了民盟中央和許多地方組織的領導機關的實權。他們在國家生活的許多部門特別是文教部門還參加了領導工作。他們以及在他們影響下的大小右派分子，利用民盟組織的合法地位，利用幫助黨整風的機會，在全國和地方上，在高教界、科學界、新聞界、出版界、文化藝術界和其他方麵，充當主帥和大小頭目，籌劃、發動、號召和組織資產階級右派的猖狂進攻。‘章羅聯盟’事實上成為全國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發號施令的最高司令部，對黨、對人民、對社會主義事業犯下了嚴重的罪行。”
反右運動中，首任國家出版總署署長的胡愈之在會議上以《章羅聯盟的透視》為題發言批判右派分子，第二天《人民日報》刊登了胡愈之的批右發言稿。
反右運動中，中共中央發出《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的指示之後。章伯鈞找到自己感冒時給他送過雞湯喝的好友（司法部長史良）私聊，史良問章伯鈞：“伯鈞，儲安平的發言稿，事先和你商量過沒有？”章伯鈞說：“沒有，羅隆基是看過的……”
反右運動中，在民盟舉行中央小組會議上，史良作了長篇發言。首先她強調要繼續幫助共產黨整風，給司法工作提意見；另外表明要以儲安平為靶子，要求大家明確表態，與右派分子劃清界線。最後，史良突然點名批判章伯鈞。她說：“在這裏我要向章伯鈞副主席提一點意見。在上次中央小組座談會上，伯鈞的發言中，對儲安平的批評，我認為是很不夠的，是含糊其詞模棱兩可的……記得上星期六晚間（6月8日）伯鈞來找我談話，我是問過伯鈞的。我問他儲安平的發言稿，事前和你商量過沒有？他說：‘沒有，羅隆基是看過的。’伯鈞又說：‘有人對我說，儲安平的話擊中了要害。我看，胡風，儲安平倒要成為曆史人物。所謂曆史人物，是要幾百年後自有定評的。’當時伯鈞說這樣的話，我真不明白是什麽意思。現在看了伯鈞在《光明日報》發表的文章，和他那天晚上所講的完全不同。因此，我必須請伯鈞說個明白。是不是伯鈞也有兩套做法，在群眾麵前講的是一套，在背後講的又是一套呢？”
當時的《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和《中國青年報》均在頭版頭條，全文刊登了史良這篇發言。以史良“要求民盟中央表明態度劃清界限，質問章伯鈞是不是也有兩套做法”為通欄大標題，並將章伯鈞在史良家中說的那段“……我看，胡風，儲安平倒要成為曆史人物，所謂曆史人物，是要幾百年後自有定評”作為文章的黑體字摘要。雖然章伯鈞在題名為《我在政治上犯了嚴重錯誤》的檢查中說他的錯誤是‘為右派分子所利用’，最終也無法改變他被打成頭號大右派的宿命。
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因為提出成立“平反委員會”被打成了全國第二大右派的羅隆基，受到了來自身邊親朋的猛烈批判，尤其是羅隆基昔日情人的史良（司法部長），浦熙修（彭德懷妻妹）和邵慈雲（秘書兼情人）一下子都變成了敵人。時任司法部長的史良批判儲安平的言論，揭發章伯鈞的問題，同時也要求羅隆基一並交代。與羅隆基同居十年的浦熙修撰文《羅隆基是隻披著羊皮的狼》，甚至不惜將她與羅隆基的床笫之語當成政治言論來揭發。浦熙修在羅隆基相好之時，與其夫袁子英已有十多年婚姻，並育有3個子女，浦熙修的丈夫袁子英得知他們兩人之事後，為了麵子和孩子一直忍耐，直到他們3人在私會現場相互廝打，驚動警察，成為公開的桃色糾紛，袁子英才與浦熙修離異。當年曾經不顧一切與羅隆基死也要在一起的浦熙修，反右時又不顧一切地揭發羅隆基，令羅隆基無比傷感，羅隆基曾說：浦熙修為了她自己生，不惜要我死。給羅隆基當了八年秘書邵慈雲也多次揭發羅隆基私下的言論，昔日相好是情人，運動來了是敵人。
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胡子嬰寫了一篇《我所認識的章乃器》（此文刊登於1957年7月17日《人民日報》），以其與章乃器十年夫妻生活的經驗，徹底揭露了章乃器反社會主義的本質和危害性。胡子嬰的這篇揭發，相當於在章乃器四麵楚歌之時再投下一塊巨石。1959年胡子嬰升任國家商業部副部長。而被打成右派後的章乃器真誠地表示：“我對黨披肝瀝膽…..”
反右運動中，翻譯家傅雷分別在《文匯報》和《解放日報》上發表三篇揭發和批判右派的文章：《比一比，想一想》《識別右派分子之不易》《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傅雷在這些文章中不僅明確表態支持中央反右，傅雷還回顧自己在幾次整風中對《文匯報》社長徐鑄成的批判，表示與其劃清界限，傅雷還在《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一文中批判葛佩琦的右派言論。但是在反右補課中，批判右派的傅雷也被打成了右派。
反右運動中，被傅雷批判的葛佩琦，曾經任東北保安司令部少將督察和東北通訊處長，他將來自國軍心髒的大量高度機密，交給單線聯係人李年，再通過秘密電台傳遞到延安。1947年底他的上線聯係人被捕後下落不明。1949之後，他被分到中國人民大學當物理教師，從1951到1957年，葛佩琦不斷地提出要求複查自己身份的申請，結果一直沒有回音。1957年，號召黨外人士和民主黨派給黨提意見，葛佩琦不參加，他說自己是共產黨員，不是黨外人士，第三次他去了，葛佩琦發言說：我不是作為黨外人士參加這個會的，是作為1938年就已經入黨的老黨員來向黨委反映意見的，我的黨籍問題，不是搞不清楚，而是你們對流過血汗的同誌冷若冰霜，像現在這樣的黨群關係，如果還需要做地下工作，群眾很難再保護我們，就會被敵人殺掉。反右時，他的發言被演化為要“殺共產黨人”。
反右運動中，曾經擔任華東軍政委員會人民監察委員會委員，複旦大學曆史係教授的陳仁炳被打成了五大右派之一。1957年陳仁炳在上海市委宣傳工作會議上發言，他對群眾不敢鳴放的原因作出六點分析：“一怕打擊報複；二怕黨和政府沒有決心糾正錯誤，改正缺點，反而因為提意見而開罪於人；三怕所批評的對象是不倒翁，是一塊搬不動的石頭，批評由你批評，而不發生糾正錯誤的效力；四怕所提意見不全麵，反被領導拿‘兩點論’來加以駁斥；五既然提的是缺點，怕被領導上認為就是否定成績；六怕領導批評你是在算舊賬。” 其中，這個“算舊賬”觸動了很多人的神經。陳仁炳在《打退資產階級右派的進攻》一文中被毛澤東點名批判。陳仁炳於1978年4月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但隻摘帽，維持右派原案。陳仁炳是5名中央級未獲改正的右派之一，也是5人當中唯一活著看到自己沒有被平反的人。
反右運動中，作為五大右派之一的彭文應，是55萬右派中唯一不認錯，不檢討的人。其實彭文應的言論（學習蘇聯不一定好，學習美國不一定壞等等）是可以達到平反標準的，因為彭文應堅持自己的觀點，抗拒到底，至今也沒有平反。
有關第一屆上海市政協常委彭文應被打成右派的其它主要言論如下：
“近年來，上海各報紙所登載的新聞，有報喜不報憂，小文章標大題目，大文章標小題目，而且不是把新發生的事情及時向讀者報道出來。” “去年上海某公司因不善經營大量死亡豬的事實，報紙從未提及隻字，直到事情已經全部處理，報紙才發表了消息。這樣來處理新聞，就失掉新聞的價值，大有明日黃花之感。” “斯大林發生錯誤的原因之一，即報紙長期沒有揭露錯誤，報紙應當敢於揭露錯誤，不要報喜不報憂，也不要隻打蒼蠅蚊子。” “我們的國家對創造發明，合理化建議的獎勵隻不過是毛巾茶杯汗衫獎狀，而資本主義國家的獎勵一下子就可以成為百萬富翁。”就憑這些言論，彭文應就被打成右派了，按照這個標準劃分，今天的中國應該有幾億人都是右派吧。
關於反右，有一位後來被稱為總設計師的人，他始終堅持認為反右是為了打擊向社會主義瘋狂進攻的反動分子，他聲稱當年那些反動分子殺氣騰騰而來，必須打倒。曆史上看實際的情況是，50年代的中國根本沒有東歐國家那種覺悟和意識，那時很多中國人基本停留在隻要能分到一點點兒地主家的東西就幫忙鬥地主殺地主，誰打進城就歡迎誰的境界；那時的廣大民眾根本就意識不到什麽是體製的問題，根本不知道這種體製注定給他們帶來各種災害，當然也不關心什麽雙百方針和波匈事件；那時的廣播裏麵喊中國人站起來了，很多人就相信自己從此站起來了，報紙上說人民當家作主了，很多人就相信自己是新社會的主人了；就像今天新聞聯播裏麵講中國崛起了，也有很多人感覺激動萬分，網絡傳播美國嚇尿了，也有很多人感覺揚眉吐氣一樣。意淫媒體反複發送中國或成最大贏家的言論，也有很多人越聽越自信一樣。一個千年不變的曆史，幾十年注定走不了多遠，所以今天這個時代的很多內涵以及原理還跟幾十年前一樣。
當時的中國跟今天的中國一樣有很多民主人士，也一樣隻是空有民主的概念和口號。中國的民主概念，近百年來一直處於被反複利用的狀態，軍閥混戰時，民主被孫中山用來當作武力奪天下的幌子；國共內戰時，民主被槍杆子用來當作蠱惑人心的宣傳口號；內戰接近尾聲的時候，這些民主口號附加上了各種名利，引天下諸多所謂民主人士願者上鉤，紛紛來投。當年那些所謂的民主人士，內戰的時候就擅長兩邊周旋，內戰結束後，貪慕名利地位毫不猶豫地選擇千裏迢迢投靠勝利的一方。從內戰到反右到文革，立場跳來跳去，在受到不公正對待和僥幸活著平反之後都念念不忘表忠心和感恩戴德。近百年來，整個中國大陸沒有幾個知識分子始終堅持自己的觀點和保持獨立的人格，更談不上形成一個追求民主進步的社會階層；民主概念在中國成了當局愚弄民眾的幌子，民主概念也成了很多民主人士實現海內外個人目標的常用小工具。
今天，很多人也根本不能了解中國上個世紀的曆史，雖然隻是隔了短短幾十年，關於那些真相就連很多經曆過那個時代的人都不清楚，更不要說很多像我一樣文革開始的時候還沒出生的人。很多中國人都在不知道過去發生了什麽，也找不到原因的狀態下，繼續失去著一段接一段的曆史，那裏麵有很多人的青春，有很多人的夢想，有很多人的冤情，有很多人的罪惡。但是就算把曆史的真相全都忘記了也不等於不曾存在，就算所有人都不去想也不等於曆史中的噩夢不會重來。
後來，有人提倡放下過去，一切向前看，那是因為不堪回首，無法麵對過去的曆史，無法麵對曆史中的自己。很多從那段曆史中走出來的人不僅發現他們解決不了問題，還發現他們已經無法像從前一樣解決人，因為他們很多人自己本身就是曆史問題的一部分。所以他們隻好讚同放下過去，這樣與其說是放下過去，不如說是放過自己，對這些人來說，他們寧可犧牲過去那段曆史，也不能有礙走出來的自己。這也是中國人對待曆史問題的一種普遍心態，這種心態也讓很多中國人不斷遺忘這個國家和民族的曆史，不斷習慣遺忘；不斷掩蓋曆史中的問題，不斷習慣掩蓋。
類似反右這樣的曆史存在還有很多，近百年來，這些曆史在不斷觸動一個接一個沒有痛感的時代，直到今天，還是一個沒有回應的時代。但是不管過去了多少年，無論還要再經過多少年，總會觸到那個對曆史產生痛感與悔悟的時代，總會走向未來理性與文明的清醒。中間這個曆史過程中的所有災禍與痛苦就是人們偶然選擇的必然代價，時間過去越久，就越會感受到那些代價的慘痛。中國曆史上，往往都是一連幾場災禍之後，才能稍微略有改進。現實恨天高，曆史嫌災小，無災無大禍，基本變不了。這樣的曆史像一個陀螺，經濟發展轉得越快，越是會長期停留在一個原點上。所以，五十年前開始的那場文革，今天還有很多人懷念，六十年前指定的那幾個右派，今天還是右派。
當年那一場反右下來，官方公布55萬人被打成右派（另有數據指出全國右派分子達300多萬，100多萬人化為中右，黨員右派20多萬，教師和學生右派6萬多。）據1959年7月統計，甘肅省共定“右派”分子 11132人，近三分之一的“右派”被送到了夾邊溝農場，其中死亡2000多人。全國的右派，最後活到平反的隻剩下10萬多人。一場反右下來，準備提倡的雙百方針失敗了，計劃整治內部官僚的整風運動也失敗了，所以回過頭來看這個反右運動的成果，右派們也失敗了，毛也失敗了；唯一勝利的還是內部越來越難以控製的大小官僚們。這些官僚們越來越聽劉少奇的，這是毛不能忍受的，毛也不能容忍他身邊有像赫魯曉夫那樣反對偉大領袖的官僚，他想練成一言九鼎的領袖兼神，掌控所有官僚的命運，他要解決身邊那些可疑的赫魯曉夫，無奈反右運動影響了他的計劃，大躍進和廬山會議打亂了他的計劃，他隻好再想別的辦法，那是什麽樣的辦法呢？答案在文革之中。
1966年，毛澤東終於等到了合適的機會。這一次，他不再指望那些不靠譜的民主人士了，這一次他有幾千萬紅衛兵，這一次他誌在必得，這一次他一舉解決掉了一個人；至於為了解決掉一個人會賠上多少無辜人命，反右時他不在乎，文革時就更不在乎了。從1956到1966，毛澤東十年磨一劍，文革之中舞十年，一直揮舞到1976年9月9日。在那之後，中國才鬆了一口氣，而曆史的腳步卻已經踏上了斷崖。這些曆史和事實，都將注定中國未來的幾十年裏還要翻天覆地改變。
—— 原載: 華夏文摘
“數千萬人餓死”，更是拿不出一張照片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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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以為像現在一樣，到處都是手機，相機啊？典型的無腦兒！--------------------------------
最近從印度回來的老兵王琪，老家河南農村的，1963年被抓到印度，有人說，是餓跑的逃兵，這次王琪返家，他的4個哥哥弟弟妹妹都七八十歲都活的好好的，全家族上百口人也沒一人餓死，反倒是他在印度生的大兒子，由於沒錢治病，20多歲就死了。事實勝於雄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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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以為像現在一樣，到處都是手機，相機啊？典型的無腦兒！
1956年2月，蘇共二十大中秘密報告對斯大林進行全麵否定之後，共產主義下的東歐各國紛紛出現了持不同政見者。1956年10月23日至11月4日發生在匈牙利的由群眾和平遊行而引發的武裝暴動。在蘇聯的兩次軍事幹預下，事件被平息。事件共造成約2700匈牙利人死亡。
匈牙利事件震動了中共高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