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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曆史問題,全麵地看,多方取證為好。曆史人物,與我們每個人一樣,都不是完人,應該看主流。章榮初對民族工業的發展,對國家是有大貢獻的 。網上查到章榮初先生自己的回憶,供各位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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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國民還沉浸在抗戰勝利的歡樂中時,章榮初突然被南京國民政府列入“經濟漢奸”名單。
章榮初回憶錄寫道:
1946年8月1日上午十一時許,我紹興路家裏突然來了許多人,其中有四個著製服的,兩個守住門房間,不許別人進來,兩個把電話線剪斷後與其他人一起到樓上來,內中一個拿出一張檢察署的傳票來,說有人密告我犯漢奸罪,馬上叫我與他們一起走。
我沒有辦法,跟他們一起到了提籃橋監獄,四個著製服的沒有去,留在我家裏,這四個人對我女眷們說,你們可以每人打一個小包,帶幾件隨身要穿的衣服,告訴你們下午三時前一定要來封門的,那時全家人都惶恐萬分。我是坐自己汽車去的,到了檢察署,他們就把司機趕走,汽車扣留。
一直等到下午二時才開庭,在檢察官的詢問中,我才知道是中統駐滬辦事處告我兩罪:一是與日本人合作開廠,二是有汽車特別派司。我答辯說,合作是強迫的,特別派司是出錢買來的。檢察官不多問,馬上宣布交一千萬元鋪保,這時候一千萬元是不值什麼錢的。在原告欄裏有幾個人站起來反對,這個檢察官不睬他們就退庭,我就和檢察署的人一起坐原來的汽車回家取保,留在家裏的四個穿製服的看見我回來都很奇怪,不久他們也就走了。
檢察署來勢洶洶,為什麼打了個向雷不下雨呢?原來我家裏住著一個不收房租的房客,名叫吳紹麟,德國留學生,與蔣緯國是好朋友,他夫妻兩由杜月笙介紹,在我家裏讓了一間房子給他住,已經一年了。
我被檢察署捉去的時候,吳紹麟正在家裏,他馬上坐汽車到杜月笙家裏,出門時被住黃製服的阻止不許出門,他拿出一張有廳長官銜的卡片來,才放他出門,他把情況告訴杜月笙,杜月笙馬上打電話與檢察署杜檢察長。杜檢察長竟不知道這件事,一查方始知道原來是一批中統特務,先與某檢察官勾結好,預備開庭後馬上把我關起來,同時查封我公司和家裏。杜檢察長賣杜月笙的麵子,答允先交保,換了一個檢察官審問,關照他馬上交保,所以這個檢察官一上來就判我交保,完全不理睬中統的人就退了庭。
人在外麵就好辦,我請了秦聯奎律師替我做辯護訴狀,據理力爭。同時托榮豐副經理趙譜芝,他是陳立夫表弟,在陳到上海時替我說情。
最重要是通過杜月笙的門客楊管北直接向中統特務和檢察官打通關節,釜底抽薪,這樣明裏暗裏,上麵下麵關節都打通,果然到了這年十一月份,法院來了一張不起訴的判決書,我方才逃過難關,事後送了楊管北二十根大條。
章榮初1933年進入杜門,為“恒社”最核心的成員,九名常務理事之一,杜月笙的關係當然是章榮初近水樓台的幫手。
秦聯奎,無錫人,當時上海名律師。傳說當年秦聯奎到杜月笙的賭局玩耍,連輸四千大洋,悻悻離去。杜月笙得知其為滬上名律師,托人把錢還給秦,並說:“當律師靠筆杆口舌為生,沒多少錢好賺,我不能贏他的錢。”秦大為感激,此後常去杜家,終成杜門法律顧問。抗戰期間隨杜避難香港,其子女出生香港,六十年代留學美國,女秦家懿,哥倫比亞大學曆史學教授,子秦家驄,著名記者,八十年代末任《華爾街日報》首任駐北京辦事處主任,現為香港著名政治評論家。
趙譜芝,湖州人,陳立夫表弟,其時陳立夫為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直接控製中央調查統計局(中統)。趙譜芝之子趙寶熙,聯合國秘書處翻譯,現退休居紐約。
楊管北(1896∼1977年),江蘇人,畢業於杭州之江大學。1926年參加北伐,任東路軍前敵總指揮部科長。政府奠都南京後,成為杜月笙在商業上的得力助手,受杜之托接辦南通大達輪船公司,任上海市參議員多年。1948年當選立法委員,1949年隨杜月笙到香港,51年8月16日杜逝世時守候在則 (還有陸京士、洪蘭友、錢新之、金廷蓀、吳開先、宣鐵吾、顧嘉棠、萬墨林)。國府遷台後,楊管北繼續任立委多年,為複興、益祥兩家航運公司董事長,及台灣輪船同業公會理事長。
最後水落石出,我才知道原來章梅卿是一個中統特務,這次我被列入“經濟漢奸”,就是他幹的勾當,先和你做朋友,再吃沒你家產,這就是國民黨中統特務的伎倆。章梅卿在解放後被人民政府槍斃了,這樣一個罪惡昭彰的特務,真是死有餘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