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和平：我為何如此熱愛毛主席時代？

陽和平簡介：陽和平，是1947年就來到延安參加中國革命的美國專家寒春、陽早的長子。他生於中國，長於中國，他的名字“和平”就是宋慶齡給起的。68年初中畢業後曾在北京光華木材廠當過五年工人，74年去了美國，在美國繼續當工人。八十年代開始半工半讀上大學，直到博士學位後在美國幾家大學任教數年，於2007年“海歸”到北京的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任教至今。

我今天講講個人的經曆。我是生在中國，長在中國；北京生西安長的，我也是西安人（用陝西方言）。今天就講講我在中國毛澤東時代當工人和以後在美國當工人的對比。為什麽這個對比有意思呢？我想想，好多的中國工人是被“溫水煮青蛙”了，等到他沒有社會地位的時候，才發現已經太晚了。我是在中國毛澤東時代當工人當了五年，到美國馬上就沒有主人翁地位了(眾笑)。這個感覺是非常明顯的，簡直是天壤之別。

我是1968年初中畢業的，分配到工廠，北京的光華木材廠，當時你要問我在中國當工人是什麽感覺，我還真是沒法說清楚。因為沒有對比，感受不深，就像讓魚去描述水，它真是不知道除了水還有什麽世界。在毛澤東時代當工人，他以為當工人就那麽回事兒，我到美國去當工人才發現，還真是不一樣。怎麽不一樣呢？一言難盡。你在美國、在資本家那裏當工人，你怕老板。

八十年代中國有一種說法，叫“大鍋飯，養懶漢！”可是我是到了美國以後才學會“偷懶”的(眾笑)。在毛澤東時代，我們不會偷懶，為什麽？為什麽毛澤東時代的工人那麽 “傻”？不是真的傻，我們其實很清楚，我們的勞動目的不是為資本家賺錢的。工人階級其實有一個本能的勤勞、勇敢的特色。那些貪圖享受，那些認為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人，那種右派的資產階級思想家，他們是以己度人的。真正的工人，他們對自己的勞動是有成就感的，有一種我創造出的東西，我對這個東西是有感情的。

我在光華木材廠當工人的時候，就是個普通工人，先是用熱軋機製造塑料貼麵板，以後調到膠合板車間。那時候吃飯在食堂，住在宿舍裏，有學習。七十年代我們學馬列，所以我這個根底兒是那時候打的。當時工人在一起吃住，在一塊兒勞動。我到了美國去以後，老是想家，想的不光是我的父母，還想著光華的工人，夢裏都想著他們。

到美國我先是在韓丁的農場幹了一年，以後到費城附近的工廠打工，當過複印機修理工、商場計費器修理工，後來多次失業。

頭一次失業，我以為是天塌下來了。在中國有生活保障，有安全感，沒有經曆過資本主義的考驗，中國人到那兒去真不適應。一失業，我說：我做什麽做得不好，你幹嗎不要我了，我做什麽錯事了，你憑什麽把我給解雇了？(眾笑)後來失業次數多了就油了，失業嘛就是逼著你放假罷了。

有一次失業的時候，在報紙上看到一家鋼鐵廠登廣告招收電工，我就去應聘了。文化革命的時候我沒事就鼓弄電，做馬達什麽的，我有一些電的知識。應聘的時候我就說自己是電工，他在美國也沒有辦法查。他就給我一個馬達和一個啟動器讓我接起來，我接起來了，他就雇傭我了。

頭一天上班，工頭派活兒，工人們都在一塊兒幹活，我就把中國工人幹活兒的勁頭拿出來了，工頭話還沒有說完呢，我就把扳手拿起來幹活去了。當時沒人說什麽，工頭一出去，一個工人抓住我說：“你幹什麽呢？！”我說：“修馬達啊！”他說：“你傻瓜呀，修好了你就失業了！”也是啊，所以我在美國才學會了，當工人必須會作秀：幹得很歡，不出活兒，這才叫偷懶。(眾笑、鼓掌)

毛澤東時代的工人真是不會偷懶，真不會偷懶兒。這不是說工廠裏沒有一個偷懶的，我們班裏就有一個，大家叫他賴包，就是賴包兒。他是除了本份工作以外，什麽也不幫別人的。其他的工人，我這邊活兒幹完了，你那邊還忙，我去幫你一把，幹完了我們一塊兒休息一會兒。

那時候，毛澤東時代的工人，不怕幹部到車間來的。你幹部來，比如廠長來了，大家就會說：“喲，好長時間不見你了，你是不是脫離群眾了？”對吧？你現在活幹完了看報紙呢，那不是說廠長來了工人就害怕。因為活是一批一批的。我們做這個塑料貼麵板，或者做膠合板，膠合好了然後放到熱壓器裏熱壓，需要等五到十分鍾時間，這時候廠長來，你該看報紙看報紙，該喝茶喝茶，該聊天聊天，他來不來無所謂的，他不能開除你，對吧？工人那時候不怕幹部，倒是幹部怕工人，怕工人貼大字報。(眾笑)

我到美國當工人就完全不一樣了，工頭來了你必須是幹活的，你不幹活就要走人哪。管理人員掌握著你的工作權利，那是很大的權利。

所以你想想，在毛澤東時代，靠什麽把工人的積極性調動起來？當官的、幹部沒有解雇你的權力，沒有扣你工資的權力，那老百姓、工人為什麽辛辛苦苦幹活呢？憑的是什麽？現在的人對這些覺得是不可思議的。

在資本主義社會當工人，要是工廠幹部不在，那活兒馬上就停下來了，對吧？(眾笑、鼓掌)資本主義條件下是胡蘿卜加大棒，一方麵給你獎金，刺激你，不行就把你開除了，那是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

但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工人也不是好欺負的，他們也在鬥爭中慢慢學會了對付資本家，學偷懶。學會對付資本家是挺有藝術的，我可以講幾個具體的例子，看看工人怎麽對付資本家。最有效的是工人組織工會，不是黃色工會，是工人自己的工會，這是很主要的。但是平常幹活時的小鬥爭也是不斷的。

我在一個車輛廠工作了7、8年。有一次接到一筆訂單，要製作上百輛車輛，就像地鐵車輛那樣。我那時候當電工，專門在車底下裝那種很粗的電纜。頭十輛車我們按照圖紙學著怎麽裝這個電纜，學會了，從第十輛車開始，就要計時了。專門有一個人拿著個本子和秒表，盯著你的一舉一動，把時間記下來，這是非常“科學”的呀！跟我一起幹活的一個高個子黑人非常有經驗，他對我說：“今天，平常你熟悉的今天我幹，平常我熟悉的今天你幹；平常你是左撇子，今天是右撇子，平常你是右撇子，今天是左撇子；平常用氣動工具的，今天用手動工具。”(眾笑、鼓掌)

這還不夠，固定電纜的螺絲帽是帶自動鎖的，帽上有個塑料圈，所以你擰這個螺絲帽的時候，你必須固定螺絲，否則它會來回轉，你轉一輩子也擰不緊。平常這種螺絲隻要十圈就能固定好的螺絲，今天想辦法給它轉二十圈。由於固定螺母有上下兩個扳子，但你看得見上麵看不到底下，上麵的扳手不停地轉，轉二十轉，下麵扣螺母的扳手一會兒上來，一會兒下去，隻讓它扣住十次，必須保證每一個二十轉，不能有一個是十五轉，因為有一個十五轉，工廠方麵就按這個計算了，還不能露餡。

而且我們還得看上去是全身的投入到裏邊。那時候八月份天特別熱，我們頭上係著紙巾，否則汗都流到眼睛裏邊去了，穿的T恤衫濕透了，我們倆作秀，表演得非常好。然後經過好幾天，活差不多幹完了，他一統計，說是三十多小時，我們鬆了一口氣。以後越幹越熟，一年以後，我一個人五小時就能幹完了，還報三十多個小時，為什麽？那時候我半工半讀上大學呢，我的數學微積分的作業全在廁所裏邊寫的，所以騰不出時間我怎麽辦？

這個勞資關係，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如果相互間是敵對的，就像貓和老鼠似的，你有你的辦法，人家有人家的辦法，中國有句話，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工人有對策，當然最主要的對策還是通過工會——工人自己的組織，通過這樣的辦法，和資本家鬥爭。

到美國後我經常回中國來，每次回來都到工廠去一趟。1977年回來時因為想家，除了想父母，我還跑到光華木材廠當工人，一去就是幾個月，重新體驗過去當工人的感受（動情落淚）。這怎麽回事啊？我怎麽沒有想到回到美國後重新到美國工廠體驗，為什麽會到中國老想著回到老工廠和老工人共同再生活一段時間？那時候當工人確實是一個同誌間的關係；在美國當工人，工人之間有感情，但是跟這個公司沒有感情，你所記憶的是老板怎麽樣監督你，老是一個敵對關係。

北京光華木材廠現在沒了，我覺得特別可惜，當年在美國打工的工廠也破產沒了，我也覺得可惜，但是對那種工作環境，我一點也不懷念。為什麽我老懷念在光華當工人的生活呢？我經常去看他們，現在好多光華的工人還住在垂楊柳那塊兒呢。這裏，就是說當家作主的工人階級和打工的工人就是不一樣，我那時候在中國毛澤東時代當工人，是一個工作，現在當工人，是打工，打工和工作，性質完全不一樣，一個是當家作主的，一個是被奴役的。

……

為什麽今天的工人階級到了這一步了，這個講起來就深了，複雜了，我不能直接講，我就間接講一講。間接講什麽呢？我這人小時候特別調皮，調皮到什麽程度呢？我在西安草灘農場長大，在我三四歲的時候，夏天收麥子的時候把麥秸堆了很多，我拿個笤帚把麥秸掃到一塊兒，點火！就在大麥秸堆旁邊點火，那可危險了。我很喜歡看那個火苗，覺得特別好看。我爸爸一看，他從牛場那邊出來，跳過欄杆，把火踩死，抓起我回到家裏，狠狠地打我的屁股，我記得好幾天不省人事似的。我怕他，但還是喜歡玩火，隻是在他不在的時候玩。

最後一次玩火是在1965年“四清”的時候，那時候農場和村裏之間有條河，是怕口蹄疫病傳播，所以讓我們這些青年人去維護農場，不讓農村的牛車馬車來到農場，怕傳染口蹄疫病。我在那裏沒事幹，車輛不是很多，我又點火去了。當時是11月份，地上很多草葉子，雜草很多，火一點起來就越來越大，看著挺好玩。但旁邊就是村莊，就是我們住的地方，突然擔心起火要燒到那邊村莊怎麽辦，害怕了，就把衣服脫下來打火，終於給把火撲滅了，我從那以後再也不敢玩火了。(眾笑)

工人階級也是一樣。你給他講：“你不關心國家大事，你總有一天會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我們當時不聽啊，就像我爸爸打我屁股我也不聽一樣。(眾笑、鼓掌)人必須經過正反兩方麵的經驗教訓，才能得到真理的，光聽一麵的正麵教育這還不夠。(鼓掌)有時我對此有些悲觀，人們為什麽非要經過第二遍呢？要有反麵教員呢？我們有很多這樣的反麵教員，我們得感謝他們。工人階級有了正反兩方麵的體驗，咱們才會想想，建設社會主義的時候，怎樣才能防止“自己的房子”被資本家占有了。不能光建房子，還得想辦法防止“房子”被資本家占領了，這是很重要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