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岩大叔
備忘錄
這些年來，抗日戰爭的地位被極度凸顯了。
與此同時，解放戰爭，即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則隱而不顯，甚少被人提及，銀幕上、電視上也基本見不到以此為題材的作品。
解放戰爭，幾乎成了“被遺忘的戰爭”。
如果僅僅是被遺忘，那也就罷了。更嚴重的問題在於，解放戰爭還遭到了種種汙名化。“內戰”是最客氣的說法，“沒有意義的黨爭”、“個人爭天下”、“內戰無英雄”等等就非常刻薄，甚或惡毒了。
為什麽會出現這樣的情況？說來話長。
二十世紀以來，人類進行的戰爭，如果粗略地進行劃分，大致可分為兩類：
一類，可以簡單地被稱為“橫向的戰爭”，主要是新老帝國主義為了爭奪世界霸權、爭奪殖民地和勢力範圍而進行的戰爭。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德國、意大利和英法在歐洲進行的戰爭，日本和美國在太平洋進行的戰爭等等，都屬於這一類。
第二類，可以簡單地被稱為“縱向的戰爭”，或者叫“自下而上的戰爭”。這一類又可以被細分為兩小類，其一為民族革命戰爭，即被壓迫民族推翻壓迫他們的帝國主義統治的戰爭，如中國的抗日戰爭；其二為人民革命戰爭，即被壓迫階級為了獲得解放而推翻剝削階級、壓迫階級所進行的戰爭，如中國的解放戰爭。
20世紀是一個波瀾壯闊的世紀，有輝煌的勝利與光榮，也有令人心碎的挫折與失敗。
總的來說，在“橫向的戰爭”方麵，美英帝國主義取得了對德意日帝國主義的勝利，在“縱向的戰爭”方麵，美國取得了冷戰的勝利。
這就意味著，在後冷戰時代的今天，在世界範圍內，關於戰爭的話語，是由冷戰的勝利者掌握的。所謂“值得肯定的戰爭”與“不值得肯定、無意義的戰爭”的標準，也是由冷戰勝利者設定的。
抗日戰爭的地位，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被大 大提高。
這是因為，在抗日戰爭中，中美是處於並肩作戰的地位，是“盟友”，可以被美國視為其“橫向”戰爭的一部分。
而解放戰爭地位，就被大 大貶低了。
解放戰爭具有雙重含意：其一是人民革命戰爭，即中國人民在毛主席、共產黨的領導下起來推翻地主階級、官僚資產階級的統治，其二是民族革命戰爭，即中華民族起來推翻美帝國主義假手蔣家王朝在中國的殖民統治。
中國的主流文化精英對抗日戰爭與解放戰爭這種微妙但具有決定意義的差別心領神會。他們極力渲染抗日戰爭，明顯地帶有要與美國“攀親”、“套近乎”，自證中國“早就是美英陣營一員”的性質。
而解放戰爭，無論是在人民革命的意義上還是民族革命的意義上，都帶有顛覆、推翻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的性質，正如毛主席在黨的七屆二中報告中所言，中國革命的勝利，“衝破帝國主義的東方陣線”。在極力想投入美國懷抱的中國主流精英看來，這簡直是一種羞於提起的“前科”，其對解放戰爭極力回避、貶低，也就不可避免了。
但是，從有利於中國人民的福祉和中華民族的獨立、自由、解放的角度來看，解放戰爭的意義要遠遠超過抗日戰爭！
抗日戰爭的意義是偉大的！因為抗日戰爭的勝利，中國得以免於淪為第二個朝鮮，即成為日本獨占的殖民地的命運。
但抗日戰爭並未使中國擺脫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命運，而且由於蔣介石執行“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政策，抗戰勝利後，中國反而出現新的、更加嚴重的危機：長城以南淪為美國獨占的殖民地，長城以北淪為蘇聯的勢力範圍。不僅中國的自由、獨立、統一遙遙無期，而且非常有可能像德國、朝鮮半島陷入長期分裂。
正是解放戰爭拯救了中國。
解放戰爭不是現在新右派公知汙蔑的“中國人打中國人”、“無意義的意識形態之爭”，而是中國同時掙脫美國和蘇聯對中國瓜分的戰爭！由於解放戰爭的勝利，中國不僅徹底擺脫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命運，而且自晚清以來再次實現了除台灣等少數沿海島嶼之外的主體部分的國家統一。
我們不難想像，假如抗戰勝利後中國真的被分裂，以中國的規模之大和人口之多，中國所遭受的痛苦，將遠甚於德國和朝鮮半島。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可以毫不誇張地說：解放戰爭遠比抗日戰爭更偉大！我們要拿出宣傳抗日戰爭的力度、熱情來宣傳解放戰爭。
現在許多國粉津津樂道抗戰勝利後中華民國成為“四大強國”，但老實說，這真不過是一種虛名而已。
曆史的真相是：中國作為戰勝國，卻在安排戰後世界格局的雅爾塔會議上受到了戰敗國的待遇，喪失了大片領土，主權也受到侵犯。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巴黎和會決定把中國青島從德國手中轉交給日本，引發了五四運動。但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中國由於雅爾塔協定所遭受的損失，卻遠甚於第一次世界大戰。
這裏主要的原因，源自國軍在抗日戰場上不斷潰敗的糟糕表現和蔣介石奉行的“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政策，直接的原因，則源自蔣介石和史迪威的爭論。
1942年3月，也就是珍珠港事件爆發4個月後，美國總統羅斯福派遣史迪威來華，擔任盟軍中國戰區參謀長兼中緬印戰區美軍司令，主要任務是要用美援武裝國軍，然後以國軍為主力從中國大陸對日本展開反攻。
羅斯福的此種打算，固然有減輕美軍在太平洋戰場的壓力，減少美國青年犧牲的自私考慮，但解放被日本侵占的國土，本來也是中國軍隊當仁不讓的責任，羅斯福此種要求和打算，對中國來說，並沒有任何不當。
但蔣介石的“聰明”之處在於，美國參戰後，鑒於美國的強大國力，他判斷英美必勝，德日必敗，既然如此，那在抗日問題上何不搭美國搭便車，保存國軍實力以等待戰後對付共產黨呢？
有了這樣的小算盤，本來就對和日軍作戰就很消極的蔣介石更加消極，對美國提出的反攻要求推三阻四，不斷提高索要美援的數量，似乎把日軍趕出中國是美國的事而不是中國的事。
史迪威無法推動蔣介石，盛怒之下提出要用美援援助中共領導的八路軍，這就犯了蔣的大忌，終於和史迪威鬧翻，1944年10月史迪威被召回美國，羅斯福也斷了指望中國反攻的念想。
但蔣介石作為浙江鹽商的兒子，他的小聰明如何玩得過老謀深算盎格魯撒克遜人？
在1945年2月召開的雅爾塔會議上，羅斯福轉而要求蘇聯出兵中國東北，斯大林同意了，但提出的條件也是獅子大開口：包括外蒙古獨立、蘇聯在新疆、東北的特殊權益，共管中東鐵路、南滿鐵路、租借旅順軍港等等。
羅斯福慷中國之慨一口答應，條件是蘇聯承認美國在中國其餘部分，主要是長城以南的特殊權益——這就是雅爾塔會議上美蘇共同出賣中國的主要內容。
二戰結束後，斯大林對中國的解放戰爭三心二意，對國共和談反到特別熱心，馬歇爾將軍古道熱腸跑到中國來調停國共衝突，其背後的動機，都是為了落實美蘇在雅爾塔會議上獲得的利益。
本文不是對斯大林做全麵評價，隻想指出，斯大林在處理對華關係時，確實有大國沙文主義和民族利己主義傾向。
本來，雅爾塔協定是美蘇之間的交易，中國完全可以不答應、不承認，但蔣介石為換取美蘇支持其在中國的“領袖地位”，對雅爾塔協定中有關中國的部分采取了照單全收的態度。分別於1945年8月和蘇聯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1946年11月和美國簽訂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對雅爾塔協定的內容一一確認。
不客氣的說，蔣介石比慈禧、李鴻章還不如，這兩個人割地賠款還是因為打了敗仗，而蔣介石卻是在位居戰勝國的情況下，出於一己私利而簽署喪權辱國的協議。
如此一來，做為“四大戰勝國”之一的中國，居然陷於和戰敗國德國以及“被解放”的朝鮮半島相似的處境，都被劃分成不同的勢力範圍。如果這種狀況持續下去，根據德國和朝鮮的教訓，不同的勢力範圍內必然會建立不同的相互對立的“國家”，中華民族也就萬劫不複了。
所幸中國還有毛澤東，還有解放軍——解放戰爭的勝利拯救了中國，使羅斯福和斯大林的如意算盤化為泡影。
1949年，隨著解放軍席卷大陸，蔣介石通過《中美友好通商條約》向美國出賣的權益在中國大陸範圍內全部作廢；1950年，隨著毛主席訪蘇與斯大林重簽條約及1953年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蔣介石通過《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向蘇聯出賣的權益，也被新中國一一收回。
中國由此成為全世界第一個擺脫雅爾塔體係束縛的國家。歐洲等到這一天，要到戈爾巴喬夫上台——比如德國要到蘇聯臨近解體才能重獲統一。遠東的朝鮮半島和日本，今天則仍然生活在雅爾塔體係鑄造的格局中，如朝鮮半島的分裂、俄羅斯對“北方四島”的占領以及美國在日韓的駐軍等。
對中國而言，唯一沒有解決的問題，就是外蒙古。（順便說一句，我對目前網上關於要外蒙古“回歸”的喧囂相當不以為然，因為這是一種虛妄的大國沙文主義情緒，泛濫起來對中國崛起沒有任何好處。但既然這是大家關注的一個熱點，並被當成了毛主席和共產黨的一條“罪狀”，也不妨談一談。）
蒙古1945年通過公民投票宣布獨立，蔣介石政府於1946年1月15日正式宣布承認。
要求毛澤東在1950年代就使外蒙古“回歸”，是一個沒有任何合理性的要求。解決外蒙古問題的國際條件，不要說1950年代不具備，在中國的國力遠超俄羅斯的今天仍然不具備，因為這意味著中國要和蘇聯/俄羅斯進行一場大規模的戰爭。
這就好比家裏的不肖子孫把值錢的玉器都拿出去賣了，後來當家的人能收回來多少就收回來多少，有些暫時收不回來，也沒有辦法了。
曆史不容假設，但有時也不妨假設一下——
中國解決外蒙古問題最後的時間窗口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假如壟斷了全部國際援助的蔣介石能夠像羅斯福和史迪威所希望的那樣督促國軍大力反攻，在蘇德戰爭結束前收複東北，然後揮師西指，則蘇軍主力正在歐洲和德軍鏖戰，斯大林又能奈何？外蒙自然回歸。
當然，現在談論這些都毫無意義，我們隻能歎息蔣介石的無能以及愚而好自用了。
解放戰爭對中國的獨立、自由和領土完整的意義如此巨大，對中華民族解放的意義如此巨大，值得我們永遠銘記，絕不容許任何人汙蔑！
更重要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正是解放戰爭勝利的成果。對解放戰爭采取實用主義、機會主義的態度，刻意回避與貶低，隻會動搖共和國的正義性、正當性與合法性，可能會導致極其嚴重、慘烈的後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