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岩大叔
備忘錄
國民黨抗戰奇跡之一：投敵人數超過殺敵人數
國民黨抗戰奇跡之二：給偽軍發軍餉
國民黨抗戰奇跡之三：自己虐死的壯丁，比被日軍打死的士兵還多
國民黨抗戰奇跡之四：全麵抗戰已經開打，國府卻還繼續給日軍支付庚子賠款
國民黨抗戰奇跡之五：一部分國民黨軍(注意：是國軍，不是偽軍!)竟被日軍稱為“友軍”
國民黨抗戰奇跡之六：逼老百姓幫日軍打擊本國軍隊
國民黨抗戰奇跡之七：之所以能堅持到最後竟然是因為表現太差
注：約10年前本人初次完成此文，當時題目為“國民黨抗戰之五大奇跡”。後因不斷得到更多資料，證據逐漸增多，並且還增加了兩則新的“奇跡”。目前這個版本是最新版的。
國民黨抗戰奇跡之一：投敵人數超過殺敵人數
在日本侵略中國的時候進行抵抗，是中華民族每個成員義不容辭的責任。就算不積極投身抗戰，最起碼，不能投敵，資敵，助敵。而國民黨軍隊，這支擔負著主要抗戰使命的軍隊，卻出了一個世界軍事史上令人瞠目結舌的記錄：投敵人數超過殺敵人數。
不信嗎?我們先來看看侵華日軍死亡人數。日本厚生省1964年調查統計，日軍在中國大陸的死亡人數總共為43.56萬人。其中1937年起至1945年8月14日的死亡人數是38.52萬人。(詳見[日]生田惇：《日本陸軍史》表8)。美國統計為死亡44.7萬人(詳見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編著：《中國戰爭發展史》，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下冊，916頁注釋2)。這是日本自己的和美國統計的，兩個數字相差不大，所以還是比較可信的。也就是說，侵華日軍死亡(包括被國民黨軍打死，被共產黨軍打死，病死等等，甚至還包括了1945年8月投降之後死在中國的總數)人數為45萬以下，即國民黨軍殺敵人數絕對不足45萬。
然後我們再來看看國民黨軍投敵人數。據《岡村寧次回憶錄》記載“後來在我任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的末期，估計向我軍投誠的重慶係地方軍的兵力共約40萬人，其中華北部分即達30萬人左右。”([日]稻葉正夫編寫，天津市政協編譯委員會譯：《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岡村寧次回憶錄》，中華書局1981年版328頁)。這僅僅是岡村寧次“任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的末期”時的數字，而且也隻包括了“地方軍”的投敵人數。故總數當大於之。
據《劍橋中華民國史》下冊第十一章第三節如是記錄：“叛逃的將軍1941年有12個，1942年有15個，1943年是高峰的一年，有42人叛逃。50多萬軍隊跟隨這些叛逃的將軍離去，而日本人則利用這些偽軍去保衛其占領的地區，以對抗共產黨遊擊隊”。這裏說投敵數字共為50萬，但隻說到1943年，沒有包括1944年和1945年的。所以投敵總人數，可能比這更多一些。換句話說，國民黨軍投敵人數，至少在50萬。
所以可見，國民黨軍隊在抗戰期間當了偽軍的至少有50萬，而就算侵華日軍在抗戰期間病死、被共產黨軍隊打死、其他一切原因死亡的一個也沒有，死掉的全是被國民黨軍隊殺掉的，那國民黨軍撐死也隻殺敵45萬。無論怎麽算，國民黨軍隊在抗戰期間投敵人數還是超過了殺敵人數。這是國民黨在抗戰期間創造的第一個戰爭奇觀，國民黨軍隊也因此成為整個二戰盟軍中唯一的異類。
國民黨抗戰奇跡之二：給偽軍發軍餉
有人開玩笑說，偽軍沒戰鬥力，隻是消耗日軍的糧食，也算是樁功績。是這樣嗎?頂無極的事實是，有些偽軍(如果不是全部的話)在投敵後，仍然領著重慶的軍餉，領著非淪陷區人民的血汗錢幫日本人殺中國人。這是降將們親口告訴日酋岡村寧次的原話：“我們不是叛國投敵的人，共產黨才是中國的叛逆，我們是想和日軍一起消滅他們的。我們至今仍在接受重慶的軍餉。如果貴軍要與中央軍作戰，我們不能協助。這點望能諒解。”(【日】稻葉正夫編寫，天津市政協編譯委員會翻譯：《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岡村寧次回憶錄》，中華書局1981年版，327頁)。
除此之外，另有台灣方麵的記錄。
“孫(殿英)投偽後，除了得到汪政權的給養外，國府仍按時發給養……”——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八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至二十八日召開之“財政與近代曆史”研究會論文集》第619-620頁《抗戰時期關內偽軍的財源》(這一文章列該論文集第13篇)
此乃國民黨軍隊在抗戰期間創造的第二個戰爭奇觀並成為盟軍中又一唯一的異類：身處盟軍陣營，卻給為日軍服務的偽軍發軍餉。難怪這些偽軍竟然也有原則：隻打共產黨，不打國民黨。
“方麵軍岡村司令官在京漢作戰開始前，於3月20日召集治安軍(華北綏靖軍)和在華北的南京國民政府直轄的軍隊將領龐炳勳、孫殿英、孫良誠、張嵐峰、杜錫鈞、李守信、吳化文、榮子恒、胡毓坤等開會，迫切期望為日軍後方警備努力作出貢獻。並且對改組治安軍的人事、組織作了安排。
這些軍隊保持不同重慶軍交戰的信條，專門擔任駐防地區的警備。”
——《華北治安戰》下冊第五章第一節下小標題“華北的全麵治安和警備”
國民黨抗戰奇跡之三：自己虐死的壯丁，比被日軍打死的士兵還多
“新兵中大量死亡的準確數字絕不可能得知。一份官方材料承認，戰爭期間喪失了1867283名新兵。(國防部所屬戰史局局長1978年7月根據《抗戰史料叢編初集》第293頁，向我提供的信息。)遺憾的是，沒有對這個數字按死亡和逃跑的項目加以分析。國民政府的堅決支持者和蔣介石的一位知己蔣夢麟根據秘密文件估計，至少有1400萬新兵在抵達他們的部隊之前死亡。這一數字太大了，難以置信，可能是140萬(見蔣夢麟：《新潮》，第91頁)。”——《劍橋中華民國史》下冊第十一章第三節注釋
為了給國府一點麵子，蔣夢麟這1400萬我們就姑且假定是不小心多寫了個零吧。但國民黨自己編寫的官方抗戰史已經承認“戰爭期間喪失了1867283名新兵”，總不至於抹黑自己吧?所以可以認定，抗戰期間國民黨虐死的壯丁至少有186萬。
而根據1947年5月國民政府行政院賠償委員會所報數字，抗戰期間國民黨軍隊:受傷1769299人，死亡1328501人，失蹤422479人，被俘捕130126人，合計3650405人。(孟國祥《關於抗戰時期中國軍民傷亡數字問題》，《抗日戰爭研究》1995年第3期第105頁)。而且這死亡的132萬多人並不全都是日軍打死的。
(所以這裏順便說一句，那些動輒提“國軍犧牲三百萬”的人實在是令人無語。人家死亡的明明是一百多萬，你為什麽那麽想把剩下的兩百萬咒死?)
可見，日軍打死的國民黨官兵最多不超過133萬!而國民黨自己虐死的壯丁，至少186萬!國軍虐死的自己士兵，比日軍打死的還多!
國民黨抗戰奇跡之四：全麵抗戰已經開打，國府卻還繼續給日軍支付庚子賠款
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標誌著全麵抗戰開始。同月蔣介石發表廬山抗日聲明，號召全國軍民奮起抗戰。8月13日，淞滬會戰開打。8月26日梅樂和致孔祥熙電：“應付日庚款及善後結款，為保持海關完整、維護稅收計，仍應暫予照付，以全債信而免糾紛。除麵陳次座外，謹電請鑒核。”8月27日孔祥熙致梅樂和電：“宥電悉。月款可照議暫付。”(中國近代經濟史資料叢刊編輯委員會主編《帝國主義與中國海關資料叢編之七：中國海關與庚子賠款》，中華書局1983年版，196頁)
1937年9月7日梅樂和致關務署第11969號呈：“……至日本庚子賠款部分計英金三萬二千八百二十四磅十五先令，係於八月三十一日到期……嗣於八月三十一日奉準撥付，即於當日將款如數撥付，已由日方收訖。嗣後對於日本債、賠各款，在未奉另令以前，自應遵照此次電令，仍照向例按月到期時照撥，以全債信……”(中國近代經濟史資料叢刊編輯委員會主編《帝國主義與中國海關資料叢編之七：中國海關與庚子賠款》，中華書局1983年版，197頁)
一邊在廬山發表聲明要全國軍民起來抗戰，一邊卻給侵略者送錢“以全債信”。天底下的“運輸大隊長”，還有比這更盡職盡責的嗎?
國民黨抗戰奇跡之五：山西國民黨軍(注意：是國軍，不是偽軍!)竟被日軍稱為“友軍”
日本防衛廳戰史室編寫的《華北治安戰》，下冊第一章第一節中記載41師團在1942年2月掃蕩沁河地區決死一縱隊時提到“在此次作戰中，山西軍第六十一軍(軍長梁培黃)以其主力，作為我方友軍參加了戰鬥，此點值得注意。”
山西新軍決死隊被中共赤化後，閻錫山萬分惱怒，雙方互相攻擊。但隻見山西國民黨軍作為日軍的“友軍”共同打擊共產黨軍隊，而不見共產黨軍隊作為日偽的友軍共同打擊國民黨軍隊。不也能說明點什麽嗎?
當如今翻案風盛行的時候，強調國民黨軍抗日功績成了很時髦的事情。很多人振振有辭地指責中共的曆史教材隱瞞了國民黨抗日主力的真相。這些人不曾想過的是，在隱瞞這一方麵的時候，殊不知中共也隱瞞了國民黨軍上述頂風臭八百裏的光輝業績哩。我可以負責任地說，國民黨軍投敵人數超過殺敵人數，給偽軍發軍餉，給日軍掃蕩共產黨之時作為“友軍”參加作戰之類的事情，鄙人中學曆史課本(1996年至2002年期間的浙江中學曆史課本)上是絕對沒有提到的。過去的中學教材，最多指責國民黨消極抗日積極反共。但國民黨軍積極投敵，與日寇狼狽為奸沆瀣一氣共同反共之事，中共的曆史教材還是對國民黨給足了麵子的。現在既然指責中共的官方曆史教材隱瞞真相，那麽就得把所有被隱瞞的都列出來，怎可隻揭示功績而對醜行繼續隱瞞?對那些打著還原曆史真相旗號，動輒發上國民黨擊斃日軍將領數量、自己犧牲將領數量來試圖強調國民黨抗日功勞的人來說，可別忘了從那些看起來很漂亮的數字中扣除國民黨上述對抗日的“負貢獻”，然後看看剩下來的是正數還是負數。
國民黨抗戰奇跡之六：逼老百姓幫日軍打擊本國軍隊
這就完了嗎?不，還沒完。國民黨政府自己的軍隊自己當了偽軍、漢奸，認賊作父，賣身投敵後，似乎仍然嫌日軍所得的幫助不夠，於是還通過橫征暴斂逼迫老百姓當漢奸，為日軍服務。這是撒謊汙蔑嗎?我非常希望回答為“是”，但現實就是殘酷的。
“此次會戰(即1944年豫中會戰)期間，所意想不到之特殊現象，即豫西山地民眾到處截擊軍隊，無論槍支彈藥，在所必取，雖高射炮、無線電台等，亦均予截留。甚至圍擊我部隊，槍殺我官兵，亦時有所聞。尤以軍隊到處，保、甲、鄉長逃避一空，同時，並將倉庫存糧搶走，形成空室清野，使我官兵有數日不得一餐者。一方麵固由於絕對少數不肖士兵不守紀律，擾及閭闔，而行政缺乏基礎，未能配合軍事，實為主因。其結果各部隊於轉進時，所受民眾截擊之損失，殆較重於作戰之損失，言之殊為痛心。”
——《第一戰區中原會戰之檢討》的最後兩段，選自《中華民國史檔案叢刊•抗日戰爭正麵戰場》，1252—1253頁
“講到這一次中原會戰的情形是怎麽樣呢?有一些美國和蘇聯的軍官和我們軍隊一同退下來的，據他們所見，我們的軍隊沿途被民眾包圍襲擊，而且繳械!這種情形，簡直和帝俄時代的白俄軍隊一樣，這樣的軍隊當然隻有失敗!我們軍隊裏麵所有的車輛馬匹，不載武器，不載彈藥，而專載走私的貨物。到了危急的時候，貨物不是被民眾搶掉，就是來不及運走，拋棄道旁，然後把車輛來運家眷，到後來人馬疲乏了，終於不及退出，就被民眾殺死!部隊裏麵軍風紀的敗壞，可以說到了極點!在撤退的時候，若幹部隊的官兵到處騷擾，甚至於奸淫擄掠，弄得民不聊生!這樣的軍隊，還存在於今日的中國，叫我們怎樣作人?尤其叫我個人怎樣對人;我統帥受到這樣的恥辱，也就是大家的恥辱。”
——蔣介石：《對於整軍會議之訓示——知恥圖強》(1944.7.21)《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20卷，445,446頁
“軍風紀敗壞不堪，招致民怨，為中原會戰(1944年豫中會戰)失敗的主因。”
——蔣介石：“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七月二十一日出席黃山整軍預備會議講”，摘自《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20,443頁
“1944年4月中旬，1944年4月中旬，日本6萬軍隊對中國這個鬧饑荒的省(河南)發起了進攻……而當地的農民用草耙就把5萬中國軍隊解除了武裝。日本人花了三周的時間，擊潰了30萬中國軍隊，控製了到漢口的鐵路。”——【美】布賴恩·克羅澤：《蔣介石傳》第十八章“戰爭結束”
“1942—1943年冬天發生了全麵的饑荒，許多人吃樹皮、草根和牲畜的飼料。據報道有吃人肉的。大約有兩三百萬人死於這場災難;另外有300萬人逃難到省外。隨後，有幾十萬河南農民被趕到一起，讓他們用馬車和手推車把糧食運送到征糧中心，為軍馬找尋飼草，修築公路，和開挖一條300英裏長的巨型反坦克壕溝——最後證明這是完全無用的。將近100萬人被征募去加高沿黃河的堤壩。對於這樣的勞動，農民得不到工錢，他們常常甚至不得不自備飯食。1944年春，他們深沉的忿懣變得表麵化了。當中國士兵在日本的一號作戰麵前撤退時，農民們凶猛地攻擊他們。他們用農具、匕首和土炮武裝起來，解除了5萬名本國士兵的武裝，殺了一些——有時甚至把他們活埋了。”——《劍橋中華民國史》下冊第十一章第八節
“從政治上看，一號作戰對國民黨人也是一場災難，因為不論是在重慶還是在戰場上，不稱職和腐敗(除了在湖南尚有英勇的戰鬥)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幾達半年之久。沒有比一號戰役開始階段這場災難更令人觸目驚心的了，當時正遇上了1944年春季河南的大饑荒。無論重慶政府，還是河南軍政當局，對這場饑荒都毫無準備，盡管災情的發展已能明顯地看出。當饑荒襲來之時，當局遠沒有提供任何救濟，橫征暴斂一如既往。投機活動極為普遍。當中國軍隊麵對一號作戰逃跑之時，長期受壓的農民奪取他們的槍支並向他們射擊，然後歡迎日軍。”——《劍橋中華民國史》下冊第十二章第十四節
“國民黨由於它的普遍腐敗和有如脫僵之馬的通貨膨脹而不孚民望，不能表現出與日本人有根本的不同。官方的無能，穀物屯積和投機倒把加重了1942至1943年期間的饑荒，據估計有200萬農民死於饑餓。1944年日本人攻入河南時，沒有遇到農民的抵抗。相反，農民在某些場合卻攻擊國民黨軍隊，繳他們的械，甚至把他們殺死。”
——[美]斯塔夫裏阿諾斯著，遲越、王紅生等譯：《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曆史進程》，商務印書館1995年版，651,652頁
本國老百姓自發冒著生命危險給敵國軍隊送慰問品，這在中國曆史上不是第一次。《資治通鑒》第三卷記載過，公元前314年齊國攻打燕國。燕國政權極不得民心，燕國自己的士兵無心作戰，連城門都懶得關。而燕國百姓竟然“簞食壺漿以迎王師”。結果齊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進展順利得令齊宣王簡直不敢相信這是人力所能為。但是當時畢竟還隻是兩個同屬諸夏的諸侯國之間的戰爭。而抗日戰爭則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國家，兩個完全不同民族的殊死較量。在這種場合政府仍然把老百姓逼到“情願讓敵人統治，卻不想在自己政府下當自由民”的地步，不得不承認國民黨政府還是創造了一個中國曆史上的記錄的。
看到如此令人心酸的事實，難道我們能責怪那些中國農民不愛國嗎?恐怕很難。當自己的國家對待他們還不如敵國，當“國民待遇”逼死活人而亡國奴待遇下尚有一線生機之時，誰還能指責一個人在求生本能之下做出的無奈抉擇?這些農民當了賣國賊，這是不容否認的，這是因為他們對本國軍隊的痛恨超過了對敵人的痛恨。本來這些善良的老百姓無疑是不想當漢奸的。他們是被逼著當了漢奸的。誰逼的?不是日本人，是國民黨政府和國民黨軍隊。何其諷刺?
日本這個敵國的侵略軍在中華大地上燒殺淫掠無惡不作，製造了不計其數的慘案，其禽獸不如的罪行罄竹難書。國民黨軍隊再壞，畢竟也是自己本國的軍隊。就算老百姓痛恨國軍，至少在國民黨軍和日軍交戰時保持中立總辦得到吧?而國民黨竟然能逼得自己本國人民連這點都做不到，導致在國民黨軍潰退時農民自發組織起來幫助日軍攻擊本國軍隊。也就是說，國民黨政府和軍隊禍害中國老百姓的程度——至少在河南一帶——竟然遠遠超過了日本人。我們在惋惜之餘，也不得不對國民黨禍國殃民的本事表示十二萬分的拜服。
國民黨抗戰奇跡之七：之所以能堅持到最後竟然是因為表現太差
那些還在不斷強調國民黨抗日功勞的人，相信自己還有一條底線：如果沒有國民黨軍隊的正麵抗戰，中國就會被全部占領，僅存敵後戰場;而沒有正麵戰場，敵後戰場必然支撐不下去，那麽中國就滅亡了。所以不管國民黨有千般萬般不是，保證了中國沒有滅亡的成就足以抵消一切。
是這樣嗎?
《劍橋中華民國史》下冊第十一章第五節這樣說過：“事實上，日本人停止西進是因為一號作戰的任務——摧毀美國的轟炸機基地——已經完成。到1944年，讓重慶政府殘存而不將其摧毀已成為日本的目標。”
為什麽“讓重慶政府殘存而不將其摧毀已成為日本的目標”?
侵華日軍的華北方麵軍是這樣看的“華北方麵軍則認為……日本與重慶之間暫時處於戰爭狀態，卻有能夠共存的性質。但是，日本與共產黨勢力之間則是不容許共存的。”(日本防衛廳戰史室編寫：《華北治安戰》，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下冊第二章《1942年度前半期的治安肅正工作》第一節《大本營對華處理方案》下小標題《對華積極作戰的研究》)而日本參謀本部第一部長在1942年5月的一番分析和思考也許說得令某些人更加驚訝：“攻占重慶後，抗戰的中國有落入中共手中的危險，如果沒有充分可靠的估計，攻占重慶就隻不過是極端危險的投機……” (出處同上)
這是日本參謀本部第一部長依照自己對侵華戰爭局勢的分析得出的結論。他似乎認為，徹底擊敗國民黨軍隊，未必就能戰勝中國。和現在網上臆斷敵後戰場的中共武裝依賴正麵戰場而存在的人不同，這位第一部長並不認為失去正麵戰場後中共武裝會被消滅，恰恰相反，“抗戰的中國有落入中共手中的危險”。而且從他的口氣來看，中共掌握抗戰的中國，比起國民黨，對日本而言可能還是前者更可怕一些。
對抗戰期間的敵後抗戰事實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此人並非杞人憂天。在敵後戰場，常常出現日軍趕走了國民黨軍後共產黨軍隊立刻進來填補真空的事。而日軍要想再把共產黨軍隊趕出去，可就沒那麽容易了，共產黨一旦落地生根便注定要讓日軍永無寧日。比如日軍在中條山會戰後發現“中條山會戰以後，在新占據的地區內，以前的不安定勢力即重慶軍，被中共勢力取而代之，逐漸浸透到各個方麵，治安反而惡化了。”(日本防衛廳戰史室：《中國事變陸軍作戰史》第3卷第2分冊，中華書局1983年版，135頁)
而那些地方如果日軍不進攻，中共軍本來礙於統一戰線劃界抗戰的約定是不敢隨便進入的。日軍消滅或驅逐了當地國民黨軍，則剛好幫中共軍打掉了負擔，可以大搖大擺地進去擴張勢力。如1942年華北日軍進行的“晉冀豫邊區肅正作戰”，事後檢討作戰缺陷時這樣說：“追求表麵上的武功戰果，討伐易於捕捉的重慶軍殘部……削弱了阻止中共勢力南進的重慶軍，反而讓中共坐收漁翁之利。”(日本防衛廳戰史室：《華北治安戰》，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下冊第2章第5節)
等到共產黨的抗日根據地建立起來之後，無論國民黨還是日偽要想把中共趕走可就難於上青天了。“起先，日本人很少去分辨各種各樣的中國武裝。日本人隻試圖掃蕩或擊潰他們，不管他們性質如何。然而日本人不久認識到，這樣的掃蕩隻會使中共更加容易擴展。到1939年下半年，日本人變得比較有辨別力了。當日本人進攻八路軍、新四軍及其地方武裝時，中國的非共產黨武裝袖手旁觀。日本人對非共產黨人也提出了更為肯定的要求。據日軍統計，在1939年年中到1940年年末之間的18個月中，僅華北一地約有70000人從正規程度不一的國民黨軍陸續投奔日軍。日本人也與幾位地方司令官達成非正式的“諒解”，他們的總兵力約30萬人。當然，這就是中共猛烈抨擊的“曲線救國論”。”(《劍橋中華民國史》下冊第十二章第十一節“日本的強化治安”)
而中共軍隊是怎麽樣一支軍隊呢?這支軍隊在日偽的後方活動囂張到什麽程度?囂張到能讓日軍對一半以上的占領區失去控製。“1941年底治安地區為10%,準治安地區為40%，未治安地區為50%”(日本防衛廳戰史室編：《華北治安戰》，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下冊第五章第三節)，導致1941年華北日軍出現糧食接濟不上的窘境“如果不把滿蒙、華中、南方的援助算在內，即使調用現有庫存糧食，並且嚴格執行配給及調整消費，米到1941年底，小麥到第二年青黃不接時，估計就要陷入極其危險的境地。”(同上書，下冊第一章第二節)。1942年至1943年，日軍的殘酷掃蕩將八路軍陷入極端困難的境地，但是“自1941年以來，逐漸好轉的華北的治安，至1942年底又趨惡化。本年(1943)夏季以來，中共的活動再度激化，致使治安急劇顯著變壞。”(日本防衛廳戰史室編：《華北治安戰》，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下冊第四章第五節)到1944年秋，中共軍勢力複振，“在方麵軍占領的三個特別市，四百個縣當中，治安良好的除三個特別市以外，隻有七個縣(占總數的1.4%)。有一三九個縣(31.5%，差不多未部署兵力，不得不聽任中共活動。還有相當於66.9%的二百九十五個縣(包括華北政務委員會直轄行政區的四個縣)，屬於中間地區。在該地區彼我勢力浮動很大，行政力量大多不能充分貫徹執行。其中大部是以縣城為中心，隻將兵力分駐幾個鄉村，民心多傾向共產覺。”(同上書下冊第五章第三節)
而日軍對中共遊擊軍的掃蕩結果如何?日軍對1942年4月至1944年2月的剿共作戰這樣總結：“治安肅正作戰，因情報不確實，對中共地區的實際情況完全不能掌握，從而使討伐徒勞無功，幾乎是毫無成效的，幾十次當中，可能僥倖碰到一次。各部隊為了取得成果，東奔西跑，迄無寧日”(同上書下冊第五章第一節)。
這就是中共在敵後戰場的遊擊作戰。需要指出的是，當時的中共不同於國民黨——八年抗戰中，中共軍隊幾乎沒有收到任何外國援助(除去白求恩等個把外國醫生外)。在這種情況下，共產黨軍隊仍然能將敵占區攪得雞犬不寧，而“討伐徒勞無功，幾乎是毫無成效的”。如果抗戰的中國真的落入中共之手，中共軍即有可能獲得像國民黨那麽多的外援，那對日軍來說意味著什麽可想而知。拿著小米加步槍尚且如此囂張，如果再由外國人給他們機槍大炮，幫他們訓練軍隊，對日軍來說絕對後果不堪設想。曾經在八路軍根據地生活過多年的英國教授林邁可在1967年就毫不客氣地對一個前日本軍官斷言：如果八路軍有像越共得到的那樣數量充足的外援，“他們就會在一年內把你們趕出中國。”(【英】林邁可：《抗戰中的紅色根據地——一個英國人不平凡經曆的記述》，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5年版，21頁)足見日本參謀本部第一部長所說“極端危險的投機”絕非危言聳聽。
這就是個對國民黨而言極其可悲的現實：它得以堅持到抗戰結束，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日本人沒有下定決心消滅它;而日本人之所以不想摧毀它，原因竟然是害怕“抗戰的中國有落入中共手中的危險”。國民黨所謂避免中國亡於日本的“功勞”的來源，竟然是因為日本人覺得國民黨比較好對付，而且與日本侵略軍“有能夠共存的性質”;而“日本與共產黨勢力之間則是不容許共存的”。如果徹底消滅國民黨，則“抗戰的中國有落入中共手中的危險”，這對日軍來說是個“極端危險的投機”。因此，“讓重慶政府殘存而不將其摧毀已成為日本的目標”。
這是否讓大家想起一個軍旅笑話?——
軍官：“把敵人的狙擊手找出來!”
士兵：“我們知道他在哪兒。”
軍官：“那為什麽不把他幹掉?”
士兵：“幾個星期來，他總是把子彈打在這個土堆上。如果幹掉他，換一個槍法好的來，我們不是全都要完蛋了?”
正如那個狙擊手之所以沒被幹掉是因為槍法臭一樣，國民黨堅持到抗戰勝利竟然是因為它菜，所以日本人舍不得幹掉它，以免換上更令日軍頭痛的中共。聽起來簡直不可思議，但事實資料在那兒擺著，有什麽辦法?誰想得到，某些人吹得震天響的國民黨抗日功績的來源竟會如此可悲呢?而投敵人數超過殺敵人數，為漢奸偽軍發軍餉，把老百姓逼得幫助侵略軍攻擊自己國家的軍隊……這些對抗戰的“負貢獻”說起來倒是那麽貨真價實，不折不扣……隻有弄清楚了這些以後，我們才會明白如何穿透盲目翻案的迷霧來評價國民黨可悲可憐的抗戰史。
延伸閱讀一：逐條反駁對敵後抗戰的誣蔑 唐律疏議
“當我提出遊擊戰建議時，曾有人指出，國軍末演習遊擊戰，此議是否可行，尚需考慮。我表示說，以打遊擊戰起家的中共，亦為中國人，中共可以打遊擊戰，國軍當亦能打遊擊。再者，又有人認為打遊擊乃保存實力之作法，殊不知於敵後遊擊，任務極為艱巨，因補給困難，且多半以寡抵眾，以弱抵強，故必須官兵加倍淬曆奮發，機警勇敢，絕非保存實力者所能勝任。”
——《白崇禧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87年5月版，304頁
本貼目的就在於反駁這些誣蔑，還原曆史真相。為了公正，盡量不使用共產黨官方資料。本文所有引用資料，全部給出最詳細的出處。若有人懷疑本文斷章取義，可盡管去查證原文。
目錄：
汙蔑言論之一：共產黨軍隊遊而不擊!
汙蔑言論之二：共產黨軍隊是“一分抗日，二分應付，七分發展”!
汙蔑言論之三：共產黨軍隊抗戰前10萬不到，抗戰後近百萬，可見他們根本就是隻發展不抗日，態度消極
汙蔑言論之四：共軍見到敵人就避戰，可見其態度消極，是消極抗日。
汙蔑言論之五：共產黨軍隊用遊擊戰術，日本人來了就溜之大吉，把老百姓全部丟給人家屠殺，拿老百姓當盾牌!
汙蔑言論之六：敵後遊擊戰隻是小打小鬧，共軍連一次性幹掉1000日軍的戰鬥都沒有，可見其消極抗日
汙蔑言論之七：共軍的遊擊戰對日軍根本沒什麽影響
汙蔑言論之八：共軍除了一個百團大戰以外就沒打過大仗，而且唯一的這個百團大戰還被批判暴露實力，可見共軍隻懂得保存實力，消極抗日!
汙蔑言論之九：共軍不打敵軍，專打友軍，破壞抗戰
汙蔑言論之十：共產黨自稱抗日“中流砥柱”，其實看看你們消滅了多少日軍?和國民黨能比嗎?國民黨抗日功勞顯然比你大!
汙蔑言論之十一：毛在建國後曾經在外交場合說感謝日本侵華，可見共產黨抗日時是多麽賣國!
汙蔑言論之十二：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說要讓日本占更多的土地才是愛國，可見中共在抗戰期間何其通敵賣國!
汙蔑言論之一：共產黨軍隊遊而不擊!
“說到作戰，大體上各軍、方麵軍直轄兵團對當地共軍都在日夜進行討伐戰”
“共軍的確長於諜報(在其本國以內)，而且足智多謀，故經常出現我小部隊被全殲的慘狀。”
——[日]稻葉正夫編寫，天津市政協編譯委員會譯：《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岡村寧次回憶錄》，中華書局1981年版，325頁
(評：共軍不是“遊而不擊”嗎?“經常出現我小部隊被全殲的慘狀”是怎麽回事?而且不是一次兩次，而是“經常出現”。怎麽解釋這種“經常”的遊而不擊?)
[日]藤原彰：《中國戰線從軍記》(四川出版集團，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55頁：1942年作者所在聯隊有一個小隊遭遇八路軍伏擊，全軍覆沒，武器全被奪走，等到援兵趕到時八路軍已消失得無影無蹤“像這樣表明八路軍戰術成功，日軍疏忽大意的事例，在冀東地區特別多。中國駐屯步兵第一聯隊也經常有小部隊被八路軍全殲的事例發生。這是因為八路軍得到了民眾的支持，在情報戰方麵占據了絕對優勢地位的結果。”
67頁：1943年6月聯隊即將離開華北去東北“我們都有一種終於從不知什麽時候就會遭到八路軍襲擊的不安狀態中解放出來的感覺。”
(評：八路軍不是“遊而不擊”嗎?那日本兵怕什麽?怎麽會有“不知什麽時候就會遭到八路軍襲擊的不安狀態”?日本人統統神經過敏?)
汙蔑言論之二：共產黨軍隊是“一分抗日，二分應付，七分發展”!
“國民黨人大肆宣傳說，中共深思熟慮的和玩世不恭的政策是把70%的力量用於擴張，20%用來對付國民黨，隻有10%用於抗日。
這已成為國民黨史的誠實問題。我曾較詳細地研究這個問題，並認為這種政策從未宣布過;在這種意義上此項指控是捏造。但在某些時間和某些地點，中共的實際行為接近於這種力量劃分。”
——《劍橋中華民國史》下冊第十二章第十一節“日本的強化治安”
(評：嗯嗯……“我曾較詳細地研究這個問題”哦，然後說“此項指控是捏造。”唯一能讓汙蔑者感到欣慰的是“但在某些時間和某些地點，中共的實際行為接近於這種力量劃分”。隻可惜如果隻算“某些時間和某些地點”的話，我們恐怕也可以說國民黨10分投敵0分抗日。這當然是某些家夥絕對不會接受的了。)
““一分抗日、二分應付、七分擴大?”
國民政府向來自居民族主義的正統，指責中共乘其全力對付日軍進攻之時，在日軍未能占據的擴大敵後農村地區活動，僅以一分的力量抵抗日軍侵略，而以七分的力量擴大自己的實力，並以二分的力量應付反對中共“破壞”抗戰的政府當局。國民政府這種指責，預先假定應付、擴大和抗日三事可以截然畫分，而相互之間是此長彼消，此消彼長的關係;中共為了擴大，故意犧牲抗日，而為了應付國民政府的反對和鎮壓，也故意減少抗日活動。對於中共，這一假定根本就是荒謬絕倫。他們並不諱言自己確實是在擴大實力，不過堅持擴大實力是為了抗日，以備有朝一日對日軍反攻，而由於國民政府不給中共“抗日自由”，尤其不容許中共擴大實力，所以中共必須應付。對中共而言，國民政府可以截然畫分為三的，其實就是抗日一件事情而已。”
——[台]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台北聯經1998年版，332,333頁
汙蔑言論之三：共產黨軍隊抗戰前10萬不到，抗戰後近百萬，可見他們根本就是隻發展不抗日，態度消極
“不過蔣介石編製的華軍部隊，數量又過於龐大，在抗戰開始時，中國的三軍已經達到二百萬，到抗戰勝利時，竟然膨脹到六百萬，兵員人數實在是過於偏高，因此造成軍隊質量的大幅下降、財力的嚴重消耗，以及征兵過多的民怨”
——[台]鄭浪平：《不朽的光榮》第14章
(評：軍隊擴大400萬，看來他們也“根本就是隻發展不抗日”嘛，共產黨隻不過向他們學習而已嘛……共軍是隨著控製的人口增多地盤擴大軍隊也擴大，而國民黨軍……哼哼，哈哈……)
1939年，美國陸軍全軍約19萬人。1941年為146萬。1945年為826萬。
——[美]韋格利：《美國陸軍史》，解放軍出版社1989年版，附錄631頁
(評：是不是越“消極”仗打得越好啊?一定是吧?)
日本陸軍1936年隻有24萬人，到1945年投降的時候有547萬人
——〔日〕生田惇：《日本陸軍史》表5和表8。
(評：看來日本發動侵略戰爭態度也很消極哦，哈哈)
解放戰爭開始時共軍127萬人，三大戰役之後解放軍人數到達400萬。
——軍事科學院軍事曆史研究部編：《簡明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史》，軍事科學出版社1992年2月版
(評：看來解放軍打國民黨也是很消極的。同時國民黨軍隊數量則是減少的。按照某些人的邏輯，這自然說明國軍打共軍比共軍打國軍要積極。所以積極的國軍被消極的共軍打敗了……你信不信?反正他們是信了……)
汙蔑言論之四：共軍見到敵人就避戰，可見其態度消極，是消極抗日。
美國人愛潑斯坦的《曆史不應忘記》，五洲傳播出版社2005年版。121頁“訪問過新四軍的外國人說，農民們對他們講了這樣一些情況：‘以前，兩三個日本兵就可以來村裏要女人。現在他們不敢來了，除非大批人馬帶著機槍來。……當小股日軍來時，農民自衛隊動用全部力量，包圍他們。當日軍來的人很多時，農民遊擊隊便分成小組活動，分散敵人的注意力，使村裏的群眾有時間轉移，運走所有的食物和個人的財物’”
——[美]愛潑斯坦：《曆史不應忘記》，五洲傳播出版社2005年版。121頁
(評：有人可能會說這是中共的“國際友人”寫的，那麽請看下麵。)
“強而避之”，
“不若則能避之”，
“銳卒勿攻”，
“避其銳氣，擊其惰歸”，
“水之行，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
——《孫子兵法》
“八路軍的戰術是，如果看到日軍擁有優勢兵力就撤退回避，發現日軍處於劣勢時，就預設埋伏，全殲日本士兵，然後奪走他們的武器裝備。”
——[日]藤原彰：《中國戰線從軍記》(四川出版集團，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64頁
(評：看清楚了，共產黨軍隊不是見到敵人就避戰，是見到敵人太強大才避戰。古老的中國兵聖教育大家得這麽打仗，可共軍這樣做就被說成消極作戰了。啥叫欲加之罪何患無辭?這就叫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這就是今天我們的運動戰的通俗的解釋。天下也沒有隻承認打不承認走的軍事家，不過不如我們走得這麽厲害罷了。對於我們，走路的時間通常多於作戰的時間，平均每月打得一個大仗就算是好的。一切的“走”都是為著“打”，我們的一切戰略戰役方針都是建立在“打”的一個基本點上。然而在我們麵前有幾種不好打的情形：第一是當麵的敵人多了不好打;第二是當麵敵人雖不多，但它和鄰近敵人十分密接，也有時不好打;第三，一般地說來，凡不孤立而占有十分鞏固陣地之敵都不好打;第四是打而不能解決戰鬥時，不好再繼續打。以上這些時候，我們都是準備走的。這樣的走是許可的，是必須的。因為我們承認必須的走，是在首先承認必須的打的條件之下。紅軍的運動戰的基本特點，就在這裏。”
——毛澤東：《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1936年12月)，《毛澤東選集》230頁
(評：看清了這篇文章的時間了嗎?看清文中“紅軍”二字了嗎?從內戰到抗戰，共軍的遊擊戰術是一脈相承的!
可能有人會覺得毛選中共官方史料，是靠不住的，那麽請看國民黨戰史的描述吧。)
“(匪軍)戰法運用靈活，采遊擊戰法，不與國軍主力決戰。伺機擊滅國軍之較小部隊，狀況不利時則迅速脫離戰場，故能到處流竄，牽製國軍。”
——王多年：《國民革命戰史·反共戡亂》第二卷，黎明文化事業公司印行，民國71年6月25日，17頁
“(匪軍)能利用複雜之地形，適時逃竄，以保持不被國軍所圍殲。孔匪在湘鄂贛邊境，盤踞甚久，故對當地之地形熟悉。當國軍進剿時，有利則戰，不利則轉移他竄，或者化整為零，俟國軍去後再圖回複，故能始終保持未被國軍全部殲滅。其戰略指導，就匪軍當時之狀況而言，甚為適當。”
——同上書，125頁
(評：以上是國民黨對紅軍時期“圍剿”戰的總結。看著是不是有點眼熟?“經常出現我小部隊被全殲的慘狀”(《岡村寧次回憶錄》)，“經常有小部隊被八路軍全殲的事例發生”(藤原彰《中國戰線從軍記》)，何其相似?八路軍避實擊虛的流動戰術，早在紅軍時期就成了以弱勝強的法寶。就連國民黨都不得不承認這種打法“甚為適當”。同樣的戰術，為何放到紅軍時期就是共軍太狡猾，放到對付日本人時就是消極作戰了?)
汙蔑言論之五：共產黨軍隊用遊擊戰術，日本人來了就溜之大吉，把老百姓全部丟給人家屠殺，拿老百姓當盾牌!
“在日軍掃蕩所到之處的‘非治安區’……民眾全都逃走了，留在家裏的隻有老人，特別是年輕的女性更是難得一見。”
——[日]藤原彰：《中國戰線從軍記》(四川出版集團，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38頁。
“如果敵人出動了，離得最近的那個村子的人立刻從騎馬來報告的偵察人員那裏得到消息。偵察員實際上藏在敵軍據點的大門口，他們發出警報讓老百姓把糧食堅壁起來，逃到山裏去。民兵埋上地雷，設上陷阱。敵人出動的消息用這樣一些簡單的方法，如點燃烽火或放倒山頂上的旗杆(這裏鄉村地形有起伏)，接力傳送到其他的村子。”
——[美]愛潑斯坦：《曆史不應忘記》，五洲傳播出版社2005年版，170、171頁。
作者看見一個日本人到過的村莊毀壞不是很嚴重“有人告訴我們，這是由於當地民兵非常有效地使用了地雷，日本人走後，民兵發現有30多個地雷在村的周圍爆炸了。日本人擔心進到村子裏麵太危險，隻好離開，僅僅燒了一兩間村邊的房子”
——[英]林邁可：《抗戰中的紅色根據地——一個英國人不平凡經曆的講述》，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5年7月。160頁
“八路軍不會踏上地雷，這得歸功於住在茅屋裏的村民向導。”
——同上書，156頁
(評：有人大概會說這又是中共的“國際友人”說的，不可信，那麽就看看中共的敵人是什麽評價吧。)
“一、1939年5月的五台作戰是繼1938年秋季作戰的再一次剿共作戰，其戰果與初次相同，毫無所獲。
二、作戰期間，幾乎無法掌握共軍的動向，甚至連共軍的蹤影也弄不清。因而，從未進行過較正規的戰鬥。另外，由於戰地民眾實行“空室清野”，第一線部隊在作戰期間也未遇到居民。
三、當作戰開始時，方麵軍便發出訓令，指示“作戰部隊應徹底追捕敵人。戰場遺棄物資等由另行編成的收容班專負其責。要嚴肅軍紀風紀。共軍中有不少女兵……”。但是，結果不僅沒有共軍遺棄的物資，也沒有人見到女兵的蹤影。”
——日本防衛廳戰史室編寫：《華北治安戰》，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133頁，109師團參謀長山崎重三郎大尉(後為中佐)回憶五台作戰。
“治安肅正作戰，因情報不確實，對中共地區的實際情況完全不能掌握，從而使討伐徒勞無功，幾乎是毫無成效的，幾十次當中，可能僥倖碰到一次。各部隊為了取得成果，東奔西跑，迄無寧日”
——同上書，下冊第五章第一節
“剿共戰已變成地道戰，要盡力發現其地道”
——同上書，下冊441頁
(評：以“三空(搬空，藏空，躲空)”對“三光”不是吹的，“堅壁清野”不是吹的，“地道戰”“地雷戰”也不是吹的，都是有現實基礎的。當然不是說每次都能成功，但我們至少可以看出共產黨軍隊對保護老百姓免遭日軍禍害想盡了辦法。而且這些辦法也是有效的，決非那些誣蔑說的那樣扔下老百姓自己一走了之，放任老百姓給人殺。至於損失，當然有，但是與正麵戰場相比真的多很多嗎?1942年冀中51大掃蕩算是殘酷至極了，殺死抓走5萬群眾。可是正麵戰場南京失守後，一殺就有30萬人受害，是51大掃蕩的6倍!蔣介石炸開黃河大堤，一下子就淹死近百萬老百姓，相當於20個51大掃蕩!幾年後河南因為炸堤的後遺症發生大旱災和蝗災，餓死老百姓數百上千萬!在這些天文數字麵前，遊擊戰給老百姓帶來的損失簡直忽略不計。)
“共軍與民眾的關係，同以往的當政者不同。中共及其軍隊集中全力去了解民眾，爭取民心，不但日本，就連重慶方麵也是遠遠不能相比的。正因為如此，盡管他們在數量方麵處於劣勢，卻具有不容輕視的堅韌力量。”
——日本防衛廳戰史室：《華北治安戰》，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結束語
“在共軍方麵，為了爭取民眾的支持，對軍紀的要求極為嚴格。例如在行軍中，有人摘了路旁樹上的梨子給在押的俘虜，俘虜拒絕接受，並說農民的東西不能隨便吃。”
——日本防衛廳戰史室編寫：《華北治安戰》，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449頁
(評：共軍戰士，就連當了俘虜之後都嚴格遵守紀律。再看看國民黨是怎麽“愛民”的吧。)
“在沒有開戰以前，一切危險困苦艱難挫折的情形，我都已料到，但決不料我們的軍紀，會敗壞到這步田地!在北方作戰的情形，我隻聽得說，在上海作戰的實況，我親眼看見，一切的失利潰亂，搶劫擄掠”
——蔣介石：《蔣委員長對抗戰檢討與必勝要訣訓詞(上)》(1938年1月11日)，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印：《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2編第1冊，70頁
“今天，我們聽見遠處隆隆的炮聲，聲音似乎來自南麵。我們不知道還要多久日本人就會到城裏來。我擔心中國軍隊被困在這裏。今天晚上，我們接收了第一批難民，他們講述了令人心碎的經曆。中國軍隊命令他們立刻離開，如果不願意的話，他們就被當做漢奸，並被槍斃。大部分人來自南門附近和城市的東南地區。”
——《魏特琳日記》1937年12月8日
“12月9日，星期四
今晚，城市的西南角火光衝天。在下午很長一段時間裏，除了西北方向外，到處濃煙滾滾。
中國軍隊的目的是把所有妨礙他們的障礙清除掉--妨礙他們射擊，並可能利於日軍埋伏或成為掩護日軍的屏障。
美聯社的麥克丹尼爾斯說，他看見火是用煤油點燃的。這些房子的主人是過去兩天大批擁入城內的難民。如果這種方法能使日軍延緩12～24個小時進城，我不知道這是否值得，因為它給平民造成了如此大的災難。”
——同上書1937年12月9日
“在雲南，如果我需要一頭驢來馱負重物，我必須派士兵到村落裏去找村長，在槍枝的威脅下，他可能聽從我們的差遣。”“隻要有機會，他們(作者手下的國民黨士兵)可能從村民處偷來一隻狗，放進鍋裏煮，整隻吃乾淨。”
——[美]黃仁宇：《黃河青山》
“軍紀不良，民眾逃亡。查此次各部向九江附近集中時，因運輸困難，戰時增設部隊又驟難足額，沿途鳴槍拉夫，搜尋給養，不肖者且強奸擄掠，軍行所至，村社為墟。職由陽新徒步經瑞昌到九江時滿目荒涼，殆絕人跡。民眾既失同情之心，軍隊自無敵愾之誌。如此而欲其奮勇殺敵，自不可能。”
——第二兵團司令張發奎報告書(1938年8月7日)，第二曆史檔案館編《抗日戰爭正麵戰場》，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697頁
“3.戰鬥軍紀廢弛：
(A)六月三日，長沙疏散時，各級宮兵擅入民房，攫取財物。”
——《第四軍長沙第四次會戰作戰經過諜報參謀報告書》，摘自《中華民國史檔案叢刊.抗日戰爭正麵戰場》，1264頁
(評：現在居然有人說共軍不如國軍愛護百姓，嗬嗬……)
汙蔑言論之六：敵後遊擊戰隻是小打小鬧，共軍連一次性幹掉1000日軍的戰鬥都沒有，可見其消極抗日
“抗戰開始以後，領袖(蔣介石)認定中國當時的軍備，決不容許拿硬拚力戰的方法，去抵抗協由現代化陸海空軍的敵人。……在這一最高戰略下運用下的戰爭指導，第一期要‘以空間換時間’，來增強戰力，第二期則要堅持敵後遊擊，來爭取‘積小勝成大勝’，自始至終的領有著戰場，避免敵人的各個擊破，保持著主力，等待這有利機會的反攻。這是抗日戰略指導上最大的成功，也就是領袖戰爭決策上最高的創意。”
——1966年國民黨國防部史政局《領袖軍事上的豐功偉業》
(評：“積小勝成大勝”可是“抗日戰略指導上最大的成功，也就是領袖戰爭決策上最高的創意”啊!天地良心，共軍可是嚴格按蔣總裁這個指導方針去作戰的啊……)
汙蔑言論之七：共軍的遊擊戰對日軍根本沒什麽影響
“為了防備八路軍破壞通訊線路和交通線，需要有人整晚不睡地值班，每隔一小時就要與相鄰的分隊互通電話，檢查通訊線路是否暢通。”
——[日]藤原彰：《中國戰線從軍記》(四川出版集團，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一章下麵小標題“駐紮劉窩的分隊長”
(評：不是沒什麽影響嗎?藤原彰他們吃飽了撐的?)
以下內容選自《華北治安戰》上冊，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版
216頁，有如下原話：“共軍無論在質量上、數量上均已形成抗日遊擊戰的主力。因此，占領區內治安肅正的主要對象，自然是中共勢力。”標題是《1940年春中國軍和地方治安狀況》。
223頁，1940年肅正工作的根本方針：“為此，方麵軍的討伐重點，必須全麵指向共軍”
226頁《1940年度第一期肅正建設綱要》“討伐重點指向剿滅共產匪團”
227頁，要領“討伐重點在於剿滅共軍”
236頁，《1940年度第一期肅正建設計劃》“共軍對我占領區的進犯越來越頻繁，已成為今後肅正工作上最嚴重的問題……今後的討伐肅正的重點必須集中指向共軍，全力以赴，務期將其全殲。這是我們在計劃中明確的意圖”
253頁《華北地區思想戰指導綱要附錄書》第四章第二節“進行討伐行動時，重點指向共產軍、匪”
362頁：“蔣係軍隊一直處於頹勢……據此，方麵軍將工作重點至於對共施策上，進一步針對實際情況，予以加強。”
364頁：“1941年在肅正建設上的重點事項：一、關於行動措施的重點集中問題肅正的重點，仍然在於剿共。”
以下內容來自下冊
“1942年度……治安肅正的重點，應放在以剿共為主的作戰討伐上”——《1942年度治安肅正建設計劃大綱》，摘自《華北治安戰》下冊第二章第二節
“1943年3月24日，方麵軍召開所屬兵團參謀長會議，下達了“1943年度華北方麵軍作戰警備綱要”，其原文已失，根據有關資料推斷，其概要如下:
方針：方麵軍應貫徹野戰軍的特性，將作戰警備的重點指向共軍。”——同上書，下冊第四章第一節
“方麵軍認為剿共第一，治安肅正應首先討伐共軍。”——同上書，下冊第四章第二節
(評：不是沒什麽影響嗎?從1940年起，年年反複強調剿共第一，剿共是重點，何苦啊?《華北治安戰》中有記錄的對共軍的大規模作戰，僅1940年到1943年就至少有27次。具體列表附文後。可以看到期間日軍動用過步兵、騎兵、炮兵、裝甲兵乃至航空兵!這麽興師動眾幹什麽啊?共軍明明沒什麽影響，日軍還真是精力過剩無處發泄啊～)
保定附近，數百農民每周2次夜間破壞鐵路，一個晚上可拆走10截鐵道，砍掉28根電線杆，迫使日本人全部換成新的。幾個月內由於破壞鐵路能造成日軍列車出軌事故幾十起。
——[美]愛潑斯坦：《曆史不應忘記》，五洲傳播出版社2005年版，106、107頁
繳獲一個擊斃日軍的日記，日記上反複記錄新四軍破壞橋梁和日軍天天修橋的事。
——[美]史沫特萊：《史沫特萊文集•第一卷，中國的戰歌》，新華出版社1985年版，239頁。
(評：換新的電線杆換個毛啊?修橋修個毛啊?偉大光榮正確的汙蔑者們早就說了，遊擊戰根本不會有影響的。日本人你咋就不信呢?)
汙蔑言論之八：共軍除了一個百團大戰以外就沒打過大仗，而且唯一的這個百團大戰還被批判暴露實力，可見共軍隻懂得保存實力，消極抗日!
“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
——《孫子兵法》
(評：孫子竟然說“能而示之不能”?他竟然反對暴露實力!真是消極作戰的家夥!)
百團大戰曆時接近4個月(從8月到12月)，殲日偽軍4萬。
1944年全年八路軍共計殲日偽軍約17.5萬人。1945年的春季攻勢，曆時4個月，殲日偽軍5.7萬，夏季攻勢則兩個月內殲日偽軍6.8萬。
——數據來自軍事科學院軍事曆史研究部編：《簡明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史》，軍事科學出版社1992年2月版
(評：當然啦，這些是中共的官方數字。我們當然是不能相信的，不然就會被說成是被“洗腦”了。不過數字可以不信，比例卻不能不信。因為這批人應該沒有理由特地為了宣傳44、45年的攻勢而貶低百團大戰吧?我們可以來比較一下，會發現有趣的結果：百團大戰曆時接近4個月(從8月到12月)殲敵4萬，平均一個月殲敵1萬人。而1944年全年八路軍殲敵17.5萬，是百團大戰的4倍以上!平均每個月殲敵1.5萬人，比百團大戰多一半!1945年的春季攻勢，曆時4個月(與百團大戰相同)，殲敵5.7萬(百團大戰是4萬)，夏季攻勢則兩個月內殲敵6.8萬，更是百團大戰所望塵莫及!天啊!這樣說來豈非抗戰最後兩年共軍打的仗比百團大戰還要大?!可是偉大光榮正確的汙蔑者們說了啊，共軍除了百團大戰以外沒打過大仗啊?!)
汙蔑言論之九：共軍不打敵軍，專打友軍，破壞抗戰
“在此次作戰中，山西軍第六十一軍(軍長梁培黃)以其主力，作為我方友軍參加了戰鬥，此點值得注意。”
——《華北治安戰》，下冊第一章第一節
(評：誰的“友軍”?)
(1941年日軍在沁河攻擊共軍時製定的“指導方針”第六條)“命浮山南方的山西軍，在翼城、臨汾平地阻止共軍逃脫，協助我軍作戰。”
——《華北治安戰》上冊462頁
(評：這話信息量頗大啊……日軍進攻共軍的時候，居然敢命令國軍——是國!軍!啊，不是偽軍——去阻截共軍，“協助我軍作戰”。國軍和日軍究竟是怎樣一種關係啊……)
“後來在我任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的末期，估計向我軍投誠的重慶係地方軍的兵力共約40萬人，其中華北部分即達30萬人左右。”
——[日]稻葉正夫編寫，天津市政協編譯委員會譯：《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岡村寧次回憶錄》，中華書局1981年版，328頁
(評：……我能否認為國民黨軍隊在敵後存在的主要意義就是做潛在的偽軍?)
“1月下旬，120師正規部隊的連長率兵前來投降，這是少有的現象。”
——日本防衛廳戰史室：《華北治安戰》，天津人民們出版社1982年版，上冊第三章第七節“華北方麵軍第二期後段的肅正建設(1941年1月—3月)”
“在獨立混成第三旅團地區，曾見到若幹正規共軍的投降士兵，這是過去所見不到的”
——日本防衛廳戰史室：《華北治安戰》，天津人民們出版社1982年版，上冊第四章第四節“1941年夏季的各項主要施策”
(評：對比一下，國共兩軍抗戰意誌的差別一目了然。所謂共軍“不打敵軍”，應該已經不需要解釋了。阿部規秀之類的人肯定不是自己吃飯噎死的。至於打友軍麽，從以上資料來看，恐怕不是打得太多，而是打得太少了。如果早點把那幾十萬投敵的家夥收拾掉，中國恐怕也少出那麽多漢奸，也省得現在很多人總是質疑中國人的國民性了。)
“華北方麵軍則認為……日本與重慶之間暫時處於戰爭狀態，卻有能夠共存的性質。但是，日本與共產黨勢力之間則是不容許共存的。”
——日本防衛廳戰史室編寫：《華北治安戰》，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下冊第二章《1942年度前半期的治安肅正工作》第一節《大本營對華處理方案》下小標題《對華積極作戰的研究》
“中條山會戰以後，在新占據的地區內，以前的不安定勢力即重慶軍，被中共勢力取而代之，逐漸浸透到各個方麵，治安反而惡化了。”
------(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中國事變陸軍作戰記》3，朝雲新聞社1983年版，372頁)
“第二科參謀山崎少佐本來就反對進行中條山會戰，回憶當時的情況敘述如下：
作為蔣係中央軍擾亂治安基地的中條山脈據點，的確受到重大打擊。但是這個所謂‘擾亂治安的遊擊基地’，實際上有名無實。拿它與共產黨係統相比，它的活動是極其差勁的。然而，當蔣係軍受到打擊失掉其根據地時，使虎視耽耽尋找機會的共軍立即將其勢力侵入該地區，取代蔣係軍，確立了根據地。從此，華北的遊擊戰便由中共軍獨占了。”
——《中國事變陸軍作戰史》第三卷第二分冊135頁
(評：從這個例子來看，連日本人都發現，自己後方與其留著共產黨，不如留著國民黨。所以不妨仔細想想，共產黨打了國民黨，這對抗戰究竟是有害還是有利，恐怕還真不好說……)
汙蔑言論之十：共產黨自稱抗日“中流砥柱”，其實看看你們消滅了多少日軍?和國民黨能比嗎?國民黨抗日功勞顯然比你大!
“叛逃的將軍1941年有12個，1942年有15個，1943年是高峰的一年，有42人叛逃。50多萬軍隊跟隨這些叛逃的將軍離去，而日本人則利用這些偽軍去保衛其占領的地區，以對抗共產黨遊擊隊”
——《劍橋中華民國史》下冊第十一章第三節
“及至南京，聽到汪記政權收束前之情形更是聞所未聞。當中最令人感到詫異的乃是偽軍中的知名將領數人，我們過去以為是漢奸及黃埔敗類的，到頭乃證明確是奉有我方密令降敵，他們也在收編期間來渴鄭副長官。”
——黃仁宇：《大曆史不會萎縮》之《1945年的上海》
“到了一九四三年的不完全統計，國民黨已前後有十八批將領投了敵，包括將校以上軍官七十多名、軍隊五十多萬，另外黨國大員六十名以上也投敵。……據美國公布的財政部長摩根韜(Henry Morgenthan , Jr)的日記，他在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日就收到這樣的報告：
這實在是一個丟人的記錄：偽軍中的百分之六十二是以前的國民黨軍隊，自一九四一年以來，足足有六十七個全銜將級軍官投敵。”
——李敖：《自己不洗別人洗》一文下小標題“降官如毛，降將如潮”，摘自李敖著《千秋評論精華》，中國友誼出版公司2005年11月版
(國民黨投敵將領對岡村寧次說)“我們不是叛國投敵的人，共產黨才是中國的叛逆，我們是想和日軍一起消滅他們的。我們至今(1942年10月)仍在接受重慶的軍餉。如果貴軍要與中央軍作戰，我們不能協助。這點望能諒解。”
——【日】稻葉正夫編寫，天津市政協編譯委員會翻譯：《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岡村寧次回憶錄》，中華書局1981年版，327頁
“方麵軍岡村司令官在京漢作戰開始前，於3月20日召集治安軍(華北綏靖軍)和在華北的南京國民政府直轄的軍隊將領龐炳勳、孫殿英、孫良誠、張嵐峰、杜錫鈞、李守信、吳化文、榮子恒、胡毓坤等開會，迫切期望為日軍後方警備努力作出貢獻。並且對改組治安軍的人事、組織作了安排。
這些軍隊保持不同重慶軍交戰的信條，專門擔任駐防地區的警備。”
——《華北治安戰》下冊第五章第一節下小標題“華北的全麵治安和警備”
(評：每逢提到抗日的貢獻就有幾個人興師動眾地把一長串名單發上來，說你看國民黨殺掉的日本將領是好幾十個!共產黨才幾個?問題是國民黨殺掉的日軍將領50多個(還算上了生前非將級，死後才追封將軍的)，投敵的卻有67個(還不包括校級，按擊斃日酋算法死後可以追封將軍的);打死(不包括打傷)的日軍40多萬，你給他們補充的沒傷沒病完好無損的偽軍卻有50萬。更不用說給偽軍發的軍餉;更不用說勾結日軍不打國軍專打共軍的偽軍;更不用說還未投敵卻給日軍當“友軍”去剿共的劣跡;更不用說，還有下麵這雷煞世人的現實：日本侵占東北6年了，813淞滬抗戰已經開打了，而國民政府居然還在向日本支付庚子賠款!)
1937年8月26日梅樂和致孔祥熙電：“應付日庚款及善後結款，為保持海關完整、維護稅收計，仍應暫予照付，以全債信而免糾紛。除麵陳次座外，謹電請鑒核。”
1937年8月27日孔祥熙致梅樂和電：“宥電悉。月款可照議暫付。”
——中國近代經濟史資料叢刊編輯委員會主編《帝國主義與中國海關資料叢編之七：中國海關與庚子賠款》，中華書局1983年版，196頁
1937年9月7日梅樂和致關務署第11969號呈：“……至日本庚子賠款部分計英金三萬二千八百二十四磅十五先令，係於八月三十一日到期，前以奉到鈞署八月卅電飭暫緩撥付，未即照撥。嗣於八月三十一日奉準撥付，即於當日將款如數撥付，已由日方收訖。嗣後對於日本債、賠各款，在未奉另令以前，自應遵照此次電令，仍照向例按月到期時照撥，以全債信……”
——同上書，197頁
(評：國民黨抗戰這“貢獻”總額是正是負?還真不好說啊……)
“由於我地麵部隊的迅猛前進，以及第6飛行戰隊池田中隊超過行動半徑的限度轟炸敵人列車、切斷鐵路等，成功地繳獲了存放在桂林、柳州以西地區的大量彈藥、被服、航空燃料、鐵路器材、機器等軍需品，為後來第11軍的自戰自存活動帶來了很大好處，甚至出現奇異的現象——日軍製式武器的彈藥顯著不足，前線部隊幾乎均以繳獲的機槍等做為主要裝備。”
——[日]服部卓四郎：《大東亞戰爭全史》，商務印書館出版1984年版，1359頁
“日軍所獲得的物資中用處極大的還有當地糧庫保存的500噸大米，因為都是已經脫了殼的大米，所以應該是軍用大米。有了如此之多的糧食，日軍無須再為部隊的主食供應問題擔心了。”
——[日]藤原彰：《中國戰線從軍記》四川出版集團，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三章“遂贛作戰.從贛州到新城”
“那裏有兵站醫院，日軍在那裏還得到了大量的對於衛生所必不可少的醫藥材料。特別是日軍得到了大量用於預防瘧疾的藥物奎寧(即金雞納霜)的糖衣片劑，對於缺醫少藥的日軍來說，這些藥品是非常有用的東西。由於補給的斷絕，沒有奎寧，所以瘧疾對日軍是很大的威脅。因為營養失調導致身體衰弱以後，就很容易感染上瘧疾，如果得不到及時治療，很多人就會因為體力衰竭而死亡，成為在戰場病死的最大原因。在這裏找到了大量奎寧，就能夠挽救很多日本軍人的生命。”
——[日]藤原彰：《中國戰線從軍記》四川出版集團，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三章“遂贛作戰.從贛州到新城”
(評：豫湘桂戰役期間，美軍犧牲上千人，損失數百架飛機飛越駝峰送給中國的大量物資來不及轉移，竟然成了日軍的戰利品，救了數不清的日本兵的命。何其諷刺?何其悲哀?就在全球都在追殺日本人，唯恐殺之不盡的時候，隻有國民黨軍隊用幾百噸去殼的軍用大米讓“日軍無須再為部隊的主食供應問題擔心”，用大量奎寧“挽救很多日本軍人的生命”，用大批的機槍給日軍“做為主要裝備”，用數不清的中國人民血汗錢換來的物資來給日軍的“自戰自存活動帶來了很大好處”。全世界都在剿殺日本人的時候，就國民黨知道疼人啊。果然中日親善，國民黨對侵華日軍的深情厚意，光照汗青，萬古長存!誰說國民黨抗戰沒有貢獻?國民黨在抗戰中的這些偉大“貢獻”，我們必須世世代代頂禮膜拜，永遠紀念下去，何曾有一刻敢忘?
沒算這都快成負數的“功勞”已經給國民黨麵子了，還不識抬舉?有些人大概腦子不好使，動不動就氣勢洶洶地問：消滅的這些日偽軍中，到底有多少日軍?好像偽軍就不算數似的。憑什麽偽軍不算數啊?難道偽軍不是敵人嗎?中國人當漢奸，比鬼子更可惡，打了他們你還心疼了是咋的?想想這種人基本上都是國民黨的粉絲，偽軍中有那麽高比例的前國民黨軍，所以看到這些漢奸挨打他們心疼也是正常的。)
汙蔑言論之十一：毛在建國後曾經在外交場合說感謝日本侵華，可見共產黨抗日時是多麽賣國!
“我們要感謝我們的好先生，就是蔣介石。”
——《我們黨的—些曆史經驗》，見《毛澤東文集》第7卷
“很感謝國民黨對我們的經濟封鎖。”
——《同斯諾的談話》，見《毛澤東文集》第8卷
“我們要感謝何應欽，他不給八路軍、新四軍發餉，他這樣一困，我們就提出了是解散，是餓死，還是自己動手搞生產的問題。解散不甘心，餓死不願意，那剩下一條，就是首長負責，自己動手，發展生產，克服困難。”
——《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結論》1945年5月31日(《毛澤東文集》第3卷)
“我曆來感謝何應欽。一九三七年紅軍改編成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每月有四十萬法幣，自從他發了法幣，我們就依賴這個法幣。到一九四○年反共高潮時就斷了，不來了。從此我們得自己想辦法，想什麽辦法呢?我們就下了個命令，說法幣沒有了，你們以團為單位自己打主意。從此，各根據地搞生產運動，產生的價值不是四十萬元，不是四百萬元，甚至於不是四千萬元，各根據地合起來，可能一億兩億。”
——《關於國際形勢問題》1958年9月(《毛澤東文集》第7卷)
“感謝美國人給我們運來一批重炮，當運輸大隊長的是蔣介石。”
——《中法之間有共同點》1964年1月(《毛澤東文集》第8卷)
(評：毛說感謝日本，這是句思維正常的人都看得出來的幽默反語。反毛的人反得連基本智商都不要了，楞說這是真心話，還把它當成毛與日本人有一腿的證據。我想上麵這些資料說服力已經夠了，就不多解釋了。具備人類思維的人應該都能看得懂。)
汙蔑言論之十二：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說要讓日本占更多的土地才是愛國，可見中共在抗戰期間何其通敵賣國!
“敵人攻入固然要節節抵抗，希望寸土不失，他企圖退出，又要設法阻攔不能令之自去。蔣介石所謂‘磁鐵戰術’，並非虛枉。”
——[美]黃仁宇：《從大曆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九州出版社2007年版《黃仁宇全集》第六冊，167頁
“東京方麵，因為鑒於戰費寵大，國際地位上陷於被動，於是籌謀自動撤兵，以保全實力。種村佐孝為大本營戰爭指導班長，其所著《大本營機密日誌》內稱撤兵預定於1941年由中國內地開始，但仍保持長江三角洲、華北、內蒙之各一部。如果其計劃成功，對中國亦仍不利。於是蔣發動1939年至1940年之交的冬季攻勢，又稱“‘磁鐵戰術”，使其無法自去。”
——[美]黃仁宇：《從珍珠港事變說起》，摘自《大曆史不會萎縮》，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5月版，167頁
(評：蔣介石用實際行動告訴我們：日本人退出一部分中國領土是不好的，必須留住他，讓他繼續占領，那樣做才有利，才是愛國。毛太祖隻不過表達了偉大光榮正確的蔣委員長的意思而已，咋就成了那麽大的罪呢?)
“(林彪在四平戰敗後對大家說)大家一定以為我跑得太快了，丟的地方太多了，我說我跑得還慢了，丟得還少了!這不是開玩笑，我說的是真話”
——李偉民等著《雄師鐵馬——解放戰爭紀實》，中共產黨史出版社2004年版，103頁
(評：造化弄人啊，說日本人多占地方才愛國的，卻在日本人後方整出了上百萬平方公裏的地盤。覺得丟給國民黨的地盤太少的，卻在三年後奪取了整個大陸。)
延伸閱讀二：蔣介石消極抗戰賣國求榮的鐵證
一、蔣介石的“抗日”語錄
1.炮不如人，教育訓練不如人，機器不如人，工廠不如人，拿什麽和日本打仗呢?若抵抗日本，頂多三天就亡國了。(1931年9月)
2.政府現在既已此案訴之於國聯行政會，以待公理之解決，故以嚴格命令全國軍隊，對日避免衝突，對於國民亦一致告誡，務必維持嚴肅鎮靜之態度。——國民政府《告全國民眾書》(1931年9月)
3.如果日本能擔保中國本土十八行省的完整，則國民政府可同意與日本協商，或可在不損我國尊嚴之前提下讓出東北。——國民政府密使許世英赴日本談判轉述蔣的口信(1931年10月)
4.中國亡於帝國主義，我們還能當亡國奴，尚可苟延殘喘;若亡於共產黨，則縱肯為奴隸亦不可得。——蔣介石在南昌的講話(1931年8月22日)
5.我國民此刻必須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對強權，以和平對野蠻，忍辱含憤，暫取逆來順受態度，以待國際公理之判決。——蔣介石在南京國民黨黨員大會上的講話(1933年9月23日)
6.我們要以專心一致剿匪，要為國家長治久安之大計，為革命立根深蒂固之基礎，皆不能不消滅這個心腹之患，如果在這個時候隻是好高騖遠，奢言抗日，而不實事求是，除滅匪患，那就是投機取巧……無論外麵怎樣批評謗毀，我們總是以先清內匪，為唯一要務，如果不是這樣，那就是本末倒置，先後倒置。——蔣介石對剿共高級將領訓詞(1933年4月7日)
7.外寇不足為慮，內匪實為心腹之患，如不肅清內匪，則決不能禦外侮。——蔣介石對圍剿紅軍將領訓話(1933年4月10日)
8.日本終究不能作我們敵人，我們中國亦究竟有須與日本攜手之必要。——蔣介石文《敵乎?友乎?中日關係之檢討》(1934年12月)
9.奢言抗日者，殺無赦。——蔣介石在中日簽定《何梅協定》後的講話(1935年底)
二、抗戰前喪權辱國的《塘沽協定》
1933年3月，日軍占領熱河，並大舉進攻長城各口，中國守軍奮起抵抗，因蔣介石國民黨破壞而失敗。5月31日國民黨政府派熊斌與日本代表岡村寧次在塘沽簽訂停戰協定。規定中國軍隊撤至延慶、通州、寶坻、蘆台所連之線以西、以南地區，以上地區以北、以東至長城沿線為武裝區，實際上承認了日本對東北、熱河的占領，同時劃綏東、察北、冀東為日軍自由出入地區，從而為日軍進一步侵占華北敞開了大門。
塘沽協定內容：
關東軍司令官元帥武滕信義，於昭和8年5月25日，在密雲接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代理委員長何應欽所派軍使、該分會參謀徐燕謀所提出的正式停戰提議。依此，關東軍司令官元帥武滕信義，關於停戰協定，委任全權於該軍代表關東軍參謀副長少將岡村寧次，在塘沽與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代理委員長何應欽所委任的停戰協定全權、華北中國軍代表、北平分會總參議、陸軍中將熊斌，簽訂停戰協定於下：
一、中國軍隊一律迅速撤退至延慶、昌平、高麗營、順義、通州、香河、寶坻、林亭口、寧河、蘆台所連之線以西、以南地區。爾後，不得越過該線，又不作一切挑戰擾亂之行為;
二、日本軍為證實第一項的實行情形，隨時用飛機及其他方法進行監察，中國方麵對此應加保護，並給予各種便利;
三、日本軍如證實中國軍業已遵守第一項規定時，不再越過上述中國軍的撤退線繼續進行追擊，並自動回到大致大城一線;
四、長城線以南，及第一項所示之線以北、以東地區內的治安維持，由中國方麵警察機關擔任之，上述警察機關，不可利用刺激日軍感情的武力團體;
五、本協定蓋印後，即發生效力。
作為以上證據，兩代表於此簽名蓋櫻
昭和八年五月三十一
關東軍代表岡村寧
華北中國軍代表熊
(選自《中外約章匯要1689—1949》，592頁—593頁，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1月版)
三、蔣介石“抗戰到底”的“底”界
蔣中正在1937年8月7日國防聯席會議上講話：“許多人說冀察問題、華北問題，如果能予解決，中國能安全五十年”。“有人說將滿洲、冀察明白的劃個疆界，使(日本)不致再肆侵賂。劃定疆界可以，如果能以長城為界，長城以內的資源，日本不得有絲毫侵占之行為，這我敢做。可以以長城為疆界。”——國防聯席會議記錄(1937年8月7日)
1939年1月，蔣中正在中國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上闡述“抗戰到底”的“底”界說，正式提出“恢複七七事變以前的原狀”的方針。他說：“抗戰到底的‘底’在哪裏?是否日本亡了或者中國亡了才算到底，必須有一個界說”。“在盧溝橋事變前現狀未恢複，平津未恢複以前不能與日本開外交談判。”“我們不恢複‘七七’事變前原狀就是滅亡，恢複了就是勝利。”——中國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會議記錄(1939年1月)
蔣中正就這樣把“恢複七七事變以前的原狀”說成是“抗戰到底”的“底”界。他對內：試圖以“恢複了七七事變以前的原狀就是勝利”界說，來統一全國對抗戰的認識;對外：“以恢複七七事變以前的原狀”，作為對日議和的交涉條件。
1937年11月5日，蔣中正對德國大使陶德曼說：“假如日本不願恢複戰前狀態，中國不能接受日本的任何要求。”中國在華北的主權和行政權不得改變。——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至德國外交部(1937年11月5日)
日本政府不理睬蔣中正的條件。他們用行動回答：攻占上海、南京;1938年1月11日禦前會議決定：“對中國現中央政府，帝國采取的政策是設法使其崩潰”;終止“陶德曼調停”;近衛首相於1月16日發表“今後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聲明。
1939年3月，蔣介石親自指揮複興社的杜石山、柳雲龍與日本宣野長知、小川平吉在香港談判。3月17日，柳雲龍向宣野提出和平條件;必須“恢複盧溝橋事變前的狀態”。“關於滿洲，另行協定”。“小川、宣野對蔣的條件根本不予置理。日本政府於9月13日發表聲明，決定扶植汪精衛成立中央政府。香港日蔣談判告吹。——《小川平吉關係文書》卷2，東京1973年版，614頁。
四、抗戰期間賣國反共的《和平意見》
據日本檔案《桐工作圓桌會議的經過概要》(1940年3月)、《今井武夫回憶錄》收錄的雙方“對答記錄”和中國方麵3月10日提出書麵的《和平意見》記載，重慶代表在交涉中對日本方麵作了大幅度的讓步：
(一)“滿洲國的獨立是既成事實”，蔣委員長“對此表示承認毫無異議”。目前，中國方麵主張中日“締結特別協定，兩國共同將其作為保護國”。(注：《今井武夫回憶錄》第134、136、341頁。)
(二)原則上同意“締結防共協定及使內蒙地區特殊化”;萬一“在國防上有必要時，可推遲一部分撤兵”。(注：《今井武夫回憶錄》第137、340頁。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桐工作圓桌會議的經過概要》的表述是：“中國方麵提出，當撤兵之際，在具體方法上，日本軍可在必要地點，相當長期地延緩撤兵。”)
(三)中國放棄抗日容共政策“乃和平協定後中國所取之必然步驟”。(注：《和平意見》第二條;《今井武夫回憶錄》第139頁。)重慶代表、最高國防會議秘書主任章友三強調：“自然停止抗日”;“中國正在努力剿共，所以防共問題可交給中國好了。”(注：《今井武夫回憶錄》第132—133頁。)
(四)可以把華北、長江下遊地區作為“經濟合作”地帶。(注：《今井武夫回憶》第133頁。)“絕對同意”給日本臣民以在中國內地的居住、營業自由。(注：《和平意見》第五條;《今井武夫回憶》第139頁。)
(五)中國招聘日本的軍事、經濟顧問。(注：《和平意見》第六條;《今井武夫回憶》，第139頁。)
五、蔣介石賣國投敵“檔案”揭秘
1938—1940年秋中日有過三次議和，檔案材料顯示，蔣中正的國民政府一方，以苟安性質的“恢複七七事變以前的原狀”作為“底線”，對日謀求妥協。而天皇製日本的權力機構則明確決定要設法使中國現中央政府崩潰。1938年7月，五相會議決定的《適應時局的對中國的謀略》規定，日本政府的方針是“推翻中國現中央政府，使蔣中正垮台”，這就是明證。在雙方“底線”有天壤之別的交涉中，日本方麵的條件一步步升級，變本加厲，而且對重慶寸步不讓。蔣中正及其代理人卻一味地單方麵讓步，答應諸如對“滿洲國加派公使或大使”;締結特別協定，認可偽滿作為日本、中國的“保護國”，同意“討共”，“用密約辦理”;重慶放棄“抗日容共”政策，劃內蒙為“特殊地區”;可以華北和長江下遊作為“經濟合作”地帶;承認共同開發中國資源、接受日本顧問“都是好事情”等等。——《抗日戰爭研究》2000年第3期：《抗日戰爭前期蔣介石對日議和問題再探討》
直到1940年秋，蔣中正才中止以“恢複七七事變以前的原狀”為條件的對日言和，擱置他原來已經同意親自與日軍總參謀長板垣征四郎將舉行的“長沙會談”。蔣介石轉而決定采納“苦撐”的方針，寄希望於國際形勢發生變化。
這些事情發生在七七事變以後，但在蔣中正的心目中，東北是可以放棄的。雖然在七七事變以前,蔣中正沒有明確表示，但一個人的指導思想總是會在其政策中透露出來的，比如1934年簽訂的《塘沽協定》，認可長城線是與偽滿的政治分界線，默認了“滿洲國”的存在。
日本外相廣田弘毅在1935年10月對中國駐日大使提出的所謂“對華三原則”，其內容是：一、中國取締一切抗日運動，放棄依賴英美的政策;二、中國承認偽“滿洲國”，樹立中日“滿”經濟合作;三、中日共同防共。11月至12月間，中日雙方就“廣田三原則”多次進行談判。1936年1月，國民黨政府外交部發表聲明，說“國民政府既非全部承認三原則，亦非全然不承認”。
1936年11月間，蔣中正的代表張群曾和日本駐華大使川樾茂進行秘密談判(高宗武參與其事)，談判達成的條件之一就是承認“滿洲國”。——錢昌照：《縱橫》民國八十八年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