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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老工人黨員:補交黨費引起的風波

(2018-08-15 05:01:04) 下一個

最近一個時期,在網上讀到一些地方的黨組織,為補交黨費引起了一陣子風波。有些黨的領導人批評說:“有些黨員,要他們補交黨費,竟拒絕交納,甚至提出要退黨。這樣的黨員,組織觀念淡漠,組織紀律渙散,他們的黨性哪裏去了?……。"

  我不知道個別地方的黨員拒絕交納黨費,是不是組織觀念淡漠,組織紀律渙散。但這樣的事,發生在許多地方,籠統地都扣一頂“組織觀念淡漠"的大帽子,恐怕不合乎實際。

  這樣的事,在我們襄陽軸承廠也發生過,而且一直到今天也未完滿地解決。是不是“一些黨員的組織觀念淡漠”呢?值得探究。

  我把襄陽軸承廠發生的這類事件擺出來,讓大家共同分析。

  襄陽軸承廠是1970年開始興建的∞/線工廠,與十堰市的第二汽車製造廠配套。建廠時的條件是非常艱苦的,住蘆蓆棚,喝山溝水,要自己動手,炸山、平場地、拉石頭、修公路,幾年時間,就在山溝裏建成了一個現代化的大企業,成為中國四大軸承生產基地之一。產品除滿足國內需求,還遠銷國外。

  建廠的主力軍是“知青”和“老轉",他們也隨企業一起成長,成為企業的骨幹力量,好多人由青年加入共青團,又由共青團加入共產黨。

  我是由知青招工進廠的,那時,我還不大懂共產主義的道理,進了廠,才開始懂得搞三線建設,是要和帝國主義進行鬥爭;搞現代化的工業,是要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勞動不單是為了掙飯碗,要建設強大的祖國。

  我們讀吳運鐸的《把一切獻給黨》,讀《鋼鐵是怎樣煉成的》,要像保爾.柯察金那樣,把自己的一生獻給人類最壯麗美好的共產主義事業。我不懂外語,為了開好洋機床,在電大學外語,學機械,又到中國最先進的上海機床製造廠去實習,終於由工人成長為工程師。更光榮的是,我成長為一名共產主義戰士,共產黨員。

  記得在上海實習時,假日到外灘去遊覽,到有名的國際飯店吃早點。我們穿著工裝進國際大酒店,服務員總是熱情優先地接待我們,我們感到中國工人階級的責任和榮耀。

  噩夢是從2003年開始的。為了“改製”,為了把廠子賣給資本家而“瘦身",好讓“靚女先嫁",我們這些老工人,老黨員成了累贅。資本家買了工廠,能讓老工人,老黨員來當家作主麽?如是“一刀切”,五十歲以上的工人,黨員全下崗,當年我恰好50歲,正是我的技術、我的政治覺悟成熟老練時期,卻一腳被踢出了廠門,不光是報國無門,跟黨無路,連自己吃飯的問題也難解決.。我們這樣的一千多建廠元老們成為了“社會人”。這是當年給下崗工人的稱呼:不是國企工人,更不是國家主人,名之為“社會人"至於黨員稱號也失落了。“社會人”、“流浪人"誰來收編呢?

  2004年,廠裏又一批正在上班的較年青的工人也被“買斷"下崗了,這就激起了新、老工人的聯合抗爭,要求和廠裏的領導對話,和市裏的領導對話。市委書記答應來廠和工人群眾對話,到時侯,市委書記違約,廠黨委書記站在廣場邊的辦公大樓上看笑話,上萬名的工人及他們的家屬被激怒了,有人打起了“我們要喝稀飯!要活命!"的旗幟,’有人打起‘我們要看病,要吃藥”的旗幟’,人群騷動起來,有人一聲喊:“走,我們進城去,市委書記不下來,我們去找他!”

  一股強勁的人流,往古城襄陽走去,這時廠黨委書記感到大事不好,趕緊繞道追趕,要在進城之路阻擋工人。我走在工人隊伍的前列,突然感到,我們的黨組織領導人離工人階級太遠太遠了。在途中廠黨委書記站在工人隊伍的對立麵,被工人推搡,逃進路邊的檢察院內躲起來。這就是震驚全國的襄陽幾萬工人堵橋事件,不僅襄軸的工人,襄棉的工人、鋼絲繩廠的工人、化纖廠的工人、製藥廠的工人…...都加入了。

  襄江上的鐵路橋,是通往中國西北、西南的樞紐,過了幾天省裏派來了幾位大領導和工人對話。最讓我痛心的一幕發生了。省公安廳廳長在對話會前宣布:“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任何國家,對堵路、堵橋、引起交通堵塞的行為都是犯法的,這次堵橋堵路,從監控錄像中,我們發現十個組織者,他們叫XXX……。他們應當主動地去公安部門說清楚。”他指望把工人鎮住。

  他的‘宣告’剛完,就有他指名的十個組織者之一的工人,走上講台對廳長發問:“廳長先生,我就是你剛才宣布的組織者之一,我請教廳長先生一個問題:你剛才說任何情況下,任何國家堵橋堵路都是犯法的。1923年二月七日共產黨領導的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犯不犯法?犯了誰家的法?領導罷工的工人領袖林祥謙被軍閥砍了頭,你說、應該嗎?”坐在台上的省級大官們,麵麵相覷,無言以對。

  作為黨員,我真是揪心,我們黨組織的領導人,被工人推到什麽樣的地位上去了啊!從那以後,資本家成為市委的坐上賓,一次又一次地商討,怎樣把我們工人用勞動和汗水在山溝裏建成的三線工廠賣掉,把工人的主人翁身份買斷。

  我們這一千多老工人、老黨員流浪啊流浪,我們以廠為家,我們被趕出家了;我們倚在黨母親的懷抱,母親把我們賣了。

  一晃十一年過去了,2014年秋,在破爛的工人家屬區的十字路口,居委會的公告欄裏,張貼出了一張《告示》居委會的黨總支將襄軸改製後的一千多名黨員的名單公布,並把他們按居住的街坊,組成六個黨支部,圍觀的成百上千,有些年邁的老人還柱著拐杖來尋找自己的名字。十一年了,黨還記起了我們這些被遺忘了的黨員的名字。

  這一個尋找黨員的《告示》,引起了襄軸老黨員們的痛苦回憶;有的人已經在貧困的折磨中死去了,有的人已不知所蹤,職位最高的原廠黨委賈書記,巳經死去多年,居然“榜上有名”,這樣一位顯赫的黨員也無人管,一般黨員又算什麽?名單上“死魂靈”已近百人了。

  這個《告示》,發了兩年,隻聽樓板響,不見人下樓。六個支部在哪裏?我們巢歸何處?等啊,盼啊,終於在2016年10月20日,我接到一個陌生人打來的電話,問了我的姓名後,通知我24日下午三點到居委會二樓會議室過“黨的組織生活"。

  十一年,我們襄軸的老黨員,才有了一個自己的歸屬,從工廠踢了出來,進了居民之家。我心黯然,我畢生為之奮鬥的襄軸,就在我身邊,卻又把我拋向遠方。一路上,有許多老戰友們重逢了,幾乎都沒有重聚黨的旗幟下的高興喜悅,隻感到“心沉沉,路茫茫"。進了活動室,先登記造冊,然後每人發了一本學習文件一一《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講話讀本》,一本《黨員活動手冊》,再加一枚“黨員標誌章"。每個人隻看了一眼就把它擺在桌子上。按公布的名單是兩百人,來報到的58人。

  會議開始了,一位工作人員拿著相機,把整個會場前後上下都照了像,主席台上坐著一位約模三十歲的女人,她含著微笑地宣布:“黨的生活會開始"。工作人員打開了投影機,在主席台正中的布幕上出現了一麵鮮豔的黨旗。第一項是全體起立,唱國歌,音響裏放出了雄壯的國歌聲,但出席黨的生活會的老黨員們,個個唱得不起勁,我當時心情也不好,怎麽過黨的生日要唱國歌呢?

  大會第二項是“重溫入黨誓詞”,台上那位女人要我們舉起右手,跟著她唸。唸完誓詞,她要大家坐下,一起學習總書記的重要講話。她講解“兩學一做"。她在講,下邊老黨員們交頭接耳的談論開了,我身邊的是許大姐和她的老伴,她倆原是廠裏的中層幹部。許大姐熱心快腸,她問老伴:這中國夢怎麽個做法?老伴笑笑搖搖頭。坐在我左邊的一位老黨員插進來說,前幾年中央電視台記者在街頭采訪,問他們的中國夢是什麽?有個人回答說:“漲工資呀!"還有一個人回答說:“生意好多賺一點錢”。引得周圍的人一陣哄笑。許大姐的老伴當年是分廠的黨政一把手,看大家說得不在點子上,就糾正他們:“夢、就是理想,你們懂不懂!”最先反駁他的就是他老伴許大姐:“理想就是理想,共產黨人的理想是實現共產主義,怎麽是夢呢?”

  “兩學一做"的活動很快就結束了,下一個項目是“收黨費”,每人每月交十元錢,要把過去十多年沒交的補齊。她的話沒講完,下麵就炸開了,這對我們這些貧困流浪十多年的黨員,是一個負擔不起的大數目了。我看很難收場,就把話題叉開,我問主席台上這位女人:“鬧了這半天,我們還不知道你的身份和大名,能不能自我介紹一下”。她靦腆地說:“我是黨支部的副書記,協助王書記工作”。不知為什麽?她沒報自己的姓名。

  話題又一下轉到交黨費上,坐在第二排的一位老師傅說:“0三年改製時,我們的黨費是五角,現在你翻個跟頭吧,日破天是一元錢,今天要交十元,是那時的二十倍,這十年我們工人的工資翻了二十倍沒有?我們享受的福利不但沒增加,反而連年降低;看不起病,吃不起藥,買不起房,孩子上不起學,連死人也死不起啊!你硬要我交十元,下個月我就不來了。十多年,沒過黨的組織生活,我是想向黨講一些知心話,知心話一句也沒講,就要錢,我想不通!”

  坐在我前邊一排的一位原廠裏的中層幹部怒氣衝衝地站起來說:“十三年了,十三年我們被趕出廠的大門,我們被趕出了黨的懷抱,為了活命,我們四處奔波,有給資本家打工的,有在街頭擺小攤的,還有的家屬背著小凳子在街邊餐館門前擦皮鞋的,更有的女職工,做不光彩的事。這十多年,有多少黨員病死了,黨組織派人去慰問了嗎?有多少黨員流浪他鄉,不知所蹤,黨組織關心過嗎?十三年了,我們終於聽到了黨的召喚,我們真想向黨傾訴離開黨的痛苦日子,像兒子對母親傾訴至親之情,可一見麵就談那個骯髒的字眼一一“錢!錢!錢!”回想我們入黨的日子,我們宣誓:“把一切獻給黨,直至自己的生命”。我們這些人就是這樣走過來的,可我們被拋棄了,今天一回家就談錢、錢、錢、這傷了我們的心啊!……。

  女書記聽他講得越來越‘離譜`就趕緊打斷了他的話,宣布:“這黨費是中組部發文規定的,遲交晚交總得交,從這次黨的生活會起,以後每月最後一個星期一下午三點,開組織生活會。現在散會。" 十三年後恢複的黨的組織生活會的第一次會,開了四十五分鍾,大部時間,是舉行儀式,主要內容是交黨費。

  會散了離回家吃晚飯還有一點時間,我就坐在辦事大廳的椅子上看報紙。女書記來到我身邊,十分客氣的對我說:“老師傅,請到我們的辦公室去坐坐。”我很高興女書記的邀請,進了大廳旁的一間辦公室,裏麵坐著一位男人,女書記介紹說:這位是另一個支部的書記。兩位書記一見麵就交談了幾句今天開黨的組織生活會的情況,原來情況都一樣,都為交黨費爭論不休。兩人相對苦澀地一笑,然後把目光向著我,似乎想問:“老師傅,你怎麽看法?"

  我說:這些老同誌絕對是共產黨的中堅力量。說句工廠裏的行話,他們都是優質鋼,經過鍛工的錘打,經過熱處理的淬火,特別經過文化大革命的錘驗,‘四大’的野性是很難馴服的。他們裝了滿肚子對企業改製的怨氣,所以改製時先要把他們這一批人下崗`剝離,免得他們造反。今天把他們召攏來過黨的組織生活,他們就要出氣。兩位書記聽了,對視了一眼,默默地點了頭。女書記就半開玩笑地對我說:“老師傅啊,你莫嚇我,將來我怎麽能領導他們呢?"

  我也半開玩笑的嚇唬了一句:“倒騎驢子看唱本,走著瞧!"由一位不了解黨的曆史的年輕人來領導這些老黨員,也實在為難了他們。

  時間又過了一個月,11月28日星期一下午三點,我準時來居委會過黨日。偌大的一間會議室裏,隻坐了八個人。第一次黨日公布名單200人,第二次召集起來過黨的組織生活58人,第三次過組織生活,隻剩下八個人。領導我們的王書記沒有來,那位女副書記也沒有來,來了一位三十來歲的小夥子,他自我介紹說是支部的組織委員。

  會議開始,同上次一樣,先由一個照相的照像,大家說,怎麽又要照像呢?組織委員說,這是上麵的規定,照個像送給上麵檢查。然後又是舉起右手,重溫誓言,大家又咕嚕,上次重溫了,為什麽又要重溫?有人不肯舉手。重溫完畢,又唱國歌,這下更惹人不耐煩了,八個人隻有二、三個人稀稀拉拉地唱,接下來又是學重要講話,又是唸“中國夢"。有一個師傅聽不下去了,喊道:“莫唸了,我們每個人都發一本回家仔細讀,過黨的生活,談談我們的心裏話吧。組織委員不表態,我就站起來說:“提個意見行不行?"組織委員同意了。我提了兩點:

  第一,過黨的組織生活,不要唱國歌,黨是無產階級先進份子所組成,應唱無產階級的歌。過去我們唱的是《國際歌》一開頭就讓人振奮:“起來,饑寒交迫的奴隸,起來,全世界受苦的人"。後麵一句讓人驕傲:“不要說我們一無所有,我們要做天下的主人"。為什麽有人不唱這首歌呢?這會讓人想到:我們今天是主人還是奴隸!?

  第二,每次會都“重溫誓詞"沒有必要,是搞形式主義。黨的組織生活要踏踏實實,你為實現共產主義做了一些什麽?比如,把我們工人辛辛苦苦建的廠賤賣給資本家,讓資本家騎在我們這些共產黨人的頭上,這算什麽啊!組織委員說,我不能回答你,隻能向上反映,有位師傅說:“向上反映,怕你也不敢吧!"

  大屏幕上,播放著“反腐倡廉”的警示片,這八位七老八十的老黨員,無心看下去,警示片沒放完,幾位老人就一搖三晃地走光了。

  回家的路上,一些沒參加會的老黨員們聚在路邊談心,話題還是“補交黨費"。一位離休的老幹部憤慨地發表演說:“我這一生可算做一位‘良民`,入了黨,月月交黨費,突然中央下了一個文件,說從2008年開始,我欠交黨費,我一下子成了個“賴子",我什麽時候賴過黨費?2008年要增加黨費,我完全不知道,這個責任歸誰擔?!一下子要我補交三千多元,沒有傳達是誰的責任?沒有執行,是誰的責任?要我們不知情的人來承擔,怎叫人服氣。有一位中層幹部接著說,黨組織把我們拋棄了十多年沒有管,補交黨費就要嚴厲執行,不執行就是“組織觀念淡漠”“黨性不強”。把工人賣了,把黨組織撤了,把黨員遺散了,這算什麽啊!

  回家路上,我一直思考:“誰的組織觀念淡漠?”是我們這些老工人、老黨員嗎?

  襄陽軸承廠老工人、老黨員  魯愛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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