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岩大叔
備忘錄
三年自然災害時期餓死人是無人質疑的。 戚本禹的數字是可信的，400-800萬。三千萬是惡意的誇大！謝“欲千北”提供的文章來源信息。
戚本禹回憶錄：調後樓研究室參加三年困難時期餓死人情況調查（第十五章）
本文摘選：。。。鄧小平從極左跳到極右了，而且搞極右的改革開放還是搞極端、搞浮誇。結果搞出了 1989 年的……。 1992 年之後，他又推行資本主義經濟，還是搞極端、搞浮誇，他說“膽子再大一點、步子再快一點”，和他1958 年在東北視察，罵人家糧食增長 20%是“烏龜爬”是一個腔調。結果把經濟搞得又是一片混亂，1992 年以來的那一場浮誇，造成了多大的經濟困難、浪費了多大的國家財產、損毀了多大的寶貴的人力、物力?!鄧小平搞浮誇是有傳統的，大躍進搞浮誇就是他的曆史前科，三年困難時期餓死人，他和劉少奇一樣，是罪責難逃的。
來源：《戚本禹回憶錄》2
第 15 章：調後樓研究室參加三年困難時期餓死人情況調查
15.1 從《群眾反映》調去後樓研究室
1962 年中央高層在“三自一包”問題上鬥爭很激烈，最後是毛主席在八屆十中全會上擊退了“三自一包”的黨內倒退思潮。田家英曾因為《群眾反映》搞的“包產到戶”群眾意見專刊受到譚震林的打擊報複。出了這麽大的事，楊尚昆擔心我天不怕地不怕，再繼續主編《群眾反映》會給中央辦公廳、給他楊尚昆自己捅漏子，就與田家英商量，調離我的工作。
大概是 1963 年中，龔子榮找我談話，說辦公廳後樓的《情況反映》沒有搞出多少東西來，倒是《群眾反映》這麽個小刊物給中央反映了不少情況，所以把你調到辦公廳後樓參加《情況反映》的編輯工作。就這樣，我離開了《群眾反映》了。調後樓時，龔子榮給我登記表上寫的是研究員。但是，我有自知之明，自己還太年輕，到後樓參加研究員開會，我都自覺坐在最後一排，不跟正研究員坐一起。
對於這個調動，我也是有心理準備的，因為《群眾反映》辦得太尖銳，一有點什麽特殊化的事情就給登出來，有的中央高層領導感到不舒服，而那些特別喜歡特殊化的領導總是坐臥不安的。楊尚昆調開我，其實是代表了黨內官僚主義特殊化這股勢力。田家英是從來不委過於下屬的。這一點我很清楚，也很敬重。他接受楊尚昆的意見也是迫不得已。因為他那時主張三自一包，已經完全倒向了劉少奇、鄧小平，而楊尚昆是執行劉少奇、鄧小平路線的，他又是得罪不起的。
現在有人說，1957 年戚本禹參加了“八司馬事件”，犯了錯誤;1962 年，戚本禹又犯了錯誤。可是，我犯了什麽錯誤呢?他們語焉不詳。當時，中央下了反對包產到戶的指示，我們科長開會傳達，的確有一個原來“八司馬”中的人，馬上就是說戚本禹搞的這個包產到戶的情況反映是右傾機會主義。但田家英參加會了，他說，反映情況就是右傾機會主義，那誰還敢工作呢?之後就沒有人敢講話了。所以，那是不算什麽錯誤的。可能楊尚昆、龔子榮、田家英一起把我調離《群眾反映》，在一些人看來是因為我又犯了錯誤。這些人還說，戚本禹一次在中南海遇到毛主席在散步，就把毛主席攔下，向毛主席申訴冤情。這是不符合實際的。我在中南海送文件，送這送那，經常會在路上遇到毛主席散步。毛主席身材高大，遠遠就能看到的。一看到，我都是立即停下來，把自行車靠在牆邊，以免弄出相聲驚擾了毛主席，等主席過去了我再走。“八司馬事件”之後，主席對我印象很深，而且 1959 年廬山會議上的《四川糧食調查報告》和 1961 年的《關於“調查研究”的調查》都是出自我的手，對後一個報告主席還批示“戚本禹是好同誌”。所以，主席散步有的時候看到我了，就會主動跟我打個招呼。就是這個情況，哪裏有什麽路遇主席，把主席攔下伸冤這種事?《群眾反映》在我手裏一共辦了一百多期，我走後，是馬芷蓀接辦，她辦得也不錯。不過，後來我聽林克說，主席不大看了。
15.2 關於餓死人的數據調查
關於三年困難時期餓死人的事，在困難期內全國就在做，葉子龍就是那個時期到河南信陽搞調查，大吃大喝，還在晚上找姑娘開舞會，違反組織紀律遭到處分的。七千人大會上，追查餓死人問題也是一個主要議題。會上有很多反映，許多人聽到反映，心中都堵得慌。主席的警衛員說，主席讀簡報看了地方上的發言，眼中含淚，飯都吃不下。毛主席要求追查這個餓死人的具體情況。當時先有個初步統計說餓死的人是三百多萬。主席說了，都不得隱瞞數字，不然要受嚴厲處分。後來叫大家放下包袱說實話，又報上來一些，再加起來就有四百萬。安徽最多，八十萬。
七千人大會是第一次餓死人數字匯總。七千人大會之後，相關調查更加細致。中央辦公廳後樓實際上是個研究室，是全黨最權威的研究室，都是些很高級別的幹部任職，總共有三、四十人。它沒有主任，隻有一個個獨立的組：綜合組、工業組、農業組、文教組、群眾組;各組統統直接向楊尚昆、龔子榮(中辦副主任)匯報。1963 年我調到後樓研究室的時候，是在綜合組。組長陳麒章，原饒漱石的大秘書。1954 年楊尚昆讓陳麒章去查饒漱石的曆史問題，他去查了，實事求是，楊尚昆很信任他(文革後，陳麒章還在中央辦公廳做研究工作)。當時綜合組正在匯總全國困難時期餓死人的材料。陳麒章具體負責，一個管農業方麵的王青林協助他，我剛去是協助王青林做這方麵的事，還有一個姓周的記者，是個老幹部，也參加了這項工作。我們的任務就是搞清楚，困難時期全國究竟餓死了多少人。那是在 1963 年我寫《評李秀成自述》文章之前，這個事情又是特別重大的，所以我印象是很深的。
七千人大會是全國五級幹部大會，全國的縣委書記都來了。開過了七千人大會，全國的幹部都不怕講實話了，餓死人是過去的事，都知道隱瞞已經沒有實際意義了。而且主席在七千人大會上就說了，誰瞞報就要受嚴厲處分;我們這時又特別向各地打招呼，統計數字要真實，誰不講真話要負責任的。那時，安徽曾希聖已經調離安徽了，他調離重要的原因就是因為虛報數字。安徽是餓死人最多的省份，曾希聖不在了，安徽的數據也實了。安徽都實，其他地方的數據也會實起來，整個數據都會實起來。所以，1963 年各地上報的數字是可靠的、可信的。隻是個別地方統計不到，是估計的，需要做一個統計學方麵的修正。
我們得到的實際數字，比七千人大會上的又有所增加，接近 600 萬。我們打算向主席、總理報告 600萬。但有一個姓曹的地委書記說，恐怕還不止這些，要把沒報的、隱報的再增加一些。我們接受他的建議，考慮到一些邊遠地區可能統計不到，有些地方則是估計的，數字有點混亂，我們就在 600 萬的基礎上，加 20%作為修正，即虛增 120 萬。這樣就達到 720 萬。那時氣氛變了，誰都怕瞞報受處分，有人就說再增一增。再增頂多也就 800 萬，最後決定上報總數 800 萬。800 萬那也是了不得的，當時我們心裏是很不好受的。漢代大災荒，幾十年，死了 2000 萬;抗日戰爭總死人是 3000 多萬。現在和平時期，三年死人 800 萬，那是不是不得了的事?我們心裏能好受嗎?
我覺得，當時的調查報告是綜合組集體搞的，研究是很嚴格的，數據是差不多的。要說不準，那 800萬隻會是多了，不會是少了。因為真正的邊緣地區，人煙稀少，可以當食物的自然生長的動物、植物又很多，餓死人反而是少的，甚至是沒有的。那個 20%的修正值實際是放得太寬了，何況在這個放寬了基礎上又虛增了 80 萬。參加當年調查的人，有個叫靳耀南的，是山東的一個地委書記，我和他關係很好，在文革前夕後樓研究室解散之後，我曾把他要過來，當了我的秘書。他是一個重要的見證人，在我 2011 年動念寫這個回憶錄的時候還在的，可惜現在去世了，很可能他的後人會知道一些相關內容，如果是這樣，就希望他的後人有一天能出來說句話。
這幾年關於大饑荒餓死人的報告十分混亂，有個作者寫了一本書，書名叫《墓碑》，把困難時期寫得淒淒慘慘!的確有淒慘的事情發生，中國曆代荒年也都要死人的。但他太誇張了，竟能根據不完整的戶籍材料，隨意亂下結論，說困難時期全國餓死了近四千萬。胡編亂造、混淆視聽，莫此為甚。好在有幾位像孫經先一樣的嚴肅的專家和學者，感謝他們以超苦的研究，糾正了《墓碑》的胡編亂造，一定程度上恢複了曆史真相。如果說在事發後不久我們那麽多的研究人員、在那麽有利的各種條件下、花了那麽長的時間調查統計都沒有弄清楚，那麽過了幾十年了你《墓碑》的作者一個人又怎麽能弄得清楚呢?要是近四千萬，那就真是“白骨露於野，千裏無雞鳴”了。1948 年，解放軍進攻蘇北，很多農民往上海跑，上海難民擠滿了上海的大街小巷，住在臨時搭建的棚子裏，棚子都沒有的，就直接露宿街頭。那年上海的冬天特別冷，一次來了大寒流，晚上凍死了八百多小孩。我上街，就到處看到死人，大上海凍死八百多人，就路上這裏一個死，那裏一個死，那全國死近四千萬人是個什麽景色?那不是這裏一堆，那裏一堆?全國各地，到處都是一堆一堆的死人，誰見過?誰能想象呢?死人是死人了，不是什麽三千萬、四千萬，就是幾百萬也很多了，擴大到三千萬、四千萬，不科學，也很不應該。胡編亂造的人無非是誣蔑毛主席，說他“建國有罪”，“罪惡滔天”;說他是殺人魔王，三千多萬近四千萬人啊，那等於是毛主席殺掉的，毛主席是希特勒啊。這樣搞攻擊的東西，說到底是沒有一點價值的，成了純粹的攻擊。再說，就是死 400 萬，或者 800 萬，也不是毛主席一個人的責任，除了天災，劉、鄧的責任更大。怎麽沒有人去說劉少奇、鄧小平有責任呢?這就是此地無銀三百兩了嘛!當時的戶籍管理還不規範、不科學，現在的“研究者”根據當年的戶籍數據搞研究是不可靠的。
文革剛過，胡耀邦他們發布了一個國家人口統計，顯示 62 年人口跟上一年比，農村人口數量少了一千萬。後來很多人就說這一千萬是餓死了。且不說這個一千萬可靠不可靠，就是有這個一千萬的差，它形成的原因也不是那麽簡單，也不都是餓死了。我 1960 年、1961 年大部分時間是在工廠裏。我知道有一種情況是這個農村人口減少一千萬的原因之一。1958 年大躍進的時候，城市大煉鋼鐵和發展其他工業，勞動力不足，很多農民到了城裏。當時，臨時工幾個月就可以轉成正式工，遷移一下戶口就行了。轉正了就有糧票，就有很多其他保障。62 年搞調整、整頓，工業與 1958 年比也收縮了，城市人口就多起來了，城市不堪負擔，就往回趕農民。但是，趕回了人，趕不回去戶口。在農村裏，隻要人回去了，參加隊裏的勞動，分什麽都有，他們也不在乎戶口。
我在二七機車廠管的那個車間，就趕回去十幾個人，生產還受了點影響，不過實在講，留下的人員調整一下，還是可以維持的，不影響生產。農民趕走了，但戶口還“留在城裏”。這邊消掉了，那邊沒有上。農村戶口不就少了嗎?還有一些人，人也沒有回農村，他們不願意回去，等著留在城裏有機會轉成正式工，這些人也在統計報表上沒有了。再後來，不是有個普查數據讓人覺得奇怪嗎?61、62年出生人口，到了 84 年統計到的，比當年登記在冊的還多出很多!20 多年了，一個沒死，還多出許多。這都不是什麽稀奇。主要就是因為當時的戶籍管理還不規範、不科學。八十年代後人口大遷移，農民工進城，辦什麽都要戶口，身份證，就有很多當時不在冊的人口根據自己大致的出生時間，在出生地後補了戶口，所以就出現了出生 20 年後還活著的就比當時登記在冊的出生人口還多。那時的兒童都沒有餓死那麽多，那他們的父母當然也就是沒有餓死那麽多。他們的父母都餓死了，他們怎麽長大的?像樹一樣戳在地上就自己長大了?不可能的嘛!這是顯然的道理。所以，關於餓死三千萬、四千萬的說法，沒有半點可信的地方。
15.3 關於餓死人的時間和原因
有人以為是大躍進辦食堂餓死人。辦食堂是不餓死人的，隻會撐死人。1959 年開春我到四川新繁縣去種糧，了解四川糧食產量實情，把新繁縣周邊方圓二百公裏的地方都騎車到過了。我采訪農民，他們都說，58 年好啊，58 年辦食堂，我們比賽吃，看誰吃的多，結果有人吃撐了，送到醫院，想拉開肚子，把吃下去的拿些出來，結果肚子還沒有拉開，人就死了。這樣的事，我聽到的至少有三件。就是說，大躍進撐死人還不是個別現象。
辦食堂是劉少奇提倡的，當然，主席也沒有反對，也出來講話表示支持的，這是實際情況。關鍵的不是食堂，現在的人不是都願意有食堂嗎?食堂省事、方便，這是實際，在當時也造成浪費和許多的不方麵，這也是事實。為了知道食堂到底好不好，主席特別叫田家英搞過一個關於食堂的報告，那是當時田家英唯一的一個自己獨立搞出的報告。我問他對食堂是什麽態度，他說他是“維持派”。理由是，糧食讓幹部貪汙了，還不如讓食堂統一管起來，統一管理起來了，農民多少還有點吃的。在廬山會議上，我的《四川糧食產量報告》，田家英的關於食堂的報告，都批給了大會。
食堂不食堂，不是餓死人的原因。這一點必須要清楚。困難時期的饑荒也不是在大躍進中立即出現的，而是在 1959年初開始露出苗頭的。我們按毛主席的指令 1959年開春時節到四川新繁縣大風公社種糧，我們下去的時候，第一天吃的是幹飯，後來越來越稀了。不是農民對我們不好，是沒有那麽多糧食給我們吃，不是一個隊這樣，是各個隊就都這樣。農民說，我們沒去之前，他們都吃菜粥，還很稀，家裏有病人了才到公社領點糧食回去。這就說明糧荒那時開始出現了苗頭了。我們工作隊下去，上麵拔了糧食給工作隊，我們的食堂比老百姓的好，老百姓也跟著吃得好一點、飽一點了。所以老鄉們是非常歡迎我們的。但撥給工作隊的那點糧食是解決不了多大問題的，我到底下中隊裏麵吃飯，還是都沒怎麽吃飽過。工作隊規定不能帶餅幹下去，我們就偷偷帶點糖什麽的應急。有些農民小青年，沒什麽文化，很喜歡聽我講故事。我曆史知識不錯，講曆史故事，比他們聽過的說書可能還好聽。這些小青年來聽故事，就會把他們家裏好吃的帶給我們吃。記得有個女孩子，家裏很困難，每次都帶東西過來給我們吃，她自己卻不吃。我們也不忍心吃她的。我們去了不久毛主席來過電話，我估計田家英在電話裏把我們看到的情況都給主席匯報了，還告訴了主席 58 年下麵的糧食產量虛報嚴重。
全國情況差不多，同期都有糧荒的苗頭。59 年夏季收獲後，全國出現瞞報產量、私分糧食的事情。這就說明事情在起變化了，全國真正出現糧荒了。新繁縣大風公社黨委裏那些人有頭腦，他們在大躍進的時候就是把一些糧食交給國家，一些卻交到公社的倉庫裏麵保管起來。他們知道糧食產量沒有報的那麽高，有的農民把糧食種子都交了，再到春天農民種子糧沒有了，生產不能維持。他們藏起來的糧食，一部分就是要當種子來春發給農民的;另一部分就是作為公社儲備糧，專門對付糧荒的。我們到大風公社後不久就看見(不是公社告訴我們的)，公社叫大隊的人到公社裏來，把公社的存糧往下運，那基本就是種子糧為主。1959 年夏收之後他們又私下搞儲備，這大概就是所謂的瞞報、私分了吧。這個時期，糧荒雖然有了，卻沒有達到餓死人的程度。吃不飽又沒有餓死，關鍵的就是公社偷偷搞的那個儲備糧!公社在最關鍵的時候發點給農民起到了作用，而且有的農民家裏有病人了，還可以到公社去領一點照顧糧。此外，農民在田梗上種的糧食是不交公的，歸自己，像胡豆(蠶豆)、南瓜，那也挺管用的。
有一次我騎自行車在達縣跑，實在累了就到一個小店賣碗麵吃。吃著麵我發現有兩個人在等著我，好像是找我有事，看上去他們是正經的農民，不是流浪漢。我邊吃邊問他們是不是找我有事、什麽事。他們說：“等你吃完了，我們喝點湯”。我一聽是這麽回事，就說：“我吃過的，不衛生”。他們說： “你一來，我們就看你了，你不會有病的”。我吃過的東西，他們還要喝湯，我就不好意思。當時，我帶著糧票，就給他們買了一碗麵，叫他們分著吃了，還給店主說多給點湯。我正這樣安排著，後麵又來人了。我一看情況不對，我也沒有那麽多糧票和錢，就走了。這事兒是在 59 年大饑荒開始初期。這就是說，這個時候，農民已經很困難了。據我後來向人打聽，像這樣的農民，去飯館喝人家剩下的湯水，主要是出於節省，還不是已經餓翻了。而且，這種情況也是個別地方，不是很多地方都有這麽困難。我跑的地方多，可以比較各個地方看到的實際情況，所以我這樣說。
我見到的四川人民真是了不起啊!糧食這樣緊張，自己吃不飽，卻還把很多糧食用“雞公車”(一種手推獨輪車)推去火車站、碼頭，交公糧支援全國，都沒有一點怨言。
1960 年有大量群眾來信來訪，反映餓死人的事;還有一些下放到河南、山東的幹部和地方上的幹部也來信反映說，他們那裏有很多因饑餓而患了浮腫病的人。這些情況秘書室馬上匯總後報送主席了。主席看了這些訊息，立刻和總理商量采取緊急措施，用軍車調糧給斷糧地方的群眾。毛主席還對自己進行了肉體懲罰，節約飲食，以身作則，領導全黨與群眾共渡困難。1959 年國慶節前夕我從四川回到北京，1960 年春我又去北京郊區長辛店二七機車廠邊參加勞動，邊搞調查(參見第 12 章)。我就是在這裏勞動時回中南海匯報工作，聽秘書室人說有些地方出現了餓死人的事情。毛主席的一個警衛員告訴我，毛主席看了他探親回來從家鄉帶來的黑咕隆咚的糠菜團子，就自己拿了吃。那東西很難下咽，毛主席就和著開水硬是把它吞咽下去了。主席吃著糠菜團很傷心，眼睛就濕潤了。主席說，我們奮鬥到現在，農民還是過這樣的生活。農民支持我們革命，我們怎麽才能讓他們過上好日子?主席決定懲罰自己，不吃肉了，讓把配給他的肉都送到大食堂裏去，他說：“看見農民吃這樣的東西，我吃不下肉，我們沒把工作做好，什麽時候等農民的生活好了，我再吃肉。”警衛戰士說：“不行。你吃的肉是中央規定好給你的。”但主席還是堅決不吃肉，一段時間下來，營養不夠，人就消瘦了。這事讓總理著急了，總理過來研究辦法。總理說：“中南海裏不是有魚嗎?把那個魚炸一下剁碎，混在菜裏讓主席吃”。主席開始也不吃，總理告訴他那是中南海戰士自己養的魚，主席才答應吃，不久身體也慢慢好起來了。主席後來說死後要把骨灰撒到河裏去喂魚，就是因為他覺得生前吃了很多的魚。
我在二七機車廠常在星期天和廠裏的工人一起去他們家，看到工人都比較困難，吃的是玉米、高粱，還吃不飽，但沒聽說有餓死人的，隻是有個別得浮腫病的。那時我們也都定量了，定量不夠吃，和我一起下去的馬之江也得過浮腫。我聽說外地有餓死人的，又知道四川是浮誇風的重災區，我在那裏種過糧，農民對我們很好，我對那裏是有感情的，就打電話給宋德成，就是教我種糧的那個老農，問他四川餓死人的事。他說：“別的地方有死人，我們這裏沒死人。這多虧了你老戚、田家英來了，我們得到了照顧”。我在四川的時候沒有親眼看到餓死人，老宋現在也說他們那裏沒有餓死人。我相信老宋說的話。
造成 1959 年開春後的糧食緊張和後來的大饑荒，一方麵的原因是五八年很多糧食沒有收上來，豐產不豐收，因為農村很多壯勞力都進工廠大煉鋼去了，人手不夠，很多莊稼都爛在田裏地裏了。這個情況我 1964 年在北京通縣搞四清的時候也得到了農民的證實(參見第 17 章)。不過這是次要的原因。主要的原因一個是天災，一個就是浮誇風。現在很多人不承認天災。但不承認沒有關係，當時大幹旱、大水災在不同的地方都是存在的。劉少奇不是也承認有三份天災嗎?三分天災也是天災嘛!客觀存在就還是要承認。浮誇風就是劉少奇說的那“七分人禍”!而他自己和鄧小平都是這個人禍的主要製造者。毛主席對大躍進有責任，但對浮誇風沒有責任，他是一直在糾正和製止浮誇風的。他從 58 年 11月第一次鄭州會議開始的糾正左、反對左的講話都是很對的，1959 年春夏他寫了那個黨內通信，也是反左，要發到農村公社支部，要給農民去講，要支部書記都來抵製高指標、抵製浮誇瞎報。但我知道，全國很多地方都沒有傳達下去，四川省就是這樣的。我估計四川省就我們那個新繁縣傳達到了公社，是我們工作隊傳達的，別的地方根本不傳達，因為一傳達，毛主席批評他們了，他們就很難辦事了。我們工作隊在新繁縣傳達的時候，各個生產隊拉上線，接上有線廣播，連到公社。開始是田家英讀毛主席的黨內通信。但田家英的口音不標準，當地農民不完全能聽懂，就馬上選了個初中畢業在公社工作的小姑娘做廣播員。她口齒很清楚，田家英說要把她調到中央廣播電台來工作，當然後來也沒有調成。
浮誇風確實是造成困難時期餓死人的主要的人為的原因。瞎報糧食產量可是不得了，產量報高了，征購就多了。報二千斤，那征你一千斤，你實際隻有五百斤，最多 800 斤，那你怎麽辦?連帶種子糧全部交征還不夠，後果會怎麽樣?那不就要出餓死人的事情。湖北王任重搞浮誇是最厲害的一個，征起糧來又是最厲害的，都征走了，湖北糧不夠了，他就派人去搶從四川經武漢運去上海的糧食。事發後上海就告狀到中央去了。我現在想，說不定王任重搶的那糧食就有我看到的四川農民自己舍不得吃，卻用雞公車推到車站、碼頭去交給國家的呢!王任重決不是一個好人。當年像他這樣的領導幹部說假話、搞浮誇，絕不僅僅是個頭腦發熱的問題。當時就有人發現，王任重向主席匯報工作，常常是在自己的兩個口袋裏準備兩份材料，看主席的情緒和態度決定用哪份材料，主席傾向“糾左”，他就拿出糾左的材料來匯報，主席要批右，他就拿出批右的材料來匯報。餓死人的主要年份是 1960 年。1961年情況就有所緩解了，因為國家進口了很多糧食。當然肉食、雞蛋、水果還很緊張。當時蘇聯逼債，我們要還債，沒有錢還，就拿雞蛋、水果和其他農副產品還。現在不但總有人誇大餓死人的數字，把困難時期寫得過於淒淒慘慘，而且總是有人對於毛主席搞的糾左、反左、打擊浮誇風，不以為然。如果毛主席沒有果斷從第二線走出來糾左、反左、打擊浮誇風，而是讓一線的劉少奇、鄧小平他們再胡搞兩年、三年，那後果又會怎麽樣?真正有最大責任的人不去追究，盡了最大力量給他們收拾爛攤子的人，反而受到那麽多人的譴責、汙蔑、攻擊。這真是咄咄怪事。劉少奇是已經死了，鄧小平後來搞的那些則是可以說明問題的。鄧小平從極左跳到極右了，而且搞極右的改革開放還是搞極端、搞浮誇。結果搞出了 1989 年的……。 1992 年之後，他又推行資本主義經濟，還是搞極端、搞浮誇，他說“膽子再大一點、步子再快一點”，和他1958 年在東北視察，罵人家糧食增長 20%是“烏龜爬”是一個腔調。結果把經濟搞得又是一片混亂，1992 年以來的那一場浮誇，造成了多大的經濟困難、浪費了多大的國家財產、損毀了多大的寶貴的人力、物力?!鄧小平搞浮誇是有傳統的，大躍進搞浮誇就是他的曆史前科，三年困難時期餓死人，他和劉少奇一樣，是罪責難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