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岩大叔
備忘錄
名人言論
我們為何與赤色主義決不兩立?根子上講，乃其宣揚之階級對立，也就是被壓迫階級推翻壓迫階級。你，我，包括海濱兄(鄒魯)，以及在座的諸位，我們這些人， 按照赤色學說，都屬於壓迫階級。為什麽?因為我們是田家，是鄉紳，是士人!諸位，我們反滿革命、反對軍閥，為了什麽?不講大理論，(就是)為了我們自家的 田地能安安穩穩地種，自家的產業能和和氣氣地生財嗎?田種得安穩，工廠開得和氣，這世道也便好了，這國也就漸興了，又何苦去為下田人捧角兒，最終了卻革了 咱們自己的命?諸位，我們不是自利自贖，我們是當不起這個壓迫階級，受不起人家要推翻我們。我們革命，不是為了有朝一日，人家革我們的命!
——1925年《說幾句私房話》，葉楚傖，《民國日報》總編輯，國民黨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國民黨上海執行部常務委員兼青年婦女部長
我黨有許多幹部，不如共黨，甚至差得很遠。這不是長他人誌氣，而是大實話。周部長(指周恩來，曾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在重慶時，他手下那些 共黨是什麽樣子，我想諸位應該都親見過。人家令行禁止，清廉自守，言辭平和，內藏錦繡，出入寒暄，往來交際，便是最敵對的人，也說不出他們的不是來。這 些，我想在座諸位，還不至於不敢承認吧。我可以告訴諸位，我去過陝北，進過共黨的老巢，見多了他們的普通幹部。如周部長手下之人，共黨何止千萬!這是可懼 的啊!我們的幹部，要正視人家的優點，要善於學習，而不是學那些過氣文人的嘴臉，一概以所謂 ”泥腿子”斥之。那些文人是什麽嘴臉?他們家裏的不義之財被共黨奪取，自然一腔殺親之仇。我們是革命同誌，是黨國精粹，怎麽能學那些個酸腐文人、地主的嘴 臉?
——1945年11月《要對得起革命同誌的稱謂》，張厲生，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國民黨政府行政院副院長，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秘書長
吾之敗，非敗於時，實敗於本黨同僚也。土地之改革，並非激進黨獨有之政，亦應為吾等革命者共有之政。非改土地的歸屬權，不能激發農民支持革命的戰力;非改 土地的歸屬權，不能聚攏發展大工業的勞力;非改土地的歸屬權，不能破除鄉村族權、父權的統治地位;非改土地的歸屬權，不能打破黨內的鄉土集團;非改土地的 歸屬權，遲早有一天，我們要敗亡在這個上邊!今日吾敗了，吾被黨內鄉紳們的代言者擊敗了。吾痛心，吾恐若幹年後，吾黨因此而敗，敗於激進派的土地革命之 手!
——1929年《吾之敗，吾黨之敗》，張靜江，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浙江省主席【注：張靜江於1928年至1929年，在浙江鄉村主持土地改 革，贖買鄉紳土地，均分給農民。因與黨內鄉紳集團的衝突，導致地方鄉紳武裝襲擊國民黨黨部、刺殺土改專員等，甚至釀成叛亂。最終土改失敗。這是國民黨敗逃 台灣前，在大陸最後一次土地改革嚐試。】
眾所周知，我是個中立的人，或者說，是個中庸的人。我不讚賞南京政府，同樣也不讚同赤色激進主義。大家可能聽出來了，我在先頭用了‘不讚賞’，而後麵用了 ‘不讚同’。是的，我隻是不欣賞南京官老爺們的做派，但對他們尊重學人與紳員，還是認同的。我們的這個國，自古以來是靠著良紳施善業、學人尊德行而立。如 今，鄉紳操業不同了，學人治學不同了，可殊途同歸，他們還是國之脊梁、邦之幹城。而赤色激進主義，我不讚同的，就是其貶低知識者、有產者，而妄舉群氓之 屬，竟欲以無產無業之人，統領國政，籌立新統，這是我恕難認同的。中立之路，在乎持平。學人、紳員讓利於勞工階級，勞工階級賦治權於學人、紳員，這才是兩 廂中庸的道理。妄圖完全剝奪有產者之利益，而盡賦予群氓，我是絕不能接受的。我反對激進主義，正在於此。
——1930年4月《中立思想之漫談》，梅貽琦，清華大學校長，西南聯合大學校務委員會常委兼主席，台灣省國民黨政府教育部長
“這些時日，諸君都看明了，我黨已經有了赤化的威脅，這是定了的了。鄂省的鄉間，已經是盲動者掌權，下田人做主了。咱們世代傳家的士紳，或被殺了，或逃 了，好好的書香之家，要被糟蹋盡了!湘省同樣不堪，田主被分了地，實業家被分了產業，父一輩子一輩積下來的財貨，就這麽明白著被奪了去，給了那些個賤種 了!江淮一帶我沒親見，聽過往的友人講，也是汙濁不堪，泥腿當道，士人顏麵喪盡，淪為禽獸出沒的野人國了!我們這是入邪途了!我們這些個慷慨節義的革命 者，就要被盲動者們踩在地上了!反滿、反軍閥，如今反出個禽獸的世界來，我們何其悲哉!”
——張繼，原護法軍政府駐日代表，原國民黨宣傳部長，原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1927年《在同誌俱樂部的講話》
“麵對敵寇壓境、外患臨門，我們首要的任務是什麽?我認為，是學習，像共黨學習，學共黨的土改!為什麽要學土改?因為今日我們不土改，就無法動員百千萬貧 苦雇農的力量，無法搜集千萬萬凝聚在土地上的鄉紳錢財，無法獲取九成以上的無產者的民心。今日看似日寇是最大的敵人，其實最大的敵人，來自於無數無產雇 農、貧農的赤裸的敵意。今日，我們尚可以以共禦外辱的名分壓製這些敵意。來年，當外患平息時，我們將麵臨被共黨動員起來的無法計數的農民武裝!到那時，黨 國之危，將無可止息!土改在我，則我存;土改在彼，則我亡。願諸公放下一己之力，勉力為國，共赴時艱，此黨國之幸，先總理之幸，領袖之幸矣!”
——賀耀祖，原中華民國甘肅省政府主席，原軍事委員會辦公廳主任兼調查統計局局長，1939年11月《當前形勢與展望》
“昔之拒日（指1932的上海一·二八抗戰），吾輩之幸；今之剿匪（指圍剿方誌敏等部紅軍），吾輩之懼。懼什麽呢？其一，匪之綱領，劫掠士紳與巨富者，施 恩於貧民農戶，使其受鄉間群氓支持，難辨識難剿滅；其二，匪之紀律，過貧戶之門而不入，見鄉民之財而不犯，隻誅富戶，不擾小民，頗優於我部；其三，匪之行 動，平時隱於田家，竟同耕同作，戰時持械出首，列隊以迎吾軍，不易預剿而實殲；其四，匪之聚合，多分富戶田產之農家子，所謂‘兩家子，分田地’，自古成強 軍之根本，今顯於彼也。此四懼，恐吾輩當次重任，竟有違領袖重托之期也。”
——俞濟時，原國民革命軍第八十八師師長，原國民革命軍第七十四軍軍長，國民黨總裁辦公室總務主任、侍衛長，1934年11月《吾之不可不言之語》
我們和匪軍自然是有區別的。區別在什麽地方?照我看，主要有三點：首先，我們進到城裏，就出不來;匪軍進城出城，滿身輕鬆。我們的軍人，進到城裏，就和商 人、士紳、學人打成一片，娶妻的、納小的、應酬的，骨頭很快鬆下去，哪裏出的來?反觀匪軍，進城找工人，出城找鄉民，越是底層人士，越交往，自己也越剛 健。這就是差別。再一個，我們越打越少，匪軍越打越多。我們給闊老爺闊太太們保家護院，又征召窮家子參軍，召一個跑兩個，勉強拉來，人在心不在;匪軍替泥 腿子打富人，再讓泥腿子入伍護食，自然旗杆一立，八方來投，打掉一個召來兩個，殺不盡，斬不完。就這兩條，這戡亂要勝利，也難!
——1948年《各軍事長官通氣會上的發言》，安春山，國民革命軍暫編第3軍軍長，國民革命軍第104軍中將軍長
“承認敵人厲害，不是怯懦，而是明智；向敵人學習，不是逆反，而是誠實。毛匪幫有何厲害之處，值得我們學習？其一是它的土改，其二是它的組織建設，其三是 它的思想控製。土改，我們要做，不做窮人就不會支持我們，我們就會匪幫牽著鼻子走；但做要講度，不能如毛匪一樣全部強征，而要征一部分，贖買一部分，有軟 有硬，軟硬兼施，畢竟，我們還是要依靠士紳商人的。組織建設，毛匪幫實則向先總理時學習，比我們學的好。我們太過鬆散，權威太分散，沒有形成組織內的唯一 核心，力分則弱，又無嚴厲的懲罰手段，終止於瀕臨瓦解。這是一個大教訓，是我們必須絕對服從總裁的根本原因。思想控製，具體來說，就是三民主義理論的深入 化、強製化、必要化。這是對抗赤色思想的唯一武器，是我們在精神上抗擊列、毛主義異端的唯一屏障。由此，必須徹底改變鬆散的思想控製體製，鐵腕監管輿論， 嚴格糾正國民思想，真正做到一個主義、一個領袖、一個思想！”
——劉健群，原複興社的書記長，原國民黨中央委員，原三青團中央幹事，1952年《關於加強組織建設、領袖尊崇、思想鞏固的若幹意見》
我們這些人，被人稱為革命元老、革命元勳，很光耀嘛。其實啊，我們老是老，老而不死是為賊嘛。這不是自貶，這是說實話。我們不就是投機革命的賊嗎?起初跟 著季直公(張謇)搞立憲，為了什麽?根子上是為了各自家族在地方上的勢力，是為了向清廷索要地方的治權;後來跟著先總(孫中山)鬧革命，不過是清廷不肯放 權，我們就要推翻它，找一個肯放權的上來;再後來，跟著中央倒軍閥，又為什麽?蓋我等之鄉土，皆在軍閥之手。不倒軍閥，則家族不能施為，族人不得掌鄉土之 權柄也。而後輔助總統(蔣介石)殺共黨，這個簡單，共黨分我等之田，沒我等之財，奪我等之地位，不反何待……如此種種，就是我等老賊之畢生所為，卻無一處 可配得上元勳二字，不過滿堂守財奴罷了。
——1961年4月《和老友們的心裏話》，於右任，台灣省，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執行委員，國民黨政府審計院院長，檢察院院長
“今日之經濟亂象，其根由還是供需之問題。自三十六年（指1947年）以後，軍事失措，戰線不穩，我雖仍占據較大多數之城市、城鎮，而毛匪步步為營，已奪取很多鄉村，並在我之後方的鄉村地帶進行暴力土改，擾亂我在鄉間之行政。
我國不比歐美，是一小農業之國度；國家經濟之命脈，仍為農業；而城市無大工業之基礎，其實質仍為純消費場所。鄉間產出之糧食原料，是我國經濟的根本，也是 維係黨國經濟安全的生命線。今我占據城市，大量城市之黨政公務人員、院校之學生、工廠之勞工等，皆仰政府為食，於我實為大包袱；毛匪占據鄉村，殘鄉紳而分 其地，乃想滅消費人口，而做生產之業。我之控製區，仰賴匪區之糧食供給；匪之控製區，專以擾亂我之市場為要。兩相抵觸，我之經濟為亂，實屬正常。此簡單供 需之問題，較軍事之勝敗，尤為關鍵。”
——李璜，中國青年黨創始人，原國民政府國防最高委員會參議會參議，原國民政府行政院政務委員兼經濟部長，1948年1月《經濟亂象之簡明分析》
那邊進行了熱核爆破，按理說，漢賊不兩立，我們應該沮喪和憤恨。但是，我想，和我一樣，情不自禁欣喜的，恐怕為數不少。這算不算媚匪通共?算不算侍領袖不 誠?算不算置忠孝節義不顧?我告訴大家，不算!熱核武器是沒有政治屬性的，它既可以用來捍衛自由世界，也能被赤共用來奴役世界。現在，那邊搞出了這個，這 是政治上的悲劇，卻是民族的壯舉。有朝一日，我們光複故土，悲劇就不存在了。那時，就隻剩下民族壯舉，讓我們驕傲，讓我們爭雄於寰宇!
——1965年《用科學與民族的視角看問題》，錢思亮，台灣省，中央研究院院長
“近期有什麽值得特別關注的匪情嗎？
有同仁說，逆劉氏竄訪（指1966年3月，劉少奇訪問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國）值得關注。
錯！匪（指中共）已僭國數載，隨無大義，卻有實據，匪首竄訪是很正常的事。
我認為，值得關注的，是這次竄訪之人，即匪首之劉氏。
我認為，逆劉氏與逆首毛氏，可能存在巨大的裂隙，甚至可能發生走火！
我的依據是：
一則，自（民國）五十一（即1962年），劉氏抨擊毛氏之所謂三麵紅旗後，二人在匪之重大政策上，已無明確的相同表態，往往你說而我默，這在匪之體製下，是很不正常的；
二則，（民國）五十三年（即1964年），匪宣傳毛氏退隱，而劉氏躍居前台，此行徑與毛氏之強硬性格大有不合，頗疑其為內部爭鬥的暫時妥協，以毛氏之性格，必有後招；
三則，逆劉氏此次竄訪，匪之官輿未作大肆宣揚，匪之對外機構也沒有頻繁歌頌，這與周先生（國民黨官方輿論，不稱周恩來為‘逆’）出訪（指1963年周恩來訪問非洲十國），大不相同，此必有難言之事；
四則，逆劉氏近期未有私人訓話見匪之報端，未有明確的政令傳達，這與匪之領導方式頗有不合”
……
由此數則，我個人認為，匪之大變在際，似將有偌大的內部衝突。
我方應做好應變策略，適當時候，應襄助匪之鬥爭失敗者，或光複故土，亦可稍期！”
——嚴家淦，原台灣省政府財政廳長，原中華民國行政院院長1966年5月《近期匪情通告》
大陸搞文化革命，最近兩年，被海外中外媒體批判的厲害。大陸搞這個東西，為什麽被批判?我個人看來，並不是它破壞了多少自由，也不是它害死了多少人。最根 本一點：它顛覆了知識分子心目中的‘秩序倫常’!在大陸搞的這場運動裏：體力勞動者被宣傳置於腦力勞動者之上;不修邊幅的群氓分子被置於知識階層之上;新 進的青年幹部被置於開國元勳之上;沒有資曆和背景的社會流民被置於書香門第之上;等等。這種顛覆倫常與秩序的舉措，在知識階層看來，就是一種原罪。
——1969年《有話大聲說出來》，李斯翰，澳大利亞悉尼華人報業聯合會幹事，洪門澳洲分舵幹員
經濟統製方案，不是洪水猛獸，更不是赤色專製下的共產共資。經濟統製是國家資本對流通市場的主動幹涉、對金融市場的善意控製、以及對微利行業的特殊校對。 經濟統製與自由經濟並不抵觸，它是自由資本流轉的監控器，是私有資本增殖的地基。隻有希望極端壟斷資本暴政的人，才會反對經濟統製方案，進而反對國家資本 的主導地位。這不是自由與專製的對峙，而是偽善與真誠的較量。
——1974年《對宣傳機構的一些建議》，張茲闓，台灣省，國民黨政府經濟部部長，台灣銀行董事長
“北京和台北都在拆舊建築、修新建築，引來華人輿論的議論。大體而言，支持者寡，抨擊者眾，多所謂‘毀棄祖先之宇、曆史之基’雲。何為祖先之宇?祖先假設 梁棟，正為了寓民以避寒，給民以安居;和為曆史之基?華夏曆史的基石，正是大規模安民生產、水利興建。今日毀棄空具奢侈觀瞻、卻無實際用途的瓊樓玉閣，修 建可供國民安居、生活的製式樓房，此新時代中華治政者之大政也，正是惠民、利民、便民的善政!小撮文人、富人的觀賞心情重要，抑或勞工大眾的安居重要?這 個答案不難猜!”
——西風勁（熙逢晉），原洪門馬來西亞分舵“舵把”，原馬來西亞華人產業聯合會副會長，1957年《南北兩京之變遷》
土地改革不是列寧主義匪幫的專利，更不是赤色政權的專利。土地改革，是落後農業國向工業國快速轉變的必由之路，是不以傳統道德觀為轉移的。大土地所有者集 團，無所謂善惡，其本身，對於工業化轉變，是具有原罪的，是必須執行死刑的，是不可饒恕的。無論對傳統田園生活與鄉紳美德多麽留戀、多麽讚美、多麽仰慕， 也不能做為毀滅大土地所有者集團的理由。土地所有權的強製有償轉讓，乃至部分無償轉移，是在缺少殖民地經濟的條件下，大工業文明碾壓小農經濟的必然政治覺 層。它不應承擔道德評判。
——1974年《自由世界的“強製”掠奪》，鄭道儒，台灣省，國民黨政府經濟部部長，外交部顧問
聯產承包製是新貴們幹的最無智的事，說遺禍千秋，也不為過。聯產承包製的本質，就是承認同一化的不動產所有製，無法促進農業生產的發展，被迫進行不動產使 用權的私有化分割，來進行產業重生。這是向私有資本合法化妥協的第一步，一旦邁出這一步，新貴們會發現，他們將無法回頭。因為他們自己否定了自己存在的理 論依據，使用權私有化分割，必然開啟不動產產權與非不動產產權的全民私有化需求。這種需求，是壟斷資本經營執行者的必然要求，哪怕這個執行者是組織內的高 級幹部，也不會違背這個規律。
——1980年《掘墓人在內而不在外》，李明顏，香港《大公報》政評人，香港啟德文化研究所研究員
社會主義革命，並非反對某個特定人群，也不是反對某個特殊階級，甚至不是反對某種特殊製度。社會主義革命，歸根結底，是反對流通資本的私有化增殖行為。資 本主義廢除了權力的血緣繼承，卻賦予資本以權力特權。在資本主義體製下，一個人，沒有特權;但資本，卻擁有特權;而人，可以占有資本，從而繼承附著於資本 之上的社會主權。社會主義革命，其根本目的是廢除資本的社會主權，從而廢除資本賦予人的權利。
——1981年《社會主義革命論》，李卓然，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中共中央馬列學院院長，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
對岸搞戰備，搞三線，搞核武，是不是勞民傷財?你可以說是，並延伸到抨擊赤色邪惡，然後你可以領取反攻津貼了。事實上，它是必要的，是至少遺惠100年 的。對岸是大國，是無論如何不會符合強權們心意的大國，是無論如何要被罵被恨被仇視的大國，是無論如何要挑戰舊秩序的大國，也是無論如何要與兩超硬碰硬的 大國。大國要就要搞戰備，就要搞三線，就要搞核武。一時不搞，苟安一時;一世不搞，遺禍萬代。對岸的民生差，我們要批判，都是中國人，我們感同身受;對岸 建軍工、實國防，我們要支持，都是中國人，我們同享普惠。有朝一日，我們光複故土，再造青天白日大中國，對岸的建設，我們也是要用的嘛!
——1982年《中國人應該如何想，如何做》，王建煊，台灣省，國民黨政府財政部長
(大陸)嚴打，有人喜歡，有人不喜歡，有人當笑話看，有人當課題考察，門外人看門內人，做的起勁，看的卻茫然。其實，用中共的話說，要透過現象看本質。現 象是什麽?是嚴打。本質是什麽?這個難說。各人有各人的理解。我的觀點，是清肅。清肅誰?清肅文革期間習慣了下克上、習慣了粗人反文人、習慣了用運動反官 老爺的人。這些人不怕老幹部，不想老幹部們過好日子，不想老幹部們重整河山。這些人還想著自說自話，還想著借毛的名義反對知識分子、反對老幹部，窮凶極惡 嘛!罪該萬死嘛!萬死難恕嘛!所以，要嚴打了。以打擊犯罪的名義，清掃一切害人蟲!這是翻身做主人的老槍們，對幸進新貴的反擊，根本上，是對那個死而未葬 的人的反擊。
——1982年《隔著大門向裏看》，邵立儒，新加坡三立新聞集團華語部幹事，新加坡華人商會幹事
“對岸打這一仗，既有軍事目的，又有政治目的，其中，政治目的居主導地位。從這兩年的情況看，赤越確實不安分，對對岸不尊敬，對岸要教訓一下李巍，也是很 自然的。畢竟，對岸支持者國際上300多個赤色組織，在家門口受氣，豈非墮了威名？不過，這都是順帶而為。真正的目的，恐怕和韓戰時，推百萬降軍入韓而消 耗之類似，隻不過，這次要消耗的，是一部分不終於現中樞的軍事人員，包括不太可靠的軍事主官。經過類似政變的中樞更迭，對岸更需要大規模輪換一批基層軍事 主官，以此加強對軍力的控製。這是以戰固忠的老套路，不過卻很有效。可以預見，這種套路線，戰果不會如何輝煌，但戰期定然足夠漫長，以便順利完成中樞對軍 力的整編與調整。這是可以定論的。”
——馬鶴淩，原中華民國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第四組主任，原中央考核紀律委員會副主任，1979年3月《赤匪戰情通報會上的講話》【注：指1979年中越自衛反擊戰】
毛推行的男女平權運動，不是資本權利意義上的兩性平等，但確是中國在近百十年裏，最具有進步意義、也最應該保持的運動。毛式的婦女能頂半邊天：其根本目的 是為了解放蘊含在女性群體中的勞動力，增加進行大工業躍進的勞動力基數;其更深層次的內涵，則是為了打破傳統家族式忠孝觀，打破地方壟斷性質的族權觀與父 權觀，確立符合激進化大工業改造的意識形態觀。這種由男性統治階層強製推行的男女平權運動，並非出於女性自覺的權利爭取，而且是以‘女人像男人一樣’為標 準，其本質上依然存在男女不平等的內涵。但是，對於中國這樣一個可能會花費100年甚至更長時間建立大工業體係的國家，這種毛式男女平權運動，確是最佳的 處理方式。它比西方的女權解放運動，更符合中國的實際國情，並將產生持久的社會正向作用。
——1983年《兩性地位的再申論》，劉宇，台灣省，台北婦嬰維權會研究員
現在有人覺得，當年的地主也有好人，不該搶他們的土地，更不該殺人。對這種看法，同誌們應該怎樣理解?首先要承認，地主裏肯定有好人，而且有很多好人。就 中國中央財政弱勢，地方上很多修橋補路的營生，都是地主鄉紳出錢做的。有些地主，說是大善人也不為過。我們要實事求是。但，地主裏有好人，與地主階級是好 的，有因果聯係嗎?沒有。地主作為一個階級，代表著舊土地所有製度，是一個禁錮流動資本、抗擊大工業化進程的反動的集團，是一個占有不動產產權、收窄不動 產資本流轉的落後的階級，從整體上講，是必須消滅的。個人的善惡屬性，與其所屬階級的進步或落後，沒有必然的關聯，這是馬克思主義階級論的核心，也是階級 鬥爭的根源。好的地主，和不好的地主，都是激進式大工業化的障礙，在這一點上，我們和資本家們，沒有本質的分歧。
——1983年《與青年同誌的座談》，李學先，廣東省監察廳廳長，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
這兩年，我們放回了許多老貴族(指少數民族舊上層)和他們的後代。有些同誌說這叫‘寬以待人’，還有人引經據典，說這是‘遠懷夷人’。我隻想問在座的同誌 們，我們的民族政策原則是什麽?主席曾說過，民族問題，歸根結底是階級問題。我黨處理民族問題的主要方式，就是民族矛盾階級化，化民族衝突為階級鬥爭。我 們就是靠著這個方法，團結西藏、新疆的少數民族勞苦大眾，推翻了貴族奴隸主統治，維護了國家統一與社會主義大家庭的完整。如今，我們卻要放回那些曾經的奴 隸主和宗教頭子，寄希望於他們來“念我恩惠”!是地地道道的政策倒退!丟了階級鬥爭這件戰無不勝的武器，我們必將陷入曆代王朝與少數民族尖銳對立的怪圈， 永遠不得解脫!
——1984年1月《大膽向中央建言幾句》，李學智，中共寧夏回族自治區委員會書記，寧夏軍區第一政委【注：1980-1986年間，中共先後釋放超 過9000名各少數民族原上層統治者與其家族後代人員，陸續返回本民族居住地，並返還其部分被沒收的財產。同時，不再要求少數民族聚居區地方黨組織、群眾 組織，再進行“反壓迫、反奴隸製”的宣傳活動。】
主席(指毛)去後，我們就開始翻舊賬。翻了一年又一年，如今快10個年頭了，還沒看到頭。有些人，越翻越起勁，越翻越有奔頭兒，好像要靠這個吃一輩子!我 不評論翻舊賬對不對，畢竟，我也是主席下令摘頂戴的，也是主席一句話，送到鄉下去改造的。要說翻舊賬，我比三四十歲的年輕同誌，更有資格翻!我隻說一句， 眼下是什麽時候?我們應該幹什麽?幹什麽最有意義?主席從來知道什麽最重要：他把我們送到鄉下，三線挖洞就沒停過;他把書生們送到鄉下，原子彈、導彈也沒 停過;他把秀才們送到鄉下，鐵路、大壩還是沒停建過。他要是隻知道折騰，不知道幹事，我如今第一個罵他!可他老人家一邊折騰一邊做事，這一點我服氣!如今 的一些人們，你們學老人家的折騰，卻學不到他的做事。我這個老頭子，看不慣!
——1985年4月《一個待罪之人的妄言》，丁盛，廣州軍區司令員，南京軍區司令員
大陸開始大講鄧小平理論了，開始淡化毛澤東思想了，這是輿論界的共識。大陸為什麽要這樣搞呢?除了現實政治角力之外，我認為，還有更深一層的原因。什麽是 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的靈魂，就是對統治權威層級的顛覆。無論這個權威是封建帝王、資本所有階層，還是以馬克思主義信徒自居的社會主義者，都不例外。因 此，以毛澤東思想為武器進行反對層級製度的鬥爭，其結果必然指向對新生統治集團的再次鬥爭。解決這個問題，理論上隻能實現‘全民統治階級’，即‘沒有單一 功能化的官僚體係，建立全麵政治權利平均化的非國家體製’。很顯然，這套理論體係，對希望進行黨內資本瓜分的新貴們，對希望重新獲得輿論壟斷的知識階分子 們，對希望重新獲得私有資本流轉權的新型資本家們，都是致命的枷鎖。也正因如此，他們把這套思想體係打入冷宮。
——1986年《思想解放的實質與陰謀》，馮曉陽，新加坡星月政策研究所研究員，《大公報》文化專刊記者
這次中央能及時出兵，我看就很好。這幾年，我們把繩子放鬆了，對這些老貴族們客氣了。人家就覺得我們好欺負了，覺得有外國人撐腰了，覺得又可以裂土封侯、 繼續做主子了!表象上，是民族問題;根子上，還是階級鬥爭。中央讓一步，人家進十步;中央好言好語，人家拔刀相向;中央息事寧人，人家上房點火……還是他 老人家(指毛)說的好：有些問題，不張嘴，不動刀，是不行的!要我說，不用統計殺了多少人，掀了多少房，這些都沒意義。叫嚷自決的、自治的、獨立的，有一 個算一個，殺了不為過!在這點上，天王老子老了，也幹涉不得!
——1986年2月《這就是平叛，沒什麽可隱晦的》，黃經耀，黑龍江省軍區副司令員，蘭州軍區副司令員，寧夏軍區司令員
反思前三十年，要做到真正的反思，而不是有一個刻板模劃。三十年的主要成績是什麽?表麵上，是大工業體係的創立與完善，是黨政體係正式邁入現代國家行列; 實質上，則是有計劃、有步驟地鏟除地方家族體係、黨內壟斷集團以及忠孝等級秩序觀。現在有人肯定前者，而故意忽略甚至反對後者，實質上是似褒實貶，完全否 認新中國的成績。這裏的原因嘛，看看當下諸公的斑斑事跡，想想日後為政者將會至何地步，就可明了。一句話，前三十年的功績，正砸痛了後來者的神經!
——1987年《否定了什麽，又肯定了什麽》，賈靜，江蘇省委宣傳部社情采集員，新加坡《聯合早報》國際版編輯
關於(毛)主席搞的對外援助的問題，有些同誌意見很大，甚至說怪話，說勞民傷財等等，我要說兩句。在那個時候(指1960、1970年代)，我們先後完成 了兩件大事：一是通過援助東南亞、非洲國家，讓他們反殖民，鬧共產，拖住了美英法等國的步子，讓他們頭疼;二是通過和阿爾巴尼亞、南斯拉夫、羅馬尼亞等社 會主義國家的交往，拖住了蘇聯的步子，讓他也頭疼。就這麽一拖二拖，給我們拖出了搞原子彈、搞衛星、搞三線的時間。現在，我們其實是在吃他老人家(指毛) 的家底。至於當下我們跟美國人挨得近，跟蘇聯人搞緩和，個人意見，這是權宜之計。終有一日，這兩方依然是大禍患。到那年月，為了爭取發展時間，我們大概還 會搬出對外援助的老辦法。那時候，我們才能更深的理解他老人家的眼光。”
——1987年3月《對黨內一些思想問題的意見》，姬鵬飛，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國務院副總理，外交部長
那邊又在掃黃了，放在我們這裏，叫‘打私娼’。不過對麵不分私娼或公娼，所有性交易，在那裏都是非法的。這本是赤毛時代引以為傲的功績之一，如今卻遭到頗 多非議。非議主要有二：一是這違背人性，娼妓古來有之，隻要有人在，就不可能被消滅;二是這違反人權，是對性從業者權利的侵害，是暴政的體現。其實，這種 評價，頗有些雞同鴨講的味道。那邊禁娼的根源是什麽?風俗道德次之，意識形態也次之，根本在於私人資本的支配權!性產業的根源，在於私有資本對性權利的支 配，這是資本財富化與財富私有化的最主要體現。根據馬克思的學說，自從產生私有財產與階級分化，性交易就出現了。對麵禁娼，根本上是否定私有資本對性權利 的支配權，進而否定私有資本的合法性。以同一化的國有資本進行社會道德與意識形態的壟斷。這也是所有社會主義國家都禁娼的根源所在。
——1988年《私有資本的非法性綜述》，李明睿，台灣省，文化部“複興與統一”小組副組長，台灣新青年統一促進會幹事
階級鬥爭需不需要年年、月月、天天搞?不需要，因為它的涵蓋麵太廣，很可能成為一種形式主義的麵子工程;階級鬥爭需不需要搞?需要，因為無論你承認不承 認，社會存在階級分化，有階級分化就必然有階級鬥爭。其實，這不是我們搞不搞的問題，而是你敢不敢、願不願麵對它的問題。為什麽過去我們敢搞?因為過去我 們是被壓迫階級，我們反對統治階級，反對統治階級利用資本所有權進行資本鎮壓與掠奪的行為;為什麽現在有的同誌不敢搞?因為他們已經變成、或正在變成鎮壓 者與掠奪者;他們已經、或正在背叛無產階級，轉而向資本壟斷者靠攏;他們已經在內部或外部重建了宗族式資本體係，開始為了家族與個人而進行資本積累……總 之，他們已經越來越接近新的資本統治者，所以，他們不敢再搞階級鬥爭了!
——1988年1月《在當前形勢下的一些感受》，劉西元，全國青年聯合會主席，總政治部組織部部長，南京軍區副政治委員
現在軍內有沒有問題?有!不隻有問題，而且有很大問題!什麽問題?明麵上，是搞經營，搞三產，軍區大院變成貿易公司，當兵的不扛槍，改做買賣了。實質上， 是軍內劃山頭、軍區分派係，一個山頭一個坑，自家坑裏無法無天啊!老書記(指萬裏)說的對：自己山頭怎麽撐起來?要有錢嘛，沒錢誰跟你玩?怎麽有錢?搞買 賣嘛，倒騰軍需嘛，吃後勤嘛，搞這些個來錢快，那是其他買賣比不了的!就是這些個山頭主義，讓我們軍內畫地為牢、不務正職、空耗軍需，也讓我們沒了當年的 精氣神兒。這些年搞輪戰(指兩山輪戰)，搞大比武(指1985年中原大比武)，戰鬥力提高了嗎?我看未必!各個山頭都領著跑著做買賣，搞副業，指望底下的 兵多厲害，這可能嗎?該幹什麽，不幹什麽;不該幹什麽，牟足了力氣幹!這個鬼樣子，日後中央有行動，指望誰?槍都鏽了，黨去指揮誰?
——1988年4月《軍內的問題，需要認真對待》，秦基偉，雲南軍區司令員，成都軍區司令員，北京軍區司令員，華北軍事演習總指揮
現在談西南那一仗（指1979年中越邊境自衛反擊站），在黨內就不應該由太多忌諱。那一仗必須打，這個是大家的共識。不打仗，軍內就無法清洗和控製，那麽 多二、三梯隊上來的小頭頭們，就不會真心跟著中央走；不打仗，幾大軍區始終跟中央別扭著，像丁鷂子（指原南京軍區司令員丁盛）這些人，就會層出不窮；不打 仗，老幹部們就不會放心，中央的位子就不穩；不打仗，美國人也不會給我們鬆韁繩，大鼻子頭（指戈爾巴喬夫）也不會明罵實誇地給咱們送笑臉——咱們是幫他拋 掉越南人這個萬年大包袱啊！這些個，黨內要公開，不能都瞞著。黨內沒有民主氣氛，到了關鍵時刻，黨的戰鬥力就體現不出來。至於那些個人道主義衛道士們，不 用去管他們，他們隻會汪汪叫，成不了事的。“
——尤太忠，原北京軍區副司令員，原成都軍區司令員，1987年11月《黨內民主不是做給人看的》
咱們黨內有淵源，軍內有山頭，這個不用回避，是客觀存在。如果沒有，他老人家（指毛）也不會大動幹戈地整軍、整黨，自然也不會把人得罪光（全場笑）。
有山頭，但不能唯山頭論，這是原則，否則我們就變成了軍閥。宣傳的時候，刻意避重就輕；但做戰例總結，咱們必須實事求是，不能為尊者諱，也不要為死者諱。 就拿東線（指1979年中越邊境反擊戰的東線戰場）來說，現在說許瘋子（指許世友）是胡鬧，是昏頭，有沒有同誌反對？三個軍，十幾個師，六成機械化行軍， 大縱深突破，連人家一個完整的防區集團軍都沒兜住，最後搞了個交叉火力線（指東線停戰時，雙方火力接觸區的情況），讓人家打了幾個反擊。這打得什麽仗？爛 仗、蠢仗、糊塗仗！說句不好聽的，當年和印度人也這麽打，直接火線槍斃，也沒人去喊冤！許瘋子人沒了，咱們不是揪住不放。隻是拿來做個比方，讓同誌們知 道，黨內軍內要民主，要實事求是，不要搞虛的。該怎麽說就怎麽說，該怎麽罵就怎麽罵。不讓說，不讓罵，都成了悶嘴葫蘆，將來打起仗來，是要吃苦頭的！“
——陳錫聯，原人民解放軍炮兵司令員，原沈陽軍區司令員，原北京軍區司令員，原國務院副總理，1988年1月《黨內要讓人說話，說真話》
現在的危險，在內部，不在外部。外部的反對者，有些是敵人，有些僅僅是看不清方向的同誌。但在內部，在我們當中，在這個屋子裏，有些同誌卻有變成敵人的傾 向。他們對組織的限製不滿，對組織賦予的權力終將失去不滿，對利用職務獲取的利益可能無法保住不滿，甚至對不能把國有資產正大光明變成個人產業不滿!他們 希望成為中國的資本統治者，成為中國的財閥領袖，成為中國的洛克菲勒。他們認為組織礙事了，認為隻有借助自由、民主的名詞，才能獲得真正的權力。一句話， 他們眼紅了!
——1988年9月《請各位同誌們認真思考》，歐陽鬥，北京市市長助理
局勢很緊啊，不過沒什麽，天塌不下來，太陽照舊要升的。他們(指學生們)占理不占理?要我說，占理!從來學生都是要反官府的，當年我們這麽幹，如今人家也 這麽幹，沒啥不對。那我們要不要讓步?不讓，堅決不讓!我們不是對學生不讓步，而是對他們後邊的那隻手不讓步。這是大原則。至於我們自己，要改，要堅決 改。(毛)主席反派係、反家族、反族權壟斷，如今都冒出來了。難怪人家罵娘!這要是不改，天理不容!
——1988年12月《不要怕，更不要慌張》，王震，中共中央軍委常委，中共中央黨校校長，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
官方撒手的遺禍，在漢城一覽無遺。強大的體操隊失誤連連，零落的小球項目漸入困境，田徑遊泳被被逼入死角……北京在1983年開始的放手政策，讓中國在奧 林匹克競技賽場上，逐漸陷入被動，這是不可原諒的!奧運舞台，強者為尊，金牌等於全部!這是和平時代，國力的比拚，榮耀的較量，尊嚴的抗爭。失掉金牌，不 隻失掉榮譽，更失掉了一個國家的尊嚴與民心。覽美蘇兩超，白刃搏殺;歐日諸強，戰不旋踵。唯我國家，喪城失地，此國家之恥，民族之辱，種群之慘禍!望在位 諸君，以民族大義為念，勿吝於區區阿堵物。以財政供體育，以金牌設戰略，揚吾國威於賽場，致吾國旗於頂峰!
——1988年12月《勸諭當政諸君書》，齊先勇，香港《文匯報》國內新聞版副主編，東南亞華人記者聯盟理事
【注：中國官方在1983年，宣布逐漸停止對體育領域的官方支持，減少財政對體育的投入，致力於“體育項目養體育人”的政策。1988年漢城奧運會， 中國軍團慘敗，舉國嘩然，華人世界人心大痛。各地媒體強烈譴責官方的“緊縮戰略”，要求“財政投入，舉國支持，金牌戰略，壯我國威”。至此，中國官方自我 反思，拉開了奧運金牌戰略的序幕。】
人要有所畏，而後能立世。人如此，黨亦如此。我們畏什麽?就當下而言：(廣場上)坐在那裏的學生，不需要畏，他們還是孩子，是我們的接班人，隻是有些叛逆 而已;那些戴眼鏡的先生們也不需要畏，他們大都是理想主義的書呆子，科學發展還要靠他們;那些個上躥下跳的幕後鬥士們，更不需要畏，他們就是蚍蜉、小醜， 搗亂都搗不好，更不會成事……我們要畏的，是我們自己!我們的有些同誌，權力大了，可動用的資源多了，就開始反感組織約束了，開始幻想私有化自己當資本家 了，開始想著自由競選自己當大總統了!打著紅旗反紅旗，說的就是這些人，這些想把組織賦予的權力無限化的人!這些人，是我們需要畏懼的，也是我們必須消滅 的。他們，隻有他們，是我們的事業的最大的敵人!
——1989年5月27日《我們需要真正警惕的》，賈春旺，北京市委副書記兼市紀委書記，國家安全部部長
“這不是一次軍事行動，這是原則問題，同誌們要清楚，再重複一次，這不是一次軍事行動，這是原則問題！
這是一次政治事件，我們隻是去利用強製手段進行政治解決，這同樣是原則問題。
我們的敵人是有限的，不是說，誰坐在那裏（指廣場），誰就是敵人，不是的。
敵人有可能坐在那裏，但很少，坐在那裏的，大都是被推出來孩子，他們是我們挽救的對象，不是要消滅的。
敵人在後麵，在他們自認為安全的地方指揮。他們在等，等我們出手，等孩子們被誤傷，然後跳出來譴責，摘桃子。
我們不會讓他們得逞，對他們，我們不需要手下留情！”
——李連秀，原38軍參謀長，原國家公安部黨組成員，1989年6月《動員會上的講話》
從蘇聯發生的事中，我們應該得出什麽樣的教訓?我認為：首先，敵人在內，不在外。真正威脅我們事業的，是我們內部的那些渴望斬斷組織監管、渴望竊取國有資 產、渴望成為資本家的幹部，是那些國有企業的領導、軍工產業的頭頭、強力部門的負責人們，他們在感到手中的權力越來越受到組織約束時，就會跳出來倒戈一 擊;第二，製度要健全，這不是說好聽的話，而是為了我們事業的生存!隻有健全的製度，才能將所有內部的野心家們，都置於組織的監管體製下，讓他們沒有機會 實現野心，讓我們的事業始終處於高度的安全狀態;同誌們，外部的威脅始終存在，我們從來不怕;內部的危險也長期存在，我們要嚴陣以待!
——1990年《我們當前麵臨的局勢》，羅誌敏，四川省第四屆政協副主席，中共四川省委紀委副書記
這十來年，這些紅孩子們(指中共高層的子女)確實很不像樣子，很不像話。學生們當時的目標，很大程度上，就是他們，這個我們不要避諱。我的子女在幹什麽， 在座同誌們的子女在做什麽，有幾個當工人、當農民的?有幾個靠工資過日子的?包括我在內，我們有幾個能不為子女打小算盤的?……中央這回下決心了，都送出 去，統統送出去。這個不會改了，已經定了，隻有執行一條路。不管你紅幾代，不管你爹媽是神是佛，都送出去。你在國外花天酒地也好，酒池肉林也罷，你不能回 來，更不能幹預國內的政事。這是原則……現在重點是省部級，以後要往下走，有實權的子女統統要走，絕不能留在國內狐假虎威，中央有決心，同誌們最好不要挑 戰底線……
——1992年4月《關於中央決議案的補充講話》，呂楓，中共中央組織部經濟幹部局副局長，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
【注：1978年以後，隨著文革期間被打壓的黨內老幹部群體，相繼平反，並回到領導崗位。在北京和全國各大城市，掀起來一股猛烈的“紅二代、紅三代”從 商、從政潮，這在當時被稱為“大院兒衝擊”，又稱“第三梯隊提前上位”。整個1980年代，大量的“大院紅色子女”充斥各個領域的資本積累前沿，製造了相 當嚴重的負麵輿論，成為曆次運動中，學生、知識分子抨擊的對象，並受到社會各階層的普遍反感。有鑒於此，1990年以後，中央經過反複調研，出台了“建議 中高層領導幹部子女出國留學”的內部決議，即“在尚未健全規範領導幹部子女參政、從商條例，尚無法形成有效監管的情況下，盡量鼓勵中高層幹部子女出國留 學、生活，以此避免其幹預國內政治生活”。從此後，中高層幹部子女出國生活成為常態，並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這個階層對國內政治運營的幹預。】
“我這個人很笨，被人家利用了尚不自知（疑指鄧）；當然，和我一樣笨的大有人在，如老帥（疑指葉），也被人家高高掛起來嘛……如今給那一位（疑指劉）辦葬 禮，好大排場，好大威風，這是比照宰相、王爺嘛，這時候怎麽不說無產階級作風了？狗屁嘛……打掉他的時候，一個個投票讚同，眼睛裏就剩下空出來的位子。如 今抖起來了，有權了，借給死人加封賞固位，要臉嗎……”
——汪東興，原中共中央副主席，原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原中央警衛局黨委第一書記，原總參謀部警衛局局長，1980年6月23日《我無話可說》 【注：1980年5月17日，中共中央為已故國家主席劉少奇舉行追悼大會。這是中共曆史上，第一次為“被平反”同誌舉行國葬級別追悼儀式，其規模之大、與 會人員級別之高、受邀觀禮者之多，為此後所罕見。】
“咱的這樣的身份，在人家眼裏，是不配在那裏麵（指人民大會堂）坐的，是豬八戒拱蟠桃，那是丟人帶掀桌啊……咱虛報產量，咱禍害書生，咱瞧不起老幹部，咱 給社會主義抹黑……這都是咱的錯，你們都對，你們都英明，你們都比他老人家（指毛）高明那你們早幹嘛去了……什麽愚民無識，你們跟著他老人家打天下的時 候，有幾個不是泥腿子！”
——陳永貴，原中共山西省委副書記，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原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副總理，1981年9月《接受文史資料編輯組訪談時的講話》 【注：1978年底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期間，曾有剛剛平反的老幹部，當著陳永貴的麵，說“愚民無識，種地的也想管事”，引起陳永貴本人的激烈反應，甚至驚動 鄧本人。這一插曲，也就是後來在北京“第三梯隊”圈子裏，傳播很廣的“老漢鬧宮廷”段子的起源。】
最近這麽高調(指1993年毛誕辰100周年時，中央大規模的宣傳活動)，有幾人是真心的呢?我看不多，群眾真心的多，越往上邊越少。這陣子風，多往軍事 上刮，不錯，主席在打仗上是傑出的，這個你承不承認，都是事實。但主席之所以是主席，你後麵的人，第二代、第三代……都取代不了，就不隻是軍事上的事 情……主席在建國後，幹了三件大事：一是徹底剝奪文人群體的特權，打破他們對輿論的壟斷;二是堅決摧毀地方宗族勢力與家族經濟割據，讓國法完全取代族權、 族規;三是堅決打掉黨內的資本集團，誰拉起山頭來就整誰。這三點，是主席區別於曆史上“定鼎中原”的各家皇帝的主要方麵，不宣傳這三點，卻去糾纏於軍事問 題，可笑啊……如今路走得不穩了，需要主席這麵大旗撐腰了，等哪天又站穩了，這麵旗是不是就可以徹底丟了?
——1993年5月《在老幹部座談會上的發言》，宋任窮，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南服務團團長，東北局第一書記，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中央書記處書記
這是值得高興的日子，但不用太興奮。它回來了(指香港回歸)，至少是名義上回來了。不過人家政治、司法、行政自成一套，本質上就是和當年的租界沒區別。這 不是貶低它，而是有話直說。這種單方麵的事實獨立，再結合我們處於弱勢的意識形態地位，最終隻能導致一個結果，就是：它發展的好了，是它民主自由、法製健 全，抗拒我們幹涉的結果;它發展遇到困難了，就是它自由受我們限製、法製被我們破壞、經濟被我們拖累的結果。總之，無論回歸後，它是好是壞，都極有可能把 我們當作對立麵，進行導向型攻擊。我本人，一點也不看好兩邊能互利互惠地作為一家人過日子。
——1998年4月《回歸後續發展的幾點預測》，李欣欣，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研究院，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社會研究局副局長
誰最恨大陸目前的體製?和大多數人想象的不同，並不是學運領袖們，不是所謂的帝國主義們，更不是那些民族分裂者們。沒有目前的體製，領袖們就無法得到源源 不斷的外援，帝國主義們就無法為國民樹立敵人，民族分裂者們就無法凝聚極端民意。這套體製，他們其實是最大的受益者。最敵視這套體製的，是那些體製內的、 擁有決策權與審批權的、卻被體製束縛不能把資本個人化的黨內新貴們與重獲權力的元勳們!毛用他的畢生精力，與試圖建立黨內資本壟斷、地方家族壟斷的人戰 鬥，直到最後眾叛親離，被明曝暗貶地打入另類。如今，掌握著各種權力的元老們、新貴們，一方麵借助體製威力謀求利益，一方麵又憎恨組織的監管與限製，無時 無刻不在試圖瓦解組織體係，將巨量資本化合法化地私有。堡壘，永遠從內部被攻破，這是古今中外永恒的真理。
——劉昆，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研究員、香港新馬克思主義學會副會長，《受益者與反對派》
"這些年搞得很紅火嘛，百貨大樓蓋起來了，洋貨也進來了，好像如今都是對的，過去都是錯的嘛。我這個人，不合群，當年跟不上主席（指毛）的步子，如今也跟 不上小個子（指鄧）的指揮棒。年初，我去了趟廣州，很好嘛，大產業都姓葉（指葉劍英）了！中央沒給他留位子，就用下麵的產業補償，很有手腕嘛。
去年去南京，軍區也是一個鐵桶，姓許（指許世友）了嘛。再往北瞅，山陝那一片，王胡子（指王震）給自己劃拉了多少？好嘛，主席這個錯，那個錯，我看最錯 的，就是不讓你們一個個占山頭、當財閥嘛！小個子為了坐穩位子，封官進爵賞產業，把這天下都分封了，很好嘛！他老人家（指毛）在天有靈，不知會不會氣得醒 過來！"
——呂正操，原東北野戰軍副司令員、原東北軍區副司令員，原中華人民共和國鐵道部部長，1987年3月《讓不讓老同誌說話？》
本貼由【懶懶的貓】於2015-11-29 08:02:04發表。該貼僅代表【懶懶的貓】個人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