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發布會現場,法新社記者提出您對有人爭議您抄過《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一事怎麽看時,莫言表示:這樣的批評從他們的角度來講都是有道理的,但是對我來講,有的是沒有道理的。難道抄寫《講話》就是不可以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理由嗎?
我上個月在上海也著重的回答了這個問題,當時有一個日本的作家阿刀田高在跟我對談的時候他說過,他知道文學是幹什麽的和為什麽幹,原因是因為他讀過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然後他就問我,你對這個《講話》怎麽看,我說這是一個在網上炒了很久的問題,而且也是讓我挨了很多罵的問題。
因為毛澤東的《講話》是曆史文獻,他的產生有曆史的必然性,而且這樣一個文獻在當時那種社會曆史背景下,對被推翻腐朽的政權產生了積極的作用,我們今天再來看這個《講話》,會感覺到它有巨大的局限,這種局限就在於這個《講話》過分的強調了文學和政治的關係,過分的強調了文學的階級性而忽略了文學的人性。
我們這一批作家在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寫作的時候,就認識到這個問題,其實我們後來所有的創作都是在突破這個局限,我相信有很多批評我的人是沒有看過我的書,如果他們看過我的書,就會明白我當時的寫作也是頂著巨大的風險,冒著巨大的壓力來寫的,也就是說我的作品是跟當時社會上所流行的作品大不一樣的。
但是,我們要突破這個《講話》的限製,並不意味著我把這個《講話》全部否定,因為我認為這個《講話》還有它合理的成分。比如他講普及跟提高的關係,他說你不能老唱《小放牛》,你還有《陽春白雪》是吧,講這個民間藝術跟外來藝術的關係,講生活跟藝術的關係,他講生活是藝術的唯一源泉,他講作家為廣大的工農兵服務這樣一個概念,我覺得這些東西我還是認可的。
因此我抄了這個《講話》,而且我當時沒有意識到,我這個人是比較模糊的,比較麻木,我不像某些人那樣,有那麽敏感的政治嗅覺。我當時覺得就是大家要出一本書,然後出版社的編輯找到我,讓我抄一段,我就抄一段,後來這件事情發展這麽大,出了這麽多的批評、意見和辱罵,這是超出我意料的。
我至今認為,我抄了,我不後悔,我覺得我抄這個《講話》,跟我的創作沒有什麽矛盾,我抄他的,是因為他裏麵有合理的成分,我突破他,是因為他已經不能滿足我創作的心靈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