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虹博客
文學城發帖名anngora亦虹， 以別於發帖名為亦虹的另一位文學城網友。
一，卞仲耘被害的經過
《文革受難者》的作者王友琴對卞仲耘被害經過的記述是這樣的：
8 月 5 日上午，已經被“揪出來”的“牛鬼蛇神”得到通知，下午要開“鬥爭會”。下午 2 時左右，高中一年級的紅衛兵首先開始了暴力行動。那時，副校長胡誌濤正在打掃廁所“勞改”，她告訴學生，在“工作組”離開後，開“鬥爭會”應該先報告中共北京新市委批準，意思是紅衛兵不能這樣自作主張“鬥爭”人。紅衛兵根本不理會她說什麽。有一個紅衛兵拿來一大瓶墨汁，從她的頭上澆了下去，黑墨立即洇沒她全身。他們把五個學校負責人都揪到大操場上，給他們戴上用廢紙簍糊成的高帽子，往脖子上套了寫有“反革命黑幫”“三反份子”的牌子。紅衛兵把被鬥者拖到操場邊的水泥高台上，強迫他們一字排開跪下。有紅衛兵高喊“打倒黑幫”等口號並開始大聲“揭發”和“控訴”。 全校學生紛紛湧來，聚集在台下。人群中，有人在喊：“到木工房拿棍子去”，跑向學校的木工房，那裏有待修的破課桌椅。還有人去開水房，從那裏取來開水，要燙被鬥者。 接著，五個被鬥者被從高台上拖下來“遊街”。紅衛兵強迫他們一邊敲打手裏的鐵製簸箕，一邊重複說“我是牛鬼蛇神”。他們從學校的大操場走到小操場。紅衛兵要他們在小操場上“勞改”。那裏有一堆砂土，是兩個月前修操場時運來的。文革開始，修操場停了下來。“黑幫”被命令用扁擔和筐子挑土。有人把卞仲耘挑的大筐裏的沙土用鐵鍁拍了又拍，裝得堆尖。她挑不起來那麽沉重的土筐，就被劈頭打倒在地。 五個被鬥者被亂棒橫掃。所用的棒子，有壘球棒，有跳欄上的橫檔，還有從木工房那來的舊桌子椅子腿。桌椅腿上有釘子，打在人身上，一打就在肉上戳出一個小洞，血隨即從小洞裏湧流出來。 “勞改”了一些時間以後，“黑幫”被揪回大操場旁邊的宿舍樓，在一樓的廁所裏被淋了屎尿。在宿舍樓走廊的白色的牆上，留下了“黑幫”的斑斑血跡。
當時這所中學沒有正校長，卞仲耘在三個副校長中排名第一。因為卞仲耘是學校的最高領導人，也就是所謂“黑幫頭子”，她被打得最重。經過兩三個小時的毆打和折磨，下午五點來鍾的時候時候，卞仲耘已經失去知覺，大小便失禁，倒在宿舍樓門口的台階上。但是，依然有一些紅衛兵在那裏踢她的身體，踩她的臉，往她身上扔髒東西，大聲咒罵她“裝死”。 五點多時，有人叫來了校工。校工把卞仲耘的身體搬上一部平常運送垃圾的手推車。當時還在繼續“鬥爭”另外四個人。副校長劉致平一度被強迫跪在這輛手推車旁邊。副校長胡誌濤看到手推車上卞仲耘兩條胳膊紅腫，上麵布滿一條條傷痕，眼睛張開，瞳孔已經沒有反應，嘴巴還在吐氣。她告訴紅衛兵卞仲耘有生命危險，應該送醫院。紅衛兵對她吼道：“黑幫，你不好好改造，也是這個下場。”她被推進一間辦公室關了起來。 後來，有工友把那輛手推車推到學校北門旁邊。馬路對麵就是郵電部醫院。時值 8 月，那時天色還亮。有紅衛兵說這樣把卞仲耘推過去“影響不好”，不準把車推出學校。手推車停在北門邊。卞仲耘的身體被用大字報紙蓋了起來，上麵還壓了一把大竹掃帚。手推車在校門口停了一兩個小時。7 點多鍾，有學校“文革籌委會”的人打電話請示了中共北京市委－－當時他們還被稱為“新市委”，因為是兩個月前“打倒”了舊市委之後建立的。卞仲耘終於被送進郵電部醫院。醫生檢查時，她的屍體已經僵硬，她已經死亡多時。
二，陶洛誦和張敏的見證
陶洛誦2007年6月8日在《師大女附中學生陶洛誦2007年證詞》這樣寫道：
幾天以後，8月5號，我親眼看到，在學校裏，三個校長，兩個主任一字排開跪在操場的高台上。紅衛兵勒令他們說：“我是黑幫，我是牛鬼蛇神。”有幾個女學生提著棍子不時打他們。校長卞仲耘當晚死去。紅衛兵頭目第二天在學校的大喇叭裏恐嚇：“任何人不許往外說，誰說出去誰負 責。”
文革前學校學生裏有些人入了黨，後來改名為宋要武的宋彬彬就是黨員。她爸爸是宋任窮，是東北局書記，總管東北三省。校領導和 老師對家庭有勢力的孩子另眼相看。文革初期，我們學校由鄧榕傳達她爸爸鄧小平的指示，我看見白老師（共青團負責人）與鄧榕並肩而行，鄧榕滔滔地說著什麽， 白老師謙恭的態度就好同對待首長一樣。
宋彬彬是紅衛兵的頭頭之一。8月5號卞仲耘、胡誌濤、劉致平校長和梅樹民、汪玉冰主任跪在操 場高台上被打的時候，宋彬彬正好站在我身後。我聽到她說：“煞煞他們的威風也好。”我們學校是“紅八月”打人風的始作俑者。不久後，八一八，宋彬彬在天安 門上受到毛主席的接見，她給毛主席戴上了紅衛兵袖章。當時我是在電視上看的實況轉播。毛主席跟她說“要武嘛”。宋彬彬改名為“宋要武”。她後來去了美國。 她對8月5號發生的毒打和打死人，至今還沒有表示過道歉。
原師大女附中初二學生張敏，是卞仲耘校長被毆打時的現場目擊者之一。2010年，張敏以敏一鴻的筆名發表了《卞仲耘之死案鉤沉與省思》。她這樣寫道：
1966年8月3日晚，天已全黑，悶熱，大約九點多，突然有三、四個從未來過我家的“紅五類”同班同學進了我家門。我正疑惑她們怎麽找來的，隻聽同學非常嚴厲地說：“你明天早晨必須到學校，如果不去，格殺勿論！”確認我聽清後，她們轉身離去。她們說“格殺勿論”時的表情和語氣，足以讓我確信，絕不是說著玩兒的。“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對聯貼在學校大操場邊宿舍樓門口已經好幾天，恐怖氣氛使“黑五類”人人自危。
8月4日上午，我心懷恐懼走進教室。課桌靠邊貼著三麵牆擺放，教室當中擺著幾排椅子，也留出一片空地。全班四十多個同學，被分成涇渭分明的三類。……8月4日這天，師大女附中很多班級，同時召開我們班這樣的批鬥會。那天中午，為躲避見人，我垂頭喪氣，慢騰騰挪蹭到飯廳吃飯時，看到同年級另一班同學吳XX也滿麵淚痕，在悄悄吃飯，她的父親著名報人吳XX，幾個月前突然被毛澤東嚴厲批評。
班級批鬥會，黃XX的出現，表明行動是有包括高年級學生在內的校級組織指揮。否則，十五歲的初二女生，怎能得知全班同學的檔案資料？誰決定告訴各班哪些人？
班級鬥爭會前一天通知措辭，已露殺機，這是重要線索。十五歲的初二女生們，從哪裏得到“格殺勿論”的許可？更重要的是，班級鬥爭會結束前，誰有權通知全體同學第二天一定要到校？說明第二天的日程已經排定。如果說8月4日顯示出一部分學生被授予處置另一部分學生的絕對權力，8月5日則顯示出一部分學生被授予處置某些校領導的絕對權力……有同學掄著帶釘子的破舊桌椅腿，打在卞校長身上。我離她最近時，大約兩米。看到鐵釘刮破她的衣服，她穿著象牙白（不是漂白色，有稱象牙黃）色柞蠶絲短袖衫，鐵釘紮進皮肉，再拔出來，留下一個紫黑點，不是想象中的鮮血淋漓。關於帶釘桌椅腿的記憶，後來從校友王友琴的記述中得到證實，那是同學從木工房拿來的。值得一問的是，誰提示或組織同學去拿的？人所共知木棍可以打死人，誰決定用這樣的方式打校長？”
最近看到宋彬彬說卞仲耘被群毆時她在現場，沒有參與，還作了勸阻，對此說法，我部分存疑。以我對當時情況的了解，如果劉進、宋彬彬、馬德秀一同或者其中任何一位，當時大喝一聲“不要打了！”以她們標誌性的地位和影響力，一定有很多同學會跟著製止打人，卞仲耘當天有可能保住性命。但我在場的大操場毆打全過程，沒有人出來喝阻。
三，宋彬彬文過飾非
推脫責任，這不是什麽稀奇的事情。自創世以來，無論男女，內心都善惡並存，推諉的劣根，從那時起就與人性之惡纏繞在了一起。亞當吃了不可吃的果子，麵對耶和華的詢問，他就把責任推給夏娃，女人則說，“那蛇引誘我，我就吃了”；該隱打他兄弟亞伯，把他殺了，耶和華對該隱說：“你兄弟亞伯在哪裏？”他說：“我不知道！我豈是看守我兄弟的嗎？”
宋彬彬在她的道歉信中，輕描淡寫地談了一點聽起來並不屬於她的“責任”，然後通篇為自己辯護。宋彬彬認為自己的責任是她參與貼出第一張大字報；是“沒有也不可能強勢去阻止對卞校長和校領導們的武鬥”，從而沒有“保護好”校領導”。她講了自己“做人的基本品格和道德底線”，講了母校“堅守原則證明了我的清白”，講了她自己“可以負責任的告慰老師告慰母校：我沒有辜負你們的教導，一生都恪守認認真真做事，清清白白做人的原則”。她說： “我想借此機會，在了解我的老師們麵前再說一句，我在文革初期沒有組織、參與過任何暴力活動，包括抄家、打人、故意傷害老師和同學”。
“我和劉進曾兩次去大操場和後院阻止，看到圍觀的同學散了，以為不會有事了，自己也走了。因此，我對卞校長的不幸遇難是有責任的”這句話，聽起來相當奇怪。第一，宋彬彬和劉進勿需“強勢”，就已經兩次“阻止”成功，這說明，宋彬彬和劉進在學校是很有號召力的，否則怎會正當紅衛兵殘暴地毆打校長的時候，他們兩個一“去大操場和後院阻止”，“圍觀的同學”就都“散了”呢？“圍觀的同學散了”，那麽，那些掄著“帶銅扣的皮帶”，舉著“帶著釘子”的桌子腿的行凶者呢？他們也散了嗎？如果行凶者都散了，那麽，被打的卞仲耘和其他副校長們呢？他們是特意留在那裏等著行凶者回來繼續毆打呢，還是已經不省人事？如果其他活下來的副校長們看到“圍觀的同學”和行凶者都“散了”，他們為什麽沒有一位，舉薦宋彬彬和劉進為英雄呢？須知被打的幾位副校長和教導主任是不可能同時昏倒在地的。再說宋彬彬和劉進憑什麽就“以為不會有事了，自己也走了“呢？假設當時卞仲耘還沒有被打昏過去，那麽後來，她又是怎樣被打死的呢？既然宋彬彬和劉進 “兩次去大操場和後院阻止” 打人到他們兩個都認為不會有事的地步，那麽為什麽，宋彬彬和劉進還要“為沒有保護好”校領導道歉呢？劉進就罷了，這些年她總是人雲亦雲，我們可以假設她腦子不太好用，可是宋彬彬，這個麻省理工學院的博士，十年來一直在為自己開脫，怎麽會連這點兒邏輯也搞不懂，現成的理由都忘了呢？就算宋彬彬自己忘了，葉維麗也不應該忘記提醒她啊。他們全都變成白癡了嗎？還是，他們以為，他們這樣自說自話，就可以讓其他人都變成白癡？
宋彬彬可能沒有直接動手毆打卞仲耘，但這並不等於她沒有“參與”紅衛兵學生打死卞仲耘的暴力事件。宋彬彬當時是高三學生，是學校裏年齡最大的學生之一。讀過書的人都知道，學校裏低年級學生大都是仰視高年級學生的。就連在批判會開始時高喊“開會發言報出身”並參與毆打卞仲耘的鄧榕和劉亭亭，縱然其父親的地位比宋彬彬父親的要高，在學校裏，恐怕也不會漠視他們三個當中年級最高年齡最大的宋彬彬的“阻止”，何況別的學生？不僅如此，1966年8月5日，宋彬彬還是女附中“文化革命委員會”和女附中紅衛兵的主要負責人之一，位於女附中的權力中心。“煞煞他們的威風也好”這句話，從當時的宋彬彬嘴裏說出來，有著非同小可的份量。僅憑“8月5號卞仲耘、胡誌濤、劉致平校長和梅樹民、汪玉冰主任跪在操場高台上被打的時候”，宋彬彬站在陶洛誦身後說出的“煞煞他們的威風也好”這句話，宋彬彬就不能夠說她“沒有參與任何暴力活動”。
陶洛誦後來移居澳洲。如果不是不是她親耳聽到，還有什麽其他的原因，會讓陶洛誦寫下這樣一份招惹鄧榕和宋彬彬的文章並且冠之以“證詞”呢？而如果鄧榕和宋彬彬沒有“參與”卞仲耘事件，以他們的地位和權勢，他們會對陶洛誦2007年的證詞一直保持沉默嗎？
四，葉維麗的策劃及宋彬彬道歉的意義
如果宋彬彬真有向受難的老師和他們的家人道歉的誠意，那麽她首先邀請的，應該是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堯，還有王晶堯和卞仲耘的孩子們。王晶堯和他的孩子們沒有出席這個見麵會。在接受有線新聞訪問時，王晶堯的家人說，他們根本沒有被邀請。
這個師生見麵會是一個公關策劃。它的主要策劃者，就是原女附中學生，“紅色大院的女兒”葉維麗。這位受過耶魯正規訓練的曆史博士，長期無視她親眼見到過的由王晶堯保存的《宋彬彬談話記錄》及其他原始材料，放棄了一個曆史工作者應有的尊重事實的品格和直麵現實的勇氣，與原女附中學生劉進馮敬蘭等人一起，長期站在宋彬彬的個人立場上，更與接受宋彬彬資助的《記憶》雜誌主編吳迪合作，以尋求細節為借口，掩蓋卞仲耘受難的曆史真相。
在陳小魯的道歉被社會廣泛認可之後，葉維麗等人看到了一個既能被社會接受（甚至獲得好評），又能洗白宋彬彬的機會。他們想讓卞仲耘受難事件責任人之一的宋彬彬，搭上陳小魯道歉這趟火車，在眾目睽睽之下，借這個師生見麵會，放下她不可推卸的責任，從此遠離眾人的質疑。應該說，這是一個既大膽，又聰明的策劃。隻是，葉維麗宋彬彬還有劉進等人，低估了卞仲耘的丈夫和孩子們，也低估了中國人的理解力。王晶堯幾年前相信過葉維麗“研究”卞仲耘受難事件的誠意，向她提供了他自己保存的所有原始資料。然而，王晶堯雖然已經90多歲，卻是少見的頭腦清明的老人，從葉維麗有關卞仲耘事件的種種作為，他看清了她的本質。王晶堯的孩子們也表示，他們對這次見麵會的“思想傾向”有“自己的看法”，就算被邀請也不會出席。
宋彬彬這樣輕描淡寫，避重就輕的道歉，是對文革受難者卞仲耘的褻瀆，是對王晶堯和他的孩子們的又一次傷害。宋彬彬的道歉不但不能洗白宋彬彬，反而讓不少人重新審視文革這場曆史災難，也讓一些人開始思考共產黨在中國執政的合法性。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宋彬彬的道歉，不失為一件好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