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敬蘭《“八五事件”答疑》讀後——宋彬彬的責任是沒有“保護好”校領導嗎？

《“八五事件”答疑》是宋彬彬“團隊”主要成員之一馮敬蘭的文章。本文僅就馮敬蘭在《“八五事件”答疑》中的部分陳述，寫出自己的相關看法。

 

馮敬蘭：……在我們組織的道歉會上，一位當年高中的學姐就說，看到校領導被遊街，覺得就是革命行動。幹嘛要阻攔？我看到宋彬彬去勸她們了，我可遠遠做不到。

 

亦虹：原女附中學生陶洛誦2007年6月8日在《師大女附中學生陶洛誦2007年證詞》說：“宋彬彬是紅衛兵的頭頭之一。8月5號卞仲耘、胡誌濤、劉致平校長和梅樹民、汪玉冰主任跪在操場高台上被打的時候，宋彬彬正好站在我身後。我聽到她說：煞煞他們的威風也好。”2010年，原女附中學生張敏在《卞仲耘之死案鉤沉與省思》中這樣寫道：“最近看到宋彬彬說卞仲耘被群毆時她在現場，沒有參與，還作了勸阻，對此說法，我部分存疑。以我對當時情況的了解，如果劉進、宋彬彬、馬德秀一同或者其中任何一位，當時大喝一聲“不要打了！”以她們標誌性的地位和影響力，一定有很多同學會跟著製止打人，卞仲耘當天有可能保住性命。但我在場的大操場毆打全過程，沒有人出來喝阻。”

 

“看到宋彬彬去勸她們了”這句話，與張敏和陶洛誦的見證是矛盾的。這位高中的學姐會被邀請參加這個道歉會，在思想上，顯然是與宋彬彬、葉維麗、劉進和馮敬蘭保持一致的，屬於馮敬蘭後麵提到的“我們團隊”。與宋彬彬、葉維麗、馮敬蘭思想不一致的人，根本就不會接到邀請。被打死的卞仲耘校長的丈夫和孩子就沒有被邀請。這樣一個小圈子的自說自話缺乏信用。相反，陶洛誦在她的證詞中，除了宋彬彬，還提到了鄧榕；張敏在她的文章中還提到了“鄧女”和“劉女”。陶洛誦後來移居澳洲。如果不是她親耳聽到，還有什麽其他的原因，會讓陶洛誦在2007年6月8日寫下這樣一份可以招惹鄧榕、宋彬彬的《師大女附中學生陶洛誦2007年證詞》？張敏在她的文章中也直接提到了“鄧女”和“劉女”，如果鄧榕、劉婷婷、宋彬彬沒有“參與”卞仲耘事件，以他們的地位、權勢，他們會對陶洛誦證詞和張敏的文章保持沉默達幾年之久嗎？陶洛誦和張敏是在作真正意義上的“見證”。

 

馮敬蘭：遊鬥校領導是文革初期的群眾運動，不是一場凶殺案，不涉及誰是凶手的具體問題。所以，我們強調，校長是被毆打折磨致死的。毆打是暴行，折磨同樣顯示出人性的黑暗。你說，誰是凶手？

 

亦虹：真是奇談怪論！“遊鬥校領導”至“毆打折磨致死”，竟然“不是”“凶殺案”，竟然可以用“群眾運動”輕描淡寫地一筆帶過。按照這個邏輯，納粹用毒氣毒死猶太人也不過是群眾運動而已。盧旺達胡圖族人對圖西族人進行的種族滅絕大屠殺也不過是群眾運動而已。我們必須說，卞仲耘被打死事件是一個凶殺案――有很多人參與的凶殺案仍然是凶殺案。凶手可以分元凶和從犯。把凶手裏麵所有元凶和所有從犯都找出來，並且把他們區分開來，是公義的要求，也是公義的體現。

 

馮敬蘭：因為是集體道歉，正麵反應強烈，對我們團隊是很大的鼓舞。

 

亦虹：“集體道歉”不是遮羞布。“正麵反應”不是開釋凶手和領導者策劃者。這個“團隊”有沒有意識到，這次道歉的負麵反應也很強烈？劉自立的《“平庸的惡”再次展現 DD關於“道歉”戲碼登台的一些分析》，Crane的《王晶和宋彬彬的交手》，王容芬的《道歉不能為文革反人類罪結案》，就是馮敬蘭所謂“負麵反應”的一部分。更多的負麵反應，則在讀者和觀眾的心中。葉維麗、宋彬彬、劉進、馮敬蘭低估了中國人的智商。

 

馮敬蘭：這次主流反應很正麵，連著名學者徐友漁也發表文章，為以往文章中采信不實傳聞做論據，向宋彬彬公開道歉，其實幾年前徐先生已經通過不同方式做過道歉了。他讓我看到中國老三屆一代學者，是有擔當的。

 

亦虹：徐友漁做錯事情道歉，是很好的事情。不過，他隻是為聽信並在自己的文章中寫到宋彬彬打死六、七或者八、九個人道歉。他的道歉與卞仲耘事件沒有直接關係。

 

馮敬蘭：沒有真相，就沒有反思和道歉。澄清是不能缺少的。譬如說宋彬彬組織殺人比賽，打死七八個人。譬如說她領導的紅衛兵打死了校長。不搞清事實，讓她為了什麽道歉呢？法庭上還允許被告自辯呢，宋彬彬對自己沒有組織、參與任何暴力事件做出澄清，特別是當著熟悉她的老師同學，難道不是必要的嗎？

 

亦虹：王友琴、劉自立和張敏的文章，都證明當時師大女附中有紅衛兵組織，而宋彬彬正是紅衛兵的頭頭之一。此外，毛澤東給清華附中紅衛兵的回信是在8月1日。對文革有點常識的人都會知道，當時中學生狂熱地崇拜毛澤東，往往聞風而動。如果高幹子女雲集的師大女附中到了打死卞仲耘的8月5日還沒有紅衛兵，那倒成了怪事。

 

宋彬彬避重就輕。在道歉信裏，她說自己在卞仲耘被打死一事上的責任，不過是參與貼出第一張大字報，和因為“沒有也不可能強勢去阻止對卞校長和校領導們的武鬥”，從而沒有“保護好”校領導”。她講的是自己“做人的基本品格和道德底線”，講的是母校“堅守原則證明了我的清白”，講的是她自己“可以負責任的告慰老師告慰母校：我沒有辜負你們的教導，一生都恪守認認真真做事，清清白白做人的原則”。她說：“我想借此機會，在了解我的老師們麵前再說一句，我在文革初期沒有組織、參與過任何暴力活動，包括抄家、打人、故意傷害老師和同學”。

 

“我和劉進曾兩次去大操場和後院阻止，看到圍觀的同學散了，以為不會有事了，自己也走了。因此，我對卞校長的不幸遇難是有責任的”這句話，聽起來相當奇怪。宋彬彬和劉進勿需“強勢”就兩次“阻止”成功，正說明宋彬彬和劉進是當時學校的領導者。否則怎會正當紅衛兵殘暴地毆打校長的時候，他們兩個一“去大操場和後院阻止”，“圍觀的同學”就都“散了”呢？“圍觀的同學散了”，那麽，那些掄著“銅頭皮帶”，舉著“帶著釘子”的桌子腿的行凶者呢？他們也散了嗎？如果行凶者都散了，那麽，被打的卞仲耘和其他副校長們呢？他們是特意留在那裏等著行凶者回來繼續毆打呢，還是已經不省人事？再說，宋彬彬和劉進憑什麽就“以為不會有事了”？既然宋彬彬和劉進“兩次去大操場和後院阻止”打人到他們兩個都認為“不會有事”的地步，那麽為什麽，宋彬彬和劉進還要“為沒有保護好”校領導“道歉”呢？既然有心“保護”校長，怎麽“自己也走了”呢？如果宋彬彬和劉進不是1966年8月5日女附中掌握實權的人，47年之後，宋彬彬怎會不經意地說出“保護”二字呢？

 

說宋彬彬沒有“領導紅衛兵打死了校長”，是否認曆史事實。

 

馮敬蘭：我要強調的一點是，宋彬彬對事實的澄清並不是對以前控訴和批判文革的質疑或否定。對以前揭露文革暴行的人，我們給予極大的尊重和肯定。

 

亦虹：王友琴就是“揭露文革暴行的人”。以葉維麗劉進馮敬蘭為主的宋彬彬“團隊”不但沒有“給予”王友琴“極大的尊重和肯定”，反而通過《記憶》雜誌，通過出版《好故事未必是好曆史》一書，對王友琴極盡攻擊之能事。馮敬蘭在《“八五事件”答疑》中說這句話，不是太虛偽了嗎？

 

馮敬蘭：（在被問到“事件的直接責任人，應該也是你的校友，你想對她們說些什麽？”時）當然，希望她們能夠直麵自己，公開站出來道歉。畢竟，當時她們是孩子，是未成年人，有種種理由可以為自己開脫。但為什麽不是別人而是你們？心腸的冷硬、感情的粗糙、人性的不友善、心理的不正常……總是有種種的個人原因，讓你成了“那一個”。

 

亦虹：事件的直接責任人不是孩子，而是凶手。如果凶手不滿十六歲或者不滿十八歲，處理標準是不同的，但是，標準不同並不說明不滿十八歲的人犯罪就不是犯罪。犯罪就是犯罪，“他們”沒“有種種理由可以為自己開脫”。

 

另外，在這次見麵會上，“還是孩子”被在場的老師用過數次。我隻能說，講這話的老師在曆史的大是大非麵前沒有原則。宋彬彬和劉進早在1965年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接受“孩子”入黨嗎？1966年8月，宋彬彬和劉進都是19歲，他們是成年人。8月4日對同學，8月5日對學校校長和教導主任的鬥爭會，是他們組織和領導的。對於卞仲耘的遇難，他們負有直接的組織責任和領導責任。

 

馮敬蘭：最近，我聽一個德國學者說，對二戰的反思，在德國也不是戰後立即興起的，直到60年代末，年青一代開始了對父輩的質疑和追問，你是納粹嗎？你是否殺過人？逐漸才推動了全社會的反思，推動了政黨和國家的反思。

 

亦虹：德國年青一代對父輩的質疑和追問的基礎，是納粹的罪行被徹底否定，被一一清算。沒有對納粹犯罪事實真相的揭露，沒有整個德國社會對納粹的徹底否定，德國年青一代如何質疑如何追問？如果親身經曆過文革暴力的人都像馮敬蘭這樣是非不清，善惡不明，我們怎麽能期待年青的一代中國人推動“全社會的反思”，推動“政黨和國家的反思”？沒有懺悔的道歉是偽道歉。利用道歉的機會，不管為自己還是為他人洗白，都是對文革受害者的褻瀆，也是對國家對民族不負責任的表現。

馮敬蘭：我們沒有特別考慮，我們一直在尋找機會，而機會是偶然到來的。1月8日，劉進等幾位校友去看望金元老師，她與我們年齡相差不多，情同姐妹，在對8-5事件調查中給予我們很多幫助。在金元老師家，說到8-5事件的調查，和大家今後的打算，特別表達了和老師們相聚的願望。金元老師立即表示，還等什麽？馬上就可以做啊！

 

亦虹：這個事情的策劃者，是葉維麗。這個機會也不是偶然到來的。是陳小魯的道歉引起的正麵反應，使葉維麗看到這是一個機會。陳小魯的道歉之所以被社會接受，是因為很多人看到了陳小魯的誠意。然而，宋彬彬文過飾非、篡改事實的道歉，不但不能洗白自己，反而讓很多人重新審視文革這場災難，也讓不少人開始思考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從這個角度來看，宋彬彬的道歉，有其正麵意義。不過，這種正麵意義是策劃者和實施者不會希望也未曾料到的。
 

 

2014年1月，俄亥俄河畔

[大傻男]

不邀請收害人家屬出席的道歉會，還談得上真誠？

[康無為]

支持你的立場。王先生說過，葉維麗最壞。

[亦中]

法律刑事部門應當介入。先向法治最高部門取得追訴權。

[icegene]

不是來自心底的懺悔，任何道歉都是虛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