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劉再複先生商榷——劉再複許紀霖談莫言讀後

劉再複：諾獎影響巨大，莫言獲獎後引起爭議，並不奇怪。不過，正常的爭議應在“審美判斷”的範圍內進行，即討論其文學水平是否名符其實。但目前對莫言的爭議中卻設置了太多“政治法庭”與“道德法庭”，指責莫言為“鄉願”，就是一種嚴酷的、膚淺的帶政治性的道德判斷。這種判斷所以淺陋，是因為它完全沒有麵對莫言的“根本”即莫言的文學創作。

亦虹：並非所有的人批評莫言都是因為政治和道德原因。很多人批評莫言就是因為其作品的文學水平名不符實。即使因為政治和道德原因批評莫言，也與嚴酷膚淺並不沾邊；應該注意的隻是：批評所依據的事實是否真實，批評者的邏輯是否站得住腳。作為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莫言是公眾人物。公眾人物的政治原則和道德傾向，必然影響公眾中的一部分。從這個角度來講，無論讀者從哪個角度批評莫言，都很正常。

 

劉再複：莫言的深邃精神內涵和“莫言”這個名字所呈現的良知方向，全在作品中。隻要閱讀一下莫言的作品，就會明白莫言在作品中表現出當代中國知識分子最高的道德勇氣和道義水平。在政治高壓之下，有這種勇氣和水平很不簡單。

亦虹：有精神內涵有良知隻是寫出一部好作品的基本前提。有精神內涵有良知，表現出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道德勇氣和道義水平的中國作家，可以列出長長的一個名單：謝寶瑜，楊繼繩，姚蜀平，王容芬，張煒，古華，張賢亮，張潔，胡發雲，陳忠實……他們的精神內涵和他們的名字所呈現的良知方向，也都在他們的作品中。

 

劉再複：莫言創作了十一部長篇小說、三十部中篇小說，八十多篇短篇小說，五部散文集，九部影視文學劇本以及兩部話劇作品。莫言著述等身，但隻要讀一部《天堂蒜苔之歌》，就會感受到作品中磅礴的浩然正氣和大悲憫之心。小說中的中國人是那樣貧窮，那樣可憐，那樣卑微，那樣悲慘，那樣無助；而站在中國人頭上的鄉村小官僚又是那樣凶惡，那麽殘忍，那樣虛偽，那樣狡黠。讀了莫言小說，再麻木的心也會哭泣。

亦虹： 讀《檀香刑》和《豐乳肥臀》，我的心靈絕不會哭泣，然而那並非因為麻木。這兩部小說，情節支離破碎，語言恣肆粗鄙，過度渲染情色暴力，刻意追求感官刺激，人物行為突兀誇張，缺乏內在的邏輯。在莫言創作的十一部長篇小說、三十部中篇小說，八十多篇短篇小說，五部散文集，九部影視文學劇本以及兩部話劇作品裏，除了《透明的紅蘿卜》，《白狗秋千架》，《紅高粱家族》，《酒國》，還有哪部具有比較純正的品味？在莫言後期的作品中，《生死疲勞》是比較好的一部，然而這部小說在思想深度，形象塑造，以及人物對話上，都遠遠比不上同樣以土改及土改後的中國鄉村生活為背景的長篇小說《玫瑰壩》。如果說依靠八十年代兩個短篇一個中篇一部長篇就可以獲諾貝爾文學獎，那麽張承誌，張賢亮，張煒，甚至張潔王安憶，都不在莫言之下。

 

劉再複：當然，作家的現實主體性與藝術主體性是有差距的。莫言在寫作中把個性、人性、野性甚至“魔性”發揮到極致。作為作家，莫言時而像大魔術師，筆下的語言魔術、情節魔術、主題魔術、手法魔術等變幻無窮；時而像“撒旦”，宣稱文學就是“在上帝的金杯裏撒尿”，講起故事更是“顛覆性敘事”，把那一套根深蒂固的“政治權力敘事”和“政治意識形態敘事”完全顛覆了。

亦虹：魔幻隻是手法，真實才是目的。阿根廷文學評論家因貝特指出：“在魔幻現實主義中，作者的根本目的是借助魔幻表現現實。”  魔術本身雖然有趣，卻沒有一個耍魔術的人能夠把自己變成真正的藝術大師。

 

劉再複：但我們不能要求莫言在現實生活中，也應充當魔術師也應充當撒旦。我覺得他在現實生活中麵對一些政治性難題確實“不懂”、“不開竅”，確實有些“懦弱”、“幼稚”。然而，恰恰是這種“幼稚”和“混沌”才使莫言成其為莫言。倘若他政治非常成熟老練，善於“鬥爭”也善於迎合，我們這個地球就沒有“莫言”這一巨大的文學存在了。我喜歡莫言，正是喜歡他在寫作中才華橫溢，而在現實生活中卻有點傻，常常會冒傻氣。要是莫言太聰明，決不會有今天的文學成就。金庸小說《射雕英雄傳》）中的大英雄郭靖，正因為他有點傻，所以才能學到“降龍十八掌”的真功夫。黃蓉因為太聰明，所以隻能學到“打狗棒”的小功夫。莫言就是文學英雄郭靖。

亦虹：莫言的問題並不是傻，恰恰相反，他的問題就在於他太懂太開竅了。不懂不開竅的農村青年在那個年代能當兵嗎？不懂不開竅的士兵能提幹嗎？不懂不開竅的人能為薄熙來唱紅打黑寫打油詩嗎？對於這一點，本來我無意指責，因為這份“聰明”世故，原是生活的艱難賦予他的。然而理解歸理解，弱點歸弱點。莫言正是因為太“聰明”，所以雖然其表麵功夫在馬悅然眼裏煞是好看，卻與真正偉大的文學無緣。

 

劉再複：諾貝爾文學獎所以有威信，是它曆來隻看“作品”，不看“頭銜”。諾貝爾沒有勢利眼，諾獎沒有勢利眼，這是諾獎一以貫之的尊嚴，也是諾獎贏得全世界敬重的原因。“中國作協副主席”（作協副主席共有十四人），是莫言的世俗角色；而“作家”才是莫言的本真角色。莫言之所以能取得寫作的成功，正是他一直堅守、捍衛住自己的本真角色，讓本真角色像天馬行空，鯨魚躍海，充分地放射內心蘊含的光和熱，從而寫出世紀大畫卷式的文學傳奇。至於世俗角色的“作協副主席”烏紗帽，對他來說，並不重要，也不足掛齒。他自己曾說：“在中國大陸，高官意味著有車有房，有一切優厚的待遇。但我這個副主席是掛名的，不在職的，所以一切照舊，該騎自行車去買菜，還是得騎自行車去買菜；去醫院看病該排隊，還是得排隊。盡管如此，我還是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了，很多人見到我叫‘莫主席’，我聽了以後很不舒服，很不適應。誰若叫我莫主席，我認為他不是我的朋友吧！誰叫我莫老師，我覺得他可以成為我的好朋友。”（引自“文學與我們的時代”，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日，莫言在香港中文大學的演講。載於《明報月刊》二〇一二年第十一期）莫言這段表白是真實的，我完全相信。和莫言相遇相處過的朋友都告訴我，隻要和莫言有所接觸，就會聞到他全身都是作家味，泥土味，根本沒有半點“作協副主席”味，更沒有一絲一毫的官味。莫言獲得這麽高的文學成就，他根本不需要作協給予的頭銜。是作協需要莫言，而不是莫言需要作協。更重要的一點是，他當了“作協副主席”之後仍然一如既往地以赤子情懷和大自由的心態，發表痛快淋漓的講話，毫無八股腔調。這說明，“烏紗帽”根本不在他的腦子裏，更沒有成為緊箍咒。帶上“齊天大聖”名號的孫悟空還是孫悟空，帶上“副主席”的魔術師還是魔術師，帶上花紋的大鯨魚還是大鯨魚，這才是關鍵所在。把“作協副主席”看得很重要的不是莫言，而是莫言的質疑者和文壇表象的看客。順便提一句，十五年前，我曾說，一個托爾斯泰比一打蘇聯作協還重要，千萬不要把“作協”看得太重要。

亦虹：諾貝爾文學獎當然不應該看頭銜。作協也的確不重要。至於說諾獎贏得全世界敬重，倒也未必。從前敬重諾貝爾文學獎的，現在未必敬重，因為要得到敬重，首先要證明自己當得起敬重。作家味，泥土味，跟“作協副主席” 味一定衝突嗎？“中國作協副主席”的帽子，對莫言真是不足掛齒嗎？既然自己認為不足掛齒，那麽為什麽要做？難道有人用槍逼著莫言去做這個副主席嗎？

 

劉再複：我出國前，知道中國當代文學的困境是政治的幹擾，現在又多了一個“經濟市場”的幹擾。但根本的困境並非外部環境，而是作家本身內在的困境。自由不是上帝給的，也不是政府給的，而是自給的。隻有自己意識到自由，覺悟到自由，才有真自由。我說莫言是“黃土地上的奇跡”，正是因為他在一個最貧瘠的鄉村裏，也是在一個很難生長的土地上，卻自己長成一棵獨立支撐的大樹，一個震撼世界的大作家。他的生長環境惡劣到極點，“困境”困到令人難以置信。可是機遇卻在苦難深重的困境中。天才都是個案。曹雪芹在文字獄最猖獗的時代，隱姓埋名，卻創造出中國文學的第一經典極品《紅樓夢》。莫言給作家的啟迪是多方麵的，其中最重要的啟迪之一是他告訴人們：饑餓，苦難，貧窮，不幸等困境，恰恰是文學最好的搖籃。

亦虹：饑餓苦難貧窮不幸，給了莫言創作的源泉，同時也限製了他的知識水準和思想深度。莫言能走到今天，的確是一個奇跡。然而，茨威格托爾斯泰雨果成名之前並未遭受饑餓苦難，卻也都是舉世矚目的大作家。饑餓苦難貧窮不幸並非文學最好的搖籃。

 

劉再複：至於這二、三十年莫言在文學上有什麽發展？這是個大題目，恐怕得待莫言研究者去探討。我隻能說說印象：莫言的第四衝擊波比前三波寫得冷靜一些，而且更重審美形式，更可回味。或者說，筆法更成熟，思想性與藝術性更為統一。《蛙》的後半部甚至隱含“我”和“姑姑”的懺悔意識；“姑姑”一生激進，扼殺（強迫流產）了九千多嬰兒，晚年卻和丈夫捏了九千多個泥娃娃，而且最後捏的那一個，象征的是“我”的精子的嬰兒。這種救贖情懷說明莫言在“一瀉千裏”的寫法中已放入“冷觀”與“審視”，很值得研究者注意。十月中旬我讀了許子東教授評《蛙》的文章，看到他早已注意了這一點，他在闡釋“泥娃娃的隱喻”時，指出“這是一種奇特的懺悔”，很有見地，也對我很有啟發。

亦虹： 說到《蛙》，就不能不說《蛙》中的主要人物“姑姑”。這個計劃生育的題材，是敏感的，也是可以取巧的，因為它容易表現人性的衝突。沒有“姑姑”的懺悔，這本小說就失去了靈魂。然而，“姑姑”的懺悔，除了受到蛙的攻擊，並沒有脈絡可尋。蛙的攻擊在現實中既然不可能發生，那個既缺乏同理心又專橫跋扈的“姑姑”的懺悔，就成了空中樓閣。小說的原型，莫言的表姑管貽蘭，從來都沒有為那些經她而去的生命痛苦過——事實上，莫言的這個“晚年生活幸福美滿”的（引自莫言諾獎感言）不懺悔的表姑，才與小說前麵所描寫的那個“姑姑”形象相吻合。小說中的“姑姑”形象是割裂的和虛假的，懺悔並不是“姑姑”這個人物心理發展的必然結果，而是出自作者的主觀安排——莫言於是非得通過“蛙”來“魔幻”一下子不可，否則這部小說就失去了可以被諾貝爾獎文學委員會拔高的主題，同時也失去了為小說增加色彩和立體感的“九千多個泥娃娃”存在的理由。

 

劉再複：葛浩文教授是一個很了不起、很值得中國人尊敬的翻譯家和中國當代文學研究家。他是猶太裔的美國人，除了英文水平高之外，其中文語言能力恐怕沒有另一個外國人可以和他相比。他的中文說得比我好。他比我大兩歲，數十年來他把全生命投入中國文學的研究與翻譯，尤其投入的是肖紅與莫言。他和夫人林麗君教授，都極為勤奮，常為一個字、一個詞的翻譯而終日苦思苦索，其精神真是令人感動。迄今為止，他們已翻譯了魯迅、肖紅、陳若曦、白先勇、王禎和、朱天文、張潔、賈平凹、李銳、楊絳、李昂、黃春明、古華、蘇童、阿來、韓少功、虹影、王朔、艾蓓、老鬼等作家的三十多部小說，為中國文學在世界上的傳播作出了“前無古人”的重大貢獻。

亦虹：說到葛浩文，我想起了一段報道：翻譯了莫言許多作品的著名漢學教授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最近在接受《中國日報》的專訪時比較了莫言和狄更斯的作品：“他們的文學意向都很宏大，並且筆觸華麗，充滿想象，力量，和強烈的道德感（When I read Mo I’m often reminded of Dickens – big, bold works with florid, imagistic, powerful writing and a strong moral core.” 在我看來，莫言和狄更斯其實屬於文學世界的兩極。隻要讀一讀兩個人的作品，無論是風格的異同還是水平的高低都不難分別。狄更斯是筆觸深刻厚實的批判現實主義作家，他寫憂患寫苦難，也寫愛情的美好和人性的尊嚴，他的小說飽蘸著博大的愛，充滿著人性關懷，閃耀著靈性的光芒。即使在恢弘的曆史背景下，狄更斯《雙城記》裏的人物形象仍然栩栩如生，令人難忘。在美國，狄更斯的小說被列為孩子家長最放心的書籍；每年聖誕節前後，根據狄更斯小說《聖誕頌歌》改編的電影都會在美國的電視台播放 – 狄更斯的作品所蘊含的強烈道德感和深邃的宗教情懷，莫言隻能望其項背！

 

劉再複：他的翻譯涵蓋了中國當代文學的大部分代表作，不管有沒有銷路，隻要是好作家好作品，他就翻譯，完全沒有商業需求。他還和他的學生蔡元豐組織翻譯我的文學理論，這項工程，隻有辛苦，完全無利可圖。

亦虹：在工作之外，我也會做做義工。可是，那並不表明我不在乎自己的工資和福利。

 

劉再複：一個外國人，能夠對中國文學如此深情，能夠如此為中國文學付出畢生心力，能夠翻譯出如此大量讓西方刮目相看的作家作品，其功絕不在治水的大禹之下。對於這種一個中國文學的偉大朋友，我隻能向他表示最高的敬意。至於翻譯水平，我因為英文不好，沒有發言權，但美國那麽多出版社的英文編輯，絕對不是瞎子。他們選擇葛浩文，信賴葛浩文，完全選擇對了，信賴對了。他們最有發言權。總之，我衷心欽佩老葛這位“性情中人”，這位為中國文學天才雙手握筆、兩肋插刀、一往情深、一以貫之的語言巨匠。

亦虹：有一點我敢肯定：葛浩文翻譯的中國文學作品哪怕再多上幾倍，其功勞也絕對在大禹之下。至於美國出版社的英文編輯，他們當然不是盲人，可是在麵對中文小說原稿的時候，說他們是睜眼瞎子，並不為過。美國出版社的英文編輯沒有中文發言權，劉再複先生自己又沒有英文發言權，劉再複先生如何敢說 “他們選擇葛浩文，信賴葛浩文，完全選擇對了，信賴對了”？葛浩文連“信，達，雅”的第一條都做不到，“了不起的翻譯家” 何從談起？說到“語言巨匠”，那麽請問劉再複先生，葛浩文是英文語言巨匠還是中文語言巨匠？既然劉再複先生自稱英文不好，那麽中文“語言巨匠”應該更合理一些。按照劉再複先生的邏輯，張玲翻譯奧斯丁算不算英文“語言巨匠”？高莽翻譯普希金算不算俄文“語言巨匠”？李丹翻譯雨果算不算法文“語言巨匠”？如果“語言巨匠”可以如雨後春筍般長出，那麽，“語言巨匠”這個詞，是否需要重新定義?

 

劉再複先生發表自己的觀點無可厚非，因為人人都有表達的自由。不過，要想說服別人，就必須以充分的論據支持自己的觀點，以縝密的邏輯證明自己的結論。作為尚未徹底退出公眾視野的中國文學評論家和前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所長，劉再複先生的言論，就像莫言的小說和言行一樣，理所當然地要受到公眾的監督和批評。

2013年2月，俄亥俄河畔


附《劉再複許紀霖談莫言》：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8541?ful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