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將近半年的學習班磨難結束後,我回到了車間,仍然是保全工,和同事的關係比較融洽。此時,容治平已調離針織車間,去棉紡車間擔任車間主任,朱樹禮也調走了。原棉紡車間總支書記劉友勝調來針織車間擔任支部書記兼車間主任,棉紡車間副主任劉仲炎擔任車間副主任。劉友勝是抗日牌轉業軍官,部隊軍銜是大尉,廠黨委委員,行政17級幹部。劉仲炎是解放牌轉業軍官,大連海軍學院畢業的,中尉軍銜,行政19級幹部,因家庭成分高,轉業到地方。他們雙雙從棉紡車間調到針織車間,看起來是平調,實際上是貶職,因為棉紡車間是大車間,全廠的主力軍。而針織車間相對較小,規模也不如棉紡車間。這兩個人是帶著牢騷來的,不被重用,牢騷是必然的。這是1970年10月份的事。
他們初來乍到,對針織生產一點也不了解,可以說是兩眼黢黑。可劉友勝是一個不服輸的人,一心想把針織車間的革命和生產搞上去,他為此求助於車間技術員劉家全,希望得到他的全力支持,但是他們談崩了。為此,他報請黨委研究批準,任命我擔任車間生產調度員和質量管理員。劉友勝為什麽會和劉家全談崩,他為什麽選擇我,當時我不知情。反正很高興,視這為榮耀,立刻全身心的投入到工作中。
雖然我隻讀了八年書,但我自認悟性高。很快地,我就掌握了從織造到漂染再到成衣的全部工藝流程和生產調度的關鍵技巧,車間的生產被我指揮調度得合理流暢。半年後,全廠在針織車間召開了一次現場交流會,劉友勝在會上作了主題報告(這個報告是我寫的),受到全廠管理幹部的一致稱讚。
劉友勝揚眉吐氣了。而我卻陷入非常的困境。
針織車間有近三百人,大多數是街道的閑散社會青年,其中也有少數的初中和高中畢業生。這些有文化的人有很強的活動能力,也一直希望得到升遷,比如由粗壯工轉為技術工種,由擋車工專為保全工等等。這是人之常情,無足為怪。幸運之神一直光顧我,給我帶來施展才華的機會,也使我遭致這些希望升遷的人的嫉妒。比如派我去上海學習,從學習班全身而退,提拔我擔任生產調度這些都會成為他人嫉妒的理由。這是造成我幾年苦悶歲月的基本原因。在這個基本原因的前提下,忘我地工作態度、運動後遺症以及青山茶葉站留下的汙點,就像三堵高牆,把我緊緊地困在裏麵。
先談談忘我的工作給我帶來的困境。
車間主任劉仲炎是一個城府很深卻已心灰意冷的人。他是壽縣隱賢集人,家庭成分是地主,本人於1948年參加解放軍。富裕家庭的人在共產黨即將取得勝利的時候參加解放軍,意圖顯然,投機成分大。他是民國時期的高中畢業生,參加解放軍後被送進大連海軍學院深造,畢業後分配在海防前線的汕頭海軍工作。作為一個海軍學院畢業生,在那個知識貧乏的年代,本可以在海軍大展身手。可是,地主家庭成份影響了他的前程,一直得不到重用。加之1962年與他感情篤深的妻子患癌症去世,使得他更加厭世。但撫養一男一女兩個孩子的責任義不容辭,因此決定離開部隊,回故鄉工作,被安排在地區棉紡針織廠。因為心灰意冷,所以他從不過問工作,在棉紡車間,人們給他起了個綽號——甩手大老板,到針織車間依然如故。但是,他和劉友勝的關係很深很鐵。
我是一個認真負責又極講原則的人。攤上一個不管事的頂頭上司,不用說,車間的生產事無巨細地全部壓在我的身上。計劃調度比較容易些,因為麵對的都是工段長一級的人,他們相對覺悟高,布置任務能得心應手。質量管理卻是一件極為棘手的工作,麵對的都是出了質量問題的工人。這些人出了質量問題,大都不願正視,總想抵賴或者揣著聰明裝糊塗。這時候,我必須拿出確鑿的證據來證明質量問題出在何處。盡管很多問題我都能夠正確判斷出責任人應當承擔的責任。可是,正確在我又有何用?問題解決了,人卻得罪了。時間長久,因工作得罪的人越來越多,這些人對我不滿,絕不會正麵說事,而是在別的地方找茬兒,甚至歪曲真相。
忘我的工作,並非能獲得所有人的理解和支持,這包括和我平級的同事。
當時,車間辦公室的辦事人員有五人,包括車間文書程業立(去上海學習的四個人之一)、技術員劉家全、顧月芳和生產調度兼質量總管的我,另一位漂染技術員陸在銀不願搬到車間辦公室,他堅持在實驗室上班。記得有一天,劉仲炎突然找我談話,他表情嚴肅地詢問一件事,問我是不是在處理質量事故時說過“找劉主任也沒用,這事我負責,你們必須反工。”這樣的話。我知道有人在挑撥是非,因此就我坦然承認說昨天就說過這樣的話。他問我為什麽這樣武斷?我說我必須這樣武斷,這是工作的需要,你們把我從一個普通工人提拔到管理崗位,是希望我把工作做好,不是做你們的傳聲筒,與其這樣,我還不如回去做保全工。記得你們宣布我的職務時,一再要求車間班組長要服從我的指揮和管理。我在處理質量事故時,經常會遇到刁難和阻擾,但我都及時處理了,它的前提就是我的處理意見正確,處理如果不正確,那不鬧翻了天?昨天成衣車間工段長向你反映了這一問題嗎?劉主任說沒聽到他們反應。我說這說明我處理得正確,那位工人受到了工段長的嚴肅批評,花了一整天返工,到現在還沒返工完畢。在我敘述的時候,劉仲炎的臉色逐漸舒展了。從此,我們成了忘年交,這良好的關係一直延續到我離開針織廠為止。後來,他和我說這件事是程業立打的小報告,說程業立是聰明反被聰明誤,他和劉書記因此事對他的印象變壞,還說另一位副書記對程業立認識深刻,給他送了個“鬼辮子”的綽號。老年人都知道鬼辮子就是比鬼子還壞的,漢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