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戴樓大隊搞路線教育回來後,劉仲炎建議我寫入黨申請書。我回答得很幹脆:你看黨委會那一群人,值得尊重的有幾個?和他們在一起,我覺得挺難為情的。他笑道:果然是徐凱。我也笑了。又過了一段時間,他又提起此事,說這是他們幾個老家夥的共同看法,並且說應當要求入黨,進去了才能改造他們。這話我愛聽。因此就寫了一紙報申請書,就一句話:我要求加入中國共產黨。報告是交給葉科長的,葉科長笑笑沒吱聲,但收下了。過了一段時間,支部書記曲誌堅通知我去開積極分子會,我去了。知道原來這是例行程序,凡寫申請報告的人,支委初步審核後,都要定期召集起來開會,宣讀黨章中有關段落,並對積極分子予以鼓勵。第二年,黨委書記楊隆堯找我談話,告知我在上周召開的黨委會上,我的入黨申請沒被通過,希望我繼續努力,爭取早日成為共產黨員。我問是什麽原因導致我不能通過呢?他說大家主要的意見是認為我驕傲。聽到這兒,我立刻打斷他的話,“楊書記,你們接納還是不接納我為共產黨員,我都不在意,繼續努力就是了,反正改造世界觀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但是你們不接納的理由我不接受,我從不驕傲,我一直都抱著謙虛認真的態度為人處事。一直以來,我認真學習,向一切人學,向一切事物學。凡是我不懂的,我都認真地學。如果沒什麽事,我就走了。請你告訴說我驕傲的人,我喜歡人家對我提意見,但不喜歡瞎說。”說完我起身就走。回來後,我和劉仲炎說了情況,感謝支部的培養。一年後,科室支部又通過了我的入黨申請,並上報黨委,楊隆堯又找我談了一次話,結果還是不歡而散。這已是1981年的事。
隨著改革的步步深入,社會逐步發生變化。起初是表現在衣著的顏色和款式上,街上行人的著裝一改非蘭既灰的單調,開始豔麗起來,赤橙黃綠青藍紫,應有盡有;喇叭褲、直筒褲、緊身服、超短裙、吊褂這些曾代表資本主義生活方式的服裝款式,一波一波地推陳出新。隨之而出的還有女士波浪卷發,男子大包頭、披肩發和蓄胡子。更有甚者,差不多在1981年的時候,在地委大院後門口,一個女青年突然抱著一個老者,猛烈地親吻了幾口,在女孩子咯咯笑的當口,老者雙手捂臉逃奔了。這一幕,引起了無數行人的驚愕和傻笑。
大約就是這個時候,社會上的失業(官方的稱呼為待業)青年開始聚集在一起唱歌跳舞,歌曲大都是台灣校園歌曲,舞蹈是迪斯科。校園歌曲如一股春風,帶來清新之氣;而迪斯科的扭動卻富有性感,於還是保守的社會而言可謂新潮。據說還有青年群體到野外苟合的,源之於北歐的性開放在華夏大地似乎也蔓延開來。俗話說“人上一百,五顏六色。”許許多多無業青年在一起廝混,總會產生許多稀奇古怪的事來。徹夜不歸的、尋歡作樂的、偷搶扒拿的應有盡有。這一切不正常的現象,引起了多數家長的擔憂,怕自己的孩子在這種環境下墮落變質。
為了解決家長的擔憂,有些單位開始將無業青年組織起來,安排他們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針織廠也不例外,經黨委研究,決定成立一個童裝車間,生產針織童裝。當時針織廠的生產處於最好時期,產品暢銷,利潤豐厚,隻愁產不愁銷。將無業青年組織起來,是一個好方法,即可增加產能,又能使青年就業。我有幸被安排為童裝車間副主任,成衣車間工段長王友翠擔任支部副書記,同時調來的還有成衣老師傅王開蘭和裁剪的老師傅蔡長波。原織襪車間支部書記徐明的女兒徐鳳調來擔任管理員,我提議織襪車間的王永新擔任文書。這個王永新就是上文講的茶話會的黑皮,剛被釋放不久。當時我認為黑皮有文化有能力,擔任文書一定能勝任,另一方麵,他蹲過七年牢,總得改正了性格中的缺陷了吧,誰知道這一提議給我帶來無盡的傷害。可見佛家的因緣和合說有道理,世界上任何事都是因緣相續,有人坐牢,總有它的原因。這是我步入老年後才從佛經裏讀懂的道理,早年若知這道理,人生之旅肯定順當些。
經過近三個月的籌建,童裝車間投產了,招收了一百多名失業青年。安徽日報的記者專程來采訪,消息刊登在次日的首版,可見解決失業青年的社會問題是一項重要的政治任務。童裝車間投產後,廠內的失業青年全部得到安置,地委和行署部分領導的子女也安排進來。在王友翠、王開蘭和蔡長波的精心教授下,青年工人很快地就學會了各項技能。由於悟性不同,學員掌握技能操作的時間也長短不一,快的十天左右就會了,滿的則需要一個多月甚至更長的時間,總的來說全車間形成批量產能是在一個多月以後,三個月後,基本達到預計的生產能力。
為了管理好這些散漫慣了的社會青年,我和他們約法三章:不允許在廠內吵嘴打架,吵嘴一次停工三天,打架一次,停工一個星期;在廠外打架被拘留者,除名;無故曠工三天(包含三天)以上者,按自動離職處理。約法三章執行後,基本沒人違反約定。曾有一個女工被人揶揄,氣憤不過和這人吵了一架,雙雙被停工,並責令揶揄者寫檢查貼在車間門口。結果出人意料,兩個人都不願停工,寧願不拿工資在車間上班。這件事引起我的注意,知道這些青年非常珍惜這份來自不易的工作。
有一件事情令我非常痛心,至今我也不能判斷我做的究竟是對還是錯。周建華是織襪車間一位女工的孩子,他的爸爸是地區中院的一位科長。他在外麵和人打架被拘留,我張榜公布將其除名。他的媽媽來找我,要求網開一麵,讓他兒子回來上班,被我嚴詞拒絕。之後,他爸爸帶著中院的一幫人(五六個)來場找我,希望我能允許他兒子回來來上班,言詞極為懇切,也被我委婉拒絕了。我的理由是這個頭不能開,開了,就管不住這一百多個孩子。周科長非常失望的離開。哪知道半年後的“嚴打一網”,周建華被拉進網,判了二十年徒刑。當他的好朋友陳勇告知我這個消息,我呆了,意識到我可能犯了一個會後悔終生的錯誤:允許周建華回來上班,他不至於在社會上遊蕩,也就不會被一網網進去。三年後,我脫產去黨校學習,暑假裏,曾在童裝車間工作過的陳兵來我家玩。閑聊中,得知他已在機床廠上班。我問他怎麽還能想到我呀?他說我就是來感謝徐主任的。我說你感謝我什麽呀?我對你們這些青年人都沒有什麽特俗恩惠。陳兵說我們幾個男孩子都非常感激你,要不是你管得嚴,我們都可能會像周建華一樣被拉進去。周建華被除名後,我們下班都老老實實地在家呆著,不敢出去,生怕惹了事被除名。
七八年後的一天,我在大東門西華書店外麵的一個買包的門市間裏,看到了一個似曾相識的麵孔,走過去心中後心中疑惑,這人在哪見過?再一細想,啊!是周建華。胖了,人也更加魁梧。我想走回去和他聊聊,轉而一想,算了,討這個沒趣做什麽!他可能還在記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