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閑人
幾方田畝，耕耘不輟，樂在其中
再現清明（2）
比把俘虜當人看還要值得稱讚的是，破除了幾千年來一直存在的“禍從口出”惡俗。幾千年以來，無論哪個朝代，均無人敢在公開場合戲耍皇帝（國家最高領導人），因為這樣做的風險太大，輕則蹲牢，重則掉頭。文革期間，因反毛而獲罪的人不在少數，而且許多人都是在不經意間獲罪的，就像前文所說的織布車間的一個老師傅，寫效忠信，落款卻把打倒劉少奇誤寫為打倒毛澤東，被“專政”了很長時間。可是，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後，議論政治議論領導人不再有風險。舉個例子吧：記得有一天一幫人在針織廠辦公大樓的山牆下侃大山，主題是時政，裁剪師傅張運年來了，聽了一會兒後，他說：“你們知道鄧小平為什麽讓胡耀邦做接班人嗎？眾人都說不知，有人乜斜著眼睛，露出不屑的譏笑：張師傅知道的秘密，能說出來讓我們長長見識嗎？張師傅也不在意他人的譏諷，一本正經地說：你們想想，什麽人會讓比自己高的人在身邊轉悠？問題尚在空中懸著，他繼而斬釘截鐵地說：沒有！鄧小平也不例外，他選接班人，肯定得選比他矮的，胡耀邦因此就中選了。眾人哄然大笑，有人笑得彎腰流淚。
我當時也在場，感觸頗深：鄧大人被調侃了，但這並沒有改變當時多數人對他的尊敬。這幾年的變化，和1949年相似，差不多是改朝換代。鄧小平開一代先風，破除五千年陋習，人們可以放開講話，不再因言獲罪。功莫大焉！
共和國的1978年到1986年，幾乎就是1949到1956年的清明再現。鄧氏非常聰明，他用來抓民心的方法就是，人民對毛澤東時代厭煩什麽，他就抓什麽，並冠之以改革開放的名義。通過恢複高考、摘反對派的帽子、高調呼喊（其實什麽都沒幹）早日實現四個現代化等一係列方法，一改社會沉悶局麵，呈現出百業待興、萬家齊歡的狀態。當時，知識就是力量成為億萬群眾的認知，人心思善，人心向上，整個社會呈現前所未有的學習熱潮。夜大、電大、自學考試等辦學方式為基層青年提供了學習場所，各個單位用各種方式為自學者提供方便，鼓勵自學成才，一旦學成便擇優錄用。在我工作的單位，就有許多人在夜大或者電大學習，他們的學習時間如果和上班時間相撞，單位就給他放假，考過一門功課，還給予獎勵。另一方麵，廠裏一再號召技術革新，鼓勵工人學習新技術，這是毛澤東時代創造的新風氣，體現了對工人的尊重，充分地發揮了工人的才智，也確實解決了許多實際問題。在操作技術層麵，操作者對技術的認知和改進最有發言權，他們通過使用能真實地了解設備的優缺點，進而提出改進的意見，令專家相形見拙。“卑賤者最聰明”是對這現象的最好概括。
改革開放這一時代新風還體現在高考上麵。每年七月的7、8、9三天，是最隆重、最嚴肅、最安靜的日子，六安城所有的旅館都住滿了來自農村的考生，他們懷著希望來參加一年一度的高考，三五成群的滿城轉悠，好奇的目光四處打量著三千年的古城，令人遙想當年秀才們赴鄉試是否也是這般模樣。在這三天時間裏，所有的考點門前都會集聚許多家長，街道上行駛的車輛都盡量不鳴笛，也聽不到自行車的鈴聲，整個城市都充滿安靜緊張的氣氛。每到7月底張榜發布的日子裏，隻要聽說有哪家的孩子金榜有名，人們都會發自內心地表示祝賀。高考之所以為群眾關注，因為它是希望的階梯，從唐代的科舉一直樹立到今天。平民百姓家的子弟可以通過努力，沿著這個梯子登上人生的頂峰。一個社會，隻要往上流動的渠道暢通，那麽這個社會就是一個進步的社會、充滿希望的社會。當一個社會的各個階層固化了，成為曆史進步的反動，滅亡隻是時間問題，東晉和南朝的門閥製度的消亡就是最好的例證。
出版古今外文學名著，是改革開放的重要內容之一，光明日報經常刊登介紹外國名著的讀後感和評價，引起了我閱讀這些書籍的欲望。我通過在戴樓蹲點認識的農校的王維，從他愛人掌管的圖書室借閱了大量的外國名著，幾乎讀完了全部的托爾斯泰、狄更斯、雨果和巴爾紮克的作品，以及勃朗特姐妹的書籍。同時也閱讀了左拉、福樓拜、莫泊桑等人的作品。那時候，對這些作品的認識很朦朧，反感貴族的矯情，卻和小資情調暗流互通，不了解小資情調就是貴族生活的平民化反映。總的來說，我非常喜歡同情平民、抨擊富有階層的書籍，比如《巴黎聖母院》、《複活》、《呼嘯山莊》等，對反映市井生活的諸如《傲慢與偏見》、《簡愛》等書籍關注不夠，可能是那裏麵的情調和時代的潮流不合拍的原因吧。值得一提的是《十字軍騎士》和《斯巴達克斯》這兩本書，我讀得入迷，還經常向朋友推薦，並主動把這兩本書借給人家看。讀莎士比亞是稍晚時候的事，大約是在1989年前後，在農村工作的我，夜晚閑著無事，係統地把莎士比亞的戲劇全部讀完了。一共五部，分別是，《哈姆雷特》、《奧賽羅》、《李爾王》、《麥克白》和《威尼斯商人》。說實話，他帶給我的印象並不深刻，翻譯家和一些文人的豔美之詞和作品的引力相差太遠。是翻譯得不好，還是原著本是如此，或者是我的水平令我讀不懂高深。反正我讀它不如讀古代戲劇讀得快樂，比如讀《長生殿》和《桃花扇》時，那抑揚頓挫的曲調，讓人回腸蕩氣；那優美的故事情節，令我感慨萬千，甚至拍案而起。更不要說讀《西廂記》和《竇娥冤》時，情感隨劇情而流淌時的跌宕起伏，詞曲隨情節展現的優美意境使人歎為觀止。“碧雲天，黃花地，西風緊，北雁南飛，曉來誰染霜林醉，總是離人淚。”有誰讀到這樣的詞曲不會擊掌叫絕，繼而廢寢忘食地閱讀下去。而讀莎氏就沒有這種繼續閱讀下去的強烈欲望，可以說是為閱讀而閱讀，為了解而閱讀，絕無快感。
讀書是從1978年開始的。那時候，小兒子剛出世，妻子帶二兩孩子睡大床。我在門口安了一張小床單睡，精力旺盛的我每天都讀書讀到深夜一兩點鍾，平均一個星期就能讀一部四十萬字左右的長篇。對有些我喜歡的書籍，經和愛人協商，都托人從新華書店買來，因為這時候受意思形態的限製，出版外國文學批量都很小，一個作品上市，連櫃台都上不了就被從後門來的買光了。漸漸的， 我的書櫃裏堆起了《巴黎聖母院》、《九三年》、《十字軍騎士》、《斯巴達克斯》、《大衛科波菲爾》、《簡愛》、《紅與黑》、《巴馬修道院》等二十多本外國名著，這對經濟非常拮據的我們是一筆不小的開支，妻子都滿足了我的願望。那個時候，正值一些外國電影在大陸公映，如《瓦爾特保衛薩拉熱窩》、《追捕》、《葉塞尼亞》、《巴黎聖母院》等優秀影片，隻要這些電影公映，我和妻子就一定帶著孩子去看，拉著一個抱著一個，不亦樂乎！大約在1982年，大兒子經常生病，為了讓他開心，我們借錢買了一台14吋上海牌電視機和一部香港產的新華牌雙卡收錄機，接觸到境外的電視劇和西洋音樂。記得當時熱播的電視劇有日本的《排球女將》和《血疑》，以及《尼爾斯騎鵝旅行記》等，中國女排五連冠也是那時候的熱點賽事，逢場必看的。
和同家人一道觀看電視劇相比，雙卡錄音機帶給我的歡心要多得多。我用這部雙卡機，從安徽廣播電台錄下了奧芬巴赫的《地獄中的奧菲斯序曲》，幾乎每天都放幾遍，聽得滾瓜爛熟。2003年我和老伴去紐約，在肯尼迪中心的一家音樂書店裏花了17美元，高高興興地買了全本《地獄中的奧菲斯》CD，回來放了一遍，大失所望，沒有那首耳熟能詳的序曲。我和小兒子說了這情況，他又從美國帶來一張CD，仍然沒有這個序曲。後來，我在央視音樂頻道聽到了一次小澤征爾指揮的這個序曲，隻是買不到CD。難不成這個序曲是後人改編的？我始終沒弄明白。就在寫這段往事的時候，我又開始在網上搜索，結果搜到了梅塔指揮的這段音樂，還是弄不明白CD為什麽沒有這段序曲。
有了雙卡收錄機，就有了欣賞外國音樂的可能。由於一盒磁帶需要七塊多錢，超出購買能力許多，但是欣賞外國名曲的願望時刻燃燒於胸，於是就省吃儉用買了幾張磁帶，先是托人從上海帶來兩和外國名曲磁帶，幫買的人很懂音樂，所買的一盒是當代外國名曲，包括幾首美國鄉間曲目和好萊塢大片中的插曲，另一盒是古典樂曲，是外國交響樂團的常見短曲。這些曲子過去根本沒聽過，聽起來非常過癮，常常引起心靈的共鳴，甚至是手舞足蹈。妻子見我這樣，常常揶揄我說：“看你那個樣子，怎麽沒托生到外國去？”是啊，我是一個地地道道的中國人，可是對外國音樂卻是心有靈犀，我自己也弄不明白什麽原因，反正我一聽到好的音樂，就會神經顫抖、熱血沸騰。
好在過了一兩年時間，經濟稍見寬裕，買幾盒磁帶已不是大問題。所以就陸續買了貝多芬的第五交響曲和第三交響曲、德沃夏克的第九交響曲、格什溫的《藍色狂想曲》以及南美風格的短曲的等等磁帶。那時候，人民音樂出版社以外國音樂參考資料的名義，出版了一套有一百六十多盒的外國音樂。我差不多買了近二十盒。連同廣州太平洋磁帶公司出版的二十幾盒磁帶，我差不多有了五十盒磁帶，認為很不錯了，可後來發現這個數量和整個西方知名音樂相比少得可憐。
最終滿足我收藏願望的是大兒子在杭州發現了一個專門從事外國音樂CD銷售的門市，他從那兒買來了大量的古典音樂CD，幾乎囊括了所有外國著名作曲家的主要作品，總量有三百多盤。其中包括貝多芬的全部交響曲和鋼琴曲；肖邦的全部鋼琴曲；德沃夏克、斯美塔那、埃內斯庫、李斯特等人的主要作品；柴可夫斯基的全部交響曲以及部分歌劇作品；至於其他的諸如德彪西、柏遼茲、奧芬巴哈、斯卡拉蒂等大家的部分作品，以及莫紮特、約翰·斯特勞斯家族、瓦格納、海頓、巴赫、布拉姆斯等德奧作曲家數不勝數的著名作品，我都有收藏。
有了這麽多的收藏，我得意洋洋，覺得可以稱之為音樂富翁了。可是，隨著科技進步，我的這些收藏幾乎成了過時的古董。大兒子送給我一個16GB的iPod，這個掌芯寶一下子收進了我最喜愛的128盤專輯。我每天晚上在萬科假日風景的郊野綠園散步，就帶著iPod聽，大約70分鍾時間，一天也僅僅能一個專輯，如此循環，幾乎三個半月才能聽一遍iPod所有的專輯。剩下的CD幾年時間都不聽，卻舍不得扔掉，它和高級音響、功放閑置在那兒，成為名副其實的古董。再說，我們住的是公寓房，整日的音響播放，鄰居會抗議的。還是老老實實地帶著耳機，欣賞iPod發出的優美旋律吧！因為它的音質並不亞於B&W音箱發出的音質。
聽音樂的水平是一個漸進的過程。起初隻能聽個悅耳、震撼或者心潮澎湃。隻有少數的樂章能聽出點眉目，比如老貝的第五交響曲的第二樂章，明顯的遭遇失敗後的休生養息，其它的一概不知，甚至會南轅北轍，把邪惡的喧囂當成正義的呼喚。後來聽的曲目多了，漸漸地知道作曲家在描述什麽，但也隻是大概，細節並不清楚，表現的手法也是聽得糊裏糊塗。大約在1995年的時候，一次去上海，在人民廣場的音樂書店裏買了一套楊明望的《世界名曲欣賞》，對我欣賞音樂水平的提高大有裨益，但也隻限於欣賞，創作理論仍是一竅不通。但這足夠了，我不是專業人士，能聽得懂，就非常滿意了。從兩件事能看出我欣賞水平提高的過程：一是1996年，我在六安買了一張肖斯塔科維奇的第五交響曲，聽了一遍，覺得不咋地，哪知道2013年的時候，我翻出了這張CD，重新聽了一遍，大吃一驚，這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作品啊！怎麽會在我的收藏中埋沒了這麽長的時間？同樣的還有肖斯塔科維奇的第八交響曲，買過之後沒引起注意，幾年以後再聽，聽出了眉目，聽出了心得，心悅誠服地承認肖氏無愧於大家的稱號，同時也對自己先前的欣賞水平啞然失笑。這樣的事還發生在西貝柳斯的夜行上，一日我聽西貝柳斯，其中的一個曲子，我聽得很投入，覺得這是描寫夜行者的，回到家讓孩子看看標題是什麽曲目，果然是敘述夜行的。還有貝多芬的第十七暴風雨，那是用音樂語言描寫暴風雨的，沒用任何自然的模擬聲，但我聽得明明白白，扣人心弦。盡管如此，對一些作品還是聽不出所以然。但我並不覺得遺憾，聽不懂就是聽不懂，何必不懂裝懂。
聽音樂最大的好處是能夠放鬆神經和培養情操。人在旅途上奔波，勞累困頓在所難免，時而出現的憂心之事，勞神費力，絕非是睡上一覺或者休息一段時間能夠消除的。記得在1988年的時候，我下海去蘇北農村一個村子幫助辦廠，帶領了一幫對工業一竅不通且私欲極重的農民。可謂困難重重，經常急得抓頭撓腮，夜晚睡不著。幸好村裏給我一個月一趟探親假，每次回到六安，包包放下，第一件事就是打開音響，聽格裏格的a小調鋼琴協奏曲，特別是第二樂章的鋼琴獨白，冷泉清透，最具消煩效果，聽著聽著，疲倦漸漸消失，甚至睡著了。接下來的兩三天裏，聽老貝的第五，而且是從第二章開始聽，看老貝是怎樣療傷的，又是怎樣奮鬥並取得成功的；聽奧芬巴哈的《地獄中的奧菲斯》序曲，聆聽黎明，尋求結尾處的狂歡；聽肖邦的第一鋼琴協奏曲，欣賞來自雲端的天籟；就用這樣的方式，化解一個月積累的疲倦。
美好的音樂作品能夠帶來高尚的情操。聽一段令人心醉的音樂，不知覺間自己的行為也被感化了，說話不再粗俗，舉止不再武斷，否則對不起那段醉人的音樂呀！甚至處理事情也會受影響，既然世間有如此美好的文化作品，我們處理事情也應當向美好看齊，這就是在處理事務前靜下心聽一段古典音樂的好處。還有一點我深有體會，這就是每當聽完大師的一段經典作品後，會不禁自問：既然大師能寫出如此好的作品，那麽我為什麽不能？至少也得把大師視為榜樣。這成為我寫作的原動力之一，我每一個作品問世前，我都得認真地修改幾遍。目的就是向大師看齊。至於是否看齊了，能力有限，由不得自己，但我努力了，於心無愧。
美好，我心向往之。美好，我竭力踐行之。
如果有人問我，一生中最值得追憶的是是什麽時期，我會毫不猶豫地回答說：1975年至1988年。為什麽會這樣說？答案很簡單：一，政治新風導致了社會清明，在曆史長河中，能生活在清明時期，是難得的幸福，因為在五千年的曆史中，清明時期極少又短促，能數的出也就是漢代的文景之治，盛唐的貞觀之治，有清的康乾盛世，加起來也不過二百年時間；二，初為人父，喜悅溢於言表，兩個孩子像茁壯的幼苗，蓬勃地生長，一生最感幸福的事，就是帶著兩個如龍似虎的孩子逛街，心兒像灌了蜜。1986年，大兒子以優秀成績考入六安一中，1988年小兒子連跳兩級從小學四年級也考入一中。六安一中是省重點中學，在全省重點中學中的排名也很靠前，在這個學校讀書，最有希望考上好大學。我和妻子都為此感到驕傲和自豪，時刻都能接受到同事遞來的羨慕的眼光。
最值得追憶的年華，莫過於生活在充滿希望的時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