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閑人
幾方田畝，耕耘不輟，樂在其中
戴家樓（2）
我那時候的工作，除去找戴克明談話以外，其餘的時間都下隊查看農作物生長情況。因為旱情已經持續了二十多天，這正是棉花開花結果的重要時期，組織抗旱談何容易，到低窪的河溝跳水又能解決多少問題？在生產力低下的時期，天災幾乎不可抗拒。所以，眼看著雖然棉花結果了，但葉片卻耷拉下來，農人告訴我，即便現在下雨，也會影響產量。我心急如焚，但也沒有什麽好辦法。在這大旱的日子裏，農人千方百計地去保自留地上的莊稼，能保證自留地有收成，也能部分地解決春荒時的饑餓。春夏季棉花旺盛的漲勢，看來隻能給農人帶來豐收的希望，這希望不會成為現實，因為很多棉桃幹癟了，肯定導致棉花嚴重減產。我對隨行的大隊幹部說：不要求你們去修大寨田，但起碼的灌溉係統還是要建的，我指著一裏多路外的湖泊說：你們看，那兒有水，可就是解不了渴。如果有一個灌溉渠，把湖裏的水抽上來，這棉花產量絕不會受影響，再說抽水機花不了幾個錢，真的不夠，公社還是能夠分擔一些。戴多學說我們這地方人懶，讓他們去修水渠，他們都磨洋工，三年也修不成一個灌溉渠，前幾年上級布置要修旱澇保收的大寨田，搞了一個冬春，連一塊都沒修起來。我翻眼看看他。他看到我的眼色不好，連忙改口說，是我們不好，沒起帶頭作用。
我之所以下定決心要把戴克明拉下來，是因為我非常痛恨這個人，這心態是兩件事情造成的。第一件事是在吃派飯時，看到社員的生活非常困苦，沒有一家能端得出像樣的菜飯。記得一天大隊長戴多學問我：“昨天晚上吃得舒服吧？”我被問得一愣，隨口說：“吃什麽了，為什麽舒服？”戴多學說：“麵疙瘩湯呀！各（土話，吃的意思）麵疙瘩湯還不舒服？”我無語，心想，看來我們吃派飯，群眾要事先和大隊幹部說的，相信這些幹部絕不會把醜陋的一麵展現在工作隊員的眼前，肯定是要求群眾盡其所有。即便這樣，都端不出像樣的菜飯，戴多學所說的麵疙瘩湯，稀得都照見人影，談何吃得舒服啊！群眾生活之苦，可見一斑。第二件事是，一個社員突然晚上跑到我們的駐地，要求請假外出。我問請假為什麽要找我們？這權力歸生產隊呀！這位社員說隊上不敢批，說你們工作隊布置了，春耕期間不準外出。我問他為什麽要出去？他說揭不開鍋了，去淮南投奔親戚，難不成一家人餓死？我和他聊天，詢問了去年的收成，以及他家分得的口糧，心中盤算，確實不夠吃。我有些猶豫，想請示王鳳林如何處置。眼睛看著這個社員，隻見他滿頭大汗，心中不解，於是就問你怎麽出大汗呀？他苦笑說：“餓的。”我說難不成你今晚沒吃飯？他流淚了，很快地泣不成聲。我看看坐在一旁的宋莉，問她還有吃的東西嗎？宋莉搖頭。我隻得說：“這假我批了，你去淮南的路上得有吃的。家中也得安排好。”他說這我知道，說完匆匆的走了。
我的心情很不平靜。心想，群眾反映大隊幹部們多吃多占，嘴巴幾乎就紮在群眾的鍋裏，你們多吃多占也就算了，為什麽不能像大寨大隊幹部那樣，帶領群眾苦幹實幹，多打糧食多增產。都說是為官一任，富民一方。不要求你們帶領群眾致富，但起碼得讓他們吃飽肚子，這才能對得起頭上的帽子。可是，你們這些人都在做什麽？多吃多占，搞女人一個比一個過勁。你們天天都說學習老三篇，為人民服務，毛主席的話你們都當白洋歌子唱了。這些家夥，真的該撤職查辦！在當時，我隻是一個普通的工作隊員，上頭有組長隊長，輪不到我操心。現在，我成為這兒工作的實際主導者，我應當盡力把這個不合格的領導班子撤換了。
記不得第多少次談話了，戴克明突然問我：老徐，如果群眾反映的問題都扣在我頭上，我會有什麽樣的結局？我連想都沒想就說：兩種情況，第一，你頑抗到底，劉郢大隊的那個書記就是你的樣子；第二，你主動坦白交代，黨籍會丟，書記的職位也自然會丟，大概到此為止，不會再有比這嚴重的處分了。他睜大了眼睛問我：這是真的？我說隻要你主動交代問題，我保證你不會蹲牢，當個社員吧！他帶著似信非信的神態走了。
關鍵的時刻到來了。這天上午九點多鍾，戴克明如期來到大隊部，進門就說：老徐，我交代問題。我心頭一喜，笑嗬嗬地說你想好了？他說我想好了。我說你想清楚了，我對你有沒有逼供信？他說天地良心，你連一句難聽話都沒說過，我算是服了。我說你回去再想想，反悔了可以再來幾遍，如果想清楚了，就寫一份坦白書交來。我向你保證，隻要如實交代問題，你不會蹲牢。
戴克明走後，我數一數談話記錄，一共51次.
據戴克明在坦白書中交代，他一共和八個婦女有染，其中包括一對母女。和工作隊入駐時群眾反映的一致，這說明凡事，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為。利用權力脅迫良家婦女上床，肯定是偷偷摸摸，何人能知曉？但群眾眼睛是雪亮的，黑夜和隔牆發生的事，都在群眾的視線之內。其實，我們僅僅取得了那對母女的檢舉信。這是陳彩芳和宋莉數次找那位母親談話取得的成果，當時我們稱之為攻堅戰。其他七位女性我們連談話都沒有，因為我們認為，和一位猥瑣不堪的男人上床於女性而言已經羞醜難當，在這種情況下再去讓她寫檢舉，無疑是再次羞辱她。至於找這對母女談話，也屬迫不得已，我們認為這比強奸還要惡劣，應當將它暴露於光天化日之下，使得惡者自覺沒臉麵繼續擔任支部書記職務。四十年後再回憶這段往事，覺得運來天地同力這話沒錯，就憑那51次和風細雨的談話，能把一個根深蒂固的基層幹部的殘存良知喚醒，也算是天助。至今我都為此事感到驕傲，因為我辦了一個的鐵案。我對戴克明的承若在徐華明和劉少華的認可下兌現了，戴克明被開除黨籍，撤銷支部書記職務，回生產隊務農。新的領導班子很快地成立。原來的5個支委撤換了四個，大隊長戴多學保留了支委，但行政職務被免除，降職為會計。
在新班子成立的會議上，我說：舊班子是一個懶班子，這是它遭到清洗撤換的根本原因。不能帶領群眾苦幹實幹，提高生活水平，就不是一個好班子，遭淘汰是必然的。我希望新班子在這個問題上要有一個清醒地認識，基層班子的首要任務就是帶領群眾搞好生產，隻有生產搞好了，群眾生活水平提高了，班子才會有威信，才能得到群眾的擁護。否則，下台是早晚的事。戴克明身上的問題，在農村是普遍現象，為什麽他倒台了，而其他的支部書記還在位置上。就是一個政績的問題，一俊遮百醜，你們這個大隊生產搞得好，群眾滿意或者基本滿意，沒人會枉花精力去整治他。
在新班子成立幾天後。陳彩芳帶著我和宋莉去拜望原黨委書記夏桂軒，把新班子托付給夏桂軒。因為我們知道，工作隊很快就要撤出了，十字路公社仍然是夏桂軒說了算，新班子於夏桂軒而言是一張白紙，在上麵寫好寫壞全憑他日後的感知。夏桂軒對我們的到訪非常高興，說他對戴樓大隊的新班子的遴選過程基本了解，是一個值得信任的班子，一定會支持新班子的工作。我們去拜托，是禮節，也是情勢所迫。事後證明我們這樣做是對的，工作隊撤離時，劉郢大隊的群眾圍攻徐華明，是壽縣縣委出麵解圍，方才脫身。那位被捕的支部書記在工作隊撤離後立刻就被釋放，因為當時定罪的依據是被奸汙的婦女的檢舉，支部書記本人沒有承認，這才使翻案成為可能。這應了那句老話——強龍壓不住地頭蛇。
11月份，工作隊決定我提前返回六安，陳彩芳和宋莉留下來掃尾。記得我離開戴樓的那天，許多群眾都湧到大隊部為我送行，他們沿著土公路陪我走了一裏多路，我堅持讓他們回去，這才依依不舍地和我告別。戴樓大隊後來的情況什麽樣，我不得而知。因為自我離開後，再也沒有去過。幾次從六安坐汽車去蚌埠，路過十字路時，從車窗往東望，所見有時一片蔥蘢，有時一片蒼黃，歲月幾乎將舊時痕跡全部抹平，陌生得幾乎認不出。一個連共產黨員身份都沒有的平頭老百姓，居然將一個不稱職的基層支部連鍋端了，連我自己都懷疑這是否是真事？但是，我似乎能想象得出當時的身影：身著一件白色的肉廠工作服（妻子單位發的），腳穿一雙軍用膠鞋，頭戴一頂廉價的草帽，匆忙地行走在田埂上。極度寒酸且羸弱的我，在這年裏，基本還清了220元的債務。收獲也很意外，在陌生的政治領域的實踐以及成功，使我獲得了勇往直前的底氣。從此，我不再自卑，自認以自己的能力，能夠也應當博得一片屬於自己的領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