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閑人
幾方田畝，耕耘不輟，樂在其中
芝麻開花（2）
剛搬出來另過，許多事情都得自己打理，包括購置鍋碗瓢盆碗筷等雜事。置辦這些東西花去了好幾個月的時間，因為工資低，隻好分月置辦。好在月月發工資，手頭再緊，熬過三十天就立刻鬆寬。那時候，我和惠芳可能處於磨合期，經常吵嘴，吵得六神不安，還影響了鄰居。記得我們一次吵嘴，惡語相向互相攻訐。對門的高師傅聽不下去了，嘟囔我們說：“你看看你們吵架，多沒意思。我看你們是閑的，要是像我這樣一日不掙一日不吃，保管就不吵了。”高師傅的話把我說得臉通紅，自覺無趣。之後吵架的次數相對少了許多。
我的身體非常虛弱。每年的春冬二季都會染上流感。隻要染上了，一般都得高燒三四天，最高能達到四十點幾度，有時還昏沉譫語。1974年的春節，我無一例外的又得了流感，燒到40·2攝氏度，說了許多胡話。惠芳害怕了，說我們要的孩子吧！我同意了。結婚時我們曾經約好，等過兩年清靜的生活在考慮生育，現在因為我的身體改變初衷。
1975年1月7日10點25分，大兒子出世了。隨著他降臨人世的第一聲啼叫，和護士報喜般的一聲“男孩！”，我的喜悅差一點從胸腔噴發出來。我有兒子了，這快感什麽語言都難以表達，走起路來都輕飄飄的，仿佛要飛起來。我有兒子了，隨之而來的還有責任心和使命感，更重要的是帶來了希望。我得盡力地工作，取得讓人矚目的好成績，這樣才能加工資，才能得到提拔，才能給兒子相對較好的生活環境。
惠芳是一個吃苦耐勞的人。懷孕期間一天假都沒請過，直到臨產那天還在上班，這是受廠醫徐金菊的影響，她不止一次對惠芳說：孕婦得勤快點，隻要不出過頭力，一般的勞動對生育隻有好處。她的話沒錯，那天晚飯吃完沒多久，惠芳說她肚子開始疼了，讓我趕快送她去醫院。我說我陪你走去吧！這地方借不到板車，即便借到了，路太顛，你受不了。她同意了。我跟在她身旁走，大約走了十幾分鍾就到了六安縣醫院。之所以沒到地區人民醫院，是因為地區人民醫院住院部離城太遠。
到了縣醫院，我們遞上醫療介紹信，婦產科醫生立刻安排了床位，並做了一係列檢查，並告知我們胎位正常。這是我至今仍然懷念毛澤東時代的根本原因之一，去醫院看病，隻需單位一紙醫療記賬單，不需要付一分錢費用，結算都是醫院和廠裏轉賬往來。醫療費用，職工百分之百報銷，直係親屬（父母和子女）百分之五十報銷，需要自己掏的錢，如果困難，可到領導那兒申請掛賬處理。我的兩個孩子幼年時期曾住過四五次院，我們從未為難過，都是一紙醫療記賬單解決問題。記得一次孩子的住院費高了，我得付十幾塊錢，科長讓我寫了情況說明書，廠工會從工會費用中以福利的形式對衝了。現今，無論那些歪嘴文人怎麽歪曲、抹黑毛澤東時代，我都嗤之以鼻，因為我在那個時代生活了很長時間，所見的事實勝過任何詭辯。那時候，基層百姓享有人的尊嚴，隻有工作位子的不同，沒有貴賤之分。講一個最簡單的例子吧，我能和頂頭上司王再義公開叫板，最終平安無事，擱到當今，能行嗎？怕是上午和頂頭上司頂嘴，下午就得卷鋪蓋走人。
分娩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新生兒出生時給母親帶來的陣痛非常劇烈，隻要你在產房呆上一段時間，看到臨產孕婦的神態，就能了解這一事實。婦女之苦，臨產之苦尤甚，了解這一點，丈夫會善待妻子，兒子會孝敬母親。我看到惠芳那痛苦的樣子，心兒非常難過，想幫也幫不上忙，隻能幹著急。助產護士很有經驗，她讓我拉著惠芳的手，讓我鼓勵她，我照著做了。惠芳握得很有力，還小聲對我說：“你不要離開我。”，由此可見人在困難時，親情很重要。這期間，我見惠芳頭上陣陣出汗，可我們又沒帶毛巾，我隻好用手替她抹去汗水，於當代醫療而言，這可能不衛生。記得惠芳是9點鍾左右上產床的，直到嬰兒第一聲啼哭，這一個半小時時間裏，惠芳一直處於劇烈疼痛狀態，汗水把衣服都濕透了，整個人軟綿無力。記不得是事先帶的衣服，還是我跑回家取來的，惠芳換內衣時，連伸胳膊的力氣都沒有。盡管如此，她還是翻過身來看了幾眼剛出世的孩子，並且挪了挪身體，盡量靠近放在她身邊嬰兒，希望給他以溫暖。我用煤油爐煮了十個雞蛋，她一陣吃了七個。那時候，六安地區的民俗都主張產婦分娩後吃糖水雞蛋，吃得越多越好，擱到現在，怕沒人這麽做，因為人們首先會想到吃了那麽多膽固醇，怎麽得了！可是那是困苦的年代，又有誰舍得一次吃那麽多雞蛋，還是省一個給孩子吃吧。
這年，六安地區棉紡針織廠一分為三：棉紡廠，針織廠和織襪廠。除去織襪廠為區級單位外，紡織廠和針織廠仍保持縣級單位的規格。王再義被分到紡織廠，我頭頂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被移走了。我被分配在質檢科，負責全廠質量管理。科長是劉仲炎的好友葉德田，劉仲炎被分在廠工會擔任副主席，那個時代，家庭成分高的人，永遠隻能擔任副職。我的死對頭劉家全被分在隔壁的技術科任技術員，我的好友，漂染技術員陸在銀被提拔為漂染車間副主任。這樣，被譽為針織技術三駕馬車的我們，各司其職，獲得暫時的安寧。王再義的離去，帶走了我的惴惴不安之心，在職能科室任職，都是軟任務，我肩上的產量質量的硬擔子落地，在工作上，四五年來我從沒有這樣舒暢過。
這舒暢的日子沒過上半年，新的憂患出現了。1975年底，上級開展了一次清理債務行動，要求各單位的欠款人員全部償還所欠債務，哪怕是傾家蕩產也得還清。廠部為此召開專題會議，宣讀文件和欠款者名單。在財務科欠賬220元的我，聽到這個報告的心情可想而知。當時，我並不害怕傾家蕩產，一個皮箱，一個樟木箱，一張小餐桌，四把木椅子，就這麽幾樣家產，要拿你就拿去吧！總不能連被子也搜走吧！我擔心的是他們怎麽讓我還款？這些債是我在四年期間欠下的，和父母一塊生活的時候，那時候月工資是27·5元，每月雷打不動地給家裏20元，剩下7·5元，包廠裏一頓午飯。出差怎麽辦呢？隻能到財務科借錢，一次差下來總得欠下十幾元債務，幾年下來總共欠了220元債務。按理說，這錢我可以向父親要，但我始終沒有張口，知道張口也是白搭。
正好在這個時候，地委為了貫徹上級指示，組織了路線教育宣傳隊，去壽縣農村搞社會主義路線教育，不是黨員也可以參加。我覺得這是一次機會，既可以還賬，還能受到鍛煉。因此就找黨委楊書記，要求下鄉參加宣傳隊，並且說如果我不下去，還賬速度慢，我下去了，一個月可以還20塊錢。我當時是這樣想的，去農村不用零花錢，一個月17·5元夠吃的了。十三個月就可以還清債務。經黨委研究，同意我下鄉參加路線教育工作隊。我趕緊回家，將這個情況和父母說了，並且說惠芳帶著孩子回來吃飯，每月給家28塊錢，留下的4塊錢，給買東西給孩子用。父親同意了，認為這個辦法可行。
初為人父；成為職能科室的骨幹辦事員；現在又成為地位組織的工作團成員下農村開展路線教育。這生活和工作的步步高，好像芝麻開花，著實給我帶來幾分歡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