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國七十年——記亦泣亦歌的人生旅途（61）

第四節  婚姻（2）

盡管我對惠芳不是十分滿意，但她的出現還是給我帶來了許多幸福和愉快。戀愛中的她，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她穿著一件月白底色印花罩衫的身影，像一樹梨花在寒風中搖曳。貧寒的她，買不起值錢的衣衫，因此就買一塊零布頭做了一件罩衫，第一次相約在地區交際處，她就是穿的這件衣服出現在我的視線裏。這時辰被固化在記憶中，時時被應景召喚。這場景每每浮現在腦海時，我都會不禁生情，繼而淡起一絲悔恨：當時，我為什麽不能對她更好一些。

戀愛的時光是美好的。我們的關係確定後不久，趕上朝鮮著名電影《賣花姑娘》公映。自文革開始，已經過去六年，這期間沒有一部新影片上映。群眾對這部影片的反應異常強烈，電影院不得不24小時連續放映。其實，這部影片最感人的還是其中的歌曲，那淒美的旋律能感動每一個人。恰在此時，惠芳回壽縣過春節了。雖是暫短的離別，但思念時刻存在，一曲《春風又綠平原》的插曲，會把我唱得熱淚盈眶。即便是在四十幾年後，每當我聽到《賣花姑娘》中的插曲，就會想起我們相愛相處的時光，熱淚依然會在眼眶中打轉。淡淡的淒美是藝術的靈魂，它和幸福心態交匯，會釀出醇美氣息。

 

1973年，劉友勝被調到輕工機具廠擔任一把手，雖屬平調，但屬重用。官場上有寧做雞頭不做豬尾的話，劉友勝調去輕工機具廠，一切是他說了算，不像在針織車間，上麵有黨委管著他。劉仲炎由於出身高，不適合擔任一把手，上級調來一位新四軍老幹部擔任車間支部書記。此人名叫王再義，行政18級，在部隊是上尉軍銜。隨著王再義的到來，我的工作立刻困難重重，生存環境嚴重惡化了。王再義是草包，但嘴巴嘟嘟叫，說的都是一些不著邊際的東西。他調來不久，就和我對上了，可能是受劉家全和程業立的挑撥吧？我性格中也有些許高傲因子，仗著自己技術好，大不了回去當保全工。因此從未迎合王再義。由此我們之間的關係逐漸僵化，後期猶重，用冤家路窄來形容也不為過。現在回想這段往事，頗有感觸，初生牛犢不怕虎的我，就沒想到像王再義這樣的打江山就是為了坐江山的人，是沒有任何道德底線和政治操守的，他們為了不再受國民黨反動派的壓迫和剝削，打著為人民謀福利的旗號奪取了政權，可是在取得權力後，卻把過去遭受的痛苦重新施加在人民頭上。和這樣的人打交道，用捋虎尾來形容也不為過。

雖然表麵上我仍然和以前一樣。但內心惴惴不安。得罪一把手肯定結局不好，但會弄成什麽樣心中沒數，會成為徐家第二個倒黴的人嗎？我的大哥就是因為說他的頂頭上司——地區中心支行行長，他不就是一個小排長嗎？被此人懷恨在心，1958年被打成極右派，雙開後被勞教三年。現在，我的頂頭上司又是一個新四軍班長，我和他的關係比大哥和中心支行行長的關係要壞的多，牢獄之災會不會降臨到我的身上？這深深的恐懼心態一直在心中潛藏了近三年，直到針織廠獨立，王再義被分在棉紡廠方才得以解脫。這恐懼，我不敢和妻子講，生怕她為我擔憂。因為妻子是壽縣人，大哥的前妻也是壽縣人，她在大哥被打成極右派而送去勞教之後，就宣布和我大哥離婚。現在，我和大哥的頂頭上司都是新四軍，我們的妻子也是壽縣人，我真的害怕厄運也會降到我頭上。

現在想想這段經曆，感觸尤深。我和大哥在單位的情況相同，都是生活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可是命運卻截然不同，他勞教三年，吃盡了罄竹難書的苦頭，我卻平安無事，緩慢的上升。什麽原因呢？排除命運的因素，我分析有兩點特別重要，第一：文革以後，在1969——1976這段時間裏，毛澤東的群眾路線能得到切實貫徹，政權的組織形式是老中青三結合，基層群眾的意見能通過權力機構表達出來。在權力層，走資派的勢力不占優勢；加之走資派在文革中看到了群眾中蘊藏的仇恨如火山下的熔岩，心生忌憚，不敢再像1957年那樣猖狂地鎮壓向他們提意見的人（不排除一個地方走資派勢力特別強大，繼續鎮壓群眾的現象存在，如武漢地區的軍代表和走資派同流合汙那樣），更不敢像四清運動中，走資派用工作隊這座大山把群眾死死地壓在下麵，就像當年如來佛用五行山壓住孫悟空一樣。第二：我有一種說大人則藐之的銳氣，敢於公開和王再義的矛盾，甚至在一定的場合裏說王再義想當走資派，這就在在心理上將王再義壓倒了；同時，我在工作上認真負責，一身正氣，敢作敢為，車間的生產日趨向上，質量也大幅度地提高，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廠領導對我的印象較好，王再義想生也生不出什麽幺蛾子。我的情況，如果放在文革前或者現在，受打擊、受折磨是必然的。有一次，一個同事告訴我說：有人在王再義麵前公開說他是個草包，連一個徐凱都製服不了。我說：說這話的人，肯定是劉家全那一幫子的，恨我不死啊！如果劉家全能夠把生產和質量的擔子挑起來，我怕是早早地下地獄了。

 

1973年10月21日，我和程惠方結婚。這天早晨，天剛亮，母親就把我喊醒了，說要和我說道說道。說了半天，什麽要點也沒說出，顯然是找邪茬。我被母親弄急了，就問母親想做什麽？母親嘟囔半天也沒說出來。我說：“我媽，我今天結婚，是好日子，你怎麽這樣呢？”一句未了，我陡然明白母親為什麽要這樣做了，就說：“我媽，我是你兒子，兒子結婚和女兒結婚是不一樣的。女兒結婚你可以收錢，兒子結婚你是收不到錢的，沒送彩禮已是很幸運了。請您老人家不要再找麻煩了。好嗎？”母親這才作罷。

婚禮就是在天主堂的家辦的，一間有45平米的房子被隔成兩半，新房在後麵，父母住在前麵。單位來了十幾位同事，說了一些祝福的話。我最親密的領導劉仲炎沒有來，他第二天和我解釋了，我淡然一笑，心裏覺得還有意義嗎？我最好的朋友陸在銀（漂染車間技術員）也沒來，那時候，他幾乎是每天都到我家來的，我們在一塊談論生產技術和質量管理，嘲笑劉家全的愚蠢。現在看來，劉仲炎和陸再銀沒參加我的婚禮，是因為沒出份子，沒臉來。實話說，我的婚禮算熱鬧嗎？一點也不熱鬧，兩個小時就結束了；說寒酸嗎？也不算寒酸，床上有兩床漂亮的織錦軟緞背麵的棉被，一隻樟木箱子上麵是一隻全皮大提箱，就憑這兩樣，在當時算是頂呱呱的了，況且糖果、瓜子以及香煙都是很好的。但是，我沒感覺到任何喜慶的氣氛，母親在清晨的找茬，好友刻意回避，都在我心中留下陰影。這還不說在兩天前嶽母突然從壽縣來到六安，她責問惠芳：“結婚為什麽不通知我？”惠芳說：“通知了，您沒收到信？”嶽母搖頭。惠芳問：“那您怎麽知道我結婚的？”她說是楊銀華告訴的。看來惠芳和這個朋友關係很鐵，對我這個人不放心，生怕我虧待了惠芳。這天中午，惠芳把我喊到五金公司宿舍，我們向老人家述說了婚禮準備情況。老人家沒有講什麽，說要回去了。我給了嶽母十五塊錢，送她上了去壽縣的班車。

在平淡中，我有了妻子、有了自己的家。在不知不覺中，我的生活變得有意義，充滿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