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國七十年 —— 記亦泣亦歌的人生旅途（22）

第九節 幸福而幽澀的中學時代（1）

    牙克石中學是聞名於呼盟的重點中學。校址在11道街，所有的教室全部集中在一個有54間平房（包括5個門洞）的長長的建築裏，教室的北麵是操場，冬季，操場的三分之一麵積會被澆成冰場。學校當時共有27個班，其中初中部18個班，高中部9個班。這在當時是很大規模的公立全日製中學。學校的教學質量好，每年都有許多應屆畢業生考入大學，其中不乏北大清華之類的名校。因此，呼盟地區許多學生都以考入牙中為榮，南至紮蘭屯、博克圖，北到根河，圖裏河都有學生在牙中讀書。另一方麵，學校有濃鬱的文化氛圍，教室長廊的牆壁上，時常懸掛一些學生畫的油畫和寫作的詩詞；隻要有著名的電影或者外地著名的劇團來牙克石演出，學校一般都會包場，組織學生觀看。記得哈爾濱話劇團來牙克石演出曹禺的作品《膽劍篇》，學校就包場了。觀看演出前，全校所有的學生全部集中在操場上，聆聽一位教師介紹話劇的特點以及劇情和劇團的狀況。平日裏，學校每個學期都會組織學生開展文藝活動，並租最好的劇院讓學生登台表演，借以培養表演能力。文藝演出一般都安排在期中，演出前的一個月裏，是學生們尤感幸福與快樂的時光，選擇節目、組織排練以及數次彩排把學生們忙乎得不亦樂乎。大概是受俄羅斯文化的影響，我們年級有許多學生都喜愛唱蘇聯歌曲，諸如《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小路》、  《喀秋莎》、《山楂樹》等等。還有的學生喜愛唱除蘇聯外其他國家的歌曲外，比如我們的正班長劉順英和副班長劉傑，下課的十幾分鍾裏，他們會坐在窗台上，唱美州歌曲《鴿子》和《紅河穀》以及《驪歌》，他們唱歌時的豐富表情以及專注精神和歌曲的優美旋律，給近似於鄉佬的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方知城市少年的生活和鄉村學生生活有著天壤區別。

    冬季，學校的體育課一般都設有滑冰、滑雪項目，學校備有大量的滑冰和滑雪器械，有滑雪板以及冰刀牙刀，學生憑學生證便可免費隨時借用。我深感可惜的是，當時，由於認識落後，一直對體育不感興趣，在牙克石中學竟然沒學會滑冰，鑄成了我終生的遺憾，每提及此事，就懊惱不已，認為沒學會滑冰，愧對了兩年的牙中學習生涯。

    我的授課老師有七八個，包括語文、代數、俄語、曆史、地理、生物、物理、體育等門課。除俄語是二毛子（華俄混血兒）、曆史老師是蒙古族以外，其他都是漢人。給我留下深刻影響的有兩個，一是代數於老師，四十來歲的女性，她的課講得簡單易懂，所以我們班的代數成績在全年級一直處於前列。她臉上有幾塊烏記，班主任李老師說於老師臉上的烏記是凍瘡遺留的痕跡，她隨丈夫從北京來，初來乍到不了解牙克石的嚴寒以及防凍知識，第一年就把臉給凍壞了。成年以後，想起於老師，心中有很多不忍。我猜想她的丈夫一定是右派，被發配到邊遠“充軍”，她追隨丈夫來了。要不然她一個中年婦女不留在北京教書，貿然來牙克石這樣酷寒的地方做什麽？另一個是地理老師焦冾，是牙克石中學的高中畢業生，留校教地理，和他一道留下教書的還有他同班的學友孫玉梅，孫玉梅教代數。我猜想他們之所以留校教書，原因可能有兩個，一是學校師資缺乏，忍痛將品學兼優的應屆畢業生留下來，另一種可能是由於政審不過關，大學沒錄取，學校為他們惋惜而留下教書的。我傾向於第一種可能，因為焦冾老師的地理課講得令人讚歎叫絕，從天文知識到地理地脈講得條分縷析，富含趣味，學生們都愛聽他的課。不管是學校強行留校還是政審不過關，我都為他們惋惜，青年人不讀大學，猶如樹木生長期突然斷了養分，長不成參天大樹一樣的可悲。以焦老師的才學，留校教書實在可惜。

    在牙克石中學讀書期間，起先家住在八號農場，每逢星期六可以回家，星期天下午返校。初二上學期，張喜山調到免渡河農場，家也隨之搬到免渡河農牧場。免渡河離牙克石六十裏路，星期六步行回家已不可能，隻能乘火車。可是買張火車票需要三毛錢，一來一回六毛。這對一個學生來說，讓人難以承受。於是我就和另一個家住免渡河的同學，玩起了逃票的把戲。逃票的關鍵一步是要上車，我們什麽調門都想過用過，最常用的是從貨運門進入車站，等火車到站後，選餐車或者沒有列車員把門的車廂上車，十有八九都能成功。第二步是在火車上遇到查票怎麽應對，常用的方法就是鑽進廁所，或者撒謊說票丟了。一般情況下，檢查員都不會認真對付我們這樣的學生。遇到認真的，堅持要我們補票，我們就央求他們放我們一碼，信誓旦旦地說下次一定把票拿好，往往是得到一個訓斥或者瞪眼就過關了。二年時間裏，除去放假回家需帶行李不逃票，其他時間回免渡河，基本上都是逃票。為什麽要逃票，因為缺錢且又想回家吃頓可口的菜飯。父親每月給我15元錢，夥食費固定是12元，剩下3元錢零花，常常是入不敷出。我記得牙克石乳品廠出的俄羅斯冰磚很好吃，每塊2毛錢，禁不住奶油香味的誘惑，就時常買這種冰磚吃，還有紙筆硯墨也是一項不小的支出，所以口袋裏常常是空空如也。和我一起逃票的同學比我還要窘迫，他家每月隻給他13元錢，僅有1元錢的零花。據他說，即便逃票回家，他爸也會訓斥他不安心學習。他爸哪裏知道兒子的那麽一點心思，一個星期的食堂飯菜吃下來，肚子裏的油水全部被饑餓刮光，厚著臉皮逃票，僅僅是為了一頓飽飯而已。我家的情況和這位同學不一樣，因為家住農牧場，糧食和肉類不是問題，張喜山能經常從下麵的生產隊買一些麵粉回來，記得1960年冬天，他一下子就從莫拐農場整回來四十幾斤凍魚，這年的春節他又從那兒整回來二十幾斤牛肉。星期天回家一次，肚子吃得鼓鼓的。

    1962年6月下旬，在我所有的期末考試全部考結束後，父親突然來到牙克石中學，對我說：“家恕，我們不念了，回家吧好嗎？你不就想當擠奶工嗎？孟場長答應安排你到牧業隊。”我連想也沒想就說，好啊！我們去辦退學吧！父親說退學手續已經辦好了，你帶我去宿舍拿行李。

    就這樣簡單，我的學生生涯戛然而止。

    父親為什麽沒經過我的同意就擅自為我辦理了退學手續？這當然有父親武斷的一麵，但這也是我的身體導致的必然。我之所以連想也沒想就答應了，是因為我在安子口公社辦的大學校裏得了遺尿症一直治不好，住校的生活令我痛苦不已。這種痛苦包括兩個方麵，一是夜裏冷，被尿濕了的被褥冰涼如凍，身體隻能蜷縮在沒被尿浸濕的地方，即便如此也焐不熱被窩，不是困極了，根本無法入睡，久而久之，身體被摧殘得弱不禁風；二是臉麵難堪，全校幾百名住校學生隻有我一人尿炕，成為被同學私下嘲笑的對象，我羞得不敢晾晾被尿濕了的被褥，沒幾天整個被褥臊氣哄哄，沒人願意和我相鄰而居。同宿舍二層鋪上的一個高一同學願意和我做鄰居，可是我夜半的遺尿卻將下鋪的被子淋濕了。管理人員不得已將我一人安置在門衛住。在我搬進門衛房後不久，連續幾次我發現被褥不像過去那樣濕了，不明白是怎麽回事。一天，看門的老頭問我是不是有一個姐姐也在學校讀書，我說沒有。他說這就怪了，三五班有一個女孩子有時來幫你晾曬被子，不是你姐姐還能是誰？我明白了，他說的姐姐是。我說那是我們八號農場的鄰居王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