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閑人
幾方田畝，耕耘不輟，樂在其中
大饑饉(2)
1959年11月份，大麵積的餓死人的悲劇發生了。
1959年夏季之所以沒有大量死人，是因為夏季可食用的代食品多，瓜果、以及青蛙一類的蟲子都可以充饑。等到11月份以後，瓜果被摘光，蟲子鑽地了，在可食用的一切東西被吃光後，人們隻能等死。
父親說，人被餓死是一個漸進過程。饑餓——消瘦——浮腫——再消瘦——臉色變青，就是這麽一個過程。這個過程大約二十幾天時間。如果在再消瘦的時候，能有食品入口，也還可以挽回生命。父親一再說每天隻需要三兩糧食就可以保命了。
父親說在他逃出來以前，我們家那一片，也就是閣子南的二十來戶人家，有一戶人家死絕了，另一戶人家隻有一個孩子幸免於難。一戶是張道奇家，他家一共六口人，老兩口、小兩口以及兩個孩子。先是兒子淮河餓死了，繼而兩個孩子餓死，接著老兩口餓死。一息尚存的兒媳婦為了找人安葬公婆，不知從什麽地方弄來一些胡蘿卜纓子，準備煮熟了給幫忙的人吃，在燒火的時候也餓死在灶門口。另一家是我們堂伯父徐光遠家，他家一共七口人，徐光遠老兩口，徐家讓小兩口以及兩女一男三個孩子。在所有的人相繼餓死之後，僅剩下一個剛會走路不久的男孩，應當是小兩口竭盡所能保證這個孩子有糧食入口，才得以幸免。大隊上一看這情況，馬上打電報給徐家讓在四川的姐姐徐家珍。徐家珍星夜兼程從四川趕來，接走的侄兒。至於其他還死了多少人，父親沒說。後來我看了楊繼繩的《墓碑》，也想測算一下故鄉餓死人的狀況，苦於沒有原始數據。但輪廓還是基本勾畫出來，我們那一片，從徐光遠家到閣子，不足二十戶人家。即便算成二十戶，有兩戶死絕，概率也在10%。實際上，就園宅集大隊而言，估計死亡人數當在10——15%之間。
父親遠在7月份就寫信給貴州施秉的大姐，希望能去她那兒渡過難關，他可能是考慮我和母親已去了徐雲處，他不便再去。徐家榮同意了，也寄來七十塊錢。可是這錢一直沒有收到，父親詢問郵局，郵局幾經查詢，但均無結果。在12月底，父親收到了二姐寄來的錢，開始考慮如何脫身，因為他是四類分子，不經批準不得離開故鄉。他把二姐讓他去北大荒的信息告訴了大隊長李希凡，李希凡和書記張萬年研究了，同意父親去二姐處，並給了介紹信，而且信中並未注明父親是四類分子。父親為此非常感激李希凡和張萬年，不是他們高抬貴手，他是離不開園宅集的。
恰巧在這個時候，大姐寄來的錢也收到了。口袋裏一下子有了140塊錢，父親萬分高興，令他沒想到的是，即便有再多的錢，在園宅集也買不到任何可以充饑的東西。父親說，為了有體力趕到蚌埠，他把家中剩下的一點幹莧菜和黃豆煮了，填飽了肚子。趁黑夜逃離了園宅集，他不敢在白天走，生怕出現意外走不成。
父親走後，故鄉的情況一無所知。後來三姐來信說，家鄉在春節前發了救濟糧，餓死人的慘劇很快就被製止了。再後來，故鄉當時的情況陸陸續續地從親朋好友口中傳遞過來，1962年，母親從東北回到安徽宿縣和六安兩地過了三個月，從某些側麵了解了大饑饉發生的全過程。這時候，大饑饉雖然已經過去二年，但人們仍視這場災難為升騰著黑煙的魔窟，談起來身心都會顫栗。
因為牽涉到政治和領袖，有關這場災難的任何信息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被封鎖，且時間長達30年。在階級鬥爭猖獗的時代，人們對這個問題噤若寒蟬，即便在今天，人們仍然不能從官方得到詳實的資料。思想的禁錮和信息的封鎖，使得有關對大饑饉的任何評價，都因缺少可信的證據而失之偏頗。更何況這其中還有極少數的亡我之心不死的帝國主義分子和堅定反共反毛的右翼精英從中造謠惑眾，或者他們以自以為是的所謂考證，發表了許多數據，什麽餓死6000萬、5000萬、4000萬、3000萬等聳人聽聞的不實數據被他們整日掛在嘴上，幾成三人成虎之勢。推出這些不實數據的文章中，楊繼繩的《墓碑》相對而言真實性較多，這也隻限於對某一些情景的敘述較為真實，如同我在童年時期的感受一樣。至於他所推斷的那些數據，則毫無可信之處。用四川、河南、安徽等重災區來推斷全國死了多少人，純屬無稽之談。誰聽說過東北三省和內蒙東部餓死過人嗎？誰聽說過有商品糧供應的城鎮餓死過人嗎？即便是四川、河南、安徽等重災區的城鎮有餓死人的現象嗎？以重災區的情況做典型，難免以偏概全。
即便是重災區，裏麵的情況也是不一樣的，差異很大，同一個縣、同一個公社，裏麵的情況不盡相同。就拿我所知道的園宅集和民陳荘兩個村莊來說，情況不一樣，餓死人的程度大不相同。園宅集是一個許多姓氏混居的大村莊，各姓氏互相製約，勾心鬥角，作為大隊幹部隻能以聽從上級指示為主，而上級指示多具“五風”特質。他們處理任何事情都會偏左，因為他們不能落給其他姓氏中的反對派以任何口實，即便是關乎肚皮的糧食問題他們也不敢堅持必須要堅持的。所以，園宅集餓死的人就比較多。民陳莊是單一姓氏的村莊，宗族勢力強盛，容易抵製上級的“五風”，有關口糧問題他們絕不會含糊，能多留盡量多留，相信沒有哪個混蛋會出賣自己的肚皮，所以民陳莊餓死人極少，三百多人的村莊，僅有我大表哥一人被餓死了，連1%都不到，和園宅集的10%以上形同天淵。而在農村，宗族勢力強盛的村莊占絕大多數，這些村莊應當和民陳莊差不多。在這種情況下，沒有每個村莊死亡人數的確鑿數據，任何推測都是妄談。另一方麵，專製的地方大員對餓死人消息的封鎖非常嚴格，各個公社也不願上報真實的死亡數據，即便上報了最高層，也不能排除被銷毀的可能。文革結束後，很多有權有勢的人不是把不利於自己的材料銷毀了嗎？
重災區裏麵的差異還表現在家庭方麵。在重災區，有的人家餓死的人多，甚至絕戶，可有的人家卻沒有餓死一個人。究其原因雖很多，但主要還是決定在當家人身上。有的當家人精明且富有遠見，發現大饑饉的預兆就早做圖謀。主糧一直精打細算，輔以多吃瓜菜，千方百計要使舊糧維持到新糧進門；如果在城鎮有親戚，則一定設法獲得親戚的幫助；家庭成員的食物量合理分配，出勞力的盡量讓他多吃些，生長期的小孩也盡量多照顧，再困難也不忘親情。我母親就是這樣做的，在糧食稍顯緊張的時候，她貼饃饃，一般都貼大中小三塊，大的給父親，中的給我，小的留給自己。這既是母愛，也是精明。有糧食的時候不知節儉以備不虞，等到大家都是饑腸轆轆時，到什麽地方去也找不到糧食。有的當家人不是這樣的，有了放開吃，一點後手都不留。甚至還有的當家人私心極度，沒一點親情，園宅集就有一個人，在糧食還不是非常緊張的1958年，他吃飯的時候，先往幾個饅頭上吐口水，那意思是我吐了口水的饅頭，是我要吃的。有這樣的當家人，不餓死人豈非怪事！
如今，有關那場慘絕人寰的大饑饉的回憶和論述，僅限於控訴和追討，更多的糾纏在死了多少人，想以此來聲討某人的罪責。這種抱著追討目的的控訴，失去了總結曆史經驗的意義。我們書寫曆史，其基本目的是讓人了解曆史的發展過程，以及在這個過程中發生了什麽？產生的原因是什麽？我們如何去麵對這些曆史經驗，以此來避免再次發生類似的負麵事件。可是，在已經公開的文章中卻沒人探討大饑饉是怎麽發生的？有的探討了，也僅限於皮毛。按理說，學者們不應當做浮皮蹭癢的事，應當沉下心來研究探討，即便是事後諸葛亮，也無愧於一日三餐。
實際上，那場大饑饉發生的根本原因是毛澤東在一連串的勝利麵前驕傲了，浮躁了。莫斯科之行，他獲得了巨大的政治威望，東歐的社會主義國家視他為共產主義運動的領袖，但蘇聯的先進的工業和強大的軍事力量令他自卑，他想使共和國的國力與他的崇高際威望相匹配，進而在有生之年做完兒輩的事甚至是孫輩的事。“一萬年太久，隻爭朝夕。”這句豪邁的詩詞，是他真實的心理寫照。問題也就出在這兒，這句富有哲理的詩詞隻是一種理想，不可用來指導具體實踐。當他急於要甩掉落後的帽子，把經濟翻身仗當成一場人民戰爭來打時，國家就像三匹烈馬拉起一部破舊的牛車狂奔，結果沒跑幾步，牛車顛簸得散架了。1950年代初期七八年的經濟建設功業毀於一旦。
問題還出現在毛澤東的創業史堪稱神跡。延安整風以後，他的親密戰友們，出於革命的需要，把他奉為革命的圖騰。他的話是正確的象征，沒人懷疑。十五年趕超英國，1959年的鋼產量應當達到1070萬噸，這樣不切合實際的號召和指標一旦提出，立刻轉化為全黨全國的具體行動。一直迷信於他的魅力的主要助手們也在他的影響下，處於高度的亢奮之中。這些自詡為優秀的馬克思主義者們，其品德不如敢於直言相諫的封建王朝大臣，他們對毛澤東的漂浮於雲端的理想治國情懷非但沒提出任何異議，反而緊隨其後，屢屢說出比他有過而無不及狂躁言論。風助火勢，火借風威，大躍進就這樣成為燎原烈火，幾乎把一切有價值的東西都焚毀了，也包括毛澤東及其助手的威望。
盡管在大躍進中間毛澤東發現了“五風”的危害性，並試圖加以扭轉，甚至屈身給生產隊長寫信，告訴他們不要浮誇、要實事求是。可是，那些省、地、縣級官員浮誇之風氣不減，他們高高在上，不了解死神正在基層肆虐，已經無情地奪去千萬人的生命，卻仍然報喜不報憂，繼續放著他們的高產衛星，衛星裏全部裝的是畝產萬斤之類的鬼話和摔鍋煉鐵的愚蠢舉措。
綜上所述，產生大饑饉的思想根源在毛澤東；他的主要助手推波助瀾；省地縣三級幹部競相攀比浮誇；基層幹部不懂科學盲目亂幹；國民的劣根性在一片浮誇風氣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展現。大躍進如同一場魔鬼盛宴，在這裏，死亡的旋律被當成凱旋的讚歌，在不到兩年的時間裏，無數群眾被大饑饉的死亡漩渦吞噬，更多的人飽嚐了語言無法形容的苦楚和酸辛。這在中華曆史上也是少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