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閑人
幾方田畝，耕耘不輟，樂在其中
第四節 風雲突變（2）
那些被打成右派的大人物，也是犯了同樣的毛病。他們自恃在民國時期為共產黨講了幾句好話，就忘乎所以。利用共產黨開門整風的機會，講話不分場合肆無忌憚，觸動了共產黨的底線。盡管他們學曆很高，滿腹經綸，但忘記了一個基本曆史規律：凡是打江山的，目的就是為了坐江山。指責共產黨是黨天下，希望共產黨讓出部分權力給他們掌管，這樣說不是幼稚，就是別有用心。先說幼稚，別人用鮮血換來的政權，憑什麽要平白無故地把部分權力交給你？提出這樣的要求顯然頭腦沒成熟，共產黨不是你爹娘，你不能想吃什麽就能吃上什麽？如果你真的想要掌權，不妨走一下二萬五千裏，不妨去延安啃黑豆麵窩窩頭，在推翻腐朽的民國政府的過程中，你們做了什麽貢獻？戰場上有你們的身影嗎？光靠賣嘴皮子吆呼兩聲，能起到什麽作用？須知，政權是無數先烈用生命換來的，不是靠嘴皮子耍出來的。如果靠嘴皮子能獲得權利，天下早都亂套了。
說起別有用心，不由得想起曾看過的一篇文章。十年前，我在文學城曾看過一篇文章，內容大致是：文章的作者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美國的一個小鎮，看到一個熟人——儲安平。他喊了儲安平的名字，這人大驚失色，掉頭落荒而逃。幾經尋找也沒見蹤影。可惜的是我沒將這篇文章存下來，隻能在這兒說說。但我相信看過這篇文章的人一定很多。再說我即便存下來了，也隻能是孤證，因為見到儲安平的人是一個人，沒有旁證。但我還是要據此分析，何人能否認這篇文章的真實性呢！
據現有的資料，儲安平於1966年失蹤。用康生的話說：“儲安平，大右派，活不見人、死不見屍，怎麽回事？！”這倒是和文學城的那篇文章互相照應了。一個在這邊失蹤了，一個在美國的小鎮被人發現又落荒而逃。我認為，美國的小鎮上被發現的儲安平就是從大陸失蹤的那個儲安平，他是反華反共勢力安排潛伏下來的特務，後在反華反共勢力安排下成功潛逃。他在1957年的所有言行，都是按照反華反共勢力的旨意行事，這是預先設計好的陷阱。儲安平所說的話一經傳出，共產黨立刻處於兩難境地，聽從他的話，會招致黨內所有經曆過槍林彈雨的老革命、老軍頭的反對；拒絕他的話，會招致全國人民的反對。最終結果是毛澤東及其戰友們落入敵對勢力設計好的陷阱，在這個陷阱裏，共產黨無論如何掙紮，也無法甩掉獨裁專製的帽子，朝野之間原本存在的鴻溝，陡然變得寬闊無邊深不可測。由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人精心營造的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的同心同德氣氛，變成了離心離德，創業者在尚未完全掌握治國方略的情況下，失去了監督和評正，就好比在大海航行的船失去了方向，建國以來的和諧的政治環境蕩然無存，經濟發展良好勢頭被驟然遏製；與此同時，全國有五十多萬人因為仿效儲安平而鸚鵡學舌或者對各級領導提意見而跌入萬丈深淵，許許多多人遭遇了家破人亡災難，一些披著人皮的掌權者迫害人的劣行罄竹難書。更為嚴重的是堵塞了言路以後，阿諛奉承之風在黨內和社會上盛行，成為導致大躍進狂潮的五風——“共產風”，“浮誇風”，“強迫命令風”,“瞎指揮風”，“幹部特殊化風”的溫床。可以這樣說，1957年反右失策所造成的損失，幾乎等同1946——1950的解放戰爭，甚至有過無不及。這絕非是危言聳聽。可是我們現在看到的是，對於反右的總結，僅限於對毛澤東和共產黨的聲討，沒有從治理國家和大國爭鬥層麵上來總結這場運動的得失。
以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人的精明，也沒能躲過亡我之心不死的反華勢力設置的陷阱，可見大國之間的鬥爭的複雜和激烈的程度。共產黨經過這次教訓，加緊了對新聞輿論的控製，以避免再次出現類似儲安平的案例。現在回想一下，共產黨在執政初期真的沒有經驗，放任右翼民主人士辦報紙和期刊。這些眼睛長在頭頂上的無義之人，除了盲目地鼓吹西方民主外，還能做出什麽好事？也許有人會說我的觀點偏激，可看看改開以來右翼精英們的所作所為，哪一件是為了蒼生謀福祉？社會的錢財全被這些無恥之徒攫取了。曆史不止一次告訴我們，右翼精英永遠是剝削階級的代言人，他們的政治是以少數人剝削壓迫多數人為宗旨。
有人提出質疑。說西方的新聞媒體是自由的，他們的政府並不對其實行嚴格的控製，報刊上經常會出現反政府的言論，政府對此習以為常，沒見對其打壓。共產黨為什麽要嚴格控製新聞輿論？是不是他們自覺理虧，想用權力封嘴。
這種質疑提得對，說出了西方政治的優勢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的短板。西方政治的最大優點就是領導人經過選舉產生，它有天然的合法性。經過選舉產生的領導人，是選民授權，對選民負責，他最關心的就是把事情做好，不擔心宮廷陰謀和政變。另一方麵，把領導人置於輿論控製下，可以促使領導人嚴格自律，得以減少腐敗。至於做錯了事抑或個人品行不端導致下台，那是咎由自取。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製度是在特殊的曆史背景下產生的，這個曆史背景就是：具有崇高威望的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是共和國的締造者，中國共產黨的理論基礎是馬列主義，中華人民共和國製度建設的榜樣是蘇聯。因為在那個時候，美國人敵視中國，而一個落後的農業國必須要有一個強大的工業國的支持，既然美國人指望不上，倒向蘇聯是必然的曆史選擇。所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製度建設在很大的程度上參考了蘇聯的政治製度，沒有實行美國式的三權分立，而是采取了和蘇聯最高蘇維埃相似的人民代表大會製度。在當時，有各界民主人士大佬參加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他們一致同意共產黨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導團體，在具有憲法效用的《共同綱領》中具體表述為：（總綱）第一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新民主主義即人民民主主義的國家，實行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團結各民主階級和國內各民族的人民民主專政，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為中國的獨立、民主、和平、統一和富強而奮鬥。同時也並沒有人主張國家主席必須由普選產生。為什麽？這是因為毛澤東有巨大的政治威望，這些民主人士大佬，對他心悅誠服。他領導的共產黨也受到人民的敬重。毛澤東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共產黨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執政黨，這是不容置疑的曆史選擇，反映了人心的向背，有天然的合法性。但也鑄就了日後政治上的短板。這也是毛澤東對這樣的國體政體不滿意的根源，因為它是蘇聯式的，容易產生腐敗，容易出現宮廷政變。另一方麵，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班子組成也存在類似現象，最高領導集團由協商產生，最高領袖由這個領導集團協商決定，而參與協商的人都是代表各個山頭的力量。這種製度極易產生陰謀，根本原因就是最高領導不是由最普通的一人一票選出來的。缺乏天然的合法性，容易受到質疑。打個最普通的比喻，如果劉少奇是由一人一票的普選產生，沒有任何人敢隨意把他廢黜；如果張春橋是在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上由一人一票的直選方式選進常委會的，華國鋒、汪東興有膽量用槍把他抓起來嗎？
獨裁專製容易產生腐敗，這是一直困擾毛澤東的大問題。這由曆史造成的遺憾，他卻無力改變，隻能眼看著部分共產黨官員在絕對的權力下滋生絕對的腐敗。1956年波蘭匈牙利發生的事情，如同警鍾在他耳邊長鳴。他是一個有著崇高目標的人物，他不願看到自己為之奮鬥28年創建的政權，也走上創建——腐敗——再被另一股力量取代的悲劇過程，他試圖用自己的方法來解開這個曆史死結。1956年他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之後又號召民主人士對共產黨提意見，目的就是改善共產黨的領導方法，使工作日臻完善。可是，事與願違，盡管大部分民主人士大佬都能本著善意，對共產黨提出中肯的意見，但有居心叵測的少數人有意宣揚不可能實現的高調，借以嘩眾取寵，使共產黨難堪。有句成語叫與虎謀皮，儲安平之流幹得就是與虎謀皮的勾當。共產黨這隻虎不願被人扒皮，不得不反擊。捫心而論，反右鬥爭，包括右派分子的數量和對他們的處罰，中央一級的處置基本得當，比如馬寅初和梁漱溟，他們是當麵和毛澤東周恩來爭辯的人，結果隻是丟職賦閑，有人說馬寅初受到了極端迫害，可他的兒子卻說他的父親一直受到周恩來的保護，壓根沒受任何迫害。周恩來的後台是誰？受周恩來保護也就是受毛澤東保護。毛周慧眼識人，好人和壞人分得清清楚楚。可是，反右鬥爭到了地方就失控了，其結果是全國打出55萬右派分子，其中的極右分子遭到了極端殘酷的迫害。960萬平方公裏的天空愁雲慘淡，毛澤東的理想治國方略以完敗收場。
但是，毛澤東不甘心自己的理想治國方略受挫，九年後，他又發動了文化大革命，再次試圖解開曆史死結，結果還是以失敗收場。隻是這次不是完敗，而是在曆史上留下了幾處可圈可點的治國亮點。如想了解，可閱讀拙著《陰柔的力量——淺析幾齣巾幗大戲》。
1979年，全部摘去地主、富農、右派分子的帽子成為鄧胡新政的重頭戲（全國僅有六個右派分子沒被摘帽）。這個舉措開一代新風，深得民心。特別是摘了地主富農的帽子值得稱讚，分了人家的財產，再把人家作為敵人而殘酷鬥爭，怎麽說也是一項惡政，早當廢除。 可是把所有右派分子的帽子一風吹，摘帽後又重新重用這一舉措值得商榷。活下來的十幾萬右派中，仇視共產黨、仇視毛澤東的絕不是沒被平反的那六個人，敵對勢力的爪牙也絕不會僅有儲安平一人。將這樣的人放出籠子，他隻會更加瘋狂的反毛反共。茅於軾就是一個典型的例證。
鄧胡新政的核心是變毛澤東的為人民服務路線為精英治國路線。施行精英治國，必須要有大量的精英。而培養一個精英花費的時間漫長，時不我待，鄧胡就施行重用摘帽右派的措施。由此，大量的具有民國思想、做派的人就掌握了各級政府的權力。如上文所說，民國思想和做派就是自傲、鄙視農工、視共產運動為洪水猛獸、視造反為毛賊，隻不過這一切都掩飾在“滿口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的儒家外衣之下。這些人一旦掌握權力，政治和經濟的天平便迅速向右傾斜。結果是工農群眾再次沉淪社會底層，遭受各個階層的盤剝，如果不是前三十年打下的堅實的社保體係、以及為人民服務的觀念深入政體的客觀環境對右翼精英的掣肘，而是依照右翼精英們胡來，老百姓不知還要遭受多少罪。即便如此，共產黨還是嚴重地脫離了建黨時期的消滅剝削、消滅人壓迫人的社會綱領。最直接的證據就是當今的社會裏，剝削無處不在，人壓迫人無處不在。
和在內地推行精英治國一帆風順不同，鄧胡的精英治國路線在新疆西藏推行的時候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麻煩，他們把已經關進籠子的反動的上層奴隸主和喇嘛活佛放了出來，把他們養起來並給他們權力，希望以此來換取他們的支持。結果是做了一場白日夢，這些上層奴隸主和喇嘛活佛並不領他們的情，他們夢寐以求的是通過疆獨和藏獨，重新得到他們已經失去的至高無上的權力。好端端的西藏和新疆，被鄧胡新政弄成一個四處冒煙的火藥桶。
你打下來的江山就非得你坐？那華盛頓為什麽隻做了兩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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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如果”的事情太重要了，使得後來要辦的事、為工農底層的一些福利成為可能。但是讀起來這恰恰又是您忌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