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閑人
幾方田畝，耕耘不輟，樂在其中
第三節 三個姐姐的機遇（1）
母親的夥伴們是一群目不識丁的農婦。她們用最樸質的語言調侃奉承母親，說她的五個孩子，兩頭兩隻虎，中間三隻鳳。五十年代，領頭的一隻虎走出了園宅集，開始了他八年發跡的曆程，繼而三隻鳳也相繼飛出了這個偏僻的鄉村。這三隻鳳的飛出方式雖各具特色，但有一個共同點：都承借了時代之風。
按飛出的時間順序，先說二姐徐家好。
父親繼承了祖父的性格特點——偏心邪性，擅以個人好惡待人。他似乎忘記了祖父的偏心給他帶來的切膚之痛，他現在又輕易地將這些痛苦強加給了二姐。母親時常對我說，你大爺偏心，自打你二姐出世，從沒拿好眼看你二姐，說你二姐懶散、惡毒、自私、凡事盡替自己打算，簡直就一惡人，可他偏偏就得了你二姐的濟，保住了一條老命；你大姐也厭煩你二姐，動不動就橫鼻子豎眼的，沒有一點好顏色。你三姐和你大姐一溜神氣，盡欺負你二姐。從母親的言語中，可以看出二姐徐家好在家中過得是什麽日子。二姐在園宅集讀完高小，沒考上中學，在家複讀一年仍然沒考上。父親把她送到六安大哥處複讀一年，還是沒考上。這樣一來，二姐在家的處境更加艱難了。父親對她冷若冰霜，大姐嘲笑她是八年級的小學生，她在家難得抬起頭來。平心而論，父親盡管不喜歡二姐，但他深知文化對一個人的影響巨大，因此沒有耽擱她的學業，複讀兩年沒能考上初中，隻能怪她不是讀書的料。
1955年，為豐富群眾文娛生活，政府號召唱地方戲。五河縣也從各區鄉選拔能歌善舞的青年到新成立的泗州戲劇團。泗州戲俗名拉魂腔，是淮海地區的流傳最廣泛的地方劇種。舊社會，拉魂腔戲班子，一直在農村流動演出，深受廣大農民的歡迎，特別是秋冬季演出非常頻繁，演出日期幾個月前就排好了。但也不可否認，有些演員把色情下流的動作帶到舞台上，遭到具有傳統思想人的反對。這情況，和東北的二人轉差不多，估計除京劇外的其他劇種情況大體如此，貼近基層的文化如果過於嚴肅，受眾肯定少，參雜一些葷段子，方能興旺起來。
政府成立泗州戲劇團，是破天荒的事，一些青年踴躍應試。二姐也是其中之一。父親得知二姐報考泗州劇團，大發雷霆，罵二姐不要臉，把老徐家人老幾輩子的臉丟盡了，還指著鼻子罵我母親，看看你生的好丫頭，什麽不能幹，偏偏去丟人現眼。母親忍聲吞氣，卻在暗地裏支持二姐去報考。在她看來，家中已沒有二姐的容身之地，離家出走，找一碗公家的飯吃，再好也沒有了。後來母親又對我說，她之所以支持二姐報考泗州劇團，是想等二姐安定後，她就帶著我隨二姐去過了。母親還說，她和他們過夠了。他們是誰，我當時不理解，後來才從母親的隻言片語中，了解到我們家原來也分成兩派：父親喜歡大姐，三姐跟著大姐跑，他們三個是家中的主流派；母親喜歡二姐，是家中的弱勢群體；至於我，由於我是幼子，父親寵我，每逢吃飯，我和父親兩人坐在小案桌上吃，母親帶著三個姐姐在大方桌上吃，我們的菜飯自然好一點。後來，我才逐漸體會到，父親的心真偏向大姐和三姐，他在內心是把我和母親、二姐劃在一類的。隻是這體會來得太晚，一直到寫這篇回憶錄時才完全厘清。一直以來，我一直認為我最小，最受父母疼愛，現在想想屬於自作多情了。實際上，父親的邪性超出祖父許多，祖父撞了南牆還知道疼（後麵有詳述），可是父親撞了南牆也沒清醒過來，就像嚴冬抱個熱焐子不放手。其實這熱焐子裏的水都冰涼了，隻是他自覺暖和而已。
最終，二姐在家中的一片罵聲中含淚報考泗州劇團。蒼天有眼，沒有拋棄這個受盡虐待的孩子，她靠洪亮聲音和不怯場的個性，被選進泗州劇團。先是在五河縣唱了一段時間，後來，五河縣和懷遠縣兩個縣的泗州劇團合並，二姐來到了懷遠縣。二姐在劇團唱的是老旦角色。據大哥講，二姐的嗓音非常好，戲唱得動聽。1956年，大概是經費原因，懷遠縣泗州劇團撤銷。領導上愛惜人才，沒將劇團所有的人員都遣散，而是將主力人員留下來，分到其他事業單位。二姐姐有幸被分在專賣公司當營業員。專賣公司是國家專營公司，專門從事糖煙酒的營銷。這樣一來，二姐姐就成為三姐妹中第一個成為國家事業單位的工作人員。母親為此很自豪，她對我說你二姐有福，一人有福，托福滿屋。老人家不知為何這樣說，反正後來的事驗證了老人家“一人有福，托福滿屋。”的話是正確的。二姐姐成為國家事業單位的工作人員，這在園宅集鄉婦女中怕是第一人。因為當時她有的同學在讀初中，等他們工作時，已是七八年後，比如她的同學張道芝，一路讀書順利，大約1965年才從合肥工業大學畢業，被分派在蘭州一家化工廠。比二姐姐晚工作十年。二姐之所以能離開園宅集，是時代成就了她。沒有共產黨的為工農兵服務的文藝路線，挖掘了地方劇種，沒有婦女翻身解放運動，沒有任何家庭背景支持的二姐隻能是當農婦的命。不可否認，二姐的轉機是她努力爭取來的。二姐的事情說明一個現象，碰到機遇不能等，因為機遇瞬間即逝，猶豫片刻都會坐失良機。
大姐的情況比二姐要複雜些。和二姐軟弱、逆來順受的性格相比，大姐截然不同，她風風火火、潑辣膽大，嘴巴像把刀子，具有很強的攻擊性。農村合作化伊始，大姐就被鄉政府和縣工作隊看中，從互助組到初級社，再到高級社，大姐一直是骨幹力量，先後擔任組長、初級社長、高級社的副社長，同時還兼任人民法庭的陪審員，是園宅集鄉叫得響的人物。2007年，我和老伴去貴州凱裏祝賀大姐金婚，閑談中，我說：“我大爺一直喜歡大姐和三姐。”大姐說：“你知道他喜歡我的原因嗎？”我說：“不知道，反正他就是喜歡你。跟我爹爹一樣邪性，挺偏心的。”大姐說：“我那時是社長，我大爺是壞分子。沒有我這把傘罩著，他不知要多受多少罪。”我默然無語。人們都喜歡自誇，大姐也不例外。壞分子的帽子從1950土改就戴在父親的頭上，但絲毫沒有影響父親去蚌埠進貨，沒有影響父親做門市生意，被祖父祖母刮幹榨盡的家庭在1953年便初步恢複生機。而她是在1954年合作化運動開始才開始紅火的，她這把紅傘是如何罩著父親的？天曉得！
1956年，大姐的好運因為一件突然發生的事戛然而止。
這一年，縣上派來一位官員到園宅集鄉蹲點，這人可能是股長級的人物，四十左右的人了，當是離過婚的。他托人向21歲的大姐求婚，被大姐拒絕了。在當時，年齡超過七八歲的婚姻一般都會成為笑料，何況此人大了快二十歲，他可能是把自己當成劉少奇了（先後娶了六任老婆）。此人報複心挺重，很快地，大姐就不再風光。父親見大女兒受冷落，及時地將她送到六安的大哥處，大哥很快地托人將大姐安排在六安南麵的樊通橋糧站。大姐在糧站工作了半年，於1956年底返回園宅集（也許是1957年春節前）。可能是哥哥來信也沒講什麽好話，父親在後來的言談中，對大姐沒能在六安站穩腳跟很失望，說她的脾氣太火爆，受不得丁點委屈。大姐年前匆匆趕回園宅集，肯定有原因，也許認為這個工作靠不住，或者又有人作非分想。
走，俺也跟二姐走 - 人往高處走，水才往低處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