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閑人
幾方田畝，耕耘不輟，樂在其中
第一節 戰亂中的幼苗（2）
張道山是一個開明地主，他請父親代替他做生意可能是為了給父親鍛煉的機會。當然他自己也從中獲利。畢竟帶船四處闖蕩，還是有風險的，特別是在長江兩邊的大運河上，匪盜雖不猖獗，但始終存在。偶爾也有凶險的事情發生。所以，富有的張道山不會自己去做長途販運的生意，必須要可靠的人替他去做。他的開明還在於，一旦他獲得一定的利益後，馬上收手，全部放手讓父親單獨去做。他的大善與大德成就了我們家十餘年的富裕生活。
父親在抗日戰爭時期，一直在臨淮關做生意。臨淮關是鳳陽縣淮河邊上的一個小鎮，離鳳陽大約三十華裏。在交通不發到的年代，沿河的集市一般都比較發達，因為船運便宜且相對安全，更何況津浦鐵路線也從臨淮關穿過，這樣一個水路碼頭在那個年代可以說是得天獨厚，因此，臨淮關是淮南淮北廣大農村的貨物集散地，父親的貨物西麵發到渦陽蒙城，東麵發到寶應興化高郵，而貨源大都是無錫鎮江等地，因為這些地方離大運河近，用船方便。據父親說他主要做糧食、食鹽、布匹的生意，以長途販運為主。由於生意場上的朋友比較多，信息相對靈通，什麽地方缺什麽貨，他得以在第一時間把東西運過去，賣個好價錢。所以生意做得較為紅火，甚至連新四軍也和父親做生意。聽父親說過，彭雪楓做過他的船從蒙城到蘇北，張震還勸說他參加新四軍。隻是父親的思想並不認同新四軍，大概是認為他們是造反的綠林，也可能是嫌新四軍太艱苦，參加了無法養家活口。總之，由於生意做得紅火，家境在那個時期也變得殷實，母親曾說那時候我們家這一支都住在臨淮關，過著衣食無憂的日子。
農曆庚辰年，即民國29年。老徐家遇到了兩件喜事，一是買了園宅集南麵一個叫小塘堰的地方的五畝良田，從此自種和租種同步進行。據母親講，按當時的條件，買十畝二十畝不成問題，可奶奶隻準買五畝，下輩無法推測出原因，在孝道為大的社會，子女即便有異議，多數都不敢發聲。奶奶這一舉措，意外地救了我們一家，土改時因為租種地主的地，被劃為佃中農，成為共產黨堅定依靠的階層，要不然被劃為地主富農，那可就跌入萬劫不複的深淵。二是當年徐家有兩個孕婦待產，一個是我母親，一個是我大嬸，按中國人的傳統，龍年生子，吉莫大焉！全家人急吼吼地等待龍子出生喜訊。可是，天不遂願，結果添了兩個丫頭，可謂掃興。盼念的沒盼來，意外的福分卻在日後顯現了。後來的實踐證明，就是這兩個丫頭，分別給我們家這一支和大叔家那一支帶來了非常大的福運，這是後話，在後文中自有表訴。
父親在外經商，不僅養活了一個14個人的大家庭，還供養大叔、三叔和大哥三個學生讀書，其中大叔是五河縣農村第一個考上大學的農家子弟，三叔和大哥也讀到了高中。這當是父親一生最感自豪的時期，因為他在這個時期所做的培養子弟的事情，富有遠見，為老徐家在建國初期的興旺奠定了厚實的基礎。
在我成年後，經常聽到母親說：“你徐家恕的命是最不好的。從你出世，我就沒過過一天好日子。原指望你和你大哥一頭一尾兩隻虎，能給我們帶來好日子，哪知道全被你攪空了。”母親的話，雖說得是實情，但對我的精神打擊是是巨大的。這是我自卑心理的基礎，無論在什麽人麵前，我都覺得自己太卑微了，沒法和人和他人相比。因為我命不好，而且是母親說的，而實際情況也確實如此，因為自打我記事後，印象裏就沒過過什麽好日子，沒穿過新衣服，沒吃過一頓像樣的菜飯，沒蓋過軟和的棉被，所以我對任何事情都不抱有希望，仿佛任何好事都和我無緣。我的自卑病，是在1988年以後才從根本上消除，那時我下海了，靠自己的努力掙回了令他人眼羨成果。
我們家是1946年從臨淮關搬回園宅集的。當時內戰已經打響，戰場就在蘇中和蘇北。臨淮關的生意是沒辦法做下去了，隻好關門走人。回到故鄉後，由於三個年輕人的學業，很快地耗盡了父親的積蓄。在我出生後，家中基本已經山窮水盡。可是，祖父卻不依不饒地逼迫父母拿錢出來繼續供養大叔讀大學。我記得很清楚，在一天晚上，祖父拿著菜刀砍我們家的大門，像一個凶神，罵盡了世界上最難聽的話，我母親被逼投河，被鄰人救了上來。多年後，我問母親當時是怎麽回事？母親驚愕，說：“你怎能知道這件事？你太小了呀！還不會走路呢。”母親接著就說：“是你爹爹（爺爺）逼我們拿錢出來供小繞子（大叔）讀書。”實際上，大叔讀書的所有費用都是父親提供的，大叔在讀大學期間曾得過重病傷寒，也是父親掏腰包幫他治好的。祖父，作為一個無所事事的老頭，靠下卡子抓魚，怕連自己的肚子都吃不飽，哪來的錢供孩子讀大學？一切都指望父親。可是在父親不能做生意的情況下，父親哪裏還有錢呢？可能是祖父認為父親有積蓄，而且應當把積蓄拿出來供他的二兒子讀書。這種推測可能有道理，問題是祖父想沒想過，父親和大叔是親兄弟，父親很看重這手足之情，在大叔上學期間從未吝嗇過，甚至讓大嬸帶著孩子去陪大叔讀書，隻要有錢，他肯定會拿出來。我和父親在一起生活了幾十年，從未聽見父親說過他兩個弟弟任何不好的話，在這一點上，我是非常敬重父親的。為家庭、為弟弟出了大力，反倒落了一身不是，卻一句抱怨的話都沒有，父親值得敬重。
至於大叔的學費是怎麽解決的，父母都沒說過此事，我隻能從母親的隻言片語中窺視端倪。母親曾說過，“為了你大哥讀書，我的金鎦子（金戒子）都賣了。”大哥在蚌埠讀高中，他和三叔南逃台灣，當是1948年淮海戰役結束前，否則，他們過不了長江。母親賣金鎦子給大哥讀書，當是1948年的上半年。爺爺逼父母拿錢出來當是1948年下半年。依照父親的孝順，他肯定是解決了大叔的學費問題，唯一的途徑就是向張道山舉債。因為張道山相信父親有償還的能力，隻不過隻因為戰亂蝸居在園宅集罷了。我這樣推測應當是正確的，因為如果解決不了大叔的學費，大叔隻有輟學一條路，父親絕不會眼睜睜地看著自己數年努力付之東流。實際上，大叔的學業如期完成了。
1948年，大叔在蕪湖的安徽師範大學畢業了，被分配到蚌埠市政府工作。1949年底，祖父卻提出了分家，要把我們家這一支踢出去，他說：“我二兒子大學畢業了，有薪金了，不能讓他們把我們拖窮了。”據母親說：“分家，我們一無所得，分得的糧食沒幾天就吃光了，這年（庚寅年）的年飯（我們家鄉的年飯是年三十午飯）一點葷腥都沒有。你大爺對著那一碗白菜蘿卜湯，哭得稀溜溜，跟劉備似的，說今後如果有錢，也不會再養活我叔（父親管爺爺叫叔）。”可見爺爺的絕情對父親產生了多大的傷害。至於大叔當時是什態度，我不得而知。父親也從未提及過。隻是大姐徐家榮後來憤憤地對我們說：“小繞子（大叔）對他的孩子說他讀大學是靠勤工儉學，他是在撒謊，他所謂勤工儉學買的織襪機也是我大爺買的，結果都鏽成了一塊廢鐵，也沒看織出一雙襪子來。那時候要不是我大爺在臨淮關做生意掙錢養家，供他們叔侄三人上學，怕他早都餓死在金寨縣，骨頭也該上黃鏽了。”
我特別喜歡和我父母聊解放前的事。他們說，那時候，土匪太多，人人朝不保夕。新中國至少給普通老百姓一個安全的社會環境。當然地主的家庭，另當別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