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閑人
幾方田畝，耕耘不輟，樂在其中
一 概述
卓琳，原名浦瓊英，1916年4月6日出生於雲南省曲靖市宣威市榕城鎮普家山村。其父浦鍾傑，字在廷，是名震西南著名的民族實業家，經營聞名遐邇的宣威火腿，雲南有名的火腿大王，1923年孫中山由香港回廣州主政，浦在廷被孫中山授予少將軍銜，，擔任孫中山北伐軍滇軍軍需總局的局長，廣東省煙酒公賣局局長及全國總商會副會長。
她兄妹八人，上有承統、承綱、承緒三個哥哥和承靜、菊英（早逝）、代英、石英四個姐姐。其中代英、石英、瓊英三姐妹均投身革命。
卓琳是鄧小平的第三任妻子。
第一任妻子叫張錫瑗，1907年生，比鄧小平小3歲。這位美麗的姑娘出生在北京附近的良鄉，曾就讀於直隸第二女子師範學校，十七八歲時參加學潮並入團。1925年到北京，遇到中共創始人李大釗等，參與領導國民會議促成會。據說她表現很突出，很快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不久，被送到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那年她19歲。
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張錫媛與從法國轉道蘇聯並在中山大學學習的鄧希賢(也就是後來的鄧小平)相識了。當時，鄧小平正為在這裏見到闊別多年的同誌而高興。兩人的目光交匯在一起時，碰出了火花。不過，他倆在莫斯科還沒到談及兒女私情階段，共同的話語是法國的牛角麵包、旅歐支部、北京的胡同和中國的工人大罷工。
1928年，24的鄧小平與22歲的張錫媛在上海結合了。這種結合，是浪漫的同誌式的結合。當時，鄧小平已從蘇聯回國並在中央任秘書長。一天，一個新報到的秘書讓他驚喜萬分。這個秘書就是與他在中山大學不同班的同學張錫媛。異國相識，在白色恐怖中於上海相遇，再加上後來工作上的相知，他們成了夫妻。當時，為慶祝這對年輕革命者喜結良緣，同誌們在上海廣西中路一個叫聚豐園的四川館子裏辦的酒席，共有30多人參加，周恩來、鄧穎超、利瓦伊漢、王若飛等在中央工作的同誌都到場了。張錫瑗是美女，用鄧小平的話說“張錫瑗是少有的漂亮。” 結婚以後，鄧小平和張錫瑗有大半年時間和周恩來夫婦住在一起。住在樓上的鄧穎超常常聽見一對新人在樓下又說又笑的。
不幸的是，1930年1月，張錫嬡在生下孩子後得了產褥熱，由於當時醫療條件有限，她就在丈夫懷中死去。而難產生下來的女兒幾天後也死了。可以想象，妻子、女兒的去世對鄧小平的打擊多麽大。可是，因為廣西方麵軍務緊急，鄧小平連妻子也未來得及親手掩埋，就匆匆離開上海。19年後，當他剛踏進剛解放的上海，就去查找張錫瑗墓，找到遺骨後放到小棺木裏，和蘇兆征的棺木一起放在當時住的樓房的樓下。還是沒來得及掩埋，他又和劉伯承率部進軍西南了。1969年，張錫瑗的棺木被安葬在上海烈士陵園(即現在的龍華革命公墓)。90年代，晚年的鄧小平去上海時，仍幾次囑咐子女去公墓瞻仰張錫瑗墓地，可見感情之深。
鄧小平的第二任妻子叫金維映，浙江舟山人，8歲時入定海縣立女子小學讀書。時任“女小”校長的沈毅，是舟山著名愛國進步人士。金維映受其教育，思想逐漸進步。“女小”畢業後，由沈毅校長送她去寧波師範學習幼兒教育。學成後，回“女小”工作，立誌為教育事業而奮鬥。在定海期間，她數次參加革命活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被國民黨當局逮捕，後經組織營救獲釋，轉移至上海到中華全國總工會工作。她以當小學教員為掩護，從事秘密的工人運動。1930年7月，任上海絲織業工會中共黨團書記、上海工會聯合行動委員會領導人，領導發動上海百餘家絲廠工人罷工。她深受絲廠女工們愛戴，被尊稱為“阿金大姐”。1931年，被派到中央革命根據地，先後任中共於都、勝利縣委書記，中共中央局組織部組織科科長。金維映和鄧小平同歲，是1931年在上海相識的。同年7月中旬，他們同被派往江西中央蘇區工作，一路同行，後來結為夫妻。1931年8月，鄧小平擔任瑞金縣委書記，不到一年，又調任會昌縣委書記。1932年7月，中共中央和江西省委決定，會昌、尋鄔、安遠三縣統一領導，成立會昌中心縣委(實際是地委)，由鄧小平任書記。鄧小平和金維映一起生活的時間很短，前後不到兩年。1933年5月，鄧小平由於堅持毛澤東的正確路線，受到王明的打擊，這就是“鄧、毛、謝、古事件”。鄧小平受到不公正的打擊和批判後，金維映禁不住王明集團的高壓，在鄧小平處境最為困難的時候，向他提出離婚的要求。硬漢鄧小平為了不牽連妻子，在一個陰暗潮濕的拘留屋內在離婚報告上簽上自己的名字。金維映之後和著名的革命者利瓦伊漢結婚，他們的孩子李鐵映後來成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李鐵映官運亨通的時期，恰恰是在鄧小平主政時期。鄧小平非但沒有記恨金維映，反而對他的孩子嗬護有加，從一個側麵反映了鄧小平對金維映的真實情感。
卓琳是浦在廷最小的女兒。她天性活潑、聰明好學、應變能力強，提別愛好體育，短跑是她的強項。他的體育老師由此對她進行刻苦訓練，短跑的成績很快得到了提高，先是在昆華女中的運動會上拿到了第一名，後來又在昆明市的運動會上取得了令人矚目的好成績，1930年蒲瓊英參加省體育運動會，被選為少年組50米短跑運動員入雲南代表隊。
1931年，南京要舉辦一個全國性的運動會，各省都要挑選代表參加，蒲瓊英作為少年組50米短跑的選手被雲南省代表隊挑中了，並於九月初隨代表隊出發。當他們到達南京時，因“九一八事變”，運動會已正式決定不開了。領隊把大家召集到一起，向大家宣布了這一消息，說願意回去的，跟我們一起走；不願意回去的，比如有親友可投的，也可以留下來。結果大部分人都表示要跟著隊伍回去。蒲瓊英想到北平去讀書，因為她知道李含珍表姐當時就在北平。於是她找到領隊，用平靜的語調說:“我決定不回去了。”領隊簡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要知道，蒲瓊英是整個代表隊中年齡最小的。“你是說你不回昆明了？”“是的。”蒲瓊英說有一個親戚在北平，她說馬上給父親寫信，爭取父親的同意。“不同意也沒有關係，反正我是要去的。”領隊看沒有什麽可以說服她回去，也就不說什麽了。蒲瓊英第二天就給父親寫了一封信，“通知”她的這個決定。通情達理的父親還是同意了他這個小女兒的選擇，並且告訴她，她的開銷問題由他來想辦法（關鍵是怎樣送達她的手中）解決。
1932年，16歲的浦瓊英考入北平的一所女子中學。1935年北平爆發了“一二九”、“一二一六”學生運動，通過兩次學生運動的洗禮，蒲瓊英的思想產生了質的飛躍，為她後來走上革命道路奠定了基礎。1936年，蒲瓊英中學畢業，以優異的成績考入北京大學物理係，成為了北大物理係中唯一一名女生。她想學好理工科，走實業救國和科學救國道路。同年，蒲瓊英的姐姐代英、石英也同時到北平讀書。
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爆發，姐姐蒲代英去了延安。蒲瓊英因姐姐蒲石英病住醫院，所以停留北平。蒲石英病好後，她們認為青年學生的前途隻有一條，就是去延安，去投奔八路軍，去投奔革命，去抗日前線。由於去延安的路已不通了，她們從北平到天津，從天津坐船到青島，再從青島坐火車到濟南，又從濟南坐火車到了西安，找到了八路軍西安辦事處。在西安辦事處的安排下，蒲瓊英姐妹與一隊青年學生一起，從西安步行7天，於1937年秋末到達革命聖地延安。蒲瓊英姐妹入陝北公學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群眾運動等課程。著名婦女領袖蔡暢親自給她們講授婦女運動課程。經三四個月學習後，蒲瓊英被分配到陝北公學圖書館工作，並擔任陝北公學一期十二隊隊長。1938年初，蒲瓊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後被調到陝甘寧特區政府保安處特別訓練班學習。由於蒲瓊英聰明好學、應變能力強，上級領導人認為她有進行敵後秘密工作所需的各種長處，所以把她調到特別班進行培訓，準備以後派到日本占領區去從事抗日工作。這時，因工作需要，蒲瓊英改名卓琳。（有關浦瓊英去京讀書以及奔赴延安的情節均摘自蒲代英《無悔的歲月》）
1939年秋，鄧小平與卓琳相識在延安。卓琳就此說：“他(鄧小平)是從前方回來的，和鄧發住在一個窯洞裏頭。我是在公安部工作，他們經常到公安部來玩，因為公安部女同誌多。有時候也叫我們到他們那裏玩，他大概在那個時候就對我有意了，就找跟我一塊兒到延安的女朋友，讓她來跟我談，說他想跟我結婚，問我同不同意。談了兩次，我說我年紀還輕，不想那麽早結婚，我拒絕了。”鄧小平當時是八路軍129師政委，卓琳對這位從前線來的長征幹部，自然缺乏了解。
卓琳曾說:“因為當時去延安的那些長征老幹部都是工農幹部，我就怕跟一個工農幹部結婚，不是看不起他們，是怕他們沒有知識，跟他們說話說不到一塊……我想，我結婚可不能找工農幹部，我要找知識分子。”
被拒絕的鄧小平並未灰心，幹脆自己主動找上門來，卓琳聽了他的有關情況和理想後，覺得他還不錯，是個知識分子。“我想，反正早晚都得結婚，那個時候自己已經23歲了，我說算了吧，湊合吧。”
1939年9月初的一個傍晚，在延安楊家嶺毛澤東的窯洞前，當時的中央高級領導人為他們舉辦婚禮（一同舉行婚禮的還有孔原、許明夫婦），還搞了簡單的聚餐。毛澤東和夫人江青，劉少奇、張聞天和夫人劉英、博古、李富春和夫人蔡暢等歡聚一堂，為他們的新婚祝賀。婚後不幾天，卓琳隨鄧小平赴太行山區抗日前線，在一二九師做抗日婦女工作至1946年。1946年一二九師大軍南下作戰後，卓琳留華北局工作。1949年5月上海解放後，她從華北局赴上海。接著由上海赴南京，從南京隨一二九師經漢口、長沙向大西南進軍。1949年12月重慶解放，她便在重慶工作，曾任小學校長。1952年，鄧小平從西南局調到中央工作，卓琳也帶著全家一同來到了北京。擔任黨和國家領導職務的鄧小平對自己的妻子提出了這樣的要求：不要到外麵工作，不要出風頭。於是，卓琳多次謝絕了一些單位、團體請她參與工作的邀請，一門心思為鄧小平當秘書，整理日常文檔。1966年至1973年“文革”中與鄧小平一起到江西南昌拖拉機廠做工，1973年回北京。1975年當選為軍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1976年離職休養。卓琳除在重慶工作時任小學校長外，以後的時間皆為鄧小平的秘書。
本書的三位主人公，江青出生於1914年3月，王光美出生於1921年9月，卓琳出生於1916年4月。他們的丈夫分別出生於1893年12月26日、1898年11月24日和1904年8月22日。他們的丈夫分別比她們大21歲、23歲、12歲。江青和王光美的婚姻說她們是奔著權勢去的可以，說是英雄愛美女、美女也愛英雄也可以。隻有卓琳的婚姻觀點有可圈可點之處，她起先害怕嫁給工農幹部沒有共同語言。作為夫妻，沒有共同語言乃最大的苦楚，因此她二次拒絕了鄧小平的提親。後來鄧小平親自出馬，大膽求愛，告知了他的留法經曆，卓琳方才芳心永駐，同意嫁給鄧小平。這也從側麵反映卓琳嫁給鄧小平不是奔著權勢去的，也沒有屈從組織的壓力，盡管此時鄧小平是八路軍129師政委，在共產黨中屬屈指可數的高官。她是在選擇意中人，是按照自己的標準選擇誌同道合的伴侶。三人中，從學曆上看，王光美曾就讀於燕京大學，卓琳曾就讀於北京大學，她們都是出身於富有的官宦家庭，他們的世界觀肯定影響了他們的丈夫，並在不同程度上影響了中國革命曆程（這個問題後麵還會有論述）。出身卑微遭遇貧寒折磨的江青，學曆雖不及她們，但個人成就最大，發揚光大了無產階級文藝革命，使工農兵成為舞台的主人。同時她還輔佐丈夫開展了至今人類曆史上僅有的一場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展示了“人道”的光輝。三人中，江青和王光美不僅嫁給了權勢，同時也嫁給了政治，最終成為丈夫的政治附庸，結局大家也看到了。隻有卓琳的行為令人欣賞，她尊重從丈夫的“不要到外麵工作，不要出風頭。”忠告，至始至終做丈夫的秘書。卓琳的行為符合《易經》坤卦的“利牝馬之貞”的卦辭，得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的恩賜。由此可見，鄧小平的想法比較成熟，深知後宮幹政的危害，由此對妻子提出忠告。
卓琳嫁給鄧小平，可謂戎馬一生。卓琳抱著“砍頭也要跟你走”的決心，陪伴丈夫一路走過十年的戰爭歲月。經曆過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目睹了百團大戰、挺進大別山、淮海戰役的勝利。從地理環境上講，他們結合於黃土高原上的陝北，之後東渡黃河上了太行山，接著又目送丈夫穿越黃泛區挺進大別山，從大別山下來後又駐紮在黃淮平原，南渡長江後，又自上海向西橫進大西南，進入天府之國。具體到每一個城市，延安是他們的吉祥地；抗戰的烽火中，他們居住在抗戰前線城市邯鄲和邢台；之後又去了鄭州和洛陽，飲馬長江後，他們在南京和上海居住過；之後又橫插到西南的大都會成都。他們五個孩子中的三個都是在戰爭的環境下出生，長女鄧林和長子鄧樸方都是在抗日戰爭中出生，次女鄧楠在解放戰爭中出生。這顛沛流離的生活一直延續到1952年“五馬進京”為止。當時，為加強中央集權，削弱地方勢力，毛澤東決定調東北局、中原局、西北局、華東局、西南局五個大局書記進京，這就是“五馬進京”的典故。鄧小平作為西南局書記入京後，擔任了政務院副總理兼民政部長的職務。
在北京城，卓琳陪伴鄧小平過了17年的安定生活，直到1969年10月因戰備需要疏散國家領導人，鄧小平被安排到江西南昌參加勞動鍛煉為止。有人說鄧小平去江西是遭受迫害而至，這樣說法稍有牽強，缺少能說服人的證據。不可否認，鄧小平去江西心情不好是肯定的，絕談不上是被迫害。有住小洋樓、衣食無憂、且有人鞍前馬後地服侍的被迫害者嗎？在一些人的眼裏，共產黨的幹部是不是天生就來當官的，隻能上不能下？如果下放勞動就是遭迫害，那麽現在全國十三億人差不多有十二億都是遭迫害，這能講得通嗎？你可以拍馬屁，但不能罔顧事實。事實上，鄧小平雖然被戴上了第二號走資派的帽子，但幾乎沒受到什麽衝擊，他一直處於被保護的備用狀態，他在毛澤東心中是“人才難得”，一旦時機成熟是要委以重任的。應當說，鄧小平在江西參加勞動的二年，於他而言是政治趨於成熟的兩年，在這兩年時間裏，他這個旁觀者，有足夠的時間來思考如何治國的大問題；這兩年時間裏，他“沉”到了底層，接觸了平民百姓，掌握了第一手的民情民意，這對於一個政治家而言是極為重要環境體驗，為日後的“浮”做了厚重的資曆鋪墊。“故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誌，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說的就是如同鄧小平在江西的情況。這樣的情況，毛澤東在中央蘇區也經曆過。沒有這樣的經曆，哪來的遵義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王明集團從莫斯科天降，摘桃子沒費事；文革新貴們靠嘴皮子耍來官位很容易。但他們興也勃、敗也勃，究其原因就是背靠大樹好乘涼，缺少鬥爭的曆練。
從現在公布的資料看，卓琳與鄧小平性格迥異，但他們心底深處有很多東西是相通的。卓琳以堅定、大氣、包容、細膩的牝馬之貞，營造了一個祥和溫馨的家庭環境，使得鄧小平能夠在危險複雜的戰爭環境下和在殘酷無情的政治鬥爭中得到修生養息，以獲取連續拚搏的力量。鄧小平則以自己的權力地位以及高超的政治智慧和超出常人的濃濃親情，為卓琳和家人撐起一把大傘，使他們能夠躲避世俗的風雨。兩人默契地應對一切來自大自然和世俗社會變幻的風雲，在風雨飄搖與境遇沉浮中，平安地度過58個春秋，可謂是相扶持家適得善終。
謝光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