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閑人
幾方田畝，耕耘不輟，樂在其中
（6）劉少奇死於幽憤
從1966年12月25日，蒯大富帶領5000清華井岡山紅衛兵，上街喊出打倒劉少奇的口號，到1969年11月12日病逝，劉少奇頑強地活了1082天。現在有人說他是被迫害致死，這有些言過其實。他當是含冤幽憤因病而亡故。含冤幽憤將在下麵講，先簡要說一說因病而亡故。
中南海門診部(現警衛局保健處前身)二名負責人之一，主持日常工作的顧英奇在《炎黃春秋》發表一篇名叫《文革中搶救劉少奇紀實》的文章，該文說：“周總理和中央辦公廳曾給北京醫院下達一條原則：劉少奇需要看病時，經他的警衛人員與北京醫院總值班室聯係，由醫院的醫生、護士出診；藥品還是從保健藥房(文革中編入中央警衛團後勤部)發給。” 又說：“領導給我們的指示是：“劉少奇如果生病，叫你們去看病，你們就去，還要認真給他治病。”
“據劉少奇病曆記載，我們調回中南海之前，醫院曾有四位醫生到他家出診過。為解決疑難問題也曾在他家多次組織過會診。
參加會診的專家有：北京醫院內科陶桓樂教授、外科吳蔚然教授，眼科左克明主任、口腔科李善榮主任、五官科王淑雲主任，放射科李果珍教授、嶽輝南主任；同仁醫院眼科張曉樓教授、北醫口腔科朱洪蔭教授、三〇一醫院五官科薑泗長教授等。”
“從1968年2月到1969年10月，中南海門診部的醫務人員和全國知名的各科專家，按醫德規範和醫療原則，為劉少奇做了大量的治療護理工作，在他病重、病危期間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搶救工作，多次把他從死亡邊緣搶救回來。”
“當時，少奇同誌身體已經相當虛弱，免疫力較低，易病。1968年6月初他受涼感冒，雖是小病，但療效卻較差。7月6日起病情又漸重，7月9日發燒、咳嗽加重，肺部羅音增多，我們看後初步診斷為肺炎。當時即派護士馬小先住在他家進行護理。門診部醫生會診研究了治療措施，並當即將病情上報。
“當時，毛主席、周總理都明確指示說：“要千方百計地給他治病。”根據這一指示，我們即請北京、上海的知名專家會診，並請陶桓樂、黃宛兩教授和中南海門診部負責人兼醫生顧英奇、醫生董長城住在劉少奇家。因沒有足夠的床鋪，顧英奇和董長城就在地板上搭地鋪。同時安排四名護士參加護理工作，日夜值班。就此組成醫療組。”
“有人說：“當時，說是為了留活靶子，所以要搶救他。”我隻能說，當時是汪東興向我傳達的毛主席、周總理的指示，我們執行的是“要千方百計地給他治病”這個指示。除此之外，我沒有接到過其他的指示。”
“經x線胸片及痰培養證實，他患的是“肺炎杆菌性肺炎”。肺炎杆菌毒力較強，耐藥，較難控製，這是一種十分凶險的疾病，對老年人常常是致命的。……此次肺炎至7月22日基本控製，但少奇同誌的意識沒有恢複。他雖然也是夜裏睡覺，白天醒來，睜著眼睛，頭左右轉動，但沒有思維活動，不能說話，認知力喪失，熟人也不認識(醫學術語叫醒覺昏迷)。從此一直臥床不起，吃飯靠護士喂，大小便不能自主，靠護士照顧。 由於自身免疫力太低，所以肺炎反複發作7次(1968年5次，1969年2次)。均經搶救、治療得以轉危為安。在這期間曾多次出現病危，都是由於醫護人員奮力搶救才得以好轉的。”
“1968年10月9日，他突然不能進食，頭向左轉、眼向左凝視，診斷為腦供血不足，為腦幹有彌漫性小軟化灶所致。10月11日開始鼻飼，由於炊事員與醫 護人員的密切配合，使每日總熱量保持在1500千卡——1700千卡。因此，少奇同誌到1969年，雖然意識、認知力、語言、記憶功能喪失，但體重增加， 麵色紅潤，枕部的頭發變黑；雖然生活不能自理，長期臥床，大小便失禁，但沒有發生過褥瘡，這都是由於護士按護理規程，按時按摩、翻身、擦澡、被褥清潔才得 到這樣好的結果。”
“在1968年7月至1969年8月6日期間，請專家會診共40次，僅1968年7月會診即達23次。一般上午、晚上各一次，有時一日會診三次。參加會 診的專家有：上海的董承琅、北京的吳潔、陶桓樂、王叔鹹、李邦琦、黃宛、王新德、薛善一、吳家瑞、薑世傑等教授專家。中南海門診部參加醫療工作的有：卞誌強、顧英奇、董長城、張林、牛福康、李留壯、馬小先。參加特護的有：北京醫院的曹兵(瑞英)、紀秀雲、警衛團的韓世泉(男)、三〇一醫院的董潔秋、卿喜珍 等。
為劉少奇治療所用的藥品，都是由保健藥房供應的。絕大部分為進口藥，尤其是所用的抗生素，大部分是當時國內臨床醫院所沒有的。如果沒有這些新抗生素是無法多次控製肺部感染的。
從1968年7月至1969年10月17日，醫護人員天天守護在劉少奇床旁，從未發生過差錯，完全是按醫療原則進行工作的。至於嚴重的精神創傷，免疫力低下，肺炎反複發作，腦組織軟化，意識嚴重障礙等病情發展，實非當時以至目前醫療技術所能挽回的。”
“1969年10月17日，上級指示要把劉少奇疏散到河南去。中南海門診部派董長城醫生和曹兵、紀秀雲兩位護士攜帶醫療搶救用品一直護送到洛陽，並向當地接班醫生做了詳細交班。”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黨中央對兩案的審查已有結論。其中對中南海門診部給劉少奇治病和搶救是滿意的。中辦警衛局領導向我們傳達了上述情況說：“門診部為劉少奇治療和搶救，以及所寫的病曆，受到兩案審查組的表揚。認為記錄清楚、內容翔實、字跡工整；反映了治療、搶救、護理、專家會診、治療處置和醫囑執 行等各項工作的每一個細節，真實可信，無懈可擊。審查組認為門診部的工作是認真負責的。”
下麵再說含冤和幽憤。
劉少奇是共和國締造者之一，從功績上講，他的功績僅次於毛澤東，位居第二。我們不能把建國的功勞都算在將領身上，因為戰爭是政治的延續，沒有適合國情的政治路線和策略，將領即便是超級軍事指揮家，也打不贏戰爭，林彪在四平戰役的表現就是最好的說明。林彪在1946年和1947年連續三次和國民黨部隊在四平鏖戰，均以失敗而告終。1947年6月30號在四平攻堅戰敗於陳明仁後，部隊撤入黑龍江省修生養息。經過土改後的黑龍省根據地，使得林彪部隊獲得了厚重的戰爭之本——兵民，以及雄厚的物質供給。八個月後，1948年3月林彪再戰四平，打得稱心如意，3月4日開始，集中力量掃清四平守軍的外圍支撐點，僅花了到7天時間就結束戰鬥。1948年3月12日開始攻城， 13日7點整個戰鬥全部結束，四平獲得解放。這個事實說明，正確的政治路線和策略是保證戰爭勝利的根本，而劉少奇是正確的政治路線的製定者之一和堅定的執行者。
為共和國建立立下卓越功勳、位居共和國主席高位的劉少奇，萬萬也沒想到竟然會在垂暮之年在中南海住地連續被批判5次，被拳打腳踢不說，還被架成“噴氣式”。除去皮肉之苦外，他還承受了兩次極大的精神折磨，一次是他在1966年底寫了檢查，要求辭去共和國主席的職務，去延安或者老家務農，未被獲準；另一次是在1967年1月他女兒劉濤的大會檢查和大字報。當時，江青找劉濤談了一次話，之後，蒯大富又對其訛逼，安排其在大會上做檢查，會後又將檢查登報，之後又將錄音帶拿到王府井大街等地播放，當時，聽錄音的人把王府井大街都堵了。
劉濤的錄音和大字報，是在其生母王前揭發問題的基礎上整理出來的。錄音中，劉濤稱自己的父親是敵人，一貫反對毛主席；說劉少奇有野心，1941年就說過“外國出了個馬克思，中國為什麽就不能出一個劉克思！”，批判彭德懷時說“與其你篡黨，還不如我篡黨。”還說：“他對軍隊幹部看不起。認為軍隊幹部要聽黨的幹部的，受黨的幹部支配就行了。”更為要害的是，劉濤說：“聯想到當今，我們看劉少奇除了走這“唯親信”的路’線外，還走“老婆路線”，“女兒路線”。王光美這幾年青雲直上，一個形“左”實右的桃園經驗竟然由劉少奇本人親自到處宣傳；這次文化大革命，也是由王光美在清華“蹲點”，又搞了個“反蒯”──學生鬥學生的經驗。我妹妹曾說（也可能是她自誇），劉很信她的話，她覺得第一個工作組不好，劉就給撤了；她認為第二個工作組有問題，但基本上還是革命的，於是就給留下了。劉濤用大量的事實證明劉少奇的人生哲學都是活命哲學、叛徒哲學。不僅如此，劉濤還在錄音中說劉少奇貪汙，“劉少奇無恥到極點，竟然貪汙！他把白區工作黨的事業經費（包括黨員的黨費和黨的外圍組織的捐款）打成一個金皮帶圈和一個金鞋拔子。”劉濤還說：“劉處處為自己打算，自私自利到極點，但在同誌們麵前卻又裝作很廉潔。劉少奇是個地地道道的偽君子。他曾對我母親談過：“你看人家劉瑛（洛甫的老婆）多聰明，穿的不好，吃的可好呐！吃在肚裏誰也不見，穿在外邊大家不都看見了嗎。”從這一件小事就可以看出劉少奇的小算盤打的有多精。還有一次給戰士縫衣服，媽媽讓阿姨去了，自己帶孩子。劉知道了就指責媽媽說：“你真愚蠢，在家帶孩子多累，去縫衣服又輕快，又是群眾場合，大家都能看到……。這就是他那個“吃小虧占大便宜。的商人哲學的典型表現。”
自己的女兒親自揭發這些見不得人的內情，等於把劉少奇品德中的某些缺陷的真實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這個對劉少奇傷害非常大。外麵，低聲下氣地檢查不得過關，家中，女兒造反痛揭私疤，如同兩把利劍刺向胸堂。這冤屈和幽憤連述說的對象都沒了，因為此時王光美和他盡管近在咫尺，卻不能相見。雖然身邊還有秘書、警衛、炊事員數人，考慮到不給他人帶來麻煩，他也隻能緘口不言。這種傷害對他的精神和身體都是致命的，加之原有的糖尿病，導致他免疫力急劇下降，最終被肺炎奪去性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