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閑人
幾方田畝，耕耘不輟，樂在其中
（5） 四個重要節點
此後，這個縫隙逐漸擴大，終成無法填平的鴻溝。在這個漸進的過程裏，有這麽幾個節點值得注意。
第一個節點是關於包產到戶問題。麵對三年嚴重的經濟困難，安徽省委對群眾要求包產到戶的意見加以變通，試行“定產到田、責任到人”的包工包產責任製，即“責任田”，得到了毛澤東可以實驗的謹慎同意。同時，劉少奇和地方許多領導都對包產到戶予以支持。但隨著形勢的發展，毛澤東沒有同意包產到戶的主張。他說：“單幹勢必引起兩極分化，兩年也不要，一年就要分化。”“赫魯曉夫還不敢公開解散集體農莊呢？”就農村而言，“包產到戶”一直是毛劉鬥爭的焦點，也是堅持三麵紅旗和否定三麵紅旗的試金石。人民公社是三麵紅旗之一，它代表的是社會主道路，“包產到戶”的實質是從根子上瓦解人民公社。劉少奇支持包產到戶，必然使毛澤東聯想到天津講話，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回到封建社會之路，就這樣明顯地擺在兩個領導人之間。
我們在農業問題上一直迷蕩在誤區裏。一直就包產到戶的單幹還是施行社會主義的大農業這個問題爭論不休。其實這不是農業問題的關鍵，幾千年的封建社會農業一直都是單幹，比包產到戶還徹底，可是還是解決不了溫飽問題，導致改朝換代的數次農民大起義都是源自於災荒饑餓。蘇聯自1917年十月革命後，實行的集體農莊製，和人民公社差不多，也解決不了糧食問題。那麽，農業的關鍵是什麽？關鍵是科技，具體的講是農藥、化肥和良種。而化肥這個問題，已經於1973年前後隨著十三套大化肥設備的引進而解決了。同時解決的還有良種，諸如高產小麥、高產水稻和高產棉花的品種，在這期間陸續送到農民手中。良種的解決是在文革如火如荼的時候，事情並不像公知們描述的人們都在發瘋地搞階級鬥爭那樣，廣大的農村科技者並沒有閑著，他們一直在兢兢業業地從事著自己的偉大事業，袁隆平就是其中的代表，他的高產水稻優良品種就是誕生在文革中。其它的高產品種，諸如矮腳南特、農墾58、桂花黃等也是在那個時期完成。
第二個節點是在1963年，劉少奇攜妻子王光美出訪印度尼西亞、緬甸、柬埔寨、越南四國，這是新中國領導人第一次攜夫人出國訪問。一襲白色旗袍的王光美，端莊華貴，光彩照人，一時轟動了海內外，至今仍被某些人點讚。用《王光美訪談錄》的執筆人黃崢的說法：“當時西方大國對華采取扼製孤立政策，為了打破封鎖，就有了這次出訪。訪問期間，王光美的言行舉止展現了中國婦女良好的精神風貌。”黃錚的話似乎有點勉強，憑一次出訪就能打破封鎖？那毛澤東何不在1950年代就帶江青出訪，講話要考慮時代背景，當時，全國剛剛走出大饑饉的陰霾，艱苦樸素仍然是社會的主流意識，王光美一襲光彩照人的白色旗袍，究竟代表的是哪類婦女的精神風貌值得商榷。當年全程陪同劉少奇出訪的翻譯、後為駐馬耳他和葡萄牙大使的過家鼎說，“帶夫人出訪，在新中國外交史上尚沒有先例。但隨著我國對外交往的增多，考慮到與國際接軌，中央決定派王光美隨劉少奇主席出訪。”中央決定王光美隨夫出訪究竟是什麽原因，至今仍然是謎，但絕不是過家鼎所說的考慮與國際接軌。我們不能把現在的詞語，套在50年前的語境下，這有些勉強和附會。究竟是向黨內還是全國人民顯示力量，還是溺愛嬌妻，筆者不敢妄斷，但無論如何，王光美此次出訪以及1966年初的那次出訪，給日後的政治帶來了莫測的變量。
第三個節點是圍繞四清出現的毛劉爭論。如上文所說，四清運動源自於對大躍進失敗的清算。大饑饉是毛劉心中的痛，清算“始作俑”者是他們的共同點；如何清算他們卻出現了分歧。他們都知道問題出在黨內特權利益集團，是他們好大喜功、喜歡聽好的和瞎指揮，導致了大饑饉。在如何處置他們以及用什麽方法處理他們，他們觀點卻不一致。劉少奇主張眉毛胡子一把抓，什麽黨內外矛盾的交叉，四清與四不清的交叉混淆在一起。毛澤東卻直截了當地把造成大躍進失敗的原因歸之於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按道理說，毛澤東的觀點是正確的，社會風氣正與不正，黨內風氣正與不正，完全取決於黨內的當權派。黨風清，則官場清，官場清，則民風清，這道理幾乎不用推理，源自於天然。當權派一身正氣，社會以及黨內的風氣一定正，反之亦然。把運動的矛頭指向走至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相當於俗話說的“擒賊先擒王”，這樣做，打擊麵可降到最低，不僅不會傷及群眾，還會受到群眾的歡迎。不知道為什麽，一向聽從毛澤東的劉少奇這次卻一反常態，堅持用自己的觀點指導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用和土改、57年反右如出一轍的“桃園經驗”來指導全國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搞大兵團作戰，搞逼供信，搞得人人自危，傷及了大多數群眾。
為此，毛澤東和劉少奇就社教運動如何搞進行了數次爭論。在1964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工作會議上，因毛澤東在劉少奇講話時插話，被劉打斷了，兩個爆發了直接衝突。此事雖然在老帥們的斡旋下歸於平息，但裂痕已經出現，天行無常，真的出了兩個太陽啊！1965年1月，中共中央討論《二十三條》草案時，劉少奇主張不要提“派”，提“派”打擊麵太大，從上到下一大片。可以提“分子”比較恰當一些。毛澤東堅持說：“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那些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後來，“四清”運動中出現了問題，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找到毛澤東，建議糾偏。毛澤東說：“不是左，是形‘左’實右。”因此，中央政治局決定再開會研究。鄧小平出於對毛澤東身體狀況的關心，提了個建議：“這個會，隻討論具體政策，主席年紀大了，不一定非參加不可吧？”誰知道開會的時候，毛澤東氣呼呼地來了。他一隻手拿著本《中國共產黨章程》，另一隻手拿著本《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然後將兩本小冊子擺在座位前麵的桌上，開始發言：“我是黨員，我是公民，總還有點黨員和公民的權利吧？現在，一個人不讓我來開會，一個人不讓我發言……”毛澤東說這番話時心情是怎樣的，不言而喻。黨的締造者，共和國之父，一個七十多歲老頭被逼成這樣，多少令人同情。
1965年，幾位智利記者訪問毛澤東，其中一個說：“前不久在聖地亞哥舉行的中國經濟展覽引起了很大震動。”毛澤東聽後突然氣惱起來，回答道：“你不說，我還不知道有這次展覽呢。”片刻，他的灼灼欲燃的目光掃視一下在場的其他中國領導人，提高了聲調說：“看來我們的官僚主義越發嚴重了。”在另外一個外事場合，他幽默地地說：“他們把我當作一尊泥佛，塗了金粉，束之高閣。”也在另一個外事場合，毛澤東突然無緣無故地發火，憤憤不平地說：“他們把我看作死去的祖先了。”
平心而論，劉少奇此時已經不再把毛澤東放在眼裏，四清運動中，他說調查研究已經過時了，而調查研究恰恰是毛澤東提倡的基本工作方法之一，說調查研究已經過時了，毛澤東聽了是什麽滋味，可想而知。既然調查研究過時了，必然應當有新的工作方法，劉少奇為此號召幹部下去蹲點，並利用權勢進行威脅各級幹部必須這麽做。請看下文：
李新在他的回憶錄裏說：【1964年的夏天，一個悶熱的晚上，忽然接到通知，第二天要到人民大會堂去聽重要報告，不得缺席。第二天我按時前往，會場不大，坐滿了人。台上，所有在京的政治局委員和元帥們都到了。全場鴉雀無聲。我心想，是誰作報告呢？這麽嚴肅。一會兒，周總理引著劉少奇走到台中央，向旁邊的人問了一句話後，對大家說：今天是請少奇同誌給大家講話。
劉少奇開始講了。雖然桌上分明有擴音器，但他並未坐下來，而是背著雙手，在台上走來走去地講。聲音一時大，一時小，聽起來挺費勁兒，但人們都很安靜地聽著。
他講的大意是：中央不是有規定嗎？中央和各部門的領導人每年至少要有三分之一的時間到下麵去。可是你們為什麽不下去呢？待在北京，什麽情況也不了解，光會在上麵發空頭指示，怎麽不產生官僚主義呢？下麵的情況千變萬化，新鮮事物多得很，隻有了解新情況，發現新問題，才能想出新對策，才能領導。你們看，王光美下去了，不是就發現了許多新問題嗎？她現在寫出東西來了，總結了許多新經驗，很有意思。我看大家還是下去吧，趕快下去吧！
說到這兒，劉看了周總理一下，然後又對大家說：誰要是不下去，就把他趕下去！他的講話到此就戛然而止。
周總理大概沒有想到劉少奇的講話如此簡短，所以當劉的講話結束時他也感到突然。但僅是略一遲疑，就馬上起來圓場。他很溫和地對大家說道：少奇同誌今天的講話，雖然很簡短，但是很重要。我希望大家趕快下去參加“四清”，執行中央的決定。又說，王光美的報告中央即將作為正式文件發下去。並轉身向劉少奇說：我看可以讓光美到各單位去作報告嘛。然後對台下大家說：各單位都可以請王光美同誌去作報告，口頭報告比書麵報告會更生動些、豐富些。隨即宣布散會。這個會議，連頭帶尾，總共不過一個鍾頭。
在這麽大熱天把這麽多高級幹部集中來“訓話”，人們是非常不滿的。退出會場時，我就聽到有人議論說：這是幹什麽？這不是“聽訓”嗎？走出大會堂，在下台階的時候，我前麵有兩三個軍隊幹部在罵娘。當我走近時，他們都回過頭來看，原來都是熟人，彼此相視一笑。】（《流逝的歲月：李新回憶錄》）
從這段文字，我們可以看出，劉少奇此時已有召集將帥“聽訓”的權勢，可封不了軍隊幹部罵娘的嘴巴，說明軍隊幹部並不把這個人看成是領袖。他可以依靠黨的力量撤銷某某人的黨內職務讓某人不當中央委員，但對軍隊幹部卻奈何不得。
可以這樣說，七千人大會之後，劉少奇的所作所為，已造成黨內分裂，出現了天有二日、國有二主的現象，許多跟隨毛澤東的人紛紛轉而對劉少奇露出笑臉，如陶鑄、田家英以及某些省委書記。在這種情況下，滿腹經綸通曉曆史的毛澤東知道一旦被篡位的後果，不得不開始考慮劉少奇能否接班的問題。此時，毛澤東並沒有準備打到劉少奇，可能準備要降低他的地位，取消他的接班人的資格。
第四個節點是1966年五月的政治局會議後，文化大革命已蓬勃展開，劉少奇和鄧小平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仍然按照土改、57年反右和桃園經驗的方法指導文化大革命，結果造成了五十幾天的白色恐怖。毛澤東從杭州回來後，召開了八屆十一中全會，批評了劉鄧的方針路線，毛劉再次發生衝突。1966年8月4日，劉少奇出席毛澤東召集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毛澤東在會上對派工作組一事提出更加嚴厲的指責，說：“中央自己違背自己命令。中央下令停課半年，專門搞文化大革命，等到學生起來了，又鎮壓他們。說得輕一些，是方向性的問題，實際上是方針問題，是路線問題，是路線錯誤，違反馬克思主義的。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劉少奇在會上又一次對派工作組一事承擔了責任，並說：無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條不怕。（見劉少奇年譜1966年8月4日）從這段記述我們可以看到，毛劉衝突已到了不可調和的地步，毛澤東所說的牛鬼蛇神指的是誰，是不言而喻的。盡管劉少奇也進行了激烈地反抗。但在八屆十一中全會結束時，劉少奇的接班人地位被取消，黨內排名由第二位降至第八，接班人的地位由林彪取代。
毛澤東究竟在什麽時候決定公開打倒劉少奇，目前尚無資料確認。隻知道是蒯大富領導的清華井岡山紅衛兵於1966年底第一次正式公開提出打倒劉少奇，而據蒯大富回憶，是張春橋鼓動的，王力又說張春橋的背後是毛澤東。蒯大富的回憶錄如是說：【張春橋找我談，實際上要我把劉少奇的名字公開到社會上去。張春橋對此是很明確的。當年我不能確定，但現在可以確定，是毛澤東授意讓張春橋找我的。王力在1991年前後，親口告訴我，張春橋找我談話是毛澤東的意思，是主席的意思。】（見蒯大富口述）當時，北京的政治氣氛相當複雜嚴峻，刮起了“十二月黑風”，出現了“聯動”“西糾”等以高幹子弟為主的紅衛兵組織，他們提出打倒中央文革等口號，他們的背後閃動著老帥們以及老幹部們的身影。毛澤東是否在此時產生打倒劉少奇以斷絕某些人念想？但這需要證據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