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閑人
幾方田畝，耕耘不輟，樂在其中
文革工作組(下)
當天晚上，當蒯大富帶著三名同學前去人民代表大會堂河北廳，等候了大約一刻鍾，周恩來帶著兩個人到了，周恩來說：“我給你們介紹一下，這位是山東省委書記譚啟龍同誌，這位是你們江蘇的省委書記江渭清同誌，我帶他們兩位來聽你講話，你不會反對吧？”這個晚上，蒯大富和他的三位同學，從七點多講到十點多，又講了三個小時。他講完之後，又向總理保證所講的這些話的真實性。周恩來說：“謝謝你啊，我馬上向主席報告。”
第二天，著名的八屆十一中全會召開了。在8月5日的會議散會後，毛澤東回到了住所，找到了《北京日報》轉載兩個月前《人民日報》所發的《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論，邊看邊想，順手用鉛筆在邊角上寫下了《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張大字報》：“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評論，寫得何等好嗬！請同誌們重讀這一張大字報和這個評論。可是在50多天裏，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誌，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製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誌氣，又何其毒也！聯想到1962年的右傾和1964年形‘左’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省的嗎？”
從上麵的一係列敘述，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結論：盡管劉少奇在北京主持工作，派出工作組，支持工作組，大搞白色恐怖。但一直有另一股力量對他開展運動的做法進行觀察和了解，從6月24日辯論到7月3日被限製自由，這期間，蒯大富屢屢到上級單位反映問題，北京市委副書記馮力還親自去清華園看望正在絕食的蒯大富，並予以諄諄教誨，馮力的膽量來自於何處？當是堪當與劉少奇對抗的勢力。毛澤東18日回到北京，20日蒯大富就被釋放，21日王力和關鋒也去看望。這說明，有人（中央文革小組？）一直在關注蒯大富，把他作為劉鄧五十天殘酷鎮壓學生的典型。也許有人會認為蒯大富的遭遇隻是一個個例。但是，在劉鄧五十多天裏，北京各學校被打成反革命的學生有10211人，蒯大富僅僅是其中的一個。如果把這10211人的遭遇分別敘述，每個人都會有一本血淚史。有這10211個個例，基本可以得出劉鄧酷打擊、無情迫害群眾絕非是個例，而是普遍現象。所以，蒯大富在劉鄧文革五十天的遭遇，就是那個階段北京的部分學校如何開展文革的縮影。
說到這裏，人們不禁要問：王光美以共和國第二夫人之尊，為什麽要和一個普通學生過不去，必欲置於死地而後快？細細思考，答案不難得出。首先，工作組是劉少奇派出的，是打著黨中央毛主席的旗號去的，是黨的化身。作為清華大學工作組顧問的王光美此時就是黨的化身，工作組是她遮擋任何山雨的大傘。反對工作組，對工作組提出質疑，就會使王光美失去遮擋山雨的大傘，進而使主張派出工作組的劉少奇的形象受損。其次，可能是劉少奇已經認識到自己的地位岌岌可危，因此就想利用工作組，盡快地使文化大革命按照自己的意誌開展起來，形成1957年反右擴大化時的情景，成為既成事實，迫使毛澤東來吃這碗難以消化的飯。所以，蒯大富反對工作組，觸及了劉少奇的底線，必須把這個刺蝟頭砸死。砸死了蒯大富，可以起到殺雞儆猴的作用，藉以警勸那些蠢蠢欲動的人：反劉沒有好下場。
另一方麵，蒯大富僅僅是一名普通的學生，可他卻受到中共一二把手的密切關注。一個要把他置於死地；另一個卻無條件地把他解救出來。為什麽？答案也不難做出：因為蒯大富是一個普通學生，是基本群眾，不是毛澤東開展文化大革命運動的目的所在。他思想敏銳，敢於質疑權威並提出挑戰，這無疑是防止資本主義複辟、開展文化大革命最基本、最值得信賴的力量。所以，保護蒯大富，是以毛澤東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本能反應。而劉少奇堅持的是精英治國路線，他一直利用黨的威望塑造群眾、指揮群眾，視群眾為一個個互不關聯的螺絲釘。如果群眾中有人質疑這條精英治國路線，那就等於挑戰他們的權威，他們必定會下死手打擊挑戰者。所以，對待蒯大富的態度，反映出領導層麵對待群眾的態度，什麽人關心群眾，什麽人視群眾為工具，一目了然。
後來，蒯大富成為反劉的急先鋒，這是最自然不過的事，一個人對待想把自己置於死地的人，無論怎樣報複也不為過，蒯大富說：“從我個人講，所謂‘國仇家恨’是一致的，反劉少奇我是最堅決的。”蒯大富說的“國仇”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少奇，“家恨”就是把他打成反革命的王光美。王光美恨蒯大富沒有道理，當你要殺人的時候，應當想到對手會怎樣反擊，與其恨人，熟若反省自己，為什麽要把一個青年人置於死地？無論如何，那是一個生命體，是父母所生的孩子，王光美應當把自己疼愛孩子的心擴展到疼愛一切孩子。王光美本是一個賢淑的人，為什麽會變得冷酷無情？完全是服從了丈夫的政治需要。所以，人不要輕易參與政治，一旦參與政治，就必須割舍親情。須知，政治是大公，是思想鬥爭，同時也包含階級鬥爭，任何人，隻要你參與了政治，情感與理念，都必須服從政治這個大公。操行與親情也不例外，它屬於私的範疇，私與公相碰撞，私必須讓位於公。這是一條不成文的規則，也為曆代政治家所遵守。曆史上，凡是把公和私攪合在一起政客，他肯是一個臭烘烘的人。
現在的主流媒體把蒯大富反劉說成是江青的幕後策劃，顯然不負責任。蒯大富認識江青是1966年10月份的事，是在北京工人體育場召開的、有十萬人參加的、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誓師大會上，通過韓愛晶認識的。蒯大富和江青通過的唯一一次電話，是在清華井岡山兵團騙鬥王光美之後，江青打電話向蒯大富要人說：“蒯大富，你不準打啊，不準侮辱啊，還有總理不放心，叫我給你打個電話，讓你趕快把王光美放回來。”這都是蒯大富親口說的，可見，保護劉少奇王光美不受衝擊是周恩來江青的共識。
根據蒯大富的口述，我們得知，“清華井岡山批劉少奇，在全市刷大標語，公開點劉的名，是12月份開始的。這主要是受到張春橋的影響，張春橋和我談話以後呢，我認為時機到了。”他還說：“12月18號，他通知我到中南海西門。他在西門的傳達室單獨接見我一個人，沒有其他任何人在場。他跟我講了一些傾向性很強的話。他說，提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一兩個人，他雖然沒有說出‘劉少奇’三個字，但是所謂提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一兩個人，肯定是指劉少奇、鄧小平。他說，他們能不能投降？你們革命小將應該發揚魯迅先生痛打落水狗的精神，把他們的反動路線批倒批臭，不要半途而廢。”他又說：“我當時很激動嘛，我說，首長對我這麽信任，話說得這麽明白了，我一定要給中央文革爭氣。”所以，我們不能把張春橋的行為轉嫁到江青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