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閑人
幾方田畝，耕耘不輟，樂在其中
三 文革工作組（上）
（本節較長，分三段貼出）
1966年3月26日，劉少奇和夫人王光美應邀出訪巴基斯坦、阿富汗和緬甸三國。4月19日劉少奇出訪回來，飛機降落在昆明後，他發了兩封電報，一封給周恩來並請轉呈毛澤東，一封給鄧小平，要求和陳毅一道視察西雙版納。這時，他接到中共中央辦公廳電話緊急通知，要他們馬上到杭州去出席毛澤東召集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這個會議已經從4月16日開始召開，他們19日回來時尚未結束。
劉少奇參加的杭州會議，實際上是同年舉行的第二次杭州會議。早在3月17——20日，毛澤東在杭州召開了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這次會議名義上是研究要不要組織代表團參加蘇共二十三大，還有什麽其他問題也可以談談。據李雪峰說，3月會議隻要點了楊尚昆和陸定一的事，還聽了江青介紹召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的情況。事件再上溯四個月，於1965年12月8日召開的上海會議，總參謀長羅瑞卿被打倒。4月16日召開的杭州會議，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從4月16日至21日。主要是批判彭真，撤銷其文化革命小組組長的職務。第二階段是4月21日至24日，通過了發起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的草案。中央處理彭真問題，是在劉少奇完全不知曉的情況下召開的。有人說這是劉少奇大意失荊州，本不該在這個微妙時期帶老婆出國訪問，否則事情會朝另一個方向發展。實際情況根本不是這樣，即便劉少奇在家他也沒辦法扭轉形勢。毛澤東是黨的主席，是最高領袖，他有權利召開常委擴大會或者政治局擴大會，也有權利讓什麽人參加或者不參加，因為是擴大會，擴大到什麽人他說了算。劉少奇在家又能如何？杭州會議後，毛澤東讓劉少奇5月份在北京主持召開政治局會議，追認杭州會議的結果。因為中共有規定，凡是由中央發出的文件，需通過在首都北京召開的政治局會議，才能成為定案。在外地召開的政治局會議，隻能拿出草案，最後還需到北京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來追認為定案。劉少奇主持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從5月4日一直開到26日。會議批判了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的反黨錯誤，撤銷了他們的職務，並立案審查。又於5月16日通過了毛澤東起草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5·16通知）。通知宣布撤銷彭真主持通過的《二月提綱》，撤銷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隸屬於政治局常委之下。通知對文化大革命目的、對象及方針做出了規定，並號召向黨、政、軍各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猛烈開火。這一係列有關開展文化大革命重要決定，都是在毛澤東不在北京的情況下，由劉少奇主持會議做出決定的。由此可見，自認為已經控製了中央，可以和毛澤東平起平坐、並在某種程度上和毛澤東叫板的劉少奇，在毛澤東進行反擊後，這才發現自己是兩手空空，處於被人任意宰割的地位。隻是被宰割的方式不同，按照慣例，被宰割的人都是被縛雙手，可是，劉少奇被宰割卻是自己拿刀砍自己的雙臂。彭真、陸定一、楊尚昆於他而言形同左膀右臂，他不但不全力保護，反而在自己主持的會議上做出將他們立案審查的決定。人之可憐、人之軟弱何以至此！
5·16通知發表後，劉少奇仍然渾渾噩噩。他仍然用過去慣用的手法指導文化大革命，向各主要單位派出工作組，想依靠工作組來掌控運動的發展，使運動處於工作組的意誌（實際上是個人意誌）控製之下，把群眾運動變成運動群眾。這就出現了劉鄧文革的五十天裏，工作組殘酷鎮壓群眾的現象。這種現象實際是1957年反右的重複，是桃園經驗的城市版本。劉少奇為什麽熱衷於派工作組這一老舊的方法？原因很簡單，這就是他們把工作組描述成“黨的化身”和“黨的體現”，在他們判斷為有問題的單位，他們就派出工作組接管這個單位的全部權力，按照它們的意誌來整治這個單位。他們的意誌總是打著黨中央和毛澤東的旗號，並在這個旗號下用偷天換日的手法貫徹自己的觀點。因為工作組是黨的化身，而毛澤東是黨的形象代表，工作組頭目可以以黨的身份和毛澤東的身份說話。所以，派工作組這一方法，是共產黨政治的一大創造，超過任何宗教的教化方法，基督教的牧師不能說他能代表上帝，他隻能按照上帝的言行布道，上帝的言行都在聖經裏，牧師根本不敢信口開河。工作組就不同了，因為他們代表黨，黨的形象、政策比較籠統，毛澤東的言語又不能及時傳達到基層群眾，這就有了極大的空間，讓工作組在裏麵任意翻騰。這個樣的方法一直受到黨內官僚階層的歡迎，因為這方法符合官僚們的權利需求和利益需求。比如，薄一波1966年6月19日 在視察清華大學時，就“工作組能否代表黨”這一問題與蒯大富發生爭論，薄對此作了精彩評論：“信賴黨中央和毛主席是對的，但毛主席不是孤立的，他有頭發 ，有手，有腿，……他做事情是通過這些做的。毛主席的指示，中央的政策是通過基層執行貫徹的，我們認為工作組是可信賴的，難道你連毛主席派來的人都不相信？”他這番述說，冠冕堂皇，似乎無懈可擊。但他偷換概念，回避了問題的要害，即派來的工作組究竟是那個路線上的人，他是貫徹毛主席的指示，還是宣傳其他人的意圖？應當指出的是，劉少奇在派工作組的問題上，實行了先斬後奏的手法，他於1966年6月3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決定向北京市一些大學、中學派出工作組，成員分別由中組部從各部委、團中央從機關幹部中抽調。清華大學工作組是6月8日到校的。可劉少奇卻是在6月10號才去杭州向毛主席匯報。
為了文化大革命能按照自己的意圖開展下去，6月13日，在劉少奇、鄧小平主持下，中共中央、國務院聯合發出通知，宣布1966年高等學校推遲半年招生。成為停課鬧革命的始作俑者。可當今的主流媒體卻把這一罪名栽贓到毛澤東身上。
實際上，從5·16通知下達，到毛澤東7月18日從武漢返回北京的五十二天時間裏（一般稱之為劉鄧五十天），劉少奇通過派工作組或者自己直接指揮，把當年土改鬥爭的方法原封不動地搬到城市運用，在北京城大搞白色恐怖，以順者昌逆者亡劃線，把許多教師和青年學生打成反革命，致使一些人自殺身亡，更多的人被迫害到精神崩潰的程度。比如，清華大學六·七事件，北京地院六·二○事件，北師大六·二○事件，林院《談話紀要》等迫害青年學生和教師的作法達到駭人聽聞令人發指的地步。著名學者王年一分析到：“不少工作組也有錯誤的方麵，就是在不同程度上人為地製造階級鬥爭，……一些工作組按照自己對‘右派’的理解，過分嚴重地打擊了向黨委、向工作組發難者。”也許有些人難以接受“白色恐怖”這個詞語，紅色的共產黨怎麽會像國民黨反動派一樣搞白色恐怖呢？其實，這是劉少奇在檢查裏給工作組定的性質，1966年12月14日，劉少奇在檢查書中寫道：“在北京許多學校的所謂排除幹擾的鬥爭，在許多工作組領導下發生了學生鬥學生的現象，圍攻革命派，壓製了不同意見。甚至將學生定為反革命分子、右派、假左派。這樣，就在不少學校造成恐怖氣氛，這是白色恐怖的。”
問題還不僅如此，更大更觸目驚心的還在下麵的敘述，秋石客在《劉少奇是文革的發動者嗎？》一文中說【劉少奇、鄧小平在文革初期執行了一條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主要是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整廣大幹部群眾。在劉鄧的一線中央的領導下，各地黨委批判鬥爭了數百名中央與地方的文藝、宣傳和教育係統的幹部，揪出了一大批所謂的“黑幫”、“三家村”，這些鬥爭對象是經過中共中央或中央局、省委、市委定性打倒後再拋出來交給“革命群眾”批鬥的。被批鬥者當中有中宣部副部長周揚、文化部副部長林默涵、文化部副部長兼文聯副主席夏衍等當時文化界的主要負責人，有中央高級黨校校長林楓、副校長範若愚等人；此外還有各省市負責文教宣傳的負責人，如遼寧省委書記周恒等人。僅在中南地區，被劉鄧的一線中央點名批判的就有廣東省作協副主席、《羊城晚報》副總編輯秦牧，中山醫院黨委書記兼院長柯麟、副書記兼副院長劉誌明，武漢大學校長李達、副校長何定華、前黨委書記朱劭天，武漢市文化局黨委書記程雲、文聯副主席武克仁，湖南省文聯副主席康濯，河南省鄭州大學黨委書記王培育、副校長兼省社聯主席郭曉棠，廣西區黨委宣傳部副部長陸地等人。在教育界，劉鄧的一線中央還點名批判了高教部部長兼清華校長蔣南翔，教育部副部長劉季平，江蘇省委宣傳部副部長、南京大學校長匡亞明，上海音樂學院院長賀綠汀，天津南開大學校長婁平，重慶大學校長鄭思群，西安交通大學校長彭康，東北工學院前黨委書記柳運光，沈陽農學院院長張克威，吉林大學黨委第二書記陳靜波，大連工學院院長屈伯川，東北林學院黨委書記王禹明，遼寧大學校長邵凱以及他與楊俊超等人的所謂“黑幫”。】
【 劉少奇在這段時期還直接批判和撤換了一些省、市委第一書記。1966年5月21日至7月25日，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等一線中央領導人親自指導華北局“前門飯店會議”。“連續鬥垮北京的彭真、劉仁，天津的萬曉塘、張淮三，河北的林鐵，山西的衛恒，從而為‘文革’大地震掃清華北地區的障礙”。7月2日，劉少奇、鄧小平又親自出馬，代表中央嚴厲批判了烏蘭夫。他們按照“五·一六通知”的精神，指斥烏蘭夫不搞階級鬥爭，犯了地方民族主義和修正主義的嚴重錯誤，從而將烏蘭夫打成繼彭真之後的又一個省委書記級的“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根據劉鄧的指示，華北局於7月底起草了“關於烏蘭夫錯誤問題的報告”呈送中共中央。該報告稱，“根據揭發出的大量事實”確認烏蘭夫有五大錯誤：反對毛澤東思想，另打旗幟，自立體係；反對階級鬥爭，反對社會主義革命；對修正主義卑躬屈膝；以“三五宣言”為綱領，進行民族分裂活動，搞獨立王國；安插親信，篡奪領導權。該報告給烏蘭夫做出的政治結論是：“三反分子、民族分裂分子、修正主義分子，內蒙古最大的走資派，埋在黨內的一顆定時炸彈”。】
【 改革開放後對文革認識主流錯誤地以為宣傳、文藝、教育、新聞界“黑幫人物”受衝擊是被毛澤東和“四人幫”支持的造反派打倒的，其實是劉鄧主持領導的一線中央指揮，各級黨委和被操縱的“革命群眾”執行的，因為那時根本不存在“四人幫”和“造反派”。】
【劉在批轉一係列中央文件時要準備再打“幾十萬右派”。他在“中央轉發中南局‘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情況和意見的報告’”中批示：“大學生中，也要把右派分子（即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揪出來，但應放在運動後期進行；打擊應當小些，一般控製在百分之一以內，高中應屆畢業生，是打擊個別最壞的，經過市委批準，可以批判鬥爭和戴帽子。高中二年級以下和初中學生中，一律不進行反右派鬥爭，不劃右派分子，如發現行反革命或壞分子，可依法處理。” 1966年“文革”爆發時，全國有1百多萬大學生和數千萬中學生，再加上數百萬教師，如果按劉少奇劃定的1％的“右派指標”將有近百萬青年學子被打成“階級敵人”。據北京的學生組織文革初期所作的統計，僅在首都24所高等學校裏統計，反革命工作組把10,211個革命小將打成右派，把2,591個教師打成反革命。】
邱會作在他的回憶錄中就劉鄧文革五十天評價說：【毛主席不反對劉鄧的搞法，劉鄧的文化大革命就會繼續下去的，其後果也是不可設想的，這種搞法也是不成的。每個大學都派工作組，都搞幾十個上百個、三類學生（即反動學生），全國就有幾十萬，甚至上百萬。這如同第二次反右。】
綜上所述，劉鄧的文革五十天，如果不被毛澤東及時製止。中華大地又會和57年反右擴大化一樣，冤獄遍地。而且比57年反右有過而無不及，反右尚未傷及廣大學生，可是首都高校的學生，在短短的五十幾天裏被打成右派的就有10211個，如果繼續下去，肯定會有大批基本群眾被打成右派。這就是文革期間批判劉鄧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整廣大幹部群眾的現實依據。
由此可見，開展文化大革命，毛劉是一致的，是他們的政治自覺行為，是對大躍進失敗的清算，目的是防止再度出現類似“五風”泛濫成災的現象。並不是像現在的主流意識所說的，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一個人發動的，是在對國際國內形勢的誤判的基礎上開展的。毛劉開展文化大革命的區別僅在於：劉少奇比毛澤東要左得多，他的鬥爭方法是普遍出擊，對象以基層群眾為主；而毛澤東則主張鬥爭的方向則是集中在黨內走資派一個點上，觸及的對象占人口1%不到。稍微對兩種方法作比較，優劣立顯。
文化大革命是四清運動的延續和擴大，毛澤東在如何防止再度出現大躍進那種荒唐、進而危及黨的執政地位的認識，也是一個逐步深入的過程。起先他也認為基層幹部的五風，源之於地主富農階級的腐蝕。後來，他的認識深入到問題的本質：即“五風”的根源在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身上。因此，四清後期，他就提出了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隻不過他是把大躍進失敗的禍根——黨內走資派和赫魯曉夫聯係起來，和走資本主義道路聯係起來，冠以走資本主義道路和搞修正主義的名字，藉以提高人們對黨內走資派的認識。因為在那個年代，蘇修和赫魯曉夫在全國人民心中是壞政權、壞人的象征，而資本主義在人們的認識中一直是和腐敗透頂的國民黨反動派聯係在一起。5·16通知如此，十六條也是如此，都是把矛頭對著走資派，對著身邊的赫魯曉夫似的人物。劉少奇在文革運動初期，已經認識到自己的地位岌岌可危，他服從了毛澤東關於運動的對象就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觀點，並積極參與領導文化大革命，打倒了一大批幹部的同時也傷害了大量的基本群眾。被他打倒的人應當都是以順者昌、逆者亡劃線的人，特別是在對待工作組的問題上，無論工作組施行什麽樣的方法，即便是專製和殘暴，隻要有人反對，一律被定為反革命。劉鄧五十天是殘暴和恐怖的五十天，恐怖到連年輕的中學生都不放過。
我原來也是如此認識，隨著資料的公開，真相逐漸顯露出來。謝謝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