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閑人
幾方田畝，耕耘不輟，樂在其中
二 四清運動
四清運動是指1963年至1966年，中共中央在全國城鄉開展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運動的內容，一開始在農村中是“清工分，清賬目，清倉庫和清財物”，在二十三條公布後，在城鄉中表現為“清思想，清政治，清組織和清經濟”。
四清運動前承三年災難，後啟文化大革命，是毛劉分化的重要過程，後被文革吞噬。
為什麽要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眾說紛飛。專職的曆史或理論研究者們都不願用簡潔的語言闡述其實質。或指鹿為馬，或故作玄虛，把極為簡單的問題複雜化。什麽反修防修；高層對三年自然災害如何產生的認識分歧；四清與四不清，階級鬥爭等等，把四清運動產生的原因描述成一團亂麻。他們為什麽這樣做？目的無非是乘機塞私貨，把髒水潑到毛澤東身上，通過非毛來實現其非共的目的。
四清運動的正式名稱是社會主義教育運動。1963年，三年困難時期尚未完全過去，國家仍處於修生養息的重要時期，中央為什麽又急於開展一場大規模的群眾運動？這要從大躍進的失敗談起。
大躍進是毛澤東政治生涯輝煌與暗淡的轉折點。在此之前，毛澤東是大智、大德、大聖的化身，天佑中華的神跡通過毛澤東的言行舉止得以展現。大躍進的過程以及後來對大躍進的爭論評價過程，反映了一些人的覬覦之心和毛澤東為固守權力所做的一係列反擊，使得中國國無寧日長達18年。
毛澤東為什麽要開展大躍進？一是國際形勢使然。當時，中共的頭號敵人美國有著世界第一的強大的經濟力量和強大的軍事力量；社會主義陣營的蘇聯也有著僅次於美國的經濟力量和軍事力量；而新成立的社會主義中國的經濟力量和軍事力量則薄弱到難以啟齒的地步，與中國的闊大疆土和因朝鮮戰爭急劇上升的政治地位極不相稱，這對民族自尊心極強的毛澤東是一個極大的刺激。同樣的大刺激還表現在：經過波匈事件處置過程，相對於赫魯曉夫的笨拙，在1956年的社會主義陣營，已視毛澤東為共產教父，毛澤東在莫斯科也受到了沙皇般的禮遇，而他背後的羸弱的國力卻無法支撐他的世界性的政治地位（如欲了解詳情，可看沈誌華的有關著作），因此他要借助一次經濟騰飛來趕美超英，使國力和他的世界性威望相匹配，成為名副其實的社會主義陣營的領袖；二是毛澤東的唯意誌論的再度展現。縱觀毛澤東的曆史功績，很大程度上是唯意誌論的成功，比如長征；小米加步槍打敗擁有飛機大炮的蔣家王朝；入朝參戰的誌願軍依靠精神意誌打敗以美國為首的十六國聯軍，都堪稱唯意誌論成功的典範。大躍進的失敗隻不過是唯意誌論的一次失敗，直接原因就是他使用人民戰爭的方法搞經濟，以及黨內走資派熱衷於搞“五風”（即：“官僚主義、強迫命令、瞎指揮、浮誇風、共產風”）。不要因為大躍進失敗了，就狂妄宣稱毛澤東不懂經濟，1956年以前，新中國創造了世界一流的經濟業績，不僅恢複了戰爭的創傷，還建立了相對完整的工業體係，這一勝利使得毛澤東更加堅定唯意誌論。
大躍進是一個巨大的經濟漩渦，幾乎將所有的人都卷進去。幾乎所有的高層，特別是主持一線工作的劉周鄧，在毛澤東超人智慧麵前都表示了無條件的折服，進而盲目地相信和傳播基層投機者漫無邊際的狂言。隻有想不到的事，沒有辦不到的事，唯心的唯意誌論促使所有的人頭腦發熱到近似癲狂的地步，偌大的中國成為投機者說假話說大話的天堂。1958年鋼產量要比1957年翻一番，達到1070萬噸；給山藥灌狗肉湯可以使山藥畝產一百二十萬斤等天方夜譚般的浮誇數據堂而皇之的出現在黨的會議公報上，或者刊登在人民日報上。
講大話雖然可以保官升官，卻不能當飯吃。狂妄必然要付出代價。由於強行推廣密植和旱改水等一係列不合實際的措施，1959年的農業嚴重減產，部分地區出現大饑饉，進而導致全國性的饑餓。個別地區用餓殍遍地來形容並不為過。大躍進由此徹底失敗。
其實，遠在饑餓尚未發生之前，毛澤東就已經察覺出左傾浮誇的危害，立刻進行了一係列的補救，包括1958年召開的兩次鄭州會議，甚至還在1959年4月29日寫信給基層生產隊，要他們“根本不要管上級規定的那一套指標。不管這些，隻管現實可能。”還說：“例如，去年畝產隻有三百斤，今年能增產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己，實際辦不到，有何益處呢？又例如，去年畝產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績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說，是不可能的。”一個國家領導人參與糾偏，直接寫信給生產隊長。說明毛澤東已經看透了事情的本質——浮誇風的根源在黨內，就是黨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因為任何程度上浮誇蠻幹，沒有黨內走資本的支持和慫恿，都不可能在社會上蔓延。
早在1961年，雖然嚴峻形勢尚未過去，毛澤東就發出反擊資本主義複辟，在農村整風、整社、整黨、進行社會主義教育的指示，這反映出毛澤東因大躍進失敗導致大饑饉的憤怒和急躁。誰都知道，在局勢嚴峻的時刻開展大規模的群眾運動是極其危險之舉。1961年1月，保定市委書記下鄉，搞紮根串聯，組織貧下中農協會，調查的結果是：基層政權全為壞人當權，貧雇農出身的幹部全被地富收買，其根本原因在於土改不徹底。這樣的結論是否正確暫且不論，留在後麵敘說。在特大困難的形勢下大搞階級鬥爭，並不局限於京畿重地，而是遍及全國各省區，這不僅僅需要勇氣，還有負氣、鬥氣的成分。1961年1月，湖南省僅在一個短時期內，就有11人在運動中被打死和自殺。筆者曾聽到來自故鄉的消息說，農村這個時期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老百姓往往偷偷藏著針錐和剪刀，到台上去戳那些被鬥的基層幹部。不是怨氣衝天，誰也不會采取這麽殘忍的行為。1961年的社教運動，雖沒有繼續、擴大和堅持下來，但所起到的作用非常顯然，這就是群眾心中怨氣發泄了，緩和了黨群之間的本已非常激烈的矛盾。這可能是毛澤東的本意之一，有氣就得讓人家發泄。但是運動的目的不單純是群眾泄氣，它有更深遠的目標，這就是整治“官僚主義、強迫命令、瞎指揮、浮誇風、共產風”五風的始作俑者。
大饑饉，人相食，這是讓毛澤東和劉少奇深感丟臉的事，劉少奇為此對毛澤東坦言：“人相食，你我是要上史書的。”在另一場合，劉少奇還情不自禁，憤憤地說：“我當主席時，出了這種事情！”毛澤東此時盡管顯得氣定神閑，但內心的惱火不言而喻，否則他不會冒著危險，在全國形勢極為緊張的時刻，號召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所以，就四清而言，隻有毛澤東和劉少奇非常熱衷此事，沒見其他領導人有如此的熱心，因為他們黨的首領，論責任，首先論到他們頭上。自1940年以來，毛劉一直是一對合作密切的搭檔，是黨的一二把手。現在出了這麽大的亂子，他們要弄清大躍進期間，基層究竟發生了什麽情況。
四清期間，毛劉之間就如何開展運動、矛頭對著什麽樣的人發生了分歧和爭論。問題的焦點，並非是什麽國際大形勢、反修防修、教育農民，那是光麵堂皇的理由，其實，四清的目的就是弄清是當時的基層什麽人的所作所為導致了大饑饉，以及如何懲治他們，防止再次出現令他們丟臉、且傷害共產黨政權的事。劉少奇讓王光美去河北省撫寧縣盧王莊公社桃園大隊蹲點，以期獲取第一手資料，並通過王光美來貫徹自己的意圖。
1964年7月5日，王光美在河北省委地委書記座談會上作了《關於一個大隊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經驗報告》（即桃園經驗），經劉少奇審核、毛澤東批準，向全國推廣。
桃源經驗的主要內容是：工作組進駐村裏後，走家串巷，訪貧問苦，發動群眾開展背靠背的揭發鬥爭。由小到大逐步組織階級教育，清理階級隊伍。四清工作不限於清工、清賬、清財、清庫，後來又擴大到解決政治、經濟、思想和組織上的“四不清”。桃源經驗還包括鬥爭形式。揪鬥、罰跪、老虎蹬、睡眠折磨、噴氣式等都是那個時候發明的。所以，右翼文人動輒就拿文革期間揪鬥走資派說事，其實，文革期間一係列體罰、折磨人的方法都是源自於王光美的桃園經驗，而桃園經驗的殘酷鬥爭則源自土改運動。甚至一月革命風暴的奪權運動也有源可查，它就源自於四清運動中大兵團作戰，每到一處便把當地的黨政大權全部奪過來的做法。
桃源經驗打破了原來四清工作的範圍和框框，把一次農村幹部的作風整頓變成了全民的政治運動。由於這種經驗上升到階級鬥爭的高度，在實際工作中出現了逼、供、信的酷風，造成了許多冤假錯案。
研究中共黨史著名的蕭喜東在《劉少奇、王光美與群眾運動：以四清為例》一文中曾言：【她搞過“四清”或過問過的單位，直至縣一級，“四清”結束後都來了一個幹部大換班。新城縣原有七個常委，四清後僅留一個，公社一級的幹部（正副書記、社長）撤換了50多名，占全縣這一級幹部的73%。”、“在幹部受打擊迫害的同時，受衝擊的群眾也不在少數。據桃園統計，當地群眾放包袱（交代問題，然後過關）512個，“受教育”者達95％。”、“王光美在定興縣周家莊“四清”，進村三天就說：“支部爛掉了，幹部都有貪汙。”王光美把周家莊的飼養員、車把式、副業組長，統統作為四不清對象，使一個300多戶的村就有120人被整。】
【桃園大隊有217戶人家，桃園工作組有20多人。王光美後來蹲點的幾個地方，工作隊數量層層加碼。新城縣有人口二十八萬人，竟去了一萬四千多名工作隊員。王光美蹲點的高鎮大隊共316戶人家，工作隊員曾多達86人。】
【在定興縣四清時，王光美導演了一場鬥爭王樹海的大會，會場專門搭起了一間導演室，王光美坐在幕後，指揮全場，會議的每一個主持會議的人都要通過一個布簾向她請示，王光美還派專人從北京接來她的兩個孩子觀看她的這場表演，讓她們“受教育”。會上當場逮捕王樹海，會後王光美到處介紹，把這一招宣揚為殺雞給猴看。】
從上麵引用的資料中，我們能清晰地看到土改運動的痕跡。而劉少奇則是土改運動的最高領導人（因為毛澤東此時正忙於戰爭，無暇顧及。）他的觀點無疑影響了王光美。這樣的極左做法後來又在文革中通過派駐工作組重演。
此後，劉少奇於1963年8月5日正式掛帥四清五反指揮部，成為第一線領導人。鑒於劉少奇對基層政權的嚴重估計，他提出了“反革命的兩麵政權”的概念。從這種估計出發，改變了原先依靠基層組織和基層幹部的做法，改由工作隊領導整個運動，把廣大基層幹部從運動領導中撇開。
由此，四清運動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即大兵團作戰搞四清。中國各地開展四清的單位，根據中央的指示精神，改變了過去以縣委領導為主，實行在省委、地委領導下集中搞一縣，縣以下都由工作隊領導的辦法，集中大量工作隊員，開到點上搞四清。如江蘇省組織了一支6萬人左右的農村四清工作隊和一支2萬人左右的城市工作隊；山東省參加運動的工作人員共54000人；浙江全省共抽調31378人，參加點上的運動；江西省農村四清組成七個工作團，參加工作隊的幹部29138人；四清運動本來就是"左"傾思潮的產物，而這一時期又不斷強調反右傾，強調大兵團作戰，這樣，就使搞運動的許多單位把階級鬥爭的形勢看得比前一階段更嚴重、更尖銳，甚至認為許多單位爛掉了，領導權不掌握在共產黨手裏，展開了奪權鬥爭，從而使運動出現打擊麵過寬、鬥爭過火等嚴重局麵。如陝西省長安縣進行四清時，鬥爭手段以揭發批判為主，造成兵臨城下，不交待問題不行的局麵。對其中的“壞中之壞”、“霸中之霸”，大張旗鼓地進行公判，打擊其反動氣焰，對大部分群眾則采用“小戰鬥”的辦法解決。對於那些久鬥不服的“死頑固”、“牛皮筋”、“老狐狸”、“母老虎”、“老運動員”、“橡皮碉堡”等，狠批硬鬥，甚至動手打耳光，碰頭，有的當場被打得頭破血流。
平心而論，劉少奇的四清運動不僅僅是偏左的問題，重要的是他沒抓住要害：是什麽人導致了大饑饉？他完全沒搞清楚，或者是揣著明白裝胡塗。他的大兵團作戰，完全撇開基層領導，打死老虎等老舊做法，無法解決基層存在的問題。也許是他的執政理念所致，也許他真的認識不清。導致大饑饉的原因很明顯，就是官僚主義、強迫命令、瞎指揮、浮誇風、共產風等“五風”。根子就在基層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身上。他們為了維持特權，保證官位，不惜弄虛作假。四清初期被打死的、被錐子錐的、被剪刀刺的，自殺的，都是冤屈者，他們僅僅是第一線打手，小爪牙，充其量是浮誇謊報的始作俑者，目的也就是希望公社書記主任們多給他們一些救濟款，最好能提拔他們成為脫產幹部。真正該受到懲處的是公社一級幹部和上級派來的工作組，沒有他們的強迫命令和瞎指揮，沒有他們的支持和慫恿，任何浮誇之風都刮不起來。把許多畝地裏的稻穀密密麻麻地擠在一塊地裏，以此來應付上級檢查，來虛報產量（這種現象筆者親眼所見），這是群眾、小隊長、大隊長們想幹也幹不成的事，同樣也是他們不敢幹的事。隻有公社書記們能這樣肆無忌憚地幹。這麽明顯的拙劣的浮誇虛報手法，明眼人一看即知，可偏偏那些檢察大員們看不出來，為什麽？問題是，這些公社書記主任們是劉少奇精英治國路線的基礎，他們的上麵是縣委書記、地委書記，再上一級的省委書記則是被他們的直接領導的人，比如河南的吳芝圃，四川李井泉，安徽的曾希聖，他們是真正的禍根，如果把矛頭直接對著他們，一點一點往上引，根子就顯而易見了，肯定會理到劉少奇鄧小平身上。所以，各地有關總結大饑饉出現的原因時，差不多都一致認為是地主富農篡權、腐蝕幹部的結果，如1961年1月，保定市委書記下鄉，搞紮根串聯，組織貧下中農協會，調查的結果是：基層政權全為壞人當權，貧雇農出身的幹部全被地富收買，其根本原因在於土改不徹底。把造成大饑饉的原因安到已被打倒的地富反壞右身上，這真是天大的笑話，天大的冤枉！所以，劉少奇指導下的四清運動，目的不明確，亂打棒子，有許多人是基本群眾，更多是地主富農這樣的死老虎，真正的禍首根本沒受到觸及。
毛澤東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是一個逐步深入的過程，起先他也把罪過歸之於地富反壞右等死老虎，隨著運動的深入以及劉少奇對四清運動的認識以及領導方法，他最終明白了根本的原因出在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身上。是他們刮起了“五風“，也隻有他們能刮起五風。當亂子捅出來後，他們又急於分田到戶，以此來否定解放以來的黨的農村政策。他們的目的就是要搞資本主義複辟，繼續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藉以保持和鞏固他們的官位和特權。
所以，毛劉分手勢在必然。當然，分手的原因眾多，諸如劉少奇本是一線領導，出了這麽大的亂子，沒有承擔責任的勇氣，卻把責任或明或暗地推給了毛澤東；說出天災人禍論、調查研究的方法已不適用之類的非毛的話等等來打擊毛澤東的威信，可以這樣說，劉少奇一直借總結大躍進失敗的教訓，不停地在唱倒毛戲，對毛澤東的權威進行挑戰，客觀地形成了天有二日的情景。但這都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他是特權精英治國論者，是鐵了心要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從劉少奇帶著王光美南下，一路上大肆吹捧桃園經驗，同時又在經濟困難的時刻，兩次帶著穿著華麗的王光美出國訪問，很難看出劉少奇身上還有共產黨領袖樸素的本質。這一切，令具有平民情結的、一心為群眾著想的毛澤東大為失望。
王光美在毛劉爭鬥中，扮演了一個不是十分重要卻是十分顯眼的角色。不知道為什麽？劉少奇撇開大量的幕僚不用，偏偏讓老婆下鄉蹲點。當桃園經驗成為四清運動的狂想曲，她在台上彈奏表演時，她享受了受人吹捧的榮耀；當她陪著劉少奇兩次出訪的華麗穿戴成為街頭巷尾的頭條談資時，她品嚐了富貴的味道。劉少奇這麽做令人費解，雖說寵妻愛妻是男人的本分，但作為政治家，寵妻和愛妻必須掌握分寸，在困難時期帶著夫人招搖出訪，顯然超出了度，容易引起大眾反感不說，還會給人以為接班造勢的認知。曆史上，功高蓋主危險，後宮幹政危險，那麽在1960年代的中國，兩個主席的夫人都在幹政，且第二夫人搶了第一夫人的重頭戲，這樣做是否有危險，劉少奇想過嗎？王光美想過嗎？當然，27歲的大姑娘嫁給50歲且有權勢的男人，無非是奔著榮華富貴而去，我並不懷疑王光美的才智與賢淑，從現在掌握的材料看，她是典型的賢妻良母啊！問題是，榮華富貴的承受得靠福分與德行，而她缺少的恰恰是福分，她的親戚中，因她而陷入困頓的不在少數就是最好的證明。從桃園經驗以及清華大學工作組的一係列做法來看，隨意將普通老百姓打成反革命，造成許多人家破人亡，德行何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