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閑人
幾方田畝，耕耘不輟，樂在其中
防守與權利再分配階段之一
在摧毀劉少奇集團的攻堅戰役取得勝利後，毛澤東並沒有結束文革，而是引領群眾把運動向深度發展，即把哲學的考慮實踐於政治體製。有人說毛澤東發動文革是為了和劉少奇爭權，這是對毛澤東的片麵理解或者是抹黑。如果是爭權，現在權力爭回來了，該收場了吧！實際是非但沒收，反而更深一步，開始考慮如何建立保證平民不再受剝削壓迫的政治體製，以保證用烈士鮮血換來的無產階級政權永葆無產階級的本色。
既然如此，那麽，1949年建立的仿蘇體製（特權精英治國）就必須從根本上改變。盡管這個體製建立時毛澤東是同意的，但未必是出於內心，這裏麵有綜合國際形勢的考慮。因為當時美國采取了敵視中國的態度，為建立工業化國家，隻能采取一邊倒的政策，即倒向蘇聯，以期取得蘇聯的支持。這個做法果真取得了效果，新中國的基礎工業就是在蘇聯的幫助下建立的。後來，通過數年的實踐，毛澤東體會到這不是一個理想的政體，容易產生官僚主義，因此考慮改變。改變的最徹底方法就是砸爛舊的，再建立一個新的。這樣一來，就麵臨兩個問題，一是舊體製中的領導者如何處置，國家層麵上他們大都是建國元勳，地方層麵上都是各個根據地拚殺出來的將領。對這些人，毛澤東並沒有統統打倒的意圖，也不可能采取自斷手臂的方式，隻是想燒一燒，燒掉他們身上的官氣，使之貼近群眾（這與虎謀皮的做法很天真。）。同時，在燒一燒的過程中，群眾心中的積怨也得以發泄。毛澤東清楚，十七年的官僚壓迫，特權官僚階層和群眾的關係幾近水火不容。四清的本意也是消除積怨，哪知道劉少奇用他的特權精英路線進行四清，搞人海戰術、搞殘酷迫害，把矛頭對著下層，搞得人人自危，舊怨未平新怨驟起，必須換一種方式來平息民怨，這也是發動文革的原因之一。有人說文革打倒一大片，真實的情況並非如此，實際的情況是，自1966年8月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之後，文革鬥爭的矛頭一直指向走資派，這是極少數的人，想一想就會明白，一個單位有幾個一二把手？占百分之一都不到的比例，怎能說是打倒一大片呢？反倒是劉鄧的五十天，被迫害的死老虎（地富反壞右）和活老虎（反動學術權威和黑幫），加起來至少有百分之五以上。話再說回來，這些死老虎，從土改到劉鄧文革五十天，十七年時間，次次運動他們都首當其衝，每年不知被鬥了多少次，老拿他們當靶子，有意義嗎？有效果嗎？都說殺雞儆猴，如果那隻猴看殺雞看慣了，一點都不會害怕，反會覺得挺好玩的。
當毛澤東的文革重點是整治走資派的觀點得到全國上上下下的貫徹執行時，新的問題出現了。當劉少奇作為全國最大走資派被打倒、他的心腹幹將也隨之倒台，其稍遠層次的骨幹力量也作鳥獸散，或繳械投槍，或歸順於周恩來麾下。作為他們的大本營的中央和北京，其中劉鄧的勢力已微乎其微，無力再做任何反抗。在地方政府中，劉鄧的追隨者雖然被造反派奪去權力，但其追隨者由於其數量龐大，左派陣營（其代表為中央文革小組）無力、也不可能對其圍剿。這些人在造反的大形勢下，或出於自保的心態，或受走資派的幕後指使，紛紛成立保皇性質的群眾組織，和真正的造反派真刀真槍地幹。應當承認，這些保皇的群眾組織，並非都是劉鄧的支持者，一般情況而言，這些人在單位都是黨團積極分子，因敬業、聽話、服從組織等特點深受領導的信任和喜愛。而那些真正的造反組織成員，一般而言，在單位都是一些有個性、有見解、敢於和領導爭辯並屢屢受到批評和排斥的人。這樣的兩派群眾組織，其觀點根本無法調和，稍有爭論便大打出手，由此在全國各地上演了無數齣力大就稱王的鬧劇。而此時，由於紅衛兵的衝擊，各級地方黨委癱瘓了、政府癱瘓了，形成了一個巨大的權力真空，沒有一個能穩定局勢的中堅力量。全國一片混亂，除上海外，沒有一個地方是安寧的。毛澤東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不得不動用唯一可用的力量——中國人民解放軍來維持秩序。1967年1月23日 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作出《關於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群眾的決定》。不久，毛澤東又賦予軍隊支農、支工、軍管、軍訓等項任務。毛澤東希望以解放軍作為大海航行的壓艙石，使他這個大舵手掌舵不致太難。
聖人有百慮也有一疏。當毛澤東把手中最後一張牌打出後，局勢便處於他不可掌控的狀態。因為手中無牌可打、無砝碼可用，天平往什麽方向傾斜，全憑一隻看不見的手來調控。這隻手就是人心。人心是複雜的，是傳統、利益、世界觀交織在一起的綜合心態。在和蔣介石的較量中，毛澤東占據了人心的優勢，得了天下。現在，當人心再次決定他的命運的時候，天平卻沒有往左傾斜，而是倒向右的方麵。他失敗了。
導致他失敗的分水嶺是武漢的七·二〇事件。此後，他沿著這條失敗的路一路下坡，在下滑的過程中，他丟棄了政治家必備的優良素質——理想，采取了實用主義。最終由一個偉大的政治家、哲學家變成了一個偉大的政客。政客之所以能被稱之為偉大，是因為在退卻的過程中，他用自己的餘威，盡可能地保持政權的平民特色，盡可能地保持社會的公平與公正。也就是說，他的政治理想已被守舊勢力和舊思想撕成碎片，殘存於搖搖欲墜的政體內。撕毀他政治理想的其中一部分力量就是來自於他頭腦中的守舊思想。
毛澤東是一個偉大的政治家。偉大的政治家為什麽會失去民心，這值得深究。究其原因，最根本的是他所期望的是創建具有平民特色的三結合政體，即政府由革命幹部、革命知識分子和工農兵群眾組成；而在思想層麵和執政理念上，他一直號召人們要鬥私批修，政府官員要接受群眾監督，保持人民公仆的本色。這樣一來，他就把所有的具有打江山坐江山思想的右翼特權精英治國論者全部趕到對立麵去；要求每個人都要鬥私批修，這是一個人對傳統世俗的戰爭，這就把絕大多數的群眾也都趕到對立麵去。人心就這樣流失了。但是，他的這些執政理念都出於公心，即便是反對派也不得不承認這一點。因此，盡管人心的多數不站在他這一邊，但他還能夠牢牢地掌握權力，原因就是他沒有私敵，隻要他在世一天，就沒人做非分妄想。當然，天生好戰的林彪父子除外。
另一方麵，在現實中，由於造反派大都有鮮明的個性，大都不是順民，在人們心中的印象不好，傳統守舊勢力一直不看好他們，就像當年的國民黨特權精英和富有階級看不起造反的紅軍一樣。而毛澤東和和他的代言機構——中央文革小組出於建立一個平民政權和人民群眾更好的監督政府的需要（也不排除毛澤東有從造反派中發現治國人才的願望。），給予這些造反派以極大的支持。使得具有坐江山觀點的解放軍將領和大多數群眾對此十分不解，因此在行動中就極力參與和支持保皇的群眾組織。
這兩方麵的原因使得毛澤東失去人心。最終釀成一場悲劇。
最能反映這兩個方麵原因的是武漢地區的文革走勢。要想弄清這個問題，必須先簡要地總結一下武漢七·二〇之前的文革形勢。武漢七·二〇事件之前，全國有三種典型：
一是北京的紅衛兵運動，這是毛澤東因勢利導而發動的一場大規模的群眾運動。之所以講是因勢利導，是因為紅衛兵最早由紅二代創建，毛澤東利用了這個組織，並加以改造，最終形成以平民子弟為主體的超大規模的群眾組織。據官方的統計，積極參加文革的紅衛兵達到創紀錄的1100萬，他們把毛澤東的實時指示奉為圭臬，持為刀槍，摧毀了劉少奇集團，癱瘓了各級黨政組織，甚至包括黨中央委員會。北京的紅衛兵運動自從受到毛澤東的寵遇後，一直所向披靡，處於無敵狀態。隻是它的頭領們顯得先天不足、後地失調。既無自知之明，看不清自己所處的時代嬌兒位置的優勢與劣勢所在，更無政治頭腦，看不清毛澤東的文革戰略部署，隻知道一味地殺殺殺，妄想自己一派坐大，用武力統領其他派係。當他們的勢力擴張到一定程度後，就變得不可一世，囂張跋扈。這新軍閥的做派，隻能導致其覆亡，最後不得不被工人宣傳隊所取代。這是毛澤東最不願看的一幕，也許這位政治家原本希望能從北京的五大領袖中發現人才，但是這些人的政治才能和嗅覺卻屬中等，在他老人家率領當時的所有的黨政領導人，對這五位紅衛兵領袖進行長達五個半小時的耳提麵命後，最終還是失望，不得不讓他們退出曆史舞台。但是，反文革的精英們並沒有放過他們，在清查五·一六運動中，他們均失去了人身自由，接著又都在1978年清算造反派的運動中被特權精英集團分別判處十幾年不等的徒刑。讀者如有興趣，可以看看韓愛晶所寫的《毛澤東主席召見五個半小時談話記 》（見附件1），從中可以發現一位慈祥的老人，對五位失去自我的、不知天高地厚的紅衛兵五大領袖的關心和愛護。有人說毛澤東卸磨殺驢，用完了就拋棄，實在是冤枉了老人家。
和北京的紅衛兵互相殘殺最終慘淡退出曆史舞台相比，上海的工人階級運動從一開始就先聲奪人，並一直保持著領導階級的身份，使得上海的文化大革命一直處於穩定發展狀態，成為體現工人階級作為領導階級能管理好政權的典型。從1966年11月16日的安亭事件開始，到1966年12月28日的康平路事件，再到1967年的一月奪權風暴，上海的工人造反總司令部在其中堅人物的帶領下，一路過關斬將，建立了新生的權力機構——革命委員會，成為全國文革的樣板。縱觀十年文革期間，上海一直處於良性發展時期，基本沒有發生武鬥（康平路事件和攻打上柴聯司僅持續幾十個小時，且沒有一例死人事件），工農業生產也取得了矚目的成就，最為重要的是領導層與人民同甘共苦，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筆者曾在文革最關鍵的時期1966年12月——1969年2月長期在上海工作，那時候的上海，可謂百業興旺，人民安居樂業。上海應當是毛澤東心目中無產階級政權的樣板，閱讀《與景賢相處的日日夜夜》一文，可見一斑。（見附件3）通過此文，我們可以得出如果世界上存在嚴格自律的、能和群眾心心相印的領導集體，那就非是文革期間的上海領導班子莫屬。即便是妖魔化上海文革期間的領導班子最猖狂的時期，也沒有能夠提出一件象樣的證據來證明他們犯過任何錯誤，更不要說是罪行了。
第三個典型則是武漢地區的文化大革命。它和北京的紅衛兵運動領一時風騷、上海的工人階級始終是全社會中堅力量不同，武漢的文化大革命則是工農商學兵全社會共同參與的大革命運動。在這裏，各階層、各行業、各種不同身份的人，包括原黨政官員，文藝工作者、工人、農民、學生、部隊官兵，他們都暫時忘卻了自己的身份，被派性攜裹在一起，用文革慣用的思維方式或相近的表達方式，上演了一幕幕悲壯的劇目。它的基本特征是：造反的群眾受到血腥的打壓，保皇組織受到解放軍和靠邊的走資派的暗中支持。當武漢地區的解放軍因鎮壓造反派、支持保皇組織，受到周恩來以及中央文革的批評並責令其改變態度時，湖北軍區獨立師以及最大的保皇組織——百萬雄師，毫不退縮，舉行一係列聲勢浩大的遊行，一度衝擊毛澤東的住地東湖賓館，占領周恩來即將降落的空軍的王家墩機場，揚言“要和“周恩來辯論，讓周恩來出不了機場”。甚至有解放軍不屑一顧地私下詢問“來遊泳的人怎麽樣了？”在他們心中，毛澤東已經沒有任何威信，如有可能，也是可以讓其“享受”王力的特殊待遇。最終，毛澤東在武漢解放軍和百萬雄師的一片喧囂聲中，穿著拖鞋從後門逃出，並破例坐飛機離開“賊窩”（在此之前，出於安全考慮他是不坐飛機的。）。
武漢的造反派，不管是真正的造反派還是保皇的群眾組織和解放軍，他們是真正的造反派。他們都像瘋了一樣，不懼權威，不屈服於壓力，不怕坐牢掉腦袋，敢於用任何形式來表達自己的觀點。不僅抓了欽差大臣王力並打斷了他的腿，他們還圍困機場，想在機場逼迫周恩來談判，如果毛澤東不及時離開“賊窩”，誰也無法預料會有什麽樣的結局。如果1966年底的上海赤衛隊也能和武漢的百萬雄師一樣敢於堅持自己的觀點，文革的曆史肯定要改寫，絕不會出現1967年初的一月奪權風暴。但曆史沒有如果，富裕的吳人，脊梁曆來是弱的，這是汪精衛之所以選擇南京作為偽首都的原因。況且赤衛隊身後沒有一支像湖北軍區獨立師那樣的具有杵逆性格的解放軍。彪悍的楚人在這裏延續了鄂豫皖根據地的造反精神，他們用“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的大無畏精神，迫使毛澤東不得不重新審視自己的文革計劃。武漢七·二〇事件由此成為文化大革命進程的一個極為重要的拐點。
武漢七·二〇事件後的文革進程，簡直就是戲劇化的一幕：造毛澤東反的叛逆軍人，在惶恐不安中意外地受到了優撫；而那些無論是聽毛澤東的話的造反派，還是百萬雄師這樣的保皇組織，無一例外地都受到了殘酷鎮壓，區別僅僅是，造反的群眾受懲罰的程度要遠比保皇的成員嚴重得多。因為新上任的武漢軍區主要領導同樣的屬於軍人官僚集團，他們和劉鄧文官官僚集團一樣，打天下坐天下是他們的基本理想和追求。在他們眼裏，凡是造反的，不管他是激進的還是保守的，都屬於賊臣逆子，理當受到懲處。
當首都機場數萬人、天安門廣場百萬人歡迎王力回歸北京時，全國立即掀起了聲討“7•20”事件的高潮，湖北軍區獨立一師的番號被撤銷，部隊整體解散；陳再道和鍾漢華也因叛逆行為，在北京受到嚴厲地批判，甚至挨了耳光（吳法憲打的）。依照林彪和江青的態度，下一步就是將他們投入大牢。隨後不久，報紙、電台到處號召“抓軍內一小撮”，林彪乘機擴大在軍隊的勢力的一係列行為，被人們認為是一方麵軍在整四方麵軍，搞得部隊裏非一方麵軍的將帥惶恐不安。與此同時，外事口的左派發飆了，他們火燒了英國代辦處，圍攻批判陳毅，用毛澤東的話說：“整陳老總的也就是整總理的。把陳毅打倒了，你周恩來也就差不多了”。這兩方麵情況表示，以左派秀才為中心中央文革，他們要以批判七·二〇為楔口，把一月奪權風暴推向極致：奪軍權、奪政務大權。也就是他們所說的第三個戰役（第一個戰役是批判三家村及文化戰線黑幫，第二個戰役是打倒黨內走資派，第三個戰役是揪軍內一小撮。）。但是，毛澤東從左派的狂歡中看到了死亡幽靈再次向他逼近。想象得出，驚魂未定的毛澤東在逃出賊窩後是什麽樣的心態？如果用常人的心態來揣摩，應當是把陳再道、鍾漢華、牛懷義、蔡炳臣送上軍事法庭，以叛逆罪懲處。可是，毛澤東畢竟是一個偉大的政治家，保持各方麵力量的平衡是政治家操持政治的基準，如果讓林彪在部隊搞清一色，差不過就是宣告內戰開始。因為各個山頭的將帥，包括賀龍的力量、徐向前的力量、徐海東的力量、甚至是彭德懷的力量絕不會坐以待斃，他們會奮起反抗。另一方麵，也是最為重要的方麵，毛澤東應當能夠分析得出，湖北軍區獨立一師和百萬雄師的行為，實質是一次兵變和民變，是挑戰中央權威的反動力量。在那個嚴峻的年代，反對毛澤東、反對黨中央會有什麽結果，他們應當是清楚的。他們為什麽會冒著生命的危險，強烈地表達自己的意願？答案隻能是一個：他們堅信自己的觀點是正確的，代表著軍心和民心。事實也是如此，他們的觀點確實代表了絕大多數的中國人的心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