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個女人唱大戲 江青 悲劇的誕生（五）

             攻堅階段之四

應當指出的是，毛澤東用紅衛兵摧毀劉少奇的政治堡壘，既是一種組織手段也有相當分量的哲學思考。組織手段上麵已經闡述了，現在講一講其中的哲學思考。人自出生之日起到小學畢業這一階段，總體上來講是處於接受父母庇蔭的階段，當然不包括一些個例，如早早失孤等。這個階段的人，還不具備獨立完整的思考能力，一切均以父母的觀點為標準，生活的艱苦，能感受到，但體會不會深刻。反倒是生活中的甜，感受得比較深切，所謂童年的記憶非常美好，好就好在，父母膝下的生活無憂無慮，與成人後百事均需操勞的境況相比，當然值得懷念的了。大約在十五六歲以後，人慢慢地具備了獨立思考能力，世界觀在這個時期逐步開始形成，窮人家的孩子形成得早一些，富裕子弟稍顯滯後。一般來說，人在二十二歲左右世界觀基本形成，成型的世界觀，能決定人生的走向，且一般不會發生根本的改變，除非遇見非常事件，那當屬命運的範疇。毛澤東大約是在1910年十七歲時接觸到康梁的改良主義，繼而又受到孫中山同盟會的影響，最終在楊昌濟、李大釗、陳獨秀的影響和指引下，確立了馬列主義的世界觀。也就是說，毛澤東的世界觀形成大約是在17歲到24歲之間。人在這個時期一般都是單身，少有負擔和牽掛，最易狂熱和衝動，最富有朝氣，最具鬥爭性。大革命期間，國共兩黨的革命家一般都成名於這個年齡階段，共產黨中的林彪和國民黨裏的宋教仁就是例證。林彪23歲就擔任軍長；宋教仁22歲就成為同盟會的主要領導人。所以，有親身體驗的毛澤東對這個年齡段的紅衛兵寄予了深切地希望，希望他們能關心國家大事，為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為社會公正、為摧毀黨內官僚特權階層、為防止資本主義複辟貢獻自己的青春。所以不辭勞苦，八次接見1200萬紅衛兵，每次接見都連續勞累八九個小時。

據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戚本禹回憶說：“我看到毛主席接見紅衛兵很辛苦，一天要站立八、九個小時，而且全國的紅衛兵到北京，要解決住宿和吃飯，國家不僅要花費很多錢，而且要選派大量服務人員，開支很大。眼看天漸漸冷了，大家有盡快停止接見紅衛兵的想法。別人不敢說，我年輕膽大，有一次在天安門城樓上，趁主席暫時在休息室裏休息的機會，我向主席進言說：‘主席一天站這樣長的時間，身體受不了呀。’他說：‘我不怕累，我就是要想讓更多的孩子見到我，讓他們知道我對他們的希望。將來，我不在了，有人要搞修正主義，就是現在在廣場上見到我的孩子們當中，會有人記著我對他們的希望，記著我說的要反對修正主義。我多見一群孩子，多站一會，就多一份希望，這是很有意義的。’毛主席接著說：‘我自己有這樣的經驗。當年搞國共合作，開代表大會，我到會了，見到孫中山先生。孫先生對我很器重，讓我擔負了重要的工作，還讓我在大會上作報告。那時我很年輕，孫先生這樣器重我，我一輩子都沒有忘記。孫先生不在了，但他講的‘革命尚未成功，同誌仍需努力’，我時時刻刻記在心裏，記了一輩子，要把革命進行到底。我今天見見孩子們，也是希望他們記著要繼續革命，要把革命進行到底。所以，這是一件大事。’毛主席講完這些話，熄掉手中的煙，站起來說：‘看孩子們去。’”

紅衛兵在幫助毛澤東摧毀劉少奇集團後，由於各山頭之間不能實現大聯合，出現一係列武鬥，最終被工人階級取代，工人階級由此成為文革的主力軍。在上世紀的1968年，毛澤東支持了知識青年下鄉運動，幾千萬紅衛兵幾乎全部上山下鄉，參加農業生產，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有人為此說這是毛澤東卸磨殺驢，用完就拋棄。這種說法看似有一定的道理，但經不起推敲。當時由於教育改革還沒有眉目，學校不能複課，而社會也沒有力量安置這些人，幾千萬青年閑散在家，是一個極大的隱患，總得有個出路。上山下鄉參加生產勞動、接受鍛煉不失為一種可行的選擇。老一輩革命家對於艱苦並不在意，他們什麽樣的苦沒吃過？他就是在艱苦中奮發圖強，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孩子上山下鄉與他們而言，利（得到鍛煉）弊（多吃一些苦）共存，相比之下利大於弊。同時，知青下鄉也會把知識帶到落後的農村，促進農村的發展。知青也能通過勞動，深刻地了解農村社會經濟狀況。日後的實際情況證明，知青下鄉，確實給農村帶來新氣象，活躍了農村的文化生活，促進了農業生產的發展。

不可否認，沒有任何生活和勞動經驗的青年下鄉，會給這些少不經事的青年人帶來諸多痛苦、悲傷以至怨恨。但事物總是有兩麵性，人都是從少不經事階段過來，生產實踐和社會實踐可以鍛煉人的意誌，使之堅韌，特別是在克服了意想不到的困苦之後，人們往往會發現自己在這個過程中變得成熟了，對於日後道路中可能出現的坎坷，不再心懷恐懼，而是充滿信心。根據目前所掌握的資料來看，那些經曆過上山下鄉的人，並不都是持反對甚至是怨恨的態度。他們中的多數人反倒十分珍惜這段不尋常的生活經曆，認為它使自己深刻地了解了社會，了解了生活，學會了應對各種情況的方法和技巧，這些經驗對日後的人生旅途彌足珍貴。特別應當指出的是，當今黨和國家領導人的主體就是當年的下鄉知青，如習近平、李克強、張德江、王岐山、李源潮等人。從他們執政以來的情況看，果敢、順應民意這兩大特點給世人以深刻的印象並從中看到祖國的希望。

2005年3月22日，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的習近平到淳安縣視察的時候，專門參觀了當地下薑村的沼氣池。他風趣地說：“我曾經是建沼氣的‘專業戶’。30年前我在陝北農村插隊當黨支部書記時，建成了陝西省第一個沼氣村。當時還沒有這麽好的條件，現在條件好了，我們一定要把建沼氣這件事辦好，讓群眾真正受益。”在這裏，總書記對自己當知青時的舉措是滿意、自豪的。和王岐山一道在延安馮莊公社插隊落戶的知青丹柯在回憶文章中寫道：“作為一名知青，尤其是馮莊的知青，大家的心中也有著自豪的一麵，在我們之中，在這種鍛煉下也必然練就了一些人，由知青成為有作為的人，如：王岐山……”據說，習近平在陝北當知青很羨慕到內蒙牧區的知青有羊肉吃；而王岐山則在當知青時嚐到了挨餓的滋味。這些艱苦的體驗無疑對他們是一堂實踐課，了解了基層生活的艱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