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閑人
幾方田畝，耕耘不輟，樂在其中
攻堅階段之二
下麵講劉少奇的屏障中的觀念上的優勢：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這首全國各族人民耳熟能詳的歌，一直被唱了二十多年。它用極為簡單、極為宏大的敘事手法概括了毛澤東的豐功偉績和他在人民心中的地位。可是，自1957年以後，共和國經曆了許多坎坷，反右擴大化、廬山會議、以及讓人提及就非常揪心的59——60年的大饑饉，這些不尋常的政治經濟陰霾，把紅太陽的光環遮擋了不少。曆史有時也會和偉人開玩笑，就在發生大饑饉的前夕的1959年4月，毛澤東宣布退居二線，一線工作由劉少奇牽頭。誰也不會想到，在毛澤東退居二線僅僅半年多時間發生的大饑饉，是一場慘絕人寰的大災難，而在討論這場大災難發生的原因時，劉少奇采取咄咄逼人的方式，說大災難產生於“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他的分析非常有道理，也非常真實，事實上他的三七開還是說輕了，實際上是純粹的人禍，但就是他沒有承擔作為主持一線工作的領導人應當承擔的責任，其箭頭所指一目了然。毛澤東為此在七千人大會上做了檢查。劉少奇的威望日漸上升。這就在黨內形成了一種新觀念：毛澤東過時了，劉少奇治國有方。
毛澤東真的過時了嗎？請看下麵一件事。實際上，遠在浮誇風盛行的時候，毛澤東就敏銳地看到了存在的危險，鑒於各級領導都是脫離群眾瞎指揮的特權官僚階層，毛澤東知道依靠他們無法扭轉危險的形勢，就把希望寄托在最基層的生產隊長和小隊長，為此，他在1959年他直接寫信給生產隊長和小隊長，希望他們能製止浮誇風，以免災難發生。現將1959年4月29日，毛澤東給六級幹部的公開信轉載如下：
省級、地級、縣級、社級、隊級、小隊級的同誌們：
我想和同誌商量幾個問題，都是關於農業的。
第一個問題，包產問題。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產一定要落實。根本不要管上級規定的那一套指標。不管這些，隻管現實可能。例如，去年畝產隻有三百斤，今年能增產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己，實際辦不到，有何益處呢？又例如，去年畝產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績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說，是不可能的。
第二個問題，密植問題。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許多年青幹部和某些上級機關缺少經驗，一個勁兒要密植，有些人竟說愈密愈好。不對，老年人懷疑，中年人也有懷疑的。這三種人開一個會，得出一個適當的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產，密植問題就得由生產隊、生產小隊商量決定。上麵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無用，而且害人不淺。因此，根本不要下這種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規定一個密植幅度，不當作命令下達，隻供下麵參考。此外，上麵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為好，積累經驗，根據因氣氣候不同，因地點不同，因土、肥、水、種等條件不同，因各種作物的情況不同，因田間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個比較科學的密植程度的規定，幾年之內達到一個實際可行的標準那就好了。
第三個問題，節約糧食問題。要十分抓緊，按人定量。忙時多吃，閑時少吃，閑時半幹半稀，雜以地瓜、青菜、瓜豆、芋頭之類。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緊。每年一定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緊很緊，而且要抓得及時，機不可失，時不再來。一定要有儲備糧，年年儲一點，逐年增多，經過十年八年奮鬥，糧食問題可能解決。在十年內，一切大話、高調切不可講，講就是十分危險的。須知我國是一個有六億五千萬人口的大國，吃飯是一件大事。
第四個問題，播種麵積要多少的問題。少種高產多收的計劃，是一個遠景計劃，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內不能全部實行，也不能大部實行。十年內，隻能看情況逐步實行。三年以內，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內，要力爭多種，目前幾年的方針是：廣種薄收與少種多收的高額豐產田同時進行。
第五個問題，機械化問題。農業的根本出路在於機械化。要有十年時間，四年以內小解決，七年以內中解決，十年以內大解決。今年；明年、後年，這三年內，主要依靠改良農具，半機械化農具，每省每地每縣都要設一個農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學技術人員和農村有經驗的鐵匠、木匠，收集全省、全地、全縣各種比較進步的農具，加以比較，加以實驗，加以改進，試製新式農具。試製成功，在田裏實驗，確實有效，然後才能成批製造，加以推廣。提高機械化，用機械製造化學肥料這件事，必須包括在內，逐年增加化學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個問題，講真話問題。包產能包多少，就講能包多少。不講經過努力實在做不到而又勉強講做得的假話。各項增產措施，實行八字憲法，每項都不可講假話。老實人，敢講真話的人，歸根到底，於人民事業有利，於自己也不吃虧。愛講假話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總是吃虧的。應當說，有許多假話是上麵壓出來的。上麵，一吹，二壓，三許願，使下麵很難辦。因此，幹勁一定要有，假話一定不可講。
以上六件事，請同誌們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見，以求得真理為目的。我們辦農業、工業的經驗還很不足。一年一年積累經驗，再過十年，客觀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們認識，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就有自由了。什麽叫自由？自由就是對必然的認識。
同目前流行的一些高調比較起來，我在這裏唱的是低調，目的在真正調動積極性，達到增產目的。如果事實不是我講的那樣低，而達到了較高的目的，我變為保守主義者，那就謝天謝地，不勝光榮之至。
毛澤東 1959·4·29
作為此書的作者，1959年我見過這封信，它就貼在公共食堂的牆麵上，少年的我隻是覺得好奇，毛主席給隊長寫信了！而我的母親卻說：“老人家寫信也沒用，真的要餓死人了。”這就是大字不識一個的農村婦女的直覺，也就是我母親的這個直覺，使我們一家三口得以逃過那場可怕的大饑饉。
是什麽原因促使毛澤東在春耕的時候要寫公開信給六級領導？難道不令人深省嗎？毛澤東在信中首先說道：“我想和同誌商量幾個問題，都是關於農業的。第一個問題，包產問題。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產一定要落實。根本不要管上級規定的那一套指標。不管這些，隻管現實可能。例如，去年畝產隻有三百斤，今年能增產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己，實際辦不到，有何益處呢？又例如，去年畝產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績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說，是不可能的。”這是初一過了是初二級別的實話，說明毛澤東對農業的情況非常了解；對各級特權官僚階層的浮誇也很清楚，所以才說“根本不要管上級規定的那一套指標。不管這些，隻管現實可能。”如果當時主持一線的領導嚴密關切毛澤東此信中所強調的問題，采取切實可行的措施。大饑饉會發生嗎？作為黨中央主席、共和國主席，話說到這樣份上，大饑饉還是發生了，說明各級領導根本沒把毛澤東的話當回事兒，他們隻聽他們的上級，上級的上級最終就是主持一線工作的劉、鄧。無論當今的反毛分子怎麽狡辯，有這封信作證，說明毛澤東在浮誇這個問題上完全沒有責任；無論劉粉、鄧粉怎樣粉飾，他們的責任也無法洗清。更令人發指的是，當年，在大饑饉最嚴重的地區——河南信陽地區，倉庫裏是有糧食的，可官僚卻不發放，眼睜睜地看著許多人被餓死。前河南信陽專區行署專員張樹藩在《信陽事件親曆記》文章中說：“當時信陽地區餓死那麽多人，並非沒有糧食，所屬大小糧庫都是滿滿的，但群眾寧可餓死，也沒有搶過一個糧庫。”可見，我們的人民是多麽好，而當時的各級特權官僚對人民群眾冷漠到何種程度。
這不由得不使人想起稍後幾個月的廬山會議。在這次會議上，彭德懷上書毛澤東，提出了當時農村的一係列問題，結果遭到殘酷打擊。這應當是特權官僚們害怕追究責任，索性將敢於揭露真實情況的彭總一棍子打死，借此封住其他人的嘴巴。還有人認為大躍進的主要責任在劉鄧。毛培養劉鄧成接班人，想讓他們出政績，沒想到他們剛上來就造成如此大的錯誤。毛澤東很早就看到了大躍進中產生的問題，根本不信糧食產量的浮誇，早就出麵糾正（給小隊長的信就可看出）。但是他認為大躍進的問題不能挖太深，如果挖下去，追究責任，那劉鄧的政治生命該結束了。毛澤東希望在大躍進出現的問題上，改正缺點，有限批評，為的是維護劉鄧的威信。甚至主動承擔錯誤來為劉鄧護航。廬山會議前的鄭州會議，上海會議。問題已經得到糾正。所以廬山會議開始比較輕鬆，被稱之為神仙會。但是彭德懷這個時候再寫萬言書，毛澤東確實比較意外。錯誤已經糾正，那麽你老彭要幹嘛？無非是要追究責任，要整治在一線主導工作的人，不能否認彭德懷有取而代之的企圖。如果彭德懷的企圖成功，勢必引起黨內權力分配、重新洗牌，劉少奇集團最不願看到這一幕，毛劉此時還處於蜜月時期，毛澤東不會輕易丟棄劉少奇，而換上如狼似虎的彭德懷，彭德懷被打到勢在必然。最終，一場本來是為糾左而統一思想的會議，卻走向反麵，變成了批右。隨著彭德懷被打到，官僚特權階層欺上壓下的惡習非但沒得到製止，反而得到了助長，浮誇風繼續蔓延，導致了大饑饉不可避免的發生。
其實，“劉少奇治國有方，毛澤東過時了”這種觀念並非是黨內特權官僚階層觀念的全部，除去劉少奇自我造勢以外，它還有下屬阿諛奉承的因素。劉少奇掌管黨務，操有決定官員仕途的權利，當他說毛澤東的調查研究過時了，提倡自己的下去蹲點的新觀念時，曾出言威脅說：“不下去，就當不了中央委員。”言下之意，不聽我的，就別想在高層混。那時，省委書記、部級官員一般都由中央委員擔任，當不了中央委員，意味著必須從一把手的位置撤下來。在這樣的情況下，劉少奇治國有方的觀點就要大折水分。
另一方麵，毛澤東一貫堅持艱苦樸素的生活作風，一而再地約束黨內幹部享受特權，而劉少奇卻堅持他的特權精英治國路線，允許特權階層的存在。這樣一來，黨內占絕大多數的高層官僚中，追隨支持劉少奇的人日趨增多，上麵所講的陶鑄和田家英就是典型的例子，他們原本堅定地支持毛澤東，後來轉而支持劉少奇，為什麽？原因很多，高高在上地享受特權怕是根本原因所在。過去他們緊隨毛澤東，是不願背著土匪的名聲入土，最終登堂入室出將入相；現在跟著劉少奇，是為了享受超資產階級的生活，吃喝玩樂不說，還裝斯文，花大錢收藏古董，真不知這些錢是從什麽地方捯飭來的。用胡錦濤的觀點評價他們，這叫與時俱進：戰爭年代咱們吃苦，現在當高官，就應當享福，事隨時變。
由此可見，黨內高幹的觀念大勢，決定毛澤東在發動對劉少奇的攻堅戰必然是困難重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