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個女人唱大戲 江青 悲劇的誕生（一）

文革的本意之一是創造一個公平公正的社會，結果卻導致社會走向反麵，幾乎複製了1957年反右的結局。反右擴大化，致使幾十萬家庭妻離子散家破人亡，他們所承受的苦難，慘絕人寰駭人聽聞。而文化大革命對人民群眾所造成的傷害，更是超出反右擴大化，凡是聽從黨中央毛澤東號召參與造反的人遭到了殘酷地迫害，幾乎無一幸免。在文革的大運動中穿插的小運動，諸如劉鄧黑暗50天、破四舊打黑幫的紅色恐怖、奪權與反奪權、清理階級隊伍、清查5·16、一打三反，像股股巨浪吞噬了無數生命，更不要說清算造反派的“三大講”了。“三大講”是走資派對造反派的徹底清算，使用蹲牢、判刑、終身政治禁錮等各種刑罰，把所有積極參與文革的人一網打盡。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講，文革是毛澤東編導的一部曆史大悲劇，悲劇的男主角是林彪，女主角是江青，他們的身後各有許多殉葬的官吏和數不清的草根造反英雄。

應當指出的是，與反右擴大化相比，“三大講”中被懲治的人的親友沒受誅連，這一積極現象，是下一步為地富反壞右摘帽的先聲，反映了社會的進步。這社會進步，可能與走資派們在遭受批判時，其親屬受到株連的慘狀使他們萌生人性。人性是每個人與生俱來的本性，可是，長期的殘酷鬥爭（其中包括國民黨的迫害、戰爭的絞殺、以及土地改革），使得他們中的許多人情感麻木，也就是某種程度上的人性泯滅。



       本意拯救百姓，實則禍害了百姓，文革為什麽會走向反麵？弄清這個問題，首先要把文革的過程簡要地理一理，知道這裏麵究竟發生了什麽？在激烈的政治角逐中，哪些是關懷人民的力量，哪些是反人民的、主張享受特權的力量。想搞清這個問題，必須對文革的整個過程以及每個階段發生了什麽事情做一個基本了解。我認為，文革應當分為四個階段，即1：準備階段（1964年7月2日文化革命五人小組成立——1966年5月16日“5·16”通知下發）；2：攻堅階段（1966年5月16日——1967年8月30日的王關戚事件）；3：防守與權力再分配階段（1967年8月30日——1971年9月13日）；4：退卻與反擊階段（1971年9月13日——1976年10月6日）。

現簡要敘述各階段發生的主要事件：

（1）準備階段（1964年7月2日文化革命五人小組成立——1966年5月16日“5·16”通知下發）

1964年7月2日，毛澤東主持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文化部和全國文聯以及各協會重新整風，並決定成立一個五人小組，即“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在中央政治局、書記處的領導下，負責文藝界整風等文化革命事宜。五人小組的組長為彭真，成員有陸定一、康生、周揚、吳冷西。從這件事可看出，毛澤東當時已有開展文化革命的想法，但如何開展尚未有明確的思路。

       1965年11月10日，楊尚昆被免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的職務，由汪東興接替。楊尚昆被免職的主要原因是1961年毛澤東南巡中被竊聽的事件。這一事件在當時導致了中央辦公廳機要室主任葉子龍和副主任康一民受黨內嚴重警告處分，二人此後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長達數年的審查。他們二人因竊聽被警告，明眼人一看就清楚，顯然是代人受過。一個小小的機要室主任副主任哪有這樣大的膽子竊聽毛澤東的談話，如果真是這樣，那不是一個黨內嚴重警告就能了事的，判上個十年八年徒刑也不算為過。他們後麵必然有後台，毛澤東對此心知肚明，這後台表麵上看是應當是楊尚昆，問題是，諒他楊尚昆也沒這樣大的膽子做這事，他後麵當有更大的人物。當時之所以以處理兩個小人物結案，是因為毛劉的關係尚未公開分裂，毛澤東尚未決定改變劉少奇接班人的地位。當毛澤東決定改變劉少奇的接班人地位時，竊聽事件便被重新提及了。楊尚昆之所以步兩個小人物的後塵，再次被充當替罪羊被免職，是毛澤東向劉少奇奪取黨權的第一步，他要通過這隻被宰殺的替罪羊，切斷劉少奇和黨中央運作中樞的聯係，更重要的是把楊尚昆手中的8341部隊的指揮權奪過來，交給自己的親信汪東興。在日後的奪權過程中，辦公廳另一位重要人物田家英副主任自殺了，自殺的原因是因為他擅自刪去毛澤東關於評價《海瑞罷官》中的一句重要的話：“《海瑞罷官》的要害問題是‘ 罷官’，彭德懷也是海瑞。”引起毛澤東震怒。作為秘書，擅自刪去領袖重要講話，輕了說，是沒有職業操守的表現，重了說，是別有企圖，更何況還有挪用主席著作經費的醜聞（秋石客語），所以隻能上吊了。隨著楊尚昆被撤職和田家英自殺，毛澤東基本控製了黨的樞紐。

和楊尚昆被免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的職務的同日，上海文匯報發表姚文元文章《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吹響了向劉少奇集團發動進攻的號角。此文的矛頭對準的是該劇的作者，北京市副市長吳晗。他是劉集團的外圍人物，在層層剝筍的戰術中，屬於首當其衝被剝去的一層，目的是造勢和對他人的警示。姚文元的文章發表後，遭到劉集團第一大將彭真的封堵，北京市以及各大報刊不予轉載。之後在周恩來的幹預下，《人民日報》於11月30日轉載了該文，但加了編者按，試圖把輿論引向學術討論。毛澤東經過一個多月的引導和疏通，對《海瑞罷官》評論與批判迅速發展成為整個文學藝術領域裏的一係列大批判運動。到一九六六年初，對《海瑞罷官》的評論與批判又發展到史學界、文藝界、哲學界等哲學社會科學領域的全麵的“揭蓋子”，在全國範圍內展開了對“黑幫”人物的批判運動，著名的就是批判“三家村”（吳晗、鄧拓、廖沫沙）。不久，剝筍戰術又深剝一層，開展了對“四家店”（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的批判。



       1965年12月11日，在毛澤東主持召開的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羅瑞卿被扣上反對突出政治、篡軍反黨的罪名，調離軍事領導的位子。

       毛澤東意欲開展文化大革命，為什麽首先拿羅瑞卿開刀？這要從社會亂象和官場文化說起。自民國開始，“有槍就是草頭王”以及“槍杆裏出政權”一直是社會亂象和官場政治的常態。北洋軍閥的政權頻繁更迭就是最好的例證，哪個軍事力量強大，哪個就能入主北京，直係、奉係、皖係、辮子張，走馬燈似地換個不停。即便到了相對穩定的南京政府時期，軍閥割據的情況依然存在，東北的張氏父子，四川的劉湘，西康的劉文輝，山西的閻錫山，表麵上承認南京政府，實際上都是都擁兵自重各自為政，更不要說許許多多占山為王的草寇了。共產黨在奪權的過程中，很好地處理了這個問題，毛澤東首創把黨支部建立在連隊裏，使軍事鬥爭服從於政治鬥爭的需要，明確無誤地告訴黨內同僚，使用槍杆子的目的，是為了打出紅色政權，不能有“有槍就是草頭王”的流寇觀念。共和國建立後，毛澤東對這個問題一直非常謹慎，生怕禍起三座門（中央軍委所在地），一直強調黨指揮槍，並在軍區的設置和組織措施上保證黨能夠指揮槍。具體的做法是保持各山頭力量的平衡，利用他們相互製約，避免一方坐大，釀成內亂。比如，中央軍委的成員組成始終以原中央紅軍將領為主，兼顧二方麵軍、四方麵軍的利益，代表二方麵軍的賀龍和代表四方軍的徐向前一直是軍委委員，賀龍還一度是軍委主持工作的常務副主席。中央紅軍則一直占據關鍵位置，如國防部長、總參謀長、軍委第一副主席均由中央紅軍出身的人擔任。如國防部長彭德懷、林彪，總參謀長粟裕、黃克誠、陳賡、羅瑞卿、楊成武、黃永勝。但是，在軍區司令員的配置上，毛澤東一直讓原二方麵軍和四方麵軍的將領擔任重要軍區的司令員，使他們對主持中央軍委工作的原中央紅軍的將帥起到製約作用。比如，文革前夕，南京軍區的司令員許世友，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 福建軍區的司令員韓先楚，沈陽軍區司令員陳錫聯，蘭州軍區司令員皮定均，昆明軍區司令員秦基偉，他們都是原四方麵軍的人，是張國燾的部下。而北京軍區的政委廖漢生（賀龍的外甥），新疆軍區司令員王恩茂，成都軍區司令員黃新廷，裝甲兵司令員許光達則是二方麵軍的，賀龍的部下。說白了，這些二、四方麵軍的將領，在重大問題上隻聽從毛澤東的調遣，根本不會服從原中央紅軍將領的安排。

       盡管如此，毛澤東對軍隊還是慎之又慎，生怕出現意外，這樣一來，能直接指揮部隊的總參謀長成為極為敏感的人物。作為總參謀長的羅瑞卿在六十年初期跟劉少奇跟得緊，和賀龍關係親密有加，同時還長期擔任公安部長的職務。握有實權的重要人物立場不堅定最值得擔心，最容易產生變量。羅瑞卿雖然一直對毛澤東忠心耿耿，也一直得到信任，但為了安全起見，毛澤東最終還是依照林彪的意願，先解除其軍內職務，然後打倒，以絕後患。盡管羅瑞卿一直是林彪的親信，其參謀長職務也是由林彪提名擔任的，但他對林彪身體的誤判和高傲的性格，使得他遠離了林彪並得罪了許多元帥，成為文革中首批被打倒的將領。

       解除了羅瑞卿的職務，毛澤東也沒掉以輕心，因為北京是劉少奇、彭真經營數年的根據地，極有可能出現意外，而任何小小的意外都能導致翻船，一旦翻船，外地的大區司令員隻能服從新任領導人，不可能有第二種選擇，因為在曆史上，幾乎沒有外藩“勤王”軍隊成功的先例。自1965年11月10日，即《文匯報》發表姚文元《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文章（同天楊尚昆被撤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職務由汪東興繼任）兩天後，毛澤東離京赴南方。一直到1966年7月18日回到北京。算起來，他有半年多沒在北京，多數時間都在外地（杭州、上海、武漢）遙控指揮，甚至連極為重要的1966年5月4日至26日的政治局會議都沒參加。直到葉劍英、周恩來領導的首都工作組完成了一係列軍事部署，他才安心地回到北京。毛澤東在這段時間裏之所以不在北京，用江青的話說是：“主席在北京的安全沒得到絕對保證之前，主席不能回北京。”江青的話，反映的是毛澤東的心理。

       在1966年5月的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嚴控在京主持會議的劉少奇通過了打倒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的決定。隨著“四家店”被摧毀，劉少奇在黨內、軍內的手臂被斬斷，成為“籠中鳥  ”。毛澤東這才放心大膽地發起了核心攻堅戰

       在發動文革的準備階段，江青像一位先鋒官，立了頭功。姚文元的《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是江青在秘密情況下組織人在上海寫成的。起先，江青原打算在北京組織人寫，但沒人願意執筆，她找了以批評俞平伯而著名的李希凡，但李希凡不敢，這也反映出北京在彭真的控製下，成為劉少奇集團堅固的大本營。毛澤東想要發聲，必須另尋地方，我們從中可以看出子延安整風運動以來，毛澤東相信劉少奇達到什麽程度，放手讓其管黨，結果卻喪失對黨的指揮的權力，可見，劉少奇結黨營私的能力非同一般。這樣，一貫支持毛澤東的柯慶施所掌控的上海，成為吹起文革號角的地方。而具體的組織者和執筆者，也都因這篇文章成為文革新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