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個女人唱大戲 江青 延安芳蹤（中）

說到此，不由得引起聯想：江青的婚姻觀是怎樣的？

裴明倫是她的第一個丈夫，是一個富裕家庭的少爺。和這樣的人廝守一生，隻要恪守“雌馬”之貞，便可三十年媳婦熬成婆，享受榮華。但這樣的生活不是她所希望的。丈夫在家族勢力麵前妥協了，她毅然與其離婚；俞啟威的出現，使她眼睛一亮，她的生活從此充滿激情和希望，他們一同參加遊行示威，抗議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一起下鄉演出，宣傳抗日救國。她一直渴望能和俞啟威結為連理，可是由於俞家的持久反對，這對革命伴侶未成眷屬，令人唏噓；繼而貿然踏入唐納的生活，發現這不是她需要的人，想抽身而退，可談何容易，結果她被弄得像一個擺放日久的榴蓮，散發著臭氣；同樣的，章泯也不是她鍾意的人。

革命事業止步不前；演藝事業取得顯著成就之後，發現這個行當也不能幫助她實現為窮人翻身解放的理想；媒體的侮辱兼攻擊性渲染，弄得她焦頭爛額名譽受損；她回想起曾經接觸過的上層人物的紙醉金迷生活，以及一直在水深火熱中掙紮的窮苦百姓，進而推知，國民黨統治的中國，遍地是汙泥濁水，看不到一點出路。那麽，她生活的希望和革命理想的落腳點應在哪裏？隻能是紅星照耀的延安，盡管那兒沒有廁所，床上滿是臭蟲，衣服上的虱子可以用掃帚掃，可是，那兒卻充滿希望，據說，許多有誌之士都把這兒看成是中華民族的希望所在。因此，她帶著試試看的心情踏上了去延安的征途，盡管她沒有任何政治背景，上海的地下黨也沒給她出具任何證明，因為在他們看來，藍蘋隻是執行他們上街遊行示威命令的一個小卒子。但是她來了，由此可見他的勇敢和無畏。在延安，她簡直是一株出水芙蓉，立刻獲得了毛澤東的賞識。毛澤東於她而言，是一個傳奇般的人物，是一個大英雄，是一個能夠開辟未來的偉人，同樣的，也是一個吸引她的巨大磁場。因此決定委身於他，輔助他成就事業，哪知道這一委身，竟然委了38年，譜寫了一曲愛的悲歌。江青奔赴延安，這是拿身家性命做賭注的風險之旅，當時一流走紅明星，沒人願意這樣走這條路，也沒人敢走這條路。趙丹、鄭君裏、白楊、孫道臨、俞珊這些左翼當紅明星都不會冒這個風險。因為當時的共產黨還處於風雨飄搖時期，沒有什麽理由能說明他們一定會成功，而毛澤東在國統區人們的眼中隻是人頭價值二十五萬大洋的流寇。嫁給這樣的人，必須是獨具慧眼的超人，也必須具有殺人不過頭落地的決絕意誌。

由此，我想到了特裏爾對江青的評價：不管在什麽地方——在舞台上，在左翼政治活動中，在婚姻愛情方麵——她的眼睛都不是盯在當前的事物上，她一直在尋求超越。（《江青全傳》 P99）我想補充的是：在尋求超越的過程中，她選擇了毛澤東之後，感情和婚姻的超越便停止了，便心安理得地在這塊豐腴的台地上紮根成長。事實證明這個選擇無比正確，這塊豐腴的台地，最終發展成為有960萬平方公裏的麵積的大舞台，而觀眾則達到創紀錄的八億人。這應當是曆史上最令人羨慕的美女愛英雄的典型故事。縱觀江青一生，都可看出，江青愛毛澤東是無條件地、無私地、全身心地。她自嫁給毛澤東後，恪守為婦之道，忠貞、賢淑、勤懇、果敢，成就了丈夫的亙古未有的偉大事業，也成就了自己的輝煌。在後麵的文章裏，將一一實時敘述。

再說和意識形態的原因。如果說毛澤東僅僅是因為江青的美貌和才華，而不顧黨內一些人極力反對而堅持要娶她，這就大錯特錯了。世界上的才女千千萬，不唯獨江青一人。當時的延安，追求毛澤東的也不止江青一人，況且江青也不算是最漂亮的，可毛澤東偏偏選擇了江青。為什麽？英雄愛美女，美女也愛英雄，這是合理的解釋，但不是全部，它缺少最關鍵的理由。否則我們就可能會看到從邊區幾百萬人中選美的喜劇。

那麽，毛、江結合的最關鍵理由是什麽？答案隻有一個：意識形態決定了他們的結合。對腐敗社會的認知、改造社會的理念、共產主義理想、婦女解放、拯救勞苦大眾、中華民族的複興崛起等一係列問題上，他們的觀點相同、血脈相通。不是這樣，無論如何他們也走不到一塊兒。之所以有共同的意識形態，是因為他們出身相同，同屬草根階層，都在貧寒的生活中掙紮過，因此仇恨剝削，把消滅剝削視為天職；經曆相同，都遭受過權威、官僚、富有階級的蔑視、排擠和欺壓，對諸如王明集團和周揚等四條漢子的精英們有著深刻的認識，無論這些精英是黨內的還是社會的，是政治的還是藝術的，在他們看來這些人有著共同的本質，這就是裝腔作勢，剝削、欺壓百姓，依靠洋人的鼻息呼吸；他們性格相同，堅忍不拔，百折不回，認準的路必須走完，不惜付出生命的代價。他們還喜愛鬥爭，和困難鬥，和邪惡鬥，和不良風氣鬥，和頑固的傳統觀念鬥，和反動的大人物鬥，樂此不疲其樂無窮，直至生命的終結。

由此，世界上一對最純正的左派，在一個充滿希望之地，在一個先進的富有生機的集團之中，在一片關注和敵視的目光中結合了。這對誌同道合的革命伴侶，攜手共進了38年，他們以破舊立新的姿態、百折不饒的鬥誌、關注底層群眾的情懷、挽狂瀾於既倒的天賦，在中國政壇上掀起次次驚濤駭浪，衝擊和滌蕩了舊世紀的根基，給似將沒落的中華民族注入了新的養料，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崛起實施精神輸灌，並打下了堅實的物質基礎。同時也留下了一份珍貴的政治遺產。

自嫁給毛澤東後，江青淡出了藝術舞台，也沒走進政治殿堂。之所以沒參與政治，可能是來自毛澤東的製約，他不願讓具有爭議性的妻子給自己招惹麻煩。因為在那個時候，毛澤東的地位仍不穩定，王明集團的影響明顯存在，他們隨時都會動用共產國際的尚方寶劍向他砍去。他們之所以承認毛澤東的存在，純粹是因為革命需要毛澤東的超人智慧，否則他們就會重新淪落為山大王，逃脫不了被剿滅的命運。這也就像一些人在文革時期的心態，雖對毛澤東恨之入骨，但攝於毛澤東的威望，卻不敢輕舉妄動。

淡出藝術舞台的江青，以溫和賢淑的姿態展現在人們的視野。她服從毛澤東，完全放棄了自我，用特裏爾的話說：她知道，與共產黨的領袖結婚，就像神父與教堂結婚。（《江青全傳》P131）

美國的外交官約翰·塞維斯說：“我們感到奇怪，藍蘋在延安的舞台上似乎並不活躍”。

尼姆·韋爾斯在訪問延安歸來後說：“她（藍蘋）隻是毛澤東家中沉默不語的家庭主婦，別的什麽也不是。”

特裏爾援引羅伯特·佩恩說：“江青看上去非常漂亮，比蔣介石的夫人漂亮。他見過這兩個人，他說江青是一個年輕溫柔的女人。”（據陳福季的博客說，羅伯特·佩恩從未未去過延安。他對江青的評價可能是通過照片和其他媒體。）

1944年7月，參加中外記者團到延安訪問的美國記者哈裏森•福爾曼，在棗園拜訪毛澤東。江青參加會見。他印象中的江青，身材清秀，舉止優雅，一雙烏黑的眼睛閃耀著智慧的光芒。（朱鴻召：延安時代女性生活史）

美軍駐延安觀察組負責人的包瑞德回憶說：“她的風度中蘊涵著一種中國和其他國家女演員共有的典雅和優美。和幾乎全國的其他女演員一樣，她說著地道的國語。我覺得她比在延安所見到的絕大多數其他共產黨領導人的妻子都要漂亮瀟灑得多。”（同上）

1942年5月至1945年11月，彼得•弗拉基米羅夫作為蘇聯塔斯社記者兼共產國際駐延安觀察員生活在延安。盡管對延安頗多微詞和偏見，但他在日記裏仍然記下對江青比較深刻的印象。她總是那麽和藹健談，喜歡騎馬，喜歡讀書，對世界文學名著涉獵廣泛。“江青照顧他（毛澤東——引者注）的健康、日常生活和衣食，是他最信得過的秘書。”她性格中有堅強柔韌的一麵，有事業心，“不達目的，誓不甘休……她毅然克製自己，無情地趨策自己。她唯一關心的就是自己的事業”。平時家庭生活中，“毛澤東完全處於他的影響之下，他甚至一刻也離不開她。奧爾洛夫對我說，沒有江青，毛就心神不定，有時甚至不肯試體溫，不肯服藥”。（同上）

一位經常見過毛澤東和江青的蘇聯人說：“江青照顧毛澤東的身體、日常工作洗衣做飯。”

1940年8月，江青在中央醫院順利分娩，這是她生下的第一個孩子，也是唯一的孩子。對於47歲的毛澤東來說，女兒的降臨，帶給他特別的喜悅。為此女孩取名李訥。此前，毛澤東為賀子珍生的女孩取名李敏。敏與訥，可能來自於詩經中““君子敏於行而訥於言”的詩句。

1945年12月，毛岸英隨兩位蘇聯醫學專家專程從莫斯科飛回延安。江青待他如同己出，毛澤東非常欣慰。

自1938年11月17日，江青和毛澤東在延安鳳凰山的一座窯洞裏結婚，到1947年3月隨毛澤東撤離延安轉戰南北。在這八年半的時間裏，作為紅都主婦的江青，相夫教子其樂融融，展示賢妻良母的風采，由此度過了一生最為安閑的時期。她照顧毛澤東的生活起居，為其整理文件，提供參考數據，照看幼女，忙得安然自得。她此時學會了騎馬，這是一項極富刺激與危險的運動，她時常馳騁於寶塔山下，颯爽英姿給人留下深刻到印象。除草原一族，女性騎馬實不多見，江青以紅都主婦之身，騎馬馳騁，是權力的顯現，也是性格的外露。

延安時期，是毛澤東思想成熟和發展的重要時期，此時他的著述活動最多、內容最為豐富。《實踐論》、《矛盾論》、《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等一大批綱領性文章均在這期間產生，完成了由政治家、軍事家向哲學家的轉變，成為和馬克思、列寧比肩的共產主義運動導師。這和毛澤東在這個時期有一個穩定的溫馨的家庭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家庭是男人休憩的港灣，穩定的環境利於思考，溫馨的氣氛利於激發活力，幸福的家庭生活使得毛澤東在繁重的政治軍事社會活動中，能得到充分地調養和休息。家庭和事業是人生的兩個支柱，毛澤東先得江青，後開展整風，這兩個支柱，成為他築造金碧輝煌殿堂的擎天大柱，思想和事業都達到了人生的頂峰。思想上，他用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精神教育國民，以為人民服務為執政根本，為中華民族的崛起提供了無堅不摧的思想武器。事業上，在戰勝日本帝國主義之後，緊接著又把腐朽的國民黨政權驅逐到海島，實現了數代誌士仁人救亡圖存的理想，為建造中華民族宏偉大廈提供了一塊巨大的盤石。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江青應當是出力甚多。前文已經論述。

       還有許多關於江青在延安時期的描述，這裏就不再一一敘述。總之，初嫁給毛澤東後的江青，是以紅都主婦的麵目出現在人們的視野。但也不能認為江青完全脫離了政治，隻是從台前退到了幕後而已。特裏爾說：“毛澤東手裏有權而且性格倔強，但是，做這種人的‘秘書’，使江青逐漸地在延安的政治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這不是她在政治上處心積慮——個別情況除外——而是其他很多人認為，她對毛澤東做出的決策都可能產生一點影響。”從這段敘述中，如果不是翻譯的問題，我們從“這種人”和“一點”兩個詞的運用，看到特裏爾對毛、江的蔑視。他又說：“這是有道理的。毛在家裏與來訪者談論政策時，江青總是坐在一旁靜靜地聽，客人走後，她再和毛澤東談自己的看法。”（這是否在猜測？）他還談到：“張治中作為國民黨的首席談判代表逗留延安時，江青總是每天一大早就來到他的窯洞前，‘睡得好嗎？今天我能為你做些什麽？’她總是這樣問，謙虛而拘謹，但是誰都能感到，她代表毛澤東。”當神父入主教堂後，他也有正常人的飲食起居，可是，為主獻身則是義不容辭的職責所在。

       盡管江青在延安作為革命領袖的妻子恪盡職守，但毛澤東並沒有把她當成純粹意義上的妻子，他擇妻不會僅僅是組織家庭傳宗接代這樣簡單，應當有找人生伴侶的思考。所謂人生伴侶，即誌同道合、能依能靠、守貧共富、忠貞不渝。而領袖的人生伴侶則應加上一條：智慧超群。毛澤東後來一再說江青政治敏銳，給了他不少幫助。這說明江青聰慧，作為偉人毛澤東的人生伴侶是合格的。由此，他們結婚之前，江青就調入中央軍委擔任秘書。可見，毛澤東是把她作為政治軍事的助手來安排工作的。創業時期的毛澤東，行為較為謹慎，他對妻子愛護不縱容，讓其參與政治卻不賦予權柄

此後，1939年2月10日，中華全國戲劇界抗敵協會陝甘寧邊區分會，在陝北公學大禮堂舉行成立大會，江青參加會議並當選為該會35位理事之一；同年10月21日，該會組織成立“工餘劇人協會”，江青被推舉為9位常委之一。

1940年1月，陝甘寧邊區文化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在女子大學禮堂召開，江青當選為該會執行委員會97位成員之一，毛澤東在這次會議上作《論新民主主義政治與新民主主義文化》演講，即《新民主主義論》。

1946年7月，延安電影製片廠成立，隸屬於西北局宣傳部，江青當選為該廠董事會成員之一。

另據江青自己回憶，1939年1月，她被毛澤東安排到南泥灣359旅參加為期六個月的生產勞動，由於身體不佳，患肺結核，她沒有參加農田勞動，而是編織10件毛衣完成任務。（以上均摘自朱鴻召：延安時代女性生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