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閑人
幾方田畝，耕耘不輟，樂在其中
上海，這個世界的名城，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既是帝國主義分子以及冒險家的樂園，同樣也是基層勞苦大眾苦難的淵藪。
1933年7月，李雲鶴拎著一隻小皮箱，乘坐海輪到達上海。她是在丈夫俞啟威被捕後，麵臨也遭逮捕危險的情況下離開青島的。受山東統一戰線的委托，萬籟天護送她去上海，並一路不停地向她獻殷勤。左翼文藝人士史東山和前山東實驗劇院話劇教師李也非受上海左翼戲劇家聯盟之命，前往輪船碼頭迎接。隨即安排她在著名劇作家田漢家中居住。由於田漢事物繁忙，因此就吩咐其弟弟田沅照顧李雲鶴。按照江青對維克特的說法，田沅是一個壞蛋，經常騷擾她。她曾向田漢控訴田沅對她的騷擾，一直沒有結果，她這才意思到，田沅是派來監視（考察）她的。她居住在田漢家的本義是想通過田漢與上海黨組織取得聯係，恢複共產黨員身份。但田漢一直阻擾她和其他重要人物的聯係，使她處於極端危險的狀態中。因為沒有這些重要人物以及地下黨的保護，以她的左翼行為以及名不見經傳的地位，被捕是極為可能的事。所以，她的一些朋友都不願向她提供幫助，以避免被牽連。用她的話說，她正“飄蕩於危險的水域。”無論從心理上還是身體上，這對她的傷害都很大。因此她對田漢非常仇恨。
當時，教育家陶行知在上海西北郊一個叫陳更的地方，辦了一個名叫晨更工學團的教育組織，設有幼兒院、小學、特別班、農民識字班、工人識字班、店員識字班。顧名思義，工學團就是以做工養學，使底層百姓能受到教育。當時，上海左翼團體，如“教聯”、“社聯”、“劇聯”以及“左聯”，都紛紛派人參加“晨更工學團”的工作。“左聯”派出的是陳企霞，“劇聯”派出的便是田沅。由於田沅和晨更工學團聯係密切，因此就把李雲鶴安排到晨更工學團當教員。由於經費拮據，晨更工學團的教員沒有工資，隻管住食，因此李雲鶴的生活頗為清苦，但她還是堅持下來，並被吸收為共青團員。不久，俞啟威來到上海，他們又在一塊兒生活一段時間，共同參加革命鬥爭，他們參加了紀念“一·二八”抗戰兩周年的示威遊行，再次暴露進步青年的身份，麵臨再度被捕的危險，因此她和俞啟威前往北平。由於得不到俞家得承認，也得不到俞家的經濟支持，李雲鶴不得不第二次來到上海。經基督教上海女青年會勞工部的介紹，江青被安排到該會在小沙渡路辦的女工夜校裏當教員，在那裏教女工們唱歌、演戲、識字，同時也去徐明清所在的浦東夜校教書。
其實，在這期間李雲鶴也做了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她在其它一些地方教書，用教書得來的錢，去大夏大學（上海大學）旁聽課程，顯示了她好學的一麵。同時還積極參加左翼的遊行集會，反抗日本侵略中國。遊行集會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有被捕被槍殺的危險，在名族大義的感召下，在許多英勇無畏的青年的鼓舞下，李雲鶴多次參加了這樣充滿危險的遊行集會。在會上發表演講，為此受到陶行知先生的讚揚，用她自己的話說：她取得了共產主義革命家的名聲（維克特 江青同誌 P79）。她也試圖通過自己英勇的表現，取得上海地下組織的去信任。最終雖然沒有達到恢複共產黨員身份的目的，但也取得了地下黨組織的信任。1935年秋，她收到一封信來自“教聯”的一封警告信，信中通過暗語，告知她處境危險，命令她離開上海。由此，她去了北平。這可能就是徐明清回憶中所說的，她離開浙江臨海縣溪路鄉南坳村之後，去北京與俞啟威會合之前的一段革命曆程。
一九六○年五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戰鬥的五十年》一書，寫到了江青當年在上海的情況。這本書是上海卷煙一廠（原英美煙草公司）廠史，其中《永遠割不斷的聯係》一節中，有這麽一段老年女工的回憶：
“我們的唱歌課沒人教，夜校的徐老師請黨組織給予幫組，後來李雲鶴就來教我們唱歌課。她一周來兩次，而且一直很準時。她常常是自己拉二胡，教我們一些新歌，他唱得很美，音域很寬。”（特裏爾 江青全傳P35）
“一九三四年，我十八歲的時候，浦東女青年會辦了一個平民夜校。那時候沒有人教我們排戲和唱歌，徐老師（引者注：徐明清）就請了一些內行的同誌來教我們。教唱歌的藍蘋同誌（引者注：此處可能回憶者的記憶有出入。據徐明清回憶，當時江青用“張淑貞”化名，稱“張老師”，而“藍蘋”則是江青進入電影界之後才取的藝名），每星期來二次，總是準時來到。她拉得一手好二胡，在教我們之前，先要自拉自唱兩遍，她那婉轉的歌聲和悠揚的琴聲，真使我們聽了發呆。”（葉永烈 《江青傳》）
“過了一些天，熱心為我們工人服務的藍蘋老師忽然不來了。大家正感到奇怪，徐老師麵帶愁容，悄悄地告訴我們說：‘藍蘋老師被捕了，現在正關在監牢裏受反動派的折磨。’我們聽了這個消息，感到無比的氣憤。”（同上）
“我們大家湊了一點錢，買了餅幹和其他食品以及日用品，我們請求徐老師轉交給李老師，以表達我們的敬意和慰問。”（特裏爾《 江青全傳》P41）
江青在獄中一個多月，由基督教上海女青年會保釋。出麵保釋的是上海公共租界華人教育處處長陳鶴琴和公共租界公董局何德奎。出獄後的李雲鶴，生活一時無著，就和在北京沒站住腳又返回上海的俞啟威一起寄居在俞啟威的大媽媽家。由於在獄中身體受到摧殘，李雲鶴在獄中月經已經停止，在大媽媽家臥床不起，每到下午便發低燒。組織讓徐明清帶她去浙江省臨海縣溪路鄉南坳村養病。在徐明清的父親以及一位西醫的治療下，李雲鶴的肺結核得以痊愈。之後她又在徐明清的資助下，去北京和俞啟威會和，並與徐明清保持通訊聯係。正是通過這種聯係，上海“劇聯”知道了李雲鶴的下落。劇聯的樊伯滋在得知李雲鶴在北京的地址後，寫信給李雲鶴，於是，李雲鶴第三次來到上海。
這期間李雲鶴三次來到上海。第一次是從青島逃亡而來，第二次是在北京沒站住腳返回。前次來上海的主要目的是希望得到上海地下黨黨承認其共產黨員的身份，因此參加了左翼組織安排的革命工作，第一次被劇聯安排在晨更工學團當教師；第二次經基督教上海女青年會勞工部的介紹，被安排到該會在小沙渡路辦的女工夜校裏當教員。與此同時，她冒著生命的危險，參加了一係列宣傳抗日的遊行示威活動，希望受到地下黨組織的關注。不知道是什麽原因，上海地下黨一直不願承認其共產黨員身份，但最終承認了她是一個革命者。這可能是為什麽劇聯在失去她的音信後極力尋找她的原因，因為她的一係列表現，獲得了他們的信任。這兩次在上海的生活和革命的經曆，李雲鶴觀察到了上海灘尖銳的社會矛盾和階級對立，徹底了解了被壓迫的勞動大眾的所遭受的痛苦，從而堅定了為窮人翻身求解放的信念。因為她也是一個被壓迫者，嚐受過貧窮、饑餓、病魔、恐嚇的滋味。另一方麵，作為一個有遠大誌向的人，她還飽受了被某些權勢人物壓抑的痛苦，即便是在地下黨組織內，這種壓製也是令人難以忍受的，她一直希望恢複共產黨員身份的願望一直沒有實現就是最好的例證，使得她一直處於街頭演講鼓動和參加遊行聚會的危險境地。她沮喪、憤恨，甚至萌生退意，用她的話說，“我在某一個時期曾經差一點成了一個退卻者呢！”。另一方麵，我們也可以把這看成是男權主義的對女性的輕視和刁難，特別是她這個小老婆生養的女孩，受輕視和慢待再自然不過的了。這些方麵歸結到一點，那就是李雲鶴深刻地認識到：被壓迫人民以及被壓迫階級，必須通過革命來獲得翻身和解放。
應當指出的是，李雲鶴參加遊行聚會進行街頭演講並不是被迫的，是出之於這個堅定左派的革命天性。從特裏爾的《江青全傳》P36——P37）的兩段文字可看出：
“雖然說她的政治信仰很模糊，但是雲鶴還是抱有革命的理想主義，而且願意冒政治風險。曾經有一段時間，她做為業餘工作人員，參加了送知識下鄉的活動，這是沒有報酬的。這場運動的領導人是陶行知教授，一位善良的、堅持做好事的人。運動繼承了蘇聯知識分子‘走向人民’的傳統。在做完其它活後，已經很疲勞了，但是雲鶴還是來到他的辦公室，幫助整理檔案，收發信件，做旅行安排。這給她的一些朋友，包括她未來的丈夫都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一天晚上，她參加了《殺害嬰兒的凶手》一劇的演出。慰問罷工的煙廠工人。這是一出伸張正義的話劇，雲鶴在劇中扮演的是受盡折磨而勇敢鬥爭的女工。整個下午，上海都在大逮捕，逮捕英美煙草公司的罷工工人。晚上，罷工仍然在進行。在她化妝準備登台的時候，雲鶴感到了演戲的衝動，也感到了這一行為的危險，她認為演戲也是政治。每個人都知道，國際租界的印度錫克教員警會突然衝擊劇場，逮捕演員和觀眾。她演得很好，因為她受形勢鼓舞，同時也要找機會證實自己的膽量。演出結束後，演員和觀眾走出劇場，加入到遊行的行列中去。雲鶴筋疲力盡，雖饑腸轆轆卻異常激動。”
特裏爾接著評價道；“……她在本質上還是誠實的，如果她追求的是舒適享樂的生活，她完全可以找一個商人，做他的姨太太。然而危險時代的戲劇對她更有誘惑力，朦朧地投入某種事業的感覺比這一事業本身更吸引她。這種左翼政治對許多人是生死攸關的事業，對中國未來有不可估量的意義，但對雲鶴來說，這隻是一種自我表現，她希望借此贏得在社會上的一席之地。”（同上P38）
真不知道那些有意妖魔化江青的文筆小編小吏，如果看到了這些文字，該做如何想？如果沒見到，說明他無畏地抹黑江青，是由無知無識支撐；見到了仍堅持己見，隻能用無恥來定義了。
第三次來上海的李雲鶴獲得了一個機遇：這就是上海業餘劇人協會邀請她扮演《玩偶之家》一劇主角的娜拉。
李雲鶴為什麽會獲得這樣一個機會，可能有如下三個原因：一是萬籟天和魏鶴齡的鼎力推薦。萬籟天是山東實驗劇院的話劇老師，也是《玩偶之家》的三位導演之一，他對李雲鶴的能力應當是了解的；二是魏鶴齡，他是李雲鶴在山東實驗劇院的同學，在《玩偶之家》中飾演南柯醫生這一角色。三是這兩個人共同推薦李雲鶴出演娜拉，除去他們對李雲鶴的演技認同外，應當是更看重她的激進的革命觀點、易受理想主義衝動的情懷和尋求婦女解放的強烈願望。相信他們能從李雲鶴和裴明倫離婚這一事情上，看出她和娜拉的相似之處。由她來演娜拉再合適不過了。
李雲鶴深知飾演娜拉是事關她演藝生涯的成敗之舉，因此她做了極為周詳地準備，深更半夜都會起來背台詞，同時還逐字逐句地研讀李卻·波裏士拉夫斯基的《演技六講》，在長達兩個月的排練中，每天都花很長時間用功練習，她說：“我全身心地進入角色”。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七日，《娜拉》在上海金城大戲院首演，戲院裏座無虛席。結果她沒有辜負老師和同學的希望，把易卜生筆下的這個具有反抗性格的女性演得活靈活現，受到了普遍的喝彩：
頗有影響的《時事新報》刊出了《新上海娜拉》特輯，刊頭是藍蘋的大幅劇照。
在首演的翌日，《民報》刊出海士的《看過（娜拉）以後》一文，也寫及藍蘋：人
物配得適當而演技也恰到好處的，應當記起藍蘋，金山，魏鶴齡，吳湄，趙丹五人，
每個人物的性格，是被他們創造了，而對白也那樣完美。尤其是第二幕，為了藍蘋的
賣氣力，那動作和表情，就像一個樂曲的“旋律”一樣，非常感動人，到帶著眼淚，
跳西班牙舞時，這旋律是到頂點了，覺得全人類的自私與無知，都壓榨在她身上，可
憐極了。（葉永烈 《江青傳》）
上海《晨報》在一九三五年七月二日所載蘇靈的《觀（娜拉）演出》一文，這
樣評論了藍蘋的演技：我要說出我的新發現。飾娜拉的藍蘋，我驚異她的表演與說
白的天才！她的說白我沒有發現有第二個有她那麽流利（流利並不一定指說得快）
的。自頭到尾她是精彩的！（同上）
一位評論家說：“藍蘋小姐使我們第一次真正認識了娜拉。她哭的時候，大家
都感到難過，她笑的時候，每個人都感到高興。”（特裏爾 《江青全傳》P49）
另一位不屬於左翼派別的著名評論家後來寫道：“在上海的戲劇界，1935年，
是娜拉之年。”（同上）
她之所以能夠演好娜拉，除了她自己的演技之外，還有重要的一點，她跟娜拉心心相通！
她在《從（娜拉）到（大雷雨）》一文中，得意起來了。
“記得在演《娜拉》的時候，我在台上真是自在極了，好像娜拉與我自己之間沒了距離，把娜拉的話當作我的，把我的情感作為挪拉的，什麽都沒有擔心，隻是像流水似地演出來了。”
後來，她在一九三九年九月十三日《中國藝壇畫報》所載的《我與娜拉》一文
中，也這麽寫道：
“當我初讀《娜拉》的時候，我還是一個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的孩子。但是無形中娜拉卻成了我心目中的英雄，我熱烈的崇拜著她，我願意全世界被玩弄著的婦女都變成娜拉。”
“也許會有人說：‘還是回到家裏吧’不，我們決不能畏縮的退了回去，無聲無息的被毀滅了。我們應該更加努力！但是必須認清努力的目標：這不是一個個問題，而是一個嚴肅的社會問題！我們要本著娜拉出走時的精神，挺起胸膛去爭取社會上確切不移的地位。”
初出茅廬，初登舞台，藍蘋是用功的，是刻苦的。《娜拉》成功了，藍蘋也成功了。此時，她改名藍蘋。藍色有許多含義，重要還是永恒、美麗、勇氣、冷靜、永不言棄的含義。不知道李雲鶴心中藍色是什麽樣的含義，應當推測得出，她一定是欣賞上述的五個特質，因為宇宙、大海、天空都是藍色的。她後來改名江青，也是藍色為主，說明藍色在她心中是崇高的。這符合她永不言棄的主要個性，縱觀她一生，她始終堅持自己的理想初衷——為勞苦大眾服務，為婦女翻身解放而奮鬥終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