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個女人唱大戲——陰柔的力量 序（2）

二

    奔赴延安的朝覲者，是一個複雜的人群，有左派和右派，還有投機者以及後來被毛澤東稱之為形左實右的人。早期來的人，盡管背景很複雜，但幾乎都是堅定的革命派，他們對國民黨已經絕望，懷著對共產黨必勝的信念，風塵仆仆地來到這塊閉塞的土地，當然，也不能排除這些人有良禽擇木而棲的傳統理念，進而把功名和事業和共產革命捆綁在一起。雖然錦衣玉食變成了粗布衣和窩窩頭，但精神的充實才是人們最迫切需要的，他們和經曆萬水千山磨練的長征勇士們一起，在這荒漠的黃土高原上燃起了熊熊的革命烈火。後來，隨著革命形勢逐步好轉，共產黨的力量逐步壯大，前來朝覲的人越來越多。一些有名望的社會賢達，也紛紛來此遞上名片，築一條備用的通道，以期他日拜謁不致被拒；更多的是中下層的知識分子，他們抱著投身革命的信念來此聖地，其中的多數人經受了嚴峻的考驗，成為革命戰士，也有些人禁不住睥睨的懷疑目光，或者缺乏遠大的胸懷，再之就是經不起殘酷的考驗，灰溜溜地離開了。再後來，就在共產黨勝利已成定局時，又有大量的人湧進革命的陣營，其中不乏有名門的公子和閨秀。大浪淘沙，泥沙俱下，則是當時人才流動的真實寫照。

       共和國的政權是用槍杆子打出來的。在國民黨的殘酷鎮壓和圍剿中，武裝反擊成為保護自己不被殺害的唯一方式。瑞金的中央蘇區，在蔣介石最後一次圍剿中喪失，紅軍在逃命的過程中損失了差不多百分之九十的力量，在極其危險的境況下，他們擯棄了俄國人強加給他們的頭領，選擇了自己的領袖毛澤東。剩餘的一群破衣爛衫的紅軍戰士，疲憊不堪地到達陝北。這萬餘名戰士，在毛澤東的正確指引下，像萬餘把火炬，照亮了黑暗中的道路。經過十四年的浴血奮戰，首先把日本侵略者趕出中國，接著把蔣家王朝驅逐到海島，進而建立了紅色政權，挽救中華民族於危難之中，從而使延續百年的救亡圖存大業得以實現。

這群開國元勳，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特征，這就是對他們的領袖毛澤東敬佩得五體投地，之所以會這樣，是因為眾所周知的原因——在革命一次次陷入危機的時候，是毛澤東帶領他們進行絕地反擊，回狂瀾於即倒，最終取得勝利。應當指出的是，這群來自南方的革命火種，這些新朝的王爺，大都是來自草根階層，他們參加革命的本意和他們的領袖一樣，有自利的一麵，也有崇高的一麵，這就是為了擺脫本人的苦難並解救被剝削的勞苦大眾，這也是他們百折不饒的力量源泉。他們是一群樸素的人，知恩感恩、崇敬和信賴，是他們對待毛澤東的基本態度；同情勞苦大眾，相信社會主義能救中國是他們的基本觀念。不可否認，他們盡管有著樸素的革命觀念，但也有船到碼頭車到站的思想。衝殺一輩子，該享受了，是這群草根英雄普遍的觀念。他們一方麵痛恨剝削，一反麵卻為有人服侍而沾沾自喜，如果有人要奪去他們用性命換來的權利和地位，他們絕對會反擊的。

       同樣的，建立共和國政權的功勞，也與筆杆子們忽悠密不可分。共產黨注重宣傳，並一直很有特色，效果也很顯著。毛澤東是大救星，在紅軍中不言而喻，可要讓全國人民都知道並非易事。因為國民黨一直稱他為土匪，而斯大林把他稱之為麥琪淋式的馬克思主義，蘇俄在中國的追隨者一直汙蔑他是山溝裏的馬列主義。共產黨若想取得革命的勝利，不能讓他們選擇的領袖帶著他們長期在山溝裏蹦達，而是要把他推到960萬平方公裏的大舞台上，讓他在這個大舞台上導演出一部震撼世界的曆史大劇目，把他的個人魅力和才智展現在全國人民麵前。事實上，魅力和才智是同等重要的，有才智而沒有魅力的人，往往會被人指認為陰謀家或者城府很深者，從而缺少號召力；而有魅力而沒有才智的人，會被人瞧成花瓶一樣的擺設，誰願意跟隨一個中看不中用的人呢？因此，怎樣能使全國人民都了解毛澤東，使人民既了解他的超群智慧又能親身感受到磁石般的魅力，從而心誠悅服地跟隨共產黨鬧革命，這是一個很大的學問，也是一個很大的命題。毛澤東本人首先就這個命題做了研究和嚐試，並交出了一份出色的答卷。

       1936年，經宋慶齡介紹，美國知名記者埃德加·斯諾來到陝北。毛澤東和他的同事們敏銳地感覺到這是一個難逢的宣傳中國共產革命的好機會，他們給了斯諾極大地采訪自由，使他能廣泛地接觸根據地的基層群眾和紅軍指揮員，由此獲得了第一手數據。與此同時，毛澤東也和斯諾進行了幾百小時的長談，詳細地介紹了自己的家事和參加革命的動機和曆程。斯諾離開陝北後，《密勒氏評論報》於當年11月14日、21日首先發表了他的采訪文章《與共產黨領袖毛澤東的會見》和由他拍攝的毛澤東頭戴著紅五角星八角軍帽的經典照片。之後，1937年1月、2月間，上海的英文報紙《大美晚報》、北京的英文刊物《民主》以及英美的一些報紙也相繼發表了斯諾的陝北報導。其中美國的《生活》雜誌發表了他在陝北蘇區拍攝的70餘幅照片，美國的《亞洲》雜誌發表了他采寫的《來自紅色中國的報告》等。在這些報導的基礎上，7月，斯諾在北京寫成30萬字的《紅星照耀中國》（Red Star Over China）。同年10月該書在英國倫敦出版。1938年1月，美國蘭登書屋再次出版該書；2月，中譯本在做了少量增刪後改名為《西行漫記》在上海出版；引起極大轟動，成為暢銷一時的書。這是西方世界第一次從正麵了解到中國共產革命的情況。斯諾展現給西方觀眾的毛澤東形象，不再是土匪，而是一名有著超群智慧和堅強毅力的反法西斯戰士。

       真正使毛澤東成為中國人民的大救星、成為驅趕黑暗照亮中國的紅太陽的造神運動的台前幕後推手是劉少奇。紅軍長征後，劉少奇因資曆所限，並沒留在中央工作，而是在白區主持地方工作，他以獨到的眼光看出：毛澤東在中央勢單力薄，過去反對他的勢力依然在包圍著他，他隨時都有翻船的危險，因為反對他的勢力一直受到蘇俄（斯大林）的支持，而蘇俄有決定中共領導人的權利。幾經迂回，劉少奇終於在毛澤東的默許和支持下發起了對王明集團的攻擊，延安整風運動就在這樣的背景下展開了。結果就像大家知道的那樣。王明集團被徹底摧垮，紅太陽在黃土高原上冉冉升起，“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他為人民謀福利，他是人民的大救星”成為二十世紀後期中國的最強音，毛澤東以光彩耀眼的形象出現在全國人民的麵前，成為共產黨拯救勞苦大眾於水火的人格化身。劉少奇發動的造神運動，使他在黨內的地位直線上升，成為掌握黨務大權的第二號人物，也一直被毛澤東視為接班人的不二人選。毛澤東放手讓他整頓黨務，他以老道的政治家手腕，很快地就在黨內築城自己的勢力堡壘。平心而論，劉少奇的造神運動，對推動革命的勝利居功甚偉。一場偉大的運動，群眾的力量和傑出的領袖都是不可或缺的，這是由無數曆史證明了的事實。中國共產黨的勝利，恰恰在這兩方麵做得都很成功，由土地革命聚集的巨大能量和毛澤東的天才指揮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勝利的兩大法寶。正如鄧小平在1980年8月21日、23日《答意大利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問》中提到的：“沒有毛主席，至少我們中國人民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的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