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說一說國人和西人的認識與行為的區別。我的認識是:認識上,國人抱殘守缺,西人開拓進取;行為上,國人擅於投機取巧,西人恪守正道。
中華民族的主體是漢人,漢人,漢朝人也,海外的華人多以唐人自居,華人的商業區多叫唐人街。由此可見,漢朝和唐朝兩個帝國時代,是中國人心中的驕傲。其實,奠定中華基業的還是秦始皇,他使用法家人物,一統中華,成就中華萬代基業。可以這樣說,沒有秦始皇,中華現在也許如當今散亂的歐洲;同樣的,沒有秦始皇,也不會有漢朝,憑劉邦那點本事,根本做不成一統中華的大業。秦始皇建立了曠世的偉業,卻落得千秋罵名,為什麽?因為他得罪了書生(相當於現在的公知)。書生是人群中最無恥的一群,他們以利取人,傷害他們利益的人,他們會千方百計的攻擊、汙蔑,罔顧事實、造謠中傷,在所不惜。
漢唐之所以取得如此驕人業績,在於他們的開拓進取精神。漢代的張騫和班超是開拓進取精神的代表,他們出使西域,九死一生,傳播了漢文化,引進了西域文化。另一方麵,漢朝四百年江山,穩定了中華民族的疆域,周邊的少數民族基本都融進了漢民族大家庭。盡管漢武帝實行廢除百家獨尊儒術的專製政策,但是隨後的南北朝期間,五胡亂中華,儒家文化沒有得到認真的推行,國家雖亂,民族精脈卻得到滋養,漢民族融進了許多新鮮血液,推動了曆史大踏步前進,出現了偉大的唐朝。在唐朝,由於皇族有鮮卑血統,富有野性,開疆拓土,重點經營西域,威望四溢。這期間,許多有誌之士懷著滿腔熱血,奔赴大漠邊塞施展才華,獨樹一幟的邊塞詩最能體現這一點,岑參高適的許多詩篇都反映了拓邊的生活經曆。由於國力強盛,外邦一直把唐王朝視為重要國度而與之交往,絲綢之路成為聯係東西方的繁忙的文化和商業走廊。唐王朝是自西漢以來,中華民族最為輝煌的時代。縱觀漢唐兩代,對開拓進取的褒獎體現在以武功封侯入仕,凡在邊塞立功者均按功行賞,這是個人得到的;在國家層麵上,擴展了疆土這是看得見功業,國家更大的獲取卻是外域文化的引進,這是軟實力,從對外交流中,漢民族的造船業和冶金業都應獲得到發展。同樣的,火藥、印刷術,也在交流中流傳到外域,促進了世界科技的進步。
但是,到了宋代,程朱理學的創建和發展,對中華民族的健康發展產生了極大的破壞作用。儒學本來就是精英文化,其基本教義就是教人如何享受生活,如何培養出的精英道德操守。試想一下,幾千年的封建社會,中國一直是農業國,讓一個不知稼牆的人當“國師”,不出問題才怪呢!儒學作為百花中的一種花卉存在不足為害,但是當它以統治階級的思想出現時,危害性就大了。程朱理學,把儒學改頭換麵,提出了“存天理,滅人欲”的主張,憑空設置了一個所謂的天理,並認為天理是人的本質,在人間體現為倫理道德的“三綱五常”。“人欲”是超出維持人之生命的欲求和違背禮儀規範的行為,與天理相對立。將人們追求美好生活的要求視為人欲,是封建綱常與宗教的禁欲主義結合起來。所以說,程朱理學是對國人開拓進取精神的最大摧殘。自程朱理學成為統治階級的思想後,中國的讀書人抱殘守缺,抱著讀書——從仕——升官——獲得黃金屋——擁抱顏如玉一條路走到黑。結果是,國路越走越窄,西人的幾千兵馬,掠奪了中國的皇城;精英分子把持的北洋水師,一戰成恨。中華民族真的麵臨被忘種的危險。
令人遺憾的是,儒學至今仍然是中華文化的主流。儒學作為一種精英文化,存在於精英階層危害性不大,如果把它作為國家文化的主導,那就大錯特錯了。在四書五經中,看不到民族氣節,看不到祖國的存在,哪個信任我,我就為哪個服務,隻要那個地方有黃金屋和顏如玉,他們就趨之若鶩,故國家園全部被拋在腦後。當年的孔丘是這麽幹的,當代的公知們就是這麽幹的,他們一邊拿著帝國主義的津貼,一邊幹著傷害祖國的事。你要造航空母艦,他說造那玩意兒做什麽?不如把錢發給人民(大意)。這分明是為反華勢力站台呐喊,可國內偏偏有人為之喝彩。咄咄怪事嗎?非也,拿外國基金會的錢,就是外國人養的一條狗,而且不是寵物狗,是幫著主人咬人的狗!
關於基督徒的開拓進取,這裏不再重複。看一看基督教傳播至全世界的期間,發生不少帝國主義及暴力成分,如十字軍東征、宗教戰爭、及殖民主義過程中印第安人幾乎滅絕等曆史事件,什麽都會明白;再看一看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和麥哲倫航海的大無畏精神,更會明白;如果把1840年以來,列強是如何讓瓜分中國的曆史弄明白,那就會徹底明白,因為這是切膚之痛。我要補充的是,清王朝自入關後,大力推崇儒學,自身的血性逐步被侵蝕,在“有朋友自遠方來不亦悅乎!”以及“食不厭精,膾不厭細”等精英文化的教誨下,八旗子弟變成一群養鳥鬥蟋蟀的紈絝子弟,在俄羅斯人抄了他的老底、侵占了他的祖墳的時候,他也隻有割地求和的本領。
基督徒用行為書寫的曆史,是一部世界戰爭史,除非他們統治了世界,戰爭才會在世界消失。儒家文化導致的曆史,是一部王朝——腐敗——人民造反創建新王朝——再腐敗往複循環的內亂史。不把儒家文化降格成為普通的一家之談,國無寧日。
當今的世界,想達到理想的社會,真的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呢!
當下,國內的反腐鬥爭前浪推後浪,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階段性勝利,打趴了不少大老虎,拍死了無數的蒼蠅。從人心背向上說,民眾一致擁護,既得利益集團一齊反對,像剪子剪得一樣整齊。反腐鬥爭在有些領域一路高歌,在有些地方處於膠著狀態。相信,反腐鬥爭一定能取得更大的成果。習李王新政也一定能順利推行下去,三十幾年的積弊一定能得以消除。天佑中華的神跡一定會在華夏大地再次出現。
總結反腐的成果,我們會發現:貪官可惡之至。他們賣官鬻爵,鯨吞國有資產,瘋狂受賄,嫖娼養妓,甚至和黑社會沆瀣一氣,迫害正良。一句話,貪官的貪與黑,怎一個“惡”字了得!
總結反腐經驗,我們還會發現:貪官之所以貪,除去放鬆了自我控製力之外,後台的放任慫恿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他們視黨紀國法為廢紙,玩權術玩到極致。為了執政順手,用人唯親,不管是什麽人,隻要聽話就受重用。幾十年下來,綱紀坍塌,貪官遍地。
但是,我們不能把貪官的出現,簡單地歸咎於貪官自身免疫力下降、監管失察和後台的放任和慫恿。我不相信貪官上任伊始就是壞人,從許多貪官的悔恨自述中,我們可以看到許多貪官是本著當一個好官的願望上任的。那麽,是什麽原因導致了一些很好的官員一改初衷,放棄了自我約束,走上了一條不歸的黑道呢?我認為其根本原因是:國民中普遍存在的投機性。簡單地說:人們遇到問題,首先想到的就是通過關係來解決,其次是用錢來擺平。社會上有這樣的一句話:凡是用錢能解決的問題,都不是問題。國民中存在這樣的思想,想保持官場的清廉和民風的淳樸怕隻能是一句空話了。我有一個搞銷售同事,他說的一句話我至今銘刻在心,他是這樣說的:世界上沒有我炸不開的碉堡,難炸,多裝一點炸藥而已。
所以,反腐大計,當從硬軟兩方麵解決;硬的就是嚴厲打擊貪官汙吏,連行賄者一同打擊,而且力度要大,下手要狠,讓那些既得利益的旁觀者心驚膽戰、睡覺也會被噩夢驚醒。不這樣做,就不能取得震懾效果;軟的就是加強國民素質教育。公知們嘲笑雷鋒,那麽世界上還有比雷鋒更好的模範形象嗎?在公知們把持的媒體上,雷鋒不見了,彭宇案成為浩蕩之歪風,結果呢?老人跌倒沒人敢扶,這乃千年少見的社會風氣,拿外國津貼的公眾們樂見其成,受西方思想洗腦的精英樂見其成。所以,加強國民素質教育迫在眉睫,徹底鏟除社會上的投機行為。這種教育也應當具備軟硬兩手,學雷鋒樹新風成為一種社會時尚,大張旗鼓地表揚好人好事,大張旗鼓地批評歪風邪氣。對上不了刑法的歪風邪氣,要實行張榜公布的方法,將其醜行公布於眾,使其成為過街老鼠。
我們經常去遠離20英裏外的解放區(新唐人街)買菜。途中,小牧開車非常謹慎,特別是在穿過沒紅綠燈的道口,左顧右盼,小心翼翼。細心觀察其他車輛通過也是如此。還有,華語導航中也經常提示前麵有警隊(警察),這說明警察是駕駛車輛的人的一道陰影,很具震懾效果。一次,我問小牧,“如果交通違規,送禮給警察能解決問題嗎?”小牧立刻回答:“那他得去蹲牢。一輩子徹底完蛋。”
這是一次很普通的對話,但它反映出一個基本的現實:國人擅於投機取巧,西人恪守正道。善於取巧,因為有巧可取;恪守正道,因為走歪道的成本太大,一件醜事纏身,會毀掉一輩子,誰敢冒這個險!
所以,治亂需用重典。中國當今極其需要重典,最好是運動加重典。因為精英不怕重典,他們多數是權勢人物,官官相護,犯事暴露的幾率極小。這也是後麵的貪官,奮不顧身地踏著前任貪官的屍體前進的原因。但精英們最怕運動,最怕大字報(當今的網絡部分起到大字報的作用),大字報一貼,他們原形畢露,想隱藏都難。所以當年某人上台伊始,就廢除大字報,致使官倒成風,共和國的腐敗由此而始,且愈演愈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