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已經獲批用於臨床治療的十幾款雙抗中，大部分是T細胞連接器（T Cell Engager, TCE）。 作為效應細胞連接器，TCE將免疫靶點和腫瘤相關靶點進行關聯，借助免疫細胞實現對表達目標靶點腫瘤細胞的殺傷。涉及到的免疫細胞包括T細胞、NK細胞和其他先天免疫細胞。
首個上市的TCE是EpCAM/CD3雙抗catumaxomab，2009年在歐洲上市，後因為商業原因退市。這個產品還有其他問題，包括嚴重輸注反應、高ADA（因Fc區為鼠源）、不依賴抗原的Fc受體激活（因保留Fc受體結合）。後續開發的下一代TCE則去掉了Fc部分，代表藥物是CD19/CD3雙抗blinatumomab，2014年上市，用於B-ALL的治療。但是，完全去除Fc的代價就是半衰期太短，需要連續長時間輸注。因此，主流的TCE開發又回到了IgG樣結構，通過糖型或點突變降低，甚至去除Fcγ受體的結合。也有通過連接HSA延長半衰期的策略。
TCR可特異性識別MHC遞呈的抗原肽，借助TCR這一特點構建TCE也是選擇之一。Tebentafusp就是這麽一款產品，由識別gp100多肽的TCR和CD3抗體組合而成，2022年在歐洲獲批上市，用於治療葡萄膜黑色素瘤。另外還有識別WT1、KRAS、p53的雙抗產品進入臨床階段。
* 適應症為實體瘤
TCE類產品目前獲批的實體瘤就是Tebentafusp治療葡萄膜黑色素瘤和Tarlatamab治療小細胞肺癌（SCLC），其它適應症均為血液腫瘤。出現這一局麵的原因是，TCE類產品會激活T細胞，細胞因子風暴是一個很大的挑戰。另外，TCE屬於高活性產品，比較容易出現on-target-off-tumor毒性。TCE對靶點的要求非常高，要求靶點特異性在腫瘤高表達。像HER2、EGFR、TROP2、MUC1、CEACAM5等靶點在正常組織也有表達，開發TCE就會有一定挑戰。還有一點，實體瘤內部的腫瘤微環境呈免疫抑製狀態，TCE發揮作用也受影響。所以，TCE在實體瘤的突破是比較緩慢的。不過，理想雙抗靶點雖然少，也不是沒有，比如新生抗原p95-HER2、EGFRvIII、MUC16、claudin18.2、DLL3、STEAP1等。
還有一種降低TCE毒性的策略是雙抗的T細胞連接端不采用CD3，畢竟CD3激活的是傳統T細胞，總量大，毒性強，而是選擇采用γδT細胞作為效應細胞。LAVA-1207就是這麽一款PSMA-γδTCE，目前處於臨床研究階段。
目前TCE在整個效應細胞連接器領域占據著主導地位，但基於先天免疫細胞連接器的研發也在如火如荼的進行，包括基於NK細胞的連接器（NKCE）、髓係細胞如中性粒細胞和巨噬細胞/單核細胞的連接器。這類產品的邏輯其實也比較好理解，像已經上市的rituximab、cetuximab、trastuzumab，均需要通過ADCC發揮作用。Obinutuzumab、mogamulizumab、tafasitamab、margetuximab、amivantamab這類ADCC增強型的產品也已經上市。而ADCC發揮作用主要依賴Fc受體與先天免疫細胞表麵的Fcγ受體的結合。因此，不依賴Fc直接將腫瘤相關抗原TAA與NK或其它細胞連接的雙抗或多抗方案順勢而生。NK細胞表麵常用的分子包括CD16、NKG2D、NKp46、NKp30等。一款名為AFM13的CD30/CD16A的NKCE在臨床霍奇金淋巴瘤的治療中顯示出不錯的治療潛力。AFM24則是一款EGFR/CD16A的NKCE，在與PD-L1抗體Tecentriq聯用臨床試驗中，在胃癌和胰腺癌患者中觀察到藥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