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改革開放創造了西方文明無法解釋的經濟騰飛。它隱含現代文明理論的不足，因為任何事物發展在哲學上都有其內在的必然。理論落後於實踐的現實，往往預示時代的變遷。為深入理論探討，我們來回顧人類工業化曆程。自蒸汽機誕生以來，工業革命使勞動向機器轉變，並形成資本主導的大工業生產。工業革命造成的階級對立，資源戰爭等等最終都帶來改革因素。由此，資本主義國家引入社會主義元素，而社會主義國家也應用資本市場。現實仿佛敘述著“主義”不再重要，而憲政民主可以“至上”。可是，將政治理念普世化本來就是“主義”的特征，而“主義”就是正義的邏輯從來都是偏離哲學的文化傾向。憲政民主是工業化的產物，也促進了工業化的初期發展。那麽它與全球化時代是否適應？對此人們隻能從其是否符合哲學原理與時代特征得出，而不是其它。人類已進入新時代，全球化的利益交織隻是時代的一個特征。那麽，其核心究竟在哪裏？
讓我們從近代哲學方法論的變化引申出這個結論吧。筆者在此舉三個例子。1 - 統籌學（Operation Research）： 統籌學研究如何在實現整體目標的全過程中施行統籌管理的有關理論、模型、方法和手段，屬於方法論的學科分支。它最初起源於二戰中盟軍跨大西洋戰略物資的運輸。如果沒有係統運輸策略來減少由德國潛艇攻擊所造成的損失，盟軍認為他們無法贏得戰爭的勝利。現實問題的嚴酷促使人們用更全麵角度去關聯各種參數以提高效率，因此促生了統籌思維的方法論。 2 - 係統工程（System Engineering）：係統工程從整體出發合理開發、設計、實施和運用係統的工程技術,及科學方法。據說係統工程產生於冷戰中米格25的出色性能，它使得西方誤認為某種新技術的應用。然而在肢解樣機後發現並不存在新技術，而是子係統之間的協調出色以至於整體性能優越。現實需要促使人們從整體去關注係統之間的關係，以提高整體效率。 3 - 控製論（Cybernetics）：1948年，諾伯特-維納發表著名的《控製論-關於在動物和機器中控製和通訊的科學》。控製論開啟了研究動態係統在變化的環境條件下如何保持整體的平衡穩定狀態的科學方法論。隻要仔細分析，人們不難發現這三者之間的共同點，即整體論與動態論。整體論與動態論在哲學方法論中被強調不是偶然的，它象征著時代特征的改變。即人類麵臨的課題從簡單走向複雜，從線性走向非線性。此前以分解，靜態認知的方法來研究體係已經跟不上時代的要求。這種非線性的係統複雜性是不難想象的。筆者的導師曾說：“學透諧振子，80%物理問題就通了”。彈簧是諧振子的一個例子，其運動軌跡可被理論精確確定。但是非線性體係就是很多彈簧捏合在一起，而線性理論對此束手無策。不同於工業化初期，當代社會無論是科學與社會都進入非線性體係。它呈現自己特有的性質與挑戰，而整體論與動態論正是當今時代的特征。
整體論與動態論的出現，象征著哲學的反思，尤其在西方。哲學家讓-弗朗索瓦的話“哲學最終是被它自己的成功殺死了，因為它的目的原來就是產生這些不同門類的科學”說出西方哲學的尷尬。分解認知，靜態分析對哲學的滲透，使得西方社會科學充滿“主義至上”的理念偏執。要麽共產主義是真理，要麽資本主義能普世；不是以平等否定權利，就是以權利否定平等。筆者曾經在“個人主義與群體主義的哲學誤區”一文裏對這種偏執進行了探討，並引出東方文明強調的三個哲學要素 - 對稱，平衡與協同（Symmetry, Balance and Coherence)。這三個要素與整體論，動態論是完全相對應的。現在讓我們應用這些哲學原則來看看憲政民主的優點是如何變成缺點的。倡導“人權，民主與法治”精神的憲政民主是工業化的需要。它以“民主”向封建體製訴求政治權利，以“人權”將勞動力從封建體製束縛下解放出來，並以“法治”為工業化，城鎮化的秩序提供支撐。那些都是曆史的進步。然而在當代它遭遇許多困境，並顯現出自身的瓶頸。那麽，它的問題在哪裏呢？首先，憲政民主的理念不符合道德，因為道德也針對國家的根基。著眼整體謂之道，良性互動謂之德。也就是前麵提出的整體論與動態論。現在讓我們對兩者作分別探討。
憲政民主不符合哲學整體論的根源在於，它仍然屬於“主義至上”的範疇。主義至上的哲學偏執就是將某些政治理念的價值絕對化。例如有人認為，人權有絕對的價值優先，從而可以淩駕於其它。作為哲學概念，“人權”似乎有某種的價值優先。但關鍵是，人權又是社會概念。人權的社會屬性使得它並不具有絕對的價值優先，因為它無法保證社會中個人權利能不互相衝突。因此，它需要其他政治理念的輔助，以致於不偏頗。這樣就必須引入權利的民主訴求，與權利的法律邊界，否則人權本身就會走向荒誕。從以上探討，大家能看出“主義至上”的偏執特征。然而，在人權基礎上加上民主與法治後，是否就不偏執了呢？實際上它仍然是偏執的，因為它過度地強調個體性。但缺乏哲學整體觀的政治家總認為憲政民主具有普世價值,能長治久安。不幸的是，任何有哲學局限的社會體製都逃脫不了“成也蕭何，敗也蕭何”的曆史宿命。這種偏頗於個體性的價值觀嚴重地損害社會整體。美國國債就是它的產物，它不具備可持續性。當大家都忙於爭蛋糕時，社會就應了古言 -“千裏搭長棚，沒有不散的筵席”。當個體價值能絕對地淩駕於整體，那麽民主方式集中起來的往往不是理性，而是欲望的浪潮，是勢力的比拚與暴力的訴諸。理性總是象征著群體性，因為它能將大眾凝聚在一起。哲學整體論告訴人們，政治理念能被普世化的唯一可能性就是：將各種相互對立(對稱)的理念組成一個邏輯自洽的封閉基集（子集）。例如法治與德治，民主與理性，權利與平等， 自由與責任。而社會的穩定就在於掌控矛盾對立之間的平衡。隻有這樣才能擺脫主義至上的偏頗，才有長久穩定的基礎，才是國家憲法的根基。說到這裏，人們也許會意識到，這不正是易經的原理嗎！的確如此，易經的卦像隻不過是更高度抽象而已。中華文明強調的中庸之道的根本就在這裏，即無為而無不為，不拘泥戰略又超越戰略。沒有哲學整體觀，文明總是在物極必反的循環之中。
脫離整體觀的憲政民主經常不具有哲學的良性互動。人權與法律給了人們訴求權利的基礎與邊界，但這些並不能決定人們行為的道德內涵。憲政民主體製的人類學基礎是：個人生命是唯一的實體，具有絕對的價值; 而社會和國家既非實體，也無生命；國家沒有超越個人權利之上的權利。這種論點的荒謬在於，如果保障個體權利的環境沒有價值，那麽如何能實現保障個體本身呢？神學家Reinhold Niebuhr認為：社會僅僅是累積的個人利己主義，沒有一個群體的行動是出於純粹的無私。在這種理念下，憲政民主強調了製約，即權利的相互牽製，個體利益訴求間的相互製約。它形成了這樣一種文化傾向：即公共理性的根基等同於個體利益最大化的訴求。它的合理性在於認同個體性，也對工業化帶來促進作用。然而社會是群體活動，而理想社會要求更高的群體性。個體價值至上理念排斥了責任與奉獻的群體義務，與理想社會不相符合。強調個體性忽視群體性，它促進了製約，卻丟失了另一個重要的哲學要素 - 協同。沒有協同效應，體係會喪失良性互動而走向衰敗。在進入非線性的複雜體係時，社會對協同效應的要求就更高。 因為，製約已經融入社會結構，而協同則是帶動子係統成為整體的生命線。喪失協同效應就等同於喪失效率，乃至喪失“生命”。而個體利益最大化訴求恰恰不符合以責任與奉獻為基礎的協同效應，而它必然導致低效率。時代呈現的複雜性使得人們可以從新角度去看待以往的理念。那些彼此對立的理念似乎已經不像過去那麽不可調和。法律是形式上的道德，而道德是內在的法律；民主應該是理性的訴求，而理性是民主的使然；權利是生活的尊嚴，而平等是尊嚴實現的方式；自由是對責任的通透，而責任是自由的自然通達。在複雜體係麵前，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也不同以往。各種技術的交織使得生產關係不總是處於被支配地位。生產效率不僅取決於生產力這樣的技術硬件上，也取決於生產關係這樣的協同效應上。而人類文明發展的真正本源是效率，而不是其它。正是效率將技術，體製與文化編織在一起。顯然，憲政民主走進自身偏執的瓶頸；隨著時代變化，它呈現從最不壞的製度漸漸變成低效率的製度。
在論述整體論與動態論後，讓我們深入探討民主本身。東西方文明對人權與法律都有很長的曆史，唯獨民主理念。西方在宣揚民主理念時，往往將它當作目的理性；即，隻要民主體製建立，正義就實現了。它使得很多人產生誤解，認為民主具有絕對價值，可以超越文化。這是一個概念範疇的錯誤，因為民主理念不是目的理性，而是程序理性。大家隻要看美國憲法內容就會明白。如果民主屬於目的理性，那麽它應該被天下大同所取代，因為後者顯得更合理。人類崇尚理想社會與熱衷於目的理性的激情是“主義至上”的文化根源。它忽視了通向理想的道路（程序理性）的重要性。強調目的理性而忽視程序理性是“主義至上”的另一特征。在人類曆史上，真正有價值的程序理性隻有兩個，即東方的道德與西方的民主，它們都與我們日常生活緊密相聯。道德側重於內在準則（人或者社會），民主注重於外在形式。作為內在秩序的道德則是民主外在形式的根本。更重要的是，程序理性的核心更側重於過程而不在結果，因為它要求民眾在過程中以理性的方式來探討，實踐，辯論，協商以形成道德的認同和利益的公正。沒有它，民主就成為“朝三暮四”的遊戲。總之，民主的本質是“在合理的程序中，使公民以理性方式參與體製改善，以符合道德正義”。對社會而言，道德就是整體的對稱平衡與運作的良性互動。憲政民主的偏頗就在於，過度地看重權力結構製約與代議製選舉結果，而忽視過程中理性的共聚。雖然其出發點是防止權力形成勢力，從而造成非正義。但是沒有理性的共聚，權力仍然是依附於勢力的工具。人們隻要看看美國政治運作中的lobbyist就很清楚。受製約並不是權力防腐的根本，而透明的程序和理性的運作才是權力用於正義的關鍵。
當今東西文明都處於體製改良的關鍵時刻。能否在體製內實現良性變革，對各方都是考驗。這個考驗不僅僅在理念智慧上，更在把握體製效率上。體製良性變革的核心不在於意識形態，而在效率上；而效率本身也是人類社會走向道德與民主的關鍵。中國的改革轉型初期，人們注重效率；但進一步深入，效率與體製必然互為決定因素；這是當代整體論與動態論的特征。在這點上，西方也不例外；曆史舞台往往是為那些能團結大多數而改變現狀的人準備著。在文明碰撞與交流的今天，筆者盼望東西方能相互啟發。
你說的正是核心所在。西方哲學的偏執，使得他們不明白：“傷害別人就是傷害自己”的“道”理。
你沒有明白效率來自何方，特別在當代複雜的社會麵前。歐美政府即使能在左與右之間尋找到平衡點，也一定會走向衰敗。在全球化時代，沒效率就等於沒出路。效率不僅僅來自政策，也來自文化。來自一種道德，理性的凝聚力。
個體利益最大化的訴求不會產生效率，因為它是偏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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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派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右派是代表統治階級利益的》
http://bbs.tianya.cn/post-worldlook-759279-1.shtml
壟斷專製壓迫是剝削階級的摯愛，
平等自由民主是勞動人民的向往，
公平自由競爭是效率提高的秘訣，
憲政法製民主是現代文明的根基。
封建等級社會是保護剝削階級的利益的；
民主自由文明是保護勞動人民的利益的。
資本主義創造國家財富, 社會主義分配財富 , 左與右的配合, 現在歐美政府都是在左與右之間尋找一個平衡, 如稅收及福利分配, 因此才出現政黨間的爭議, 他們有著代表的利益階層! 隻要政策偏向任何一方, 都會讓國家經濟失去平衡, 稅收太高,福利太好, 可導致國家破產,資金外逃, 人民受剝削則會帶來國家動亂, 政府隻能在政策上平衡相方的利益才能夠長治久安! 國家政策，就和騎自行車一樣，不可能走直線，隻能在直線的兩邊，不停地搖擺，偏左就往右打一下，偏右就往左打一下，這樣才能保持平衡，才能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