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惡”是亞心，那“善”是什麽？
以像形為特征的中文，常常將兩個字形像地重疊形成另一字。比如“愁”，就是秋天的心事。而“惡”也屬於這類型。但其含義卻相當深刻。這裏讓我們深入分析，以求解讀傳統文化為何將“惡”看作是內在的，但又屬於第二位的人類稟性；以及什麽是屬於首位的人類內在。
惡通常被認為是：為獲利而不顧它人的想法以及行為。因此，人們通常自然而然地認為：善（惡的對立麵）是人首位的內在稟性。我們在中華傳統文化的各個方麵也感受到相同的隱喻；比如“邪不壓正”。作為文化習俗，這種觀點並無大礙。但從本質上看，它是對中華文明的誤讀。實際上善也是亞心。因為它們基於相同的認識論，僅僅觀察角度不同而已。為什麽？因為它們都是“識”；以及由“識”推動的人類行為。我們也可以說“亞心”就是“識心”。“識”是人的感覺經驗的理念標簽。比如人手觸冰的感覺，與用不用“冷”來描述是沒有關係的。但為傳遞經驗於他人，需要用語言概念去標記它；而語言是二元對立的。“上”與“下”互為參考坐標。沒有這種對比，人無法建立邏輯理解體係。這樣善惡的二元對立不可避免地滲透並主導了人的意識；進而造成社會意識的二元對立。中華傳統文化用“負陰抱陽”來形容；並對此有深入的探討。而當年唐僧從印度取回的佛教經典，絕大部分都是關於“識”的文獻。因此，在中華文明裏，對“識”與“心”有著非常深刻的認知。莎士比亞曾經寫過三個愛的悲劇；羅密歐與朱麗葉講愛與恨，奧賽羅講愛與嫉妒，李爾王講愛與懷疑。人們總希望愛能戰勝恨，善能戰勝惡。但是實際上，愛有多深，恨就有多深。希望愛能戰勝恨是抱薪救火的一廂情願。二元對立的雙方，相互鬥爭又相互依存；並且在某種條件下相互轉化。因為人們很難擺脫“識”的這種二元局限。從這裏，人們看到所有“主義”的蒼白之處，因為它們都根植於“識”。對立的主義總是幻想著消滅對方。它們企圖將原本灰色（負陰抱陽）的世界變成非黑即白的社會；並為此而不惜使用暴力。又或者說，它們試圖將原本辯證的世界，變成非辯證的一統江山。老子說：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那種極端的做法怎麽能有可持續性呢。物極必反，曆史不斷重複這樣的變遷；而人類不斷重複著如此的幻覺。而唯意識形態隻是其中的極端，這類人從來都是向外看，尋找鬥爭對象。寄希望於改造環境；卻從來不願意深入自身內在。他們將某個線性價值理念作為絕對標準來描述複雜而非線性的存在。這才是真正的沒有“自知之明”。因為文明最終要回到“人如何看待自己”的根本上。
既然善惡理念都是亞心，那麽是否存在冠心？如果存在，那它又是什麽？實際上，中華文明就是說明了這個問題。春秋戰國興起的儒家與法家是善惡對立的兩邊。發展到宋明融合了佛教與道家才形成儒釋道同源的中華文明。這個同源就同在“心”上。從根本上說，佛教講的“心”才是傳統文化最核心的東西；而儒家宋明心學隻是佛教淺層次的內容。通俗地說，佛教講得“心”是沒有“識”汙染的心；即返璞歸真的直覺自然。佛教認為把“識”當成人自己是人類哲學認知的錯誤；哲學家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是此錯誤的典型標誌。在許多先輩求道人的經驗總結上，佛教唯識論證了“識”隻是人的習性而不是本性。習性是由生活習慣導致；改變習慣就能改變習性。比如改變觀察角度就能改變認識觀點。所以“識” 不是人真正的自己；它如同人穿在身上的衣服。要明白什麽是真正的自己（或者說，見冠心），人隻能通過靜心過程而達到“不二”。這個“不二”就是擺脫了二元對立的分裂心態。因為“識”沒有根，它會隨著靜心過程慢慢消失；從而顯露出純淨心本來的模樣；那裏充滿慈悲與包容的感覺。有人將它稱為“大愛”。佛教有句名言“心不是覺知，又不離覺知”。當靜心深入，覺知的靈敏度與空靈性大大提高，修行人自然會觀察到唯識經典中描述的“境”與“界”。那裏是更豐富的存在；這也是“寧靜致遠”的來曆。所以，儒家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中，靜心修身是一切的前提。否則，不可能有“圓融於理，圓潤於事”的知覺；也達不到“做事就是做人”的“知行合一”。康熙皇帝是個有智慧的人。麵對朝廷的腐敗，他沒有講善惡倫理；而是從心裏將“正大光明”掏出來。因為它是純淨心的特征。人沒有必要用一些價值理念來裝飾自己。在原本純淨的直覺心上加冕，不是智者所為。
魚家傲 心無冕
驛下孤村芳草遠，石橋樓月殘星點。留韻若真空寂短，落意減，蕭然若失別緒顯。
浪竭流年芭蕉卷, 雲暮來時顰笑斂。長河遠凝平波淺, 沐以儉，方使離人心無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