庫馬裏奇疑案 15

15

1969年12月24日，聖誕節的前一天，香港北九龍裁判法院，約瑟夫·庫馬裏奇死因調查庭的三名陪審員，經過了大約45分鍾的後室商議後，於午間2點15分，重新回到法庭。首席陪審員向法官表示，陪審團已達成一致意見，裁定：21歲南斯拉夫籍青年約瑟夫·庫馬裏奇，職業不祥，於1969年10月31日於香港伊麗莎白醫院證實死亡。死亡原因為：糖尿病惡化，引起急性心髒衰竭，導致肺水腫而死。死因屬自然（死亡）。

法庭主持，驗屍官科菲爾德在允許陪審團員退庭，進入後室審議之前，先發表了大段講話，對本案審理做總結發言，引導陪審員判案。科菲爾德指出：可能影響陪審員作出公正裁決的因素，包括了對本案的社會關注度。無論是在開庭審理之前，還是在審理過程當中，一直有報紙新聞對本案的種種評論。陪審員在裁定死因時，不應受到此類報章議論之影響。

在講到傳聞證據時，科菲爾德重點提到兩件事，一是新西蘭大律師凱文·瑞恩的證詞，當中不少是其與他人談話中道聽途說來的，在法庭上做引述。陪審員如果接納這些傳聞證據，則往往會偏離事實，十分危險。

其二，科菲爾德提到一位警方證人，香港著名男校華仁書院（Wah Yan College）的科格倫神父（Fr Coghlan）在庭審聆訊初始出庭作證。老人家講述了約瑟夫在從加爾各答飛往香港的飛機上的若幹表現。但那其實並不是科格倫神父親眼所見，而是他的一位朋友，麥凱布神父（Fr McCabe），在一次與他喝咖啡，閑聊之中談到的。而這位真正與約瑟夫同機的麥凱布神父，後來便離開了香港，去了加拿大。這就是一個典型的傳聞證據。陪審員要特別小心加以考慮。

我很奇怪，當科菲爾德在總結發言中，談到警方法醫官李福基的證據第時候，竟然明目張膽地使用了雙重標準。他特別提醒陪審員們予以考慮：警方李法醫官之所以會改變初衷，是因為他最近才聽說（recently heard）自己所用試劑條有錯。這明明也是一個典型的傳聞證據啊，並且是本案的一項關鍵證據。而科菲爾德並沒有警告陪審員，須特別小心加以考慮，否則會偏離事實，十分危險。他而是鼓勵，要求陪審員予以接受。身為法官，如此公開地踐踏法理，混淆視聽，居心叵測啊！

在發言之最後，科菲爾德強調說：有關死者致死的原因，（陪審員）可以考慮專家與（各位）醫官之證詞。案中並無顯示死者遭到（警察）暴力對待，亦無證供顯示其他之可能死因。所以，如果陪審員認為死者之死因為肺水腫，則可裁定其死於自然。

上圖：當年香港華文報紙報道約瑟夫·庫馬裏奇死因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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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約瑟夫·庫馬裏奇的死，對於北九龍裁判法院給出的，死於自然，這個結論，我們該做如何評價？法庭聆訊內容，是否解釋了死者家屬心中的疑惑？聆訊進程本身，證人證詞，是否經得起事實的檢驗？真的是如驗屍官科菲爾德所說的，無證供顯示其他之可能死因嗎？死於肺水腫，就能等同於自然死亡嗎？真的是如那位港大醫學教授所說的，隻有糖尿病才會引發其所描述的6種症狀嗎？那6種症狀，真就能對上約瑟夫·庫馬裏奇在香港期間的狀態發展嗎？

說到底，約瑟夫·庫馬裏奇真的是死於糖尿病嗎？香港警方和法庭，真的沒有對約瑟夫的真正死因進行掩蓋嗎？

請容我一樣一樣來，把本案的諸多疑點給大家捋一遍。

1）關於出租車司機證人

首先說說那個沒來出庭，但卻是從九龍城警察署載上約瑟夫去機場的出租車司機。我們假設他名為X。

這個X司機，從九龍城警署的阿諾德幫辦的證詞，以及出庭作證的那位王姓出租車司機的證詞來看，與王司機並非是同一個人。

如果說，王姓出租車司機——就是聲稱從旺角拉上約瑟夫，繞尖沙咀，最後約瑟夫不顧行李，自行離去的那位——是看到報紙新聞後，主動聯係警方的。（否則難以想象警方是怎麽找到他的。）那麽，更有可能主動聯係警方，而且，警方也更有線索去找的，應該是這個X司機。X司機剛好沒看到本案新聞，也沒聽人八卦過本案內容，所以沒向警方報案的可能性，是極小的。

根據阿諾德幫辦的證詞，X司機從九龍城警署門前拉了約瑟夫，要去機場。可是，卻又沒有拉到目的地。（約瑟夫隨後便出現在旺角。）中途一定發生了什麽變故，對此，他應該很有印象。

而且，因為有阿諾德幫辦親自叫的X司機出租車，還專門向他（用粵語）交代了要送約瑟夫去機場。警方如果要找到X司機，應該是輕而易舉的。阿諾德幫辦對X司機其人，其車，進行描述，就不難找到X司機所在的出租車公司。再按時間地點這麽一查，X司機是肯定能找得到。問題是，警方為什麽不去找找這個X司機呢？約瑟夫是怎麽上的他的車，警方知道。可約瑟夫是如何離開他的出租車的？時間，地點？對於本案，難道不是很重要的信息嗎？為什麽舉手之勞，警方卻舍近求遠呢？

除非————這個X司機，根本不存在！

並且，出庭作證的這位王姓出租車司機，他的證詞，也是完全不合邏輯的。在這裏，我就不重複了。

到此，很顯然，我的結論就是：九龍城警察署，把約瑟夫從英國空軍機場軍事禁區帶回，盤問，最終是放人了。但時間並非如阿諾德幫辦所說的，是在上午10點送約瑟夫上了X司機的出租車。而是在更晚些時候。

而警方為什麽又要找一個王司機出來做假證呢？這裏麵就隱約可見香港警方不可告人的目的了。（打住。且聽下回分解。）

2）關於伊麗莎白醫院裏的那15分鍾

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那位特邀出庭的港大醫學教授，在他的證詞裏提到：約瑟夫曾經昏迷！並且是在警察叫了救護車，將約瑟夫送至伊麗莎白醫院的時候。教授講了糖尿病人可能出現昏迷的原因，又講了——依當時的情景，也就是說，在那15分鍾裏，要求一個醫生（盡管是對糖尿病很有經驗的醫生）當場判定約瑟夫屬於身患糖尿病而昏迷，確實較難。

由教授供證的這昏迷一說，與醫院急診檢查室的翁醫生的證詞顯然對不上號。翁醫生並沒有提到約瑟夫有出現昏迷。雖然在現場的目擊證人是翁醫生，教授並不在場。但我相信，港大教授應該不會無中生有，給警方添麻煩。他而是專程來法庭，拋出一套所謂的專業理論，替警方擦屁股，求證不得已而為之的——第三個死因的。

這裏麵，暴露的是警方與教授的溝通出現了問題。翁醫生做了假證，說約瑟夫沒有出現昏迷。否則應該是允許留院觀察和治療的。但是，警方沒有及時與教授統一口徑。結果教授把不該說的，也在法庭上說了。

這15分鍾裏，關於約瑟夫的狀態，三個證人，給出了完全不同的三種描述：教授說，約瑟夫之昏迷，醫生難做判斷。翁醫生說，因約瑟夫暴躁，抗拒，使若幹檢查無法進行。而警方證人梁警司卻說，約瑟夫在醫生麵前，顯得很安靜，情緒平穩。我的天呐！我們究竟應該相信誰？三人之中，必有兩個在撒謊。不是嗎？

3）關於伊麗莎白醫院院長給家屬的死因確認信

回顧在案發的時候，伊麗莎白醫院的院長曾經親自給家屬寫信，確認約瑟夫的死因是醉酒。那封信，家屬具體是哪一天收到的，如今約瑟夫的二哥，伊萬·庫馬裏奇老先生已經回憶不起來了。但是，根據證詞，政府高級化驗師埃奇利的化驗報告，是在11月6日就完成並提交給了警方的。也就是說，院長大人要麽就是沒等出化驗報告，便不負責任地通知了家屬，一個假的死因。要麽就是明明知道化驗結果酒精為零，卻依然向家屬謊報死因。

這位院長大人，並沒有出庭作證。但是，很明顯，一個是失職，另一個，則是幫助警方掩蓋罪行。是犯罪。究竟是哪一種情況呢？我認為，掩蓋罪行的可能性極大。也就是說，香港警方決定要將約瑟夫的死做成醉酒，時間就是在11月6日。

埃奇利對血樣尿樣以及骨髓的化驗結果，肯定讓警方是吃了一驚，怎麽會沒有酒精？但轉念一想，覺得約瑟夫隨身帶了度數高達67.6%的酒，並且喝剩下半瓶。這將是一個很有利的證據，在法庭上說服陪審團，約瑟夫是個酒鬼。再者，約瑟夫的屍體於此前一天，11月5日在奧克蘭下葬，香港警方是收到新西蘭方麵的通報的。於是警方會覺得，屍體已經埋了，這瞞天過海的事，就做成了一大半。

其實，約瑟夫，正是如家屬所證實的，根本就是一個不愛喝酒的人。警方在已經知道了約瑟夫體內不含酒精的情況下，還要再送那瓶梨酒樣品去給化驗師化驗，這就表現出他們已經是心中有鬼了。

香港警方萬萬沒有想到，在過了一個月之後，凱文大律師介入，首先就決定要開棺驗屍。在這一個月時間裏，警方已經把醉酒的Case都包裝好了，假證人，假證，都安排好了。結果，凱文大律師到香港，不但有了奧克蘭屍檢結果（部份結果），還跟化驗師埃奇利通了電話，掌握了警方的底牌，打了他們一個措手不及。

4）關於港大醫學教授之出庭作證

要印證本案的的確確在約瑟夫的死因上出現過變數，從醉酒，匆匆忙忙改成了糖尿病，一個簡單證據，就是這位港大教授的出庭安排。如果還能夠找到法庭當時的文字，文件，我敢說，這位港大教授一定不在最初的證人名單上。而是後加進去的，在凱文大律師離開香港之後。甚至他所說的，對死者心髒，肺，及肝髒切片樣本親自進行了化驗，也是僅僅發生在他出庭作證的前幾天，新鮮出爐的。

5）關於法醫官李福基的證詞

警方法醫官李福基的證詞，既關鍵，又可疑。

李法醫官的驗屍報告我雖然沒有見到。但其中死者尿樣化驗無糖份（陰性），這是可以肯定的。否則就不用當庭予以推翻了。這一點，說明了什麽？說明在凱文大律師沒有來到香港，沒有代表家屬對官方給出的醉酒死因提出質疑之前，由警方提交法庭的文件，包括警方的驗屍報告，都是以醉酒為死因而設計的。而這一設計方案，隨著凱文大律師的到來，隨著《中國郵報》事件的突發，被完全打亂。而那些通過法庭已經公布出去的文件內容，想改也來不及了。所以，當實在是無法自圓其說的時候，警方使出了最為卑鄙的一著：在驗屍官科菲爾德的配合下，公然作假，稱——剛剛得知，尿樣化驗試劑棒所用試劑為過期！

李法醫官在其證詞裏，提到了另一名職員交過給他一份化驗報告。該化驗報告的結果顯示，死因符合醉酒，而不是糖尿病。這份（醉酒）化驗報告，如果真的存在，則顯然與政府高級化驗師埃奇利的化驗報告（酒精為零）完全矛盾。我們已知的是，這兩份報告，無論哪一份，在開庭之初，都沒有交給法庭對外公布。否則，凱文大律師就不需要親自打電話到政府化驗室去問了。

試想，如果不是凱文大律師以及《中國郵報》這麽樣橫插一杠子，如果約瑟夫的死因，仍維持官方原先既定的調子——酒精中毒引起肺氣腫。那麽，埃奇利的化驗報告就根本不會對外公布。而換上來到，一定會是那份，偽造的，——由另一名職員交出的化驗報告。

可見，在這裏，李法醫官說漏嘴了。其實，隻存在一份貨真價實的化驗報告，那就是——化驗師埃奇利的化驗報告。而這——由另一名職員提交的化驗報告，本身就是警方為了掩蓋事實真相而準備的。隻是由於事情進展不順，發生了突變，沒有派上用場而已。李法醫官根本就不應該在證詞裏提到這份報告。因為那將進一步證實，香港警方有造假，掩蓋行為。證實約瑟夫·庫馬裏奇——死於謀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