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78年年底開始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連續32年平均每年以9.9%的速度增長。以這麽高的速度，持續增長這麽長的時間，在一個13億人口的大國取得這樣的成果，這是人類經濟史上不曾有過的奇跡。
在1978年的時候，按照當時的美元計算，我國的人均收入是182美元，相當於世界上最貧窮的撒哈拉沙漠以南那些非洲國家人均收入的1/3(他們當時的人均收入是500多美元)。經過32年的快速發展，我們的經濟規模增加了20.5倍，人均收入在2010年達到4370美元，跨過了高中等收入國家的門檻。同時，我國成了“世界工廠”，最大的出口國，也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這些成就都是大家未曾意料到的，因為國外媒體、學界從八十年代開始就一直在預測中國經濟什麽時候崩潰。雖然到九十年代末，中國經濟已經有了20年的快速增長，然而直到2001年還有一本在世界上非常暢銷的書，叫《中國崩潰論》。那本書當時在國外的書店、飛機場的書攤都被擺在最顯眼的位置。但是從2001年到現在，我國經濟的增長速度不僅未減，反而加快：在1978年到2000年，平均每年增長的速度是9.7%；而從2000年到2010年是10.5%。
在改革開放的初期，我國提出的目標是經濟20年翻兩番。20年翻兩番平均每年的增長速度是7.2%。我當時認為那是不可能達到的目標，因為經濟學有一個叫“自然增長率理論”，用一個漂亮的數學模型和曆史實證經驗表明，任何一個國家除了在戰後，或者遭受自然災害的破壞以後的經濟複蘇可以達到7%或稍高一點持續增長幾年，長期以每年超過7%的速度增長是不可能的。現在發現小平同誌確實是一個偉大的政治家，他的以7.2%的速度增長20年的目標不僅達到了，而且還超過了，不僅20年，現在已經持續了32年每年平均9.9%。雖然7.2%和9.9%差距看上去不大，但是32年累計下來，差距就很大了。如果每年以7.2%的增長速度，32年後我們的經濟跟1978年比隻增長了9.2倍，現在是每年9.9%，32年以後就是20.5倍。
為什麽在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經濟發展得這麽快？
經濟高速增長是在18世紀以後才出現的一個新的文明現象。原因在於18世紀出現了工業革命，導致技術的發明、創新、升級的速度不斷加快，產業結構也不斷從附加價值低的農業轉變到附加值高的製造業、工業、服務業。
這樣的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提高了勞動生產率，成為人均收入提高的基礎，也是讓人類社會進入現代文明的最主要的驅動力。18世紀以前中國領先於全世界，可是一百年不到，中國就從世界上擁有最鼎盛文明的國家變成世界上最貧窮落後的國家之一。原因並不是中國退步了，而是工業化國家進步太快。西方在工業革命以後，技術進步日新月異，經濟發展一日千裏，而中國還停留在前現代社會的發展模式，要經過幾百年甚至上千年經濟才能翻一番，於是就落後了。
如果說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是現代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那落後國家實際上是有一個優勢的。優勢是什麽呢？發達國家在工業革命之後，產業、技術都是全世界最前沿的，它的產業升級、技術創新都必須來自自己的發明。發明需要的投入非常大，而成功的概率卻非常低。根據一些研究，在前沿技術的研究和開發，平均起來投入研發100項到最後隻有5項技術能過關，可以去申請專利；而在申請專利的技術中，真正有商業價值的隻有一項。當然這一項專利可以有全世界的市場，回報會很高，可是那99項都像打水漂，有去無回。而發展中國家現在采用的技術和產業與發達國家有差距，這個差距就是經濟學上的後發優勢。創新不見得是最新的發明，如果發展中國家善於利用後發優勢，也就是采用在世界上現成的、成熟的但比自己好的技術來進行創新，創新的成本就會非常低。根據研究，一項技術隻要超過10年，拿來用基本就不用付專利費了。使用這些技術，不僅成本低，而且風險小。一個發展中國家如果懂得利用後發優勢的話，創新的成本會比發達國家低得多，速度會快得多。
根據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總共有13個經濟體(包括日本、韓國、新加坡、我國台灣、香港，還有其他的幾個國家和地區)充分利用了後發優勢，取得了至少每年7%的經濟增長，持續了25年或更長的時間。而中國是在改革開放之後才成為這13個經濟體當中的一個的。我們改革開放後能夠增長得這麽快，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充分利用了後發優勢。
改革開放以後，讓具有比較優勢的勞動力密集型產業發展起來，這就是為什麽中國很快成為了“世界工廠”。比如像現在的計算機產業、手機產業等高科技產業，國內做的其實是勞動密集的加工區段，屬於勞動密集型產業。勞動密集型產業有比較優勢，也就有競爭力；有競爭力就可以創造利潤；有利潤就可以搞投資；投資以後，資本就增加了，比較優勢就變了從勞動力極端密集逐漸地變成資本相對密集。在這個轉變升級過程中，就可以充分利用後發優勢，這是為什麽改革開放以後我國能夠發展得那麽快，而改革開放以前沒有取得快速發展的原因。
中國漸進的雙軌製轉型方式勝過“華盛頓共識”
中國從1979年開始進行改革，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發展中國家也都從八十年代紛紛進行改革開放。但是到2000年的時候，回顧一下1960年到1980年，以及1980年到2000年這些國家的發展，我們會發現，它們在後麵的20年，也就是1980年到2000年經濟增長的速度比1960年到1980年的增長速度還慢，不僅是平均增長速度慢，而且經濟的波動更大、風險更大。為什麽中國的改革開放取得連續32年的快速增長，他們的經濟增長速度反而慢了，而且危機不斷、危機的頻率更高呢？這實際上是跟它們推行所謂“華盛頓共識”有關。
“華盛頓共識”推行的結果事與願違，因為“華盛頓共識”隻看到經濟中普遍存在的扭曲，而沒有看到扭曲的根源是什麽。上世紀五十年代以後，我國經濟中那麽多的計劃幹預、那麽多的扭曲，都是為了保護那些在優先發展的重工業體係裏麵沒有自生能力的企業，如果把那些靠扭曲來實現的保護、補貼一下子都取消掉的話，原來沒有自生能力的企業就要全部倒閉。可是那些企業雇傭了很多工人，如果讓它們全部倒閉的話，就會出現大量的失業，社會和政治就不穩定，沒有穩定當然不能發展。絕大多數推行“華盛頓共識”的國家，一方麵為了避免出現這樣的社會經濟後果，同時，也認為這些產業是先進的、國家現代化所需要的產業，因此絕大多數的政治家和人民不願意讓它們倒閉。所以，在推行“華盛頓共識”的改革以後，這些國家又引進了很多其他更為隱蔽的保護和補貼，這些措施所花的錢在很多情況下比原來花的更多。
中國為什麽既避免了像蘇聯、東歐那樣崩潰，又維持了社會的穩定和經濟的快速增長？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國采取了漸進的雙軌製的轉型方式。對於原來計劃經濟時代遺留下來的重工業部門，知道它們沒有自生能力，需要保護補貼，承認這個現實，繼續給它們必要的保護和補貼，同時引進一些提高生產積極性的利潤留成、包幹製、股份製，隻要他們經營的好，他們的收入就可以高一些。在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提高農民的積極性。另外，在具有比較優勢、原來受抑製的勞動力密集型的產業，實行開放的政策，鼓勵民營經濟、三資經濟進入。這些新的部門由於符合比較優勢，所以發展得非常快，於是資本積累就非常快。資本積累以後，比較優勢得到提高，許多在五六十年代不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也變得有自生能力，可以與其他國家的產業競爭了。同時，改革後的快速發展給國家創造了很多資源，可以用來補貼改革中的利益受損者，使整個經濟平穩地逐漸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係轉型。
中國的快速增長還能夠維持多久？
現在最重要的問題是，這樣的快速增長還能夠維持多久，還有多大的潛力？從前麵的分析來看，就要看技術的差距，也就是後發優勢還有多大。技術差距本身表示我國相對落後，但是這也是一個資源。這個差距怎麽衡量呢？一個好的衡量指標就是人均收入水平，尤其是按照購買力平價來衡量的人均收入水平。因為人均收入水平代表勞動生產力的水平，勞動生產力反映的就是技術和資本的使用量。目前最新的可以做跨國曆史研究的是2008年麥迪森教授的數據。2008年中國的人均收入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是當年美國的21%，日本在1951年、我國台灣地區在1975年、韓國1977年也都是美國的21%。
日本從1951年到1971年20年的時間，平均每年經濟增長9.2%；台灣從1975年到1995年20年的時間，平均每年經濟增長8.3%；韓國從1977年到1997年20年的時間，平均每年經濟增長7.6%。他們的發展都是發揮比較優勢，充分利用後發優勢。我國改革開放以後，同樣采用這樣一個經濟發展模式。如果日本可以維持20年以9.2%的速度增長，台灣地區可以維持8.3%的速度，韓國可以維持7.6%的速度，我國在2008年以後，也應該有再維持20年平均每年8%的經濟增長率的潛力。也就是說，繼續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地不斷地根據科學發展觀提高我們的產業、技術水平，充分利用與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發揮後發優勢，再維持20年平均每年8%的增長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
經過20年的快速增長，日本從人均收入為美國的21%變成1971年為美國的65.6%，我國台灣地區從1975年的21%，到1995年就變成美國的54.2%，韓國到1997年時人均收入按照購買力計算也達到美國的50%。也就是說，如果我國充分利用後發優勢，維持每年8%的增長速度，到2030年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的人均收入應該至少可以達到美國的50%，因為我國的人口規模是美國的4倍多。如果到2030年人均收入是美國的一半，那我國經濟的總體規模就是美國的兩倍，成了全世界最大的經濟體。如果按照市場匯率計算，可能低一點，到2030年我國經濟的總體規模至少跟美國相當。
到2030年以後，我國的經濟發展會怎麽樣呢？和代表最先進國家的美國相比，我們還可以繼續運用後發優勢維持較高速的經濟增長。當然達到美國人均收入的一半，就相當於現在韓國和美國的差距，那時很多行業會已經達到世界先進的水平了，到時候我國需要多一點自主研發，這是一個從引進到自主研發的轉型。總的來說，中國經濟發展的前景是可以看好的。
作者係世行高級副行長、首席經濟學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