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對加拿大學潮下手的背後
宋魯鄭 2012-07-02 00:21:20
2月中旬爆發的加拿大曆史上轟轟烈烈而同時又“悄無聲息”的學潮已經持續了四個多月(截止到6月28日是第137天)。在這場(國際社會)無人注目的學潮中,5月18日是非常重要的轉折點:在發生首次大規模衝突和警方大規模逮捕之後,就在政府與學生第一次開始對話之際,魁北克省政府突然推出緊急法(該法案由自由黨省議員起草,經省教育部長推薦、魁北克未來聯盟黨議員的支持下在國會獲得通過),對學生的遊行嚴加限製。這個法律的名稱很奇特: “為保障學生得到所在學校教育的立法”,內容卻是禁止未經警方批準的自由集會、抗議(阿拉伯之春有哪一場遊行是得到批準的?),禁止在學校或學區附近把守阻止他人進入,同時限製教職員工罷工的權利。違反相關規定的罰款1000至5000美元,如果是學生聯合會的組織者違反將罰款7000美元至3萬5千美元;組織示威的各個學生組織將重罰2萬5千美元至12萬5千美元並承擔示威活動過程中造成的損壞! 如果重犯罰款翻倍!
被反對人士認為嚴重侵犯集會權利和言論自由的緊急法一出,單純的學運立即升級為加拿大各階層廣泛參與的社會運動。這場運動也從抗議學費上漲轉變為民權運動。魁北克人權委員會公開反對,部分自由黨成員、反對黨也極力反對。25個學生團體、環保團體、社區團體、工會和藝術團體推舉近140名代表,要求魁北克高等法院推翻此法,立即終止其效能。他們發表聯合聲明說:“這種卑劣的法律實際上箝製、摧毀、控製並支配著這場學生運動,以及其他希望公開表達訴求的團體。”
學生領袖浦羅布勞英(Leo Bureau-Bloui)在蒙特利爾法院大樓外表示:“這是魁北克省最大的憲政危機,因為有許多人受到影響。”抗議民眾則在蒙特利爾市中心敲打鍋碗瓢盆(西班牙語Cacerolazo,亦稱敲鍋遊行,是一種風靡於拉丁美洲的民間遊行,表示參與度極高的遊行),高喊:“今天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學生”。抗議的學生則直接把這部法律稱為“警棍法”。更令魁北克政府想不到時的, 就是哪些本來沒有罷課的學生也由於這部名義上保護繼續學生上課權利的法律而走上街頭----因為在他們看來,基本權利更重要。也正是由於這部法律,加拿大其他地區也出現了同情式示威。卡加立示威群眾表示,魁北克反示威遊行法律是殘民以逞(當然也有站在魁北克政府一邊反對學生運動的加拿大人)。甚至巴黎也出現了同情示威,並手持“魁北克正走向專製”的標語----不過這一新聞我不是從法國媒體知道的。巧的是,紐約同情式示威活動的目的竟然是為了讓全世界都知道,看來對付西方式的新聞封鎖,西方百姓有自己的翻牆辦法。更巧的是,組織者就是在起事之處被美國媒體封鎖的“占領華爾街”運動。
在這裏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司法界也組成了六百餘人的抗議隊伍。法官們、律師們穿著黑黑的製服,高舉橫幅反對78條緊急法,反對侵害基本人權。法學教授們則聲稱:“讀到這個法案,簡直驚呆了,難以相信一個民主政府竟然製訂這樣一部法律。”“這是我們曆史上最壞的第二部法律,上一次要追溯到《戰時措施法》(控製工人的罷工權利,465人被無任何理由抓捕)” 。所以6月12日一些激進的學生已經打著納粹標誌進行抗議,並把警察的做為比做納粹黨衛隊。
不過令人奇怪的是卻是加拿大的媒體。盡管緊急法遭到各界一致強烈反對,“新聞報”(La Presse)公布的調查結果卻是51%民眾支持緊急法!真不知道這個民調是怎樣調查出來的。難道一個傳統民主國家加拿大的公民素養、民主意識如此低劣嗎?更奇怪的是加拿大廣播電台的調查的結果卻是僅有三成的人支持,真是“一個調查兩種結果”,一個如此熟悉民調調查的國家,怎麽會出現如此南轅北轍的結果呢?
抗議民眾(已經不僅僅是學生了)一方麵繼續違反緊急法走上街頭(已有兩千多學生因為違反而被罰款),另一方麵也在焦急的期盼中等待著魁北克最高法院的判決。畢竟司法獨立、司法是社會最後的底線,是人皆撚熟的理念。6月27日,一個出乎所有人意料的判決終於做出:法院拒絕了社會各團體的訴狀,認為緊急法雖然限製學生的遊行,但並不是禁止,盡管某些限製是強製性的。
最高法院的決定一宣布,學生組織立即聲稱將抗爭到底。雙方將角力到何時,尚不可知。但可以確定的是,這一次加拿大的司法獨立非常令人質疑。迅速出台的緊急法是否違反憲法,是否侵權人權,魁北克人權委員會和法律界教授和法官們都以行動做出了回答。當然司法部長大人並不是這樣認為的:當學生掀起社會不服從運動時,他聲稱這是“破壞文物、破壞公共設施”。
應該說,加拿大是一個學潮頻發的國家,如1995年學潮、2005年學潮。每次學潮引發的原因都相同:學費。1995年學潮持續了一個月,第二次持續了一個半月,都很快很到解決:1995年學潮政府妥協隻提高了外國留學生的學費和沒有通過考試複讀學生的學費。2005年學潮則以政府放棄削減教育經費告終。何以這一次魁北克政府就是如此強硬,毫不妥協?竟連司法獨立和社會最後的底線都搭進去了?
難道是學生錯了?誠然,根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相較加拿大其它省份和美國各州,魁北克省學費還算很低,卻高於歐洲許多國家。更何況,人都是和自己比,沒有和他國比較的習慣----中國雖然人均等指標與西方歐美國家還有很大差距,但中國卻是在提高和改善中,所以就能保持社會安定,民眾滿足和對未來充滿希望。而西方則是處於收入、福利不斷減少狀態,百姓難以接受對未來悲觀,所以西方的群體性事件此起彼起。
其實根本原因還是西方麵臨的前所未有的困境和數年找不到出路和解決之道所致。
西方建立福利製度後,大概到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普遍出現巨額赤字和沉重債務。當時政治精英也試圖進行改革,但畢竟還沒有到山窮水盡的程度,所以麵對民眾的抗議也就輕易讓步。可是危機爆發四年後的今天,不但沒能走出困境,相反麵對的仍然是日益惡化的危機---歐洲從搶救希臘開始,進而是愛爾蘭、葡萄牙、西班牙以及剛剛發出的求救信號的塞浦路斯,這個名單還在繼續拉長,但資金卻日益捉襟見肘。現在的巴黎,光天化日之下搶劫黃金首飾案件已從一擊10起上升到每天10起,一個月此類犯罪案增加了將近260%。而美國從理論上實際已資不抵債:債務占GDP的比重早已超過100%,而日本則早已超過200%(很奇怪,聽不到自由派對這些國家的批評,但假設是中國負債如此呢?)。實際上個個都已是希臘。美國加利福尼亞州斯托克頓市即將破產,為此已裁減四分之一警力、三分之一消防員和40%其他公職人員,在職人員的工資和醫療待遇同樣縮水,最新預算案提議暫停償還債務和支付法律訴訟費用,削減退休人員醫療費用,進一步降低工資和福利待遇----這已是一個連最基本功能都無法提供的城市。這也是為什麽,法國媒體聲稱倫敦奧運會將是西方舉辦的最後一次運動會。這也是為什麽過去隻有第三世界才有的出售人體器官的黑市竟然在希臘、西班牙、意大利大行其道。
在這種情況下,魁北克政府如此對待2012學潮、司法部門喪失獨立性也就不足為奇。2012年,魁北克政府預算赤字將達24億加元,為設法解決日益升高的赤字,必須砍掉教育補貼----當然必須砍掉的東西還有很多,學生相對是弱勢群體,就自然要先從學生身上打開突破口。
今天的加拿大究竟有多困難,除了這場學潮,還可以從好幾個方麵見微知著。加拿大總理哈珀上台後,大搞人權外交,頻頻向中國發難,還公開高調會見達賴。雙邊關係惡化後,多達數年都不去修補(中法交惡隻持續了四個月,法國就投降了----法國媒體用語)。然而,2008年的經濟危機,迫使哈珀改弦易轍,主動訪問中國,當達賴再度訪問加拿大時,他則遠遁而去。2012年6月24日,有67年曆史的加拿大國際廣播電台將停播其所有語種的短波和衛星節目,該台所有合同製及臨時員工將被解雇,三分之二的正式員工也將離職。原來該台的預算從2012年度1230萬減為2013年度的230萬,減幅達80%。大家還記得這起學潮的學費是上漲80%嗎?一個削減支出80%,一個增加收費80%。足可淋漓盡致的展現加拿大經濟之困難。比較有趣味的是被解散員工抗議的口號:中國政府都沒有幹擾他們的節目,加拿大政府卻幫他們做了。其實任何製度都不會是被外敵打倒的,而是它自身出了問題走向崩潰。
談及西方的對華中文廣播,本人還是要多說幾句。由於製度不同,西方一直通過短波中文廣播對中國進行價值觀宣傳和滲透。像美國之音、英國BBC、法國國際廣播電台、加拿大中文廣播。結果2011年,先是BBC(在70周年大慶前夕,裁掉國際部總人數的25%),後是美國之音(中文普通話裁員55%,廣東話100%),到今天是加拿大廣播電台都因為同一個原因:經費大幅削減而統統關門大吉。當一種價值觀連向外宣傳的能力都喪失的時候,請問這種價值觀是不是也就離走進曆史不遠了?還記得當年蘇聯解體時,不得不停掉各個國家語言的對外廣播,將大多數工作人員裁掉(當然明明是西方財力窘破,再也承擔不起,海外自由派有人卻指責西方各國先後中止對華廣播乃是西方綏靖主義與最後一個共產帝國的一筆交易)。
所以如果從經濟危機的背景下去理解,魁北克最高法院的判決還是合情合理的----盡管並不符合西方一貫自譽的價值觀,畢竟價值觀不能當飯吃,變不成滿足學生需要的低學費(當然也包括加拿大廣播電台的經費)。假如最高法院不是這樣判決,站在抗議的學生和民眾一邊,哪麽在再也拿不出錢來的加拿大,誰又來為這場危機承擔責任?正如魁北克官方承認,他們之所以想通過緊急法迅速平息學潮,是擔心抗議示威可能衝擊經濟與觀光,特別是對於風景如詩如畫的省會魁北克和蒙特婁影響至深(不過埃及也是嚴重依賴旅遊業,為何沒有人替穆巴拉克提供這樣的理由?),以給處於困境中的加拿大經濟雪上加霜。
事實上,經濟危機隻是讓我們有機會看到了什麽是西方司法的獨立性,但實際上從製度設計上看,西方的司法體係本來就是限製民眾的,也就是防止暴民統治。民主製度下的“多數暴政”曾在人類曆史上多次上演。如古希臘時代就以反對民主(罪名之一)之名處死自己最偉大的智者蘇格拉底(在歐洲文化史上,他一直被看作是為追求真理而死的聖人)、法國1789年大革命時期的大恐怖(六到七萬各界精英被斷頭台處死,也包括著名的羅蘭夫人。法國當時不過2000萬人。美國革命家托馬斯·潘恩被捕但僥幸沒有被處死。還出現了“第一位現代獨裁者”羅伯斯庇爾)、以全民公投建立法蘭西第一和二帝國、納粹第三帝國的誕生等。
鑒於曆史上的諸多慘痛教訓,西方在製度設計上,既為防範出現暴君,也為防範出現暴民,設計了兩權或三權分立。其中行政權和立法權都由直接或間接選舉產生,但法官則是任命產生,而且是終身製。也就是說被認為一個社會最後底線的司法來講,民眾沒有任何染指的權利。所以,當魁北克政府迫於危機不得不提高大學學費而引發大規模的學生和社會抗議時,最高法院毫不猶豫的站在了政府一邊。
這一次魁北克最高法院違反自己的價值觀,走到人權委員會、學生和社會各界的對立麵,還有一個特殊的原因,就是擔心魁北克獨立勢力的崛起。既然瀕於破產的政府再也無法以妥協來平息學潮,哪隻有以強硬的行政、司法手段來解決(至於是否對學生動武,還要看事件的發展,假如學生燒警車、攻擊軍警人員和公共設施,動用軍隊鎮壓將不可避免。發生在倫敦的騷亂也差一點到了動用軍隊的地步)。假如現在執政的自由黨在這次持續一百多天的大博弈中敗北,漁翁得利的將是主張獨立的魁人黨。屆時魁北克獨立運動對處於困境的整個加拿大來說意味著什麽不言而喻。所以,自由黨政府才匆匆出台緊急法,最高法院也才迅速駁回社會各界的集體上訴。
經過幾輪的較量,現在合法的手段已經用盡,政府與司法聯手對學生說不,被激怒的學生則聲稱堅持到底。看來一場火星撞地球的慘烈碰撞將不可避免。屆時,西方將如何麵對魁北克之春的命運呢?當然從理論上講,學生仍然可以上訴到聯邦最高法院,但聯邦最高法院也將麵臨同樣的問題:要麽繼續維持低學費,要麽駁回學生上訴。我們也相信,隻要加拿大政府還有錢填的進去,這次危機就和1995年和2005年一樣迅速平息下去。而且加拿大做為西方七大工業國債務占GDP最低的國家,還是有這個能力的。隻是這種做法又能維持多久?而且聯邦政府為了製衡獨立勢力,已經令魁北克地區享受了過多的特殊政策。在魁北克還屬於加拿大發達地區,已經享有眾多特殊政策的情況下(不然的話,魁北克的學費不會一直維持全加拿大最低的水平),怎麽可能繼續增加呢?(這就如同沿海地區有經濟發展的特區政策,然後再享受貧困地區補助,能行的通嗎?)
從中國的角度看,這場百年一遇的經濟危機讓我們看到了西方包裝出來的價值觀的實質。如果迎合民眾,則西方永遠不可能走出危機,更有可能加速崩潰,到了哪個時候,西方的民主製度也就不複存在了。但如果罔顧民意,強行推進改革,則顯然又違其民主精神,民主現在就已經死亡。從目前看,西方顯然選擇了後者。魁北克最高法院形同放棄司法獨立、人權價值的判決也不過是這一思路的再現而已。
西方這場危機對未來中國的意義絕不隻是這些。顯然,西方這種模式的福利製度、以過度消費刺激增長的方式、缺乏製約的金融開放和放任的經濟自由化都不會再成為中國的選項。當然最重要的是,未來的中國政改之路不僅僅要限製政府的權力,還有民眾的權力。
最後,如果中國的自由派還願意反思,或者還有反思能力的話,麵對已經持續一百三十多天的魁北克之春,是不是應該明白一個社會的表達渠道、申訴機製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解決問題的能力。西方模式發展到今天,確實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瓶頸,而且到目前還沒有找到解決之道。而中國的許多問題固然現在還解決不了,但由於仍然處於上升期,隨著時間的推移,問題自然就會得到解決。還記得上世紀九十年代,鄉鎮基層由於提留問題,造成幹群關係極為緊張,經常發生暴力執法引發的農民自殺事件。在哪個條件下,確實無法解決、根除。但十年之後,隨著經濟發展和國力增強,別說提留、農業稅不複存在,政府還向農民提供資助。從而將問題徹底解決。今天的中國,問題的根本原因並不在表達機製層麵,而是還需要在穩定的環境下繼續發展。中國的自由派顯然是給中國開錯了藥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