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對外政策基石是“獨立自主”而非“不結盟”
2009年4月1日，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倫敦會見俄羅斯總統梅德韋傑夫。
近期，關於中俄結盟的聲音，在媒體上時有反映，這是由於人們意識到中俄兩國越來越多地麵臨共同的戰略壓力。也有人根據2011年9月國務院新聞辦發表的《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中“不同任何國家和國家集團結盟”的提法，認為中國奉行的是不結盟的外交政策，而中俄結盟的構想違背了這一政策。
這其實是對中國外交政策的一種誤讀。自上世紀50年代起中國政府奉行的是“獨立自主”而不是“不結盟”的外交政策。正因為此，中國當時並沒有參加尼赫魯、鐵托等發起的“不結盟運動”。20世紀8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鄧小平堅持的也是獨立自主而非不結盟的外交政策，他在黨的十二大上對這項政策作了全麵表述，他說：
“中國的事情要按照中國的情況來辦，要依靠中國人自己的力量來辦。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無論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我們的立足點。中國人民珍惜同其他國家和人民的友誼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經過長期奮鬥而得來的獨立自主權利。任何外國不要指望中國做他們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國會吞下損害我國利益的苦果。我們堅定不移地實行對外開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積極擴大對外交流。”（鄧小平：《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代表大會開幕詞》，《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頁。）
鄧小平同誌也曾在1985年8月會見坦桑尼亞總統尼雷爾時說：“我們現在奉行的是獨立自主的對外政策，不傾向於任何一個超級大國。誰搞霸權主義，就反對誰，誰願與我們友好，我們也願意與誰友好，但決不卷入任何集團，不同它們結盟。”（《鄧小平年譜》（1975～1979），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068頁。）鄧小平這裏的意思是說中國奉行的是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至於鄧小平說“決不卷入任何集團，不同它們結盟”，其意思也並不是說中國“不同任何國家和國家集團結盟”，更沒有中國“永遠不結盟”的意思，隻是說不與當時的“它們”即蘇聯集團或美國集團結盟。鄧小平同誌當然明白，結盟與否是中國人民“長期奮鬥而得來的獨立自主權利”，因而是不能隨便放棄的。至於是否需要結盟、或什麽時候以及在什麽程度上結盟，應視中國自身利益需要而定。
這樣理解鄧小平同誌關於“決不卷入任何集團，不同它們結盟”的表述，是符合曆史邏輯的。不然，就不能解釋20世紀50年代建立在《中蘇友好互助條約》基礎上的中蘇關係、以及1961年簽訂且保持有效至今的《中朝友好互助條約》及建立其上的中朝關係的合理性。
曆史經驗表明，在大國博弈中明確承諾自己“永遠不結盟”，無異於戰事未開先自掘墳墓。二戰中，不與美蘇英結盟，中國今天就不可能有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席位；新中國建國初不與蘇聯結盟，新中國就可能在美蔣合擊中倒下；改革開放之初，如果不與美國結成較緊密的外交關係，在北方蘇聯大兵壓境的情況下，中國至今可能還在“備戰備荒”。因此，在美國已揮師來到太平洋並明確宣布“重返東亞”的時候，我們目前不宜作出宋襄公式的“不同任何國家和國家集團結盟”和“永遠不結盟”承諾。
中俄結盟是為了捍衛雅爾塔和平框架
雅爾塔會議遺址裏瓦幾亞宮陳列的照片
結盟權是指國際法主體之間互相用條約約定彼此的權利和義務而結為盟友的權利，是主權國家天然具有因而是不能輕言放棄的外交權利。至於現在是否到了中俄結盟的時候，我認為至少到了可以考慮這個問題的時候，但應對它的範圍、任務和目標予以限定。
在考慮這個問題之前，需要先明確目前遠東和平所依據的法律體係。我們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世界和平主要是由美國、蘇聯和中國等戰勝國共同建立的雅爾塔體係確立的，其目的是防止德國和日本的軍國主義複活。蘇聯解體後，雅爾塔體係的歐洲部分已經解體，而在遠東地區則大體保存並在發揮著防止日本軍國主義複活、維護遠東和平的積極作用。目前已宣稱“重返東亞”的美國已有退出遠東雅爾塔體係的傾向。為了阻止這種傾向的加劇，中俄有必要將以前的“戰略夥伴關係”向更為緊密的戰略盟友關係推進，但其目的不是打倒美國，而是在捍衛雅爾塔法律體係賦予本國——比如中國對台灣的主權——利益的前提下，拉住美國以共同維護二戰後由三國在雅爾塔條約中確立的遠東和平格局。
20世紀40年代末出現冷戰，與當時日美同盟一樣，中蘇結盟是針對“冷戰”，而冷戰卻不是發生在雅爾塔框架外的行為，隻是在雅爾塔法律框架下的戰勝國內部利益的調整，其各方訴求並沒有超出雅爾塔格局。比如說，美國和日本，蘇聯和中國已結成戰略盟友，但美國在北方四島上不排斥蘇聯占領，蘇聯在衝繩問題上不排斥美國占領，而蘇聯和美國均在台灣問題上承認中國主權。因為這些領土歸屬都是由開羅會議、德黑蘭會議和雅爾塔會議所確立的一係列原則規定的。在歐洲地區，美蘇的冷戰最初也沒有破壞雅爾塔格局，例如，在1956年蘇伊士運河事件中，美蘇聯手將英法趕出地中海，而在同一時期發生的波匈事件，美國隻是與歐洲一起向波匈自由派一方表示聲援，甚至在蘇聯軍隊開入這兩國時也沒有直接的物質乃至軍事支援，
從20世紀80年代起，歐洲雅爾塔格局發生了變化。這是由於蘇聯與美國之間原本是“周瑜打黃蓋”式的冷戰，在勃列日涅夫時期出現了失控：蘇聯要將美國全麵趕出印度洋。這逼使美國在裏根時期下決心退出並放棄雅爾塔格局。此後，美國直接支持波蘭動亂，逼使蘇聯放棄華約和東歐社會主義陣營。90年代初蘇聯解體，標誌著雅爾塔體係中的歐洲格局消失。在此後的曆史時期裏，歐洲大陸在美國的幫助下恢複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凡爾賽體係”，北約介入利比亞內戰的成功，標誌著宥於歐洲大陸的凡爾賽體係首次向海外拓展。
蘇聯倒下後，俄羅斯繼承了蘇聯在雅爾塔體係中的遠東權利。目前在這一地區的中、美、俄三家的矛盾中，中俄利益最為接近，中國和俄國與美國的矛盾，基本還是雅爾塔框架下的即美國遏製與俄中反遏製的冷戰矛盾，各方基本訴求仍未超出雅爾塔框架。
與美國在兩次世界大戰中均大獲其利的經驗不同，中國和俄國是第一次大戰後建立的“凡爾賽-華盛頓體係”的貢獻者和受害者，卻是第二次大戰後“雅爾塔體係”的貢獻者和受益者。所以中俄更珍惜並且願意維護這個和平體係。因此不管結盟與否，它們都不願放棄雅爾塔和平體係。中蘇結盟反對的是新冷戰中的美國而不是雅爾塔體係中的美國，約束的是日本軍國主義複活和美國退出並放棄雅爾塔和平體係的傾向；中國在其中捍衛的隻是雅爾塔和平體係賦予的利益，而不會提出超出雅爾塔法律框架的利益訴求。
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不僅是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的首要問題，同樣也是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理解國際關係的首要問題。
當年毛澤東在與蔣介石的鬥爭中將金門留給台灣，是為了不把台灣打出“一個中國”的格局；與此同理，今天我們反對美國，隻是為了捍衛我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雅爾塔和平體係賦予的中國國家利益，而不是為了將美國打出雅爾塔和平體係。如果不是這樣，而是有失分寸地一味為了反美而與俄國結盟，就會導致雅爾塔體係在遠東的崩潰。果真如此，那就意味著中俄美三國在雅爾塔體係中所取得的成果在法理上發生動搖，日本軍國主義，甚至歐洲就會坐收漁利。比如，日本之所以至今不敢直接修改阻止日本國家武裝化的憲法第九條，就是因為有雅爾塔法律體係及其支柱國家即中國、俄國，尤其是美國的製約。日本憲法第九條與雅爾塔體係的存在息息相關，它的動搖會導致日本本國的和平力量和亞洲國家對日本軍國主義的限製失去法律依據。日本軍國主義的最低目標是恢複20世紀20年代美日主導的遠東華盛頓體係，最高目標是恢複40年代由日本主導的“大東亞共榮圈”，而這些目標實現的前提，恰恰就是雅爾塔和平體係在遠東的終結。
中俄結盟在外交上要為美國留回轉餘地
2010年9月2日，中俄邊城共同舉行紀念二戰勝利65周年活動
由於美國、歐洲對中俄戰略空間的步步壓縮，近期出現了中俄結盟的呼籲；這與20世紀末歐美結盟是由於蘇聯對美國的步步緊逼一樣。
外交失度是國際關係失控的重要原因。20世紀70年代末，美國總統卡特曾給蘇聯一定的信任，放緩與蘇聯全球爭霸的步伐，結果差點被蘇聯趕出印度洋，這導致美國裏根時期外交對蘇聯的更強烈的反彈，並因此毀掉了歐洲的雅爾塔體係。20世紀末和21世紀初，俄羅斯人和中國人曾經一度試圖信任西方，希望它們能汲取世界大戰的教訓，更好地領導世界，但是中俄的善意卻一再被辜負。戈爾巴喬夫最相信美國，主動解散華約，自覺放棄共產黨的領導權，給予西方以完全的信任，結果換來的卻是海灣戰爭和歐盟出現。葉利欽又相信美國，結果換來的是科索沃戰爭和波蘭、捷克、匈牙利加入北約。到了普京時代，俄國在反恐問題上又對美國予以信任，美國在發動阿富汗戰爭之後，又聯手北約發動伊拉克戰爭和利比亞戰爭，現在西方的目標又逼近敘利亞和伊朗。中國在改革開放後也曾長期給予美國以同樣的信任，結果不僅沒有換來和平，反而迎來了美國大兵“重返亞太”和2010年以來美國聯合盟國在中國沿海頻頻軍演。美國和西方對中俄信任的一再透支，這逼迫中俄從戰略夥伴關係向戰略盟友關係進一步推進。
盡管如此，我們在國家戰略的設計時不能忘記哲學。“上坡最難下坡處”，戰略設計最難點不在於如何進攻而在於如何收手。可喜的是，目前的中俄政治家在這方麵已表現出相當的智慧並作出了相當的努力。
2010年9月27日，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同俄羅斯總統梅德韋傑夫舉行會談，雙方發表了《中俄兩國元首關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65周年聯合聲明》，呼籲美國“應永遠銘記這一悲劇及其原因和教訓，以避免毀滅人類文明的災難再次發生”。並向美國再次表達共同維護雅爾塔體製的期盼，同時也善意地給美國回歸雅爾塔體製留下相當的餘地。聲明表示：“在這場戰爭中，中俄兩國人民承受了法西斯和軍國主義的主要進攻，經曆了最殘酷的考驗，付出了最為慘重的傷亡，承擔了抗擊侵略者的重任，並取得了最後勝利。法西斯和軍國主義勢力處心積慮地要征服和奴役我們兩國、其他國家和整片大陸，中俄兩國永遠不會忘記那些製止這兩股勢力的人們的功勳。兩國人民將緬懷和紀念來自盟國和所有為了捍衛生命和自由同我們並肩戰鬥的人。”
令人擔憂的是，目前的美國在亞洲已有擺脫雅爾塔體係的傾向，這是美國外交有失哲學的表現。美國人應當明白，昨天英德曾經死掐導致凡爾賽體係在大戰中毀滅和美蘇取代歐洲的後果，今天如果美國真要與中俄死掐，必然是兩敗俱傷，隨之而來的是歐洲又重新取得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失去的世界霸權；在遠東地區，日本軍國主義在歐洲的扶持下將會東山再起。而這一切對中、俄、美三國將是無可彌補的災難，屆時美國不要指望歐洲仍會唯美國馬首是瞻，日本對於曾向它投放原子彈的國家更不會手下留情。
黑格爾說：“哲學也必須在有國家生活的地方才能夠出現。”黑格爾這裏說的“國家”指的是民族國家，而不是資本國家。今天的美國從民族主義國家異化為華爾街金融資本國家。今天的美國外交的決策權已不在白宮而在華爾街。這樣美國已很難執行有哲學高度的民族主義的外交政策：別說不打仗，就是少打仗都不行。國內實業很難恢複，而沒有實業，美利堅民族就失去了存在的經濟基礎；與當年古羅馬的衰落的情形相似，美元依賴石油、石油依靠戰爭——在古羅馬是國民生存依賴源源不斷的外來奴隸勞動，而奴隸供給則需要不斷的戰爭。石油美元而非實業美元已將美國與戰爭捆邦在一起並不得不與戰爭共存亡；今天美國的衰敗不是由於經濟的滑落而是由於戰爭的失敗。2011年美國人民的“占領華爾街”運動，說明美國民眾發現問題所在，他們正試圖從少數金融家手中救回自己的國家。
目前的美國已進入金融寡頭而非實業民族資本的統治的金融帝國主義曆史時期，其外交已成金融增值而非民族利益實現的工具，其思維已失去了民族主義理性。在這樣的條件下，我們也不排除美國出現用國家自毀即與中國和俄國石玉俱碎的極端方式推行有利於金融資本利益的外交政策。在這樣的條件下，中俄兩國就更要聯手一致，相互依靠，有理、有利、有節地為保衛兩國的安全及遠東和平而誓死努力；這時，中俄結盟對於兩國人民來說就有了生死存亡的意義。
即使如此，中俄在爭取維護雅爾塔框架的戰略利益的前提下，也不要重蹈歐洲二戰前德英衝突和二戰後蘇美衝突失度導致的國際體係失控的悲劇，還是應該在外交上盡可能給美國回歸雅爾塔體係留有空間。
曆史的經驗值得注意。當年，即使在美國已介入朝鮮內戰的嚴峻時刻，中國依然派出的是“誌願軍”而非“中國人民解放軍”，以此回避了中美之間的國家宣戰，這為美國1953年從朝鮮收場留下了足夠的餘地。習近平近期的訪美，在宣稱中國的戰略利益的同時，也力圖穩定中美關係，加強與美國合作，情同此理。
在俄國，普京在即將到來的俄羅斯大選中勝出應沒有懸念。普京是一位有曆史感和政治哲學的政治家，2011年10月18日，他在接受采訪時表示：“我一生都練習東方搏擊術，我在對待夥伴關係上已經有了一定的哲學：不論他是什麽樣的，都需要尊重他。”他指出，這不僅出於對全人類的考慮，而且也出於務實考慮。俄羅斯未來由普京掌舵，將有利中俄戰略合作建立在良好的哲學基礎之上。
也有人認為俄羅斯在曆史上反複無常不值得信任，或者俄羅斯當前政治製度和中國已有很大不同，沒有建立共識的認知基礎。其實，對大國結盟起到決定性作用的並不是意識形態的異同，而是國家利益有多大的交匯點。沙特是君主製國家，與美國的意識形態截然不同，但是為了石油利潤，雙方就結成了戰略盟友關係。
21世紀的國際社會仍沒有脫離叢林狀態，今天中俄的共同利益的交匯點顯然高於分歧，加上俄國領導人已汲取以往左右極端外交失敗的教訓，其政治經驗已日益成熟。麵對共同的戰略壓力，中俄深化戰略盟友關係，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