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魯鄭：2012-02-04
從西方醜聞看中國崛起
在法國十多年，發現有兩多：一是罷工遊行多，二是震撼性的醜聞多。特別是2011年，經濟危機繼續以更大的威力橫掃歐美，歐洲罷工不僅規模大，而且日益暴力化，不少國家的領導人也和中東的獨裁者們一樣被席卷而去。美國則演變成持久的“占領”運動。至於醜聞，更不是同凡響：事涉英美兩國政、經、警、媒的竊聽門、西方文明培育出的政治精英----世界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法國總統大選候選人支持度最高的卡恩強奸門。當然立場不同，對這“兩多”理解也不同。自由派人士認為這是西方製度優質性的體現：工人有自由，政治人物受監督。左派自然認為這是西方腐朽和沒落的表現。不過我個人還是認為，一個國家罷工如此頻繁，醜聞如此猛烈，應該是製度出了問題，特別矛盾的是，既然監督如此健全，何以這些精英人物就是不怕而醜聞越來越多呢？
由於西方的醜聞太多，久居法國的華人也日益麻木。不過，最近在西方發生的兩起醜聞，卻不由得引起海內外華人的特殊關注。因為這兩起醜聞均和中國有關，確切的說是和學漢語有關。
這一次醜聞的主角還是英、美兩國。當事人也都是民主製度下產生出來的高官：一是紐約市市長、一是英國的文化大臣。這兩位高官也都富甲天下，但卻涉嫌花公款去學漢語。當然醜聞發生後，當事人均振振有詞：英國的文化大臣傑裏米亨特堅決否認是因為娶了一位中國太太才學漢語，更不是為了討好嶽父，而是“有益於歡迎中國總理溫家寶訪英”----照此說來，每年這麽多國家領導人訪問英國，這些大臣們可真是太辛苦了。據說，西方都是有了錢才搞政治，所以才廉潔。中國則是曆代人人都有機會搞政治，所以腐敗嚴重。看來這個結論下的過早。
雖然是醜聞，但中國人的感覺還是自豪的成份多。漢語這門世界上號稱最難學的語言----法語有一句習語，凡是搞不懂的事情一律稱之為“這是中國話”，竟能引得西方高官競折腰。不過客觀說來，這兩起醜聞不過是日益升溫的“漢語熱”大潮中的一朵浪花而已。在今天的法國，漢語已超過阿拉伯語和俄語成為第三大外語。這背後的奧妙，自然是中國的崛起。這正如法國《費加羅報》的評論說：“假如在10年以前，一個中學生選中文課，或者是出於文化因素或者出於向往異國情調，今天選擇學中文壓倒一切的理由是經濟因素。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現在已超過美英成為歐洲人第一大前往工作、學習或投資的地方，同時也是法國工程師學院和商學院學生優先選擇實習的國家之一。”
當然中國的崛起，全球任何一個人、任何一個角落都能感受的到。英國《經濟學人》最新一期推出中國特別報道，並聲稱這是自1947年如此報道美國以來，第二次以同樣的方式報道另一個國家。根本的原因，仍然是中國的經濟成功及其令人生畏的依然高速增長的實力。奧巴馬剛入主白宮的時候，還信誓旦旦，美國絕不做老二。結果，在發表第一任期最後一次國情谘文前，他接受時代雜誌專訪，承認中國成為全球最大經濟體“這幾乎是無可避免的”。看來，當他真正開始領導這個國家並對之有一個全麵、真實的認識之後，才會得出客觀的結論。
盡管中國的迅速發展如此持久和著有成效，但令人奇怪的是似乎並沒有得到西方心服口服的認同。原因之一，就是中國成功的方式和它們奉為圭臬的金科玉律“民主加市場經濟”不同。我雖然不讚同西方的態度，但以自己在西方的生活經驗，還是能有所理解。中國信奉的是“黑貓白貓”，是“三個有利於”，甚至都可以打左燈往右拐，檢驗的標準就是實踐。隻要經濟能發展、提高生活水平、消除貧困，什麽方式並不重要。而反觀西方，其文明源頭上就好抽象的較真。比如他們就曾為了耶穌究竟是有神性，還是有人性或者是人、神雙性而分成不同的派別大打出手。
不過，做為一名中國人，難以理解的是不少自由派學者對中國經濟發展的解讀。
美國耶魯大學管理學學院金融經濟學教授陳誌武先生，就認為中國的經濟成就是“建立在成熟的現代工業技術和自由貿易體係之上的”。這是一個“基礎性條件”。“今天中國GDP的85%左右來自現代工業和服務業，包括能源、金融、運輸業、互聯網、電腦等，而它們無不是來自於西方；中國的產品能流通於全世界，也離不開由西方建立的自由貿易體係。”於是他得出這樣一個驚人的結論“與其說中國經濟奇跡是中國人自己的，不如說是世界現代化發展的結果”。
清華大學的曆史學教授秦暉先生的觀點更為有名：“中國如果不搞全球化，就相當於朝鮮，不可能有什麽奇跡；如果不是低人權，也就相當於現在的東歐國家，也不會有太大的奇跡——全球化和低人權這兩個加在一起，就有了奇跡。中國經濟奇跡的終極因素，就是兩個：圈地運動，農民工。”秦暉先生的低人權成本是指工勞工階層缺乏和資本討價還價的能力，所以工資被人為壓低。不過他可能忘記了，中國雖然要素市場如土地還沒有完全開放，但在產品和勞工方麵早已完全市場化。當中國來到劉易拐點的時候，勞動力成本就急劇上升。這就是為什麽自2004年至今，農民工工資連續八年迅速上漲。從根本上講，這是一個市場供求問題，而不是政治層麵的人權問題。
其實不管哪種觀點，有一種共性，他們都有意或無意忽視了一點：即製度的作用。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確實包含許多因素：勞動力、土地、資金、資源等。但能使各要素有機、合理的發生作用，還是取決於製度安排。這就是為什麽同樣一個中國，前後三十年的基本國情和自然稟賦並無質的差異，但發展程度卻有天壤之別。
放眼今天的世界，有通過投票的方式定期更換政黨和領導人的西方製度模式（議會製和總統製），也有既不換人也不換黨的中東模式（共和製與君主製，不過令人感到奇特的是，君主製都成功的度過了阿拉伯革命的衝擊，而共和製國家紛紛垮台）。而唯獨中國與眾不同，采取了一種既有別於西方，也有別於阿拉伯世界的製度模式：定期的換人而不換黨。
西方製度的弊端在這次經濟危機中暴露無遺。民主製度的運作成本過高，需要全國動員，耗時、耗資巨大。而且領導人產生後，其委托代理成本過高：領導人不過四年或八年的任期，追求短期效應，甚至貪汙自肥。此外民主製度要求大眾參與，從而使得政治平庸化，也很難產生優秀的領導人。同時為滿足大眾的福利貪欲，國家債台高築，嚴重的甚至導致國家破產、社會動蕩。這就是今天西方的現實。而這種競爭性的政黨政治，極易演變為政黨不斷惡鬥、效率低下，政黨利益高於國家利益，無法滿足必須迅速決策的全球化時代的要求。如果說北京模式是否能夠持續是西方世界的普遍質疑，但西方目前的模式不可持續已成為共識。
究竟西方這套製度現狀如何，不妨參看一下政治精英和民眾的認知。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前猶太州長、駐華大使洪博培在退出黨內初選時發表這樣的聲明：“這次競選是為了加強美國的領導，必須有大膽的想法，但實際上競選卻墮落成消極的人身攻擊。這樣的競選不僅對美國人民是不值得的，而且對目前美國所麵臨的嚴重形勢也是不值得的。”2012年新年過後進行的民意調查顯示，人們對經濟、國家的方向和國會的表現普遍抱悲觀的態度，80%的人描述經濟狀況相當或非常壞。65%的人說國家正在錯誤的軌道上，而隻有29%的人說，國家朝著正確的方向發展。國會和總統不同，是由選民直選產生的，但12%的人認同國會的表現，80%的人不認同。西方的問題，正如德國總理默克爾在達沃斯論壇上所公開講的：“財政緊縮並不是根治債務危機的根本方法，歐元區擺脫當前困境還需依靠積極的就業政策和政治體製改革。”
中國模式則在這場號稱百年一遇的經濟危機考驗下，讓世人看到了其強大的生命力----特別是沒有西方這套製度普遍存在的弊端。當然許多對中國模式持質疑態度的群體認為，中國模式的軟肋就是缺乏監督，難免會出現濫用權力的現象。
確實，中國和西方不同，沒有反對黨的存在，沒有它們自稱的新聞自由。但這並不意味著可以得出“中國權力不受製約”的結論。
在西方這種多黨製模式下，出了問題既可以推到上一任執政黨身上，也可以推到在野黨的杯葛。比如台灣的民進黨八年，他們就認為國民黨掌控立法院，朝小野大，無法有效施政。國民黨執政後，又推脫民進黨八年執政造成的包袱過重。但在中國（大陸），出了任何問題都是執政黨負全責，根本沒有推脫的空間。這種壓力迫使執政黨不得不進行權力的自我約束，在使用權力上越來越謹慎，對民意的回應愈加迅速。最新的一例就是校車。校車是中國的一個新興事物，也是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標誌，但2011年各地發生多起校車車禍，引發全社會的關注和不滿。中央政府則迅速立法，尋求積極的解決之道。
其次，由於全球化和互聯網（手機）時代的到來，中國在內外都受到了有力的監督。互聯網和手機的普及，使得信息流通實現了瞬間化。中國國內的問題能得到及時的曝光，從而迫使執政黨采取更為透明和開放的治理方式，達到對權力的製約。全球化時代，使得世界可以更容易的圍觀中國，尤其是仍然主導全球秩序的西方。當然並非所有的國家可以受到西方如此不同的“關愛”，它必須具備三個條件。一是國家要足夠大，二是雙方體製不同，三是這個國家即使不是西方的敵人，但也沒有臣服於它。可以說，從全球的角度講，西方扮演了一個強有力的反對黨角色。而中國卻又無需付出多黨製的巨大成本和代價。
應該說，中國之所以成功，最根本的還是發展出了一套適合自己的製度。而這套製度又由於全球化和互聯網的作用，又在不付出相應成本的同時，兼具了西方製度的優點。當然任何製度都需要時時演變，相對而言，以實用理性為傳統的中國相對於更擅長抽象思辨的西方來講，更有光明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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